Risk-evaluation of Hi-tech Enterprise in the Process of Approaching Global Market

In the high technology industry, small and medium sized technology enterprises (SMSTEs) play a pivotal role in advancing the whole industr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y need to extend their scope of business activities beyond a national view and exploit international market actively to meet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that increase quickly in the form of allocating resources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world. However, the SMSTEs are also facing risks associated with themselv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exploiting international market owing to their own restrictions, so what they should do is to consider risk evaluations in exploiting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浅论国家环境权

随着全球环境的日益恶化和公民环保意识的不断增强，环境权理论迅速发展。国家环境权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权。在环境法理论逐步变革和权利内涵不断演进的趋势下，已成为法学界研究探讨的重要课题。通过分析国家环境权的国内、国际法律基础。论证了国家环境权的确立。利用类比的方法。阐述了国家环境权与其他宪法权利的不同之处。从权利义务的对等统一和国内国际两个层面。重新归纳了国家环境权的内容。初步构建了国家环境权的基本理论框架。     

植物遗传资源保护与利用的市场化机制和国际制度

随着植物物种资源的不断减少和因生物技术迅猛发展对植物遗传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 ,植物遗传资源正逐步由公共物品转变为稀缺物品。坚持《生物多样性公约》所确立的遗传资源效益公平分享原则 ,完善现有国际多边体系 ,促进以“遗传编码功能”价值概念和遗传资源保护效应“内部化”与“补偿”方案为基础的植物遗传资源市场化保护与利用机制的形成 ,建立“植物遗传资源交易所”和“生物多样性合作社” ,将有助于提高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保护植物遗传资源的积极性 ,实现全球植物遗传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综合福利视角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及国际比较

基于强可持续研究范式,以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运用两阶段网络Super-EBM模型进行绩效测算和评价,打开生态福利转化过程的“黑箱”,基于综合福利视角将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进一步分解为生态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效率,实证研究部分选取2006-201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的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水平进行纵向分析,与此同时,选取42个国家2014年的截面数据进行横向的国际对比研究。研究表明：（1）“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绩效（0.986）整体水平一般,均未实现DEA有效,但“十二五”期间已呈现出逐年改善的利好趋势。国际比较层面,瑞士（1.647）、印度尼西亚（1.365）、爱尔兰（1.039）依次排名前三位,中国（0.297）排名相对靠后,位列倒数第二。各国之间差异较大,总体上呈现出“OECD国家（0.677）最高、G20国家（0.611）次之、金砖国家（0.417）最低”的态势。（2）从分阶段效率来看,无论是纵向分析还是横向对比,均发现第一阶段的生态经济效率明显低于第二阶段的经济福利效率,生态经济效率偏低是导致生态文明建设绩效总体水平偏低的主要原因。（3）与传统的单阶段、径向或非径向DEA模型相比,两阶段网络Super-EBM模型综合考虑了径向和松弛变量问题,测算出来的效率值更为精确,能够更为客观地反映现实。同时,对于其他领域涉及两阶段或多阶段生产系统的效率或绩效评估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最后,根据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国际环境法中环境信息交流制度

环境信息国际交流制度，已成为国际环境法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其内容涉及各国和国际组织在这项交流中的地位，作用及机构，权利和义务，交流范围和形式，这项制度对有效保护人类环境发挥了多方面积极作用，在尊重各国主权，合作取得和共同享有，支持发展中国家参与交流原则基础上，这项制度将日益丰富，多样，完善。     

国际环境保护公约中技术转让障碍问题的探讨

随着世界各国对全球资源与环境问题认识的逐步提高 ,发展中国家必将签署越来越多的国际环境公约 ,参与到国际环境保护合作中。尽管许多国际环境公约都明确规定了发达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支持发展中国家保护环境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 ,但是实际履约过程中技术转让的问题并未得到良好的解决。论文将讨论国际环境公约履约中的技术转让障碍问题 ,并以中国履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 ,实施臭氧层保护行动过程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为例 ,对国际环境公约履行中技术转让障碍的原因及其后果进行分析 ,最后对发展中国家所应采取的立场和对策提出建议。     

浅析国际环境公约对石油工业的影响

随着人类环境意识、资源意识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国家签署了国际环境公约。中国石油企业若要进一步参与国际化竞争,在环境保护方面就势必面临更大的挑战与压力。对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塞尔公约、湿地公约、海洋环境保护公约以及酸雨问题等与石油工业相关的国际环境公约进行了分析及探讨,以期为石油工业适应环境保护工作发展的需要及提高国际竞争力制定相应对策提供参考。     

国外推进信息化建设经验对我国环境信息化建设的启示

本文介绍了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推进信息化建设的相关情况,并对他们的成功经验进行扼要总结,着重剖析了美国推进信息化建设的具体做法,国外实践表明,健全的信息化法律体系、恰当的体制安排、合理的组织结构及良好的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对推动我国环境信息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虚拟水贸易的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测算2005年、2007年与2010年3个年度中国虚拟水进出口贸易量,采用投入产出及IO-SDA等方法分解分析其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部门间用水系数差距都非常大,直接用水系数最大的农业部门857.9 t/万元(3年平均值,下同),与直接用水系数最小的部门差距达600倍之多。完全用水系数最大的也为农业部门1 078.7 t/万元,与完全用水系数最小的部门亦达113倍。各部门的完全用水系数和直接用水系数也存在较大不同,有些部门完全用水系数和直接用水系数差距很大,如服装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部门差距达115倍,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部门差距达618.5 t/万元;而有些部门差距非常小,如农业部门差距仅仅0.24倍,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部门差距仅为8.2 t/万元。虚拟水出口量和进口量分别从2005年的1 774.3亿t和1 378.7亿t增加到2010年的2 254.1亿t和1 836.5亿t,且出口量一直大于进口量。影响因素分解显示,在此期间,进出口规模的增加是虚拟水贸易量增加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出口规模合计为103 698.8×10~6t,进口规模合计为80 401.2×10~6t。进出口贸易结构的影响在不同部门间存在较大的差异。真实用水系数和真实中间投入技术是虚拟水贸易变化的主要负向因素,其中真实用水系数对虚拟水出口与进口的影响分别为-36 793.2×10~6t和-34 668.3×10~6t,真实中间投入技术对虚拟水出口与进口的影响分别为-1 719.7×10~6t和-1 660.8×10~6t,表明在此期间用水效率和中间投入效率都得到了改善。另外,直接用水系数和中间投入技术分解出的结构效应都不明显,中间投入进口比率效应也不明显。     

中国环境质量拐点:基于EKC的实证判断

促进环境质量改善是"十三五"时期实现绿色发展和最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和环境治理政策的强势推进,中国环境质量是否已经跨越峰值和进入持续改善的通道?本文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一理论工具,依据环境统计数据和国际经验事实判断中国是否到达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和具备促使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经济特征。首先,应用中国各省份1998—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人均收入水平与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关系进行回归拟合发现,人均烟粉尘排放自1998年以来持续下降,人均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均在"十二五"中前期到达峰值。大部分东部省份已经越过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拐点,但环境质量改善仍然缓慢。多数中部省份处于峰值阶段,而西部省份大都处于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恶化的矛盾阶段。其次,基于污染物排放的驱动因素框架,将中国当前的经济特征与美、日、韩三国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经验进行比较,结论表明中国目前已基本具备了跨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经济驱动条件,但是相对滞后的城镇化进程将会导致污染物排放峰值的扁平化和波动性。以主要污染物排放在2014年的基础上削减30%—40%作为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转折点判断,中国环境质量将在2025年左右趋于全面改善。最后,为了促进环境质量全面改善,认为应该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形势的不同,实施差别化环境治理政策。同时积极防范新一轮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风险,进一步强化区域环境污染的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