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3R”原则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探讨

目的分析"垃圾围村"的现状特征及原因,提出"3R"原则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为我国关中地区农村的生活垃圾处理提供参考。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实地访谈。结果村民环保意识欠缺,政府治理农村垃圾的缺位,缺乏垃圾治理制度体系的管理以及不完整的市场产业链均导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存在问题。结论"3R"原则即资源化、减量化、生态化的处理方式是解决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有效途径,能广泛应用于关中地区。     

社会监督、村规民约与农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参与行为——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关键一环,为提升其治理效果,需要引入村规民约和社会监督的双重力量,构建包括社会监督在内的完整规制体系.将村规民约与社会监督纳入到统一的分析框架,分析村规民约与社会监督对农民生活垃圾处理行为的影响,并在不同监督主体的情境下,分析村规民约对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的影响效果.结果 表明:(1)村规民约在促进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中起重要作用.其中,村规民约的惩戒规制机制作用显著,然而其价值导向和传递内化机制未能发挥应有功能,表明村规民约存在"相对性制度失灵"现象.(2)社会监督对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有正向影响.村干部、村民邻里和保洁员作为监督的中坚力量,其构成的社会监督网格能有效约束农民的垃圾处理行为,其中,村民邻里监督的效果最好.(3)社会监督在村规民约与农民参与生活垃圾集中处理行为间起着调节作用.社会监督由于集成了不同群体的优势特征,弥补了村规民约存在的缺陷,因而提高了村规民约对农民生活垃圾收集处理行为的约束力.     

关于农村居民环境意识的探讨

本文以山东省典型村庄为例,从环保认知程度、环保知识获取途径、环保参与意愿及环境行为等方面分析了农村居民环境意识现状及其主要影响因素,提出了提高农村居民环境意识、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对策途径。     

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响应机理及决策因素分析

农村垃圾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满足农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响应及程度将直接影响农村垃圾治理成效.基于989份农户调查数据,将个体内在感知层面的环境责任感、政策认知和外在关系层面的制度信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探究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的影响机理,并利用双栏模型(DH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农户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7.62～16.42元/月·户,对农村生产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134.62～435.08元/hm2·季;(2)环境责任感和政策认知正向影响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生活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政策认知还对农户农村生产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3)制度信任直接影响农户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同时还正向调节农户政策认知和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并在环境责任感和垃圾治理投资意愿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建议在完善农村垃圾治理政策的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农户对相关环境政策的了解度,增强农户环境责任感,从而激发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积极性.     

城乡一体化导向的生活垃圾统筹治理研究

目前,生活垃圾对我国城乡的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城乡居民身体健康、农产品质量安全等造成的严重危害,制约了城乡的可持续发展,阻碍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面对"垃圾围城"、"垃圾围村"的严峻形势,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分析了城乡一体化导向的实质及统筹治理的特点。从统筹治理主体的缺位、立法过于倾向于城市、环卫基础设施缺乏城乡一体化规划、缺乏统筹治理协调机制、公众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不一致五个方面指出城乡生活垃圾统筹治理的困境,并提出城乡生活垃圾统筹治理的有效策略:明确统筹治理主体,实现城乡生活垃圾统一监管;完善生活垃圾治理相关法律制度,使立法倾向趋于平衡;保障资金投入,实现城乡环卫基础设施统一规划布局;建立城乡生活垃圾统筹治理长效机制;加强环境教育,促进城乡居民环境行为与环境意识的统一,以法律制度保障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     

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基于选择实验法的阳光堆肥房农户合作偏好

基于农户偏好设计合理的阳光堆肥房合作模式是促进农户参与合作的关键,也是农村生活垃圾末端分类治理的重要保障。运用选择实验法设计了由参与合作户数、退出合作灵活性、距离、技术支持及政府补贴5个属性构成的阳光堆肥房农户合作实验情境,结合陕西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通过RPL模型估计了反映农户偏好的合作模式。结果表明:(1)政府补贴可以有效提升阳光堆肥房的农户合作意愿。(2)农户偏好于参与合作户数较多、合作灵活性较高、距离村子较近以及相关部门提供技术支持的阳光堆肥房合作模式。(3)年轻、受教育程度高、具有村干部或党员身份、环境关心水平高、社会网络广、社会信任以及社会规范程度高的农户参与阳光堆肥房的合作意愿更强。据此建议:有效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通过适当的政府补贴调动农户参与环保公共物品合作供给的积极性。充分考虑农户诉求及偏好,设计合理的农村环保公共物品的农户合作模式。积极鼓励村干部、党员以及文化程度高的年轻骨干带头示范,发挥他们的榜样先锋作用及层级带动效应。依托电视广播、网络微信、墙体板报等宣传手段提高农户环境关心水平,进而提升农户环保事业的合作意愿。借助农村信息交流渠道增强农户交往频率,利用基层组织强化村庄行为规范及道德准则,提升农户之间的信任程度,从而促进农户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推动农村环保公共物品的合作供给。     

基于价值共创的垃圾处理服务变革和社会营销策略

垃圾分类处理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目前,我国多个城市都对垃圾处理服务变革方式进行了探索,并陆续开展了城市垃圾分类试点工作,但成效甚微。本研究在价值共创理念的基础上,探讨民众在垃圾处理服务变革中的感知价值类型,并分析价值感知的前因和结果变量在其中的作用,即观察价值影响因素、民众感知价值和其支持行为之间的关系。通过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法,本项研究发现,民众的感知价值包含功能价值、社交价值、利他价值三个类型,感知价值能有效增强民众对垃圾分类政策的支持行为。政府与市民的双向沟通、服务变革的实施环境氛围、民众对服务变革的公平感知及其变革意识,可以提升民众的感知价值。最后,研究提出了推进垃圾处理服务变革的社会营销策略,建议政府明确各方定位,并进一步完善垃圾分类制度方案,实现精细化城市管理,着力提升垃圾分类服务变革的功能价值、社交价值和利他价值,调动民众积极参与,同时重视民众公平感知,维护价值共创。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决策研究

推进农户应用清洁能源对于促进农村生态建设至关重要。本文将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视为是一个"外部情境因素-内部心理因素-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的过程,基于环境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构建出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利用江西省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农户购买行为和使用行为两个维度,研究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情境因素(经济激励政策、自愿活动、宣传教育、清洁能源产品属性)以农户感知为中介,进而正向影响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从众心理、行为便利性直接正向影响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生态价值观和感知因素在经济激励政策与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行为便利对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有直接正向影响;相对于经济激励政策,农户自愿活动对提升农户生态价值观会更有效;在影响农户感知的四个情景因素(经济激励政策、自愿活动、宣传教育、清洁能源产品属性)中,自愿活动对农户感知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对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经济激励政策,对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行为便利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要扩大清洁能源产品补贴的范围,加大农户购买清洁能源产品的补贴力度,降低农户购买清洁能源产品的成本;加强清洁能源知识、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提升农村居民的环境责任感,增强农村居民的生态环境价值观;完善农村清洁能源应用服务体系,提升农户应用清洁能源的易用性感知;充分发挥清洁能源示范村的辐射效应,增强农户应用清洁能源有用性感知;引导基层村干部、党员或环保意识强的农户率先应用清洁能源,在从众心理作用下,促使更多的农户应用清洁能源。     

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影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提速,我国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之前较多的研究关注了城镇化对于我国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而较少有研究者从城镇化影响进城人口环保行为的微观视角来探讨城镇化对于降低环境压力的正向效应。采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3年数据,本研究通过比较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环保行为的差异验证了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影响,考虑到由选择性误差引起的内生性问题,本研究采用倾向值匹配的方法对内生性问题进行了修正,结果支持城镇化对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改善效应。另外,本研究发现进城农民和留守农民在私人领域的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大,而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程度差距较小。最后本研究提出了两个城镇化影响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中间机制并进行了初步验证:一是农村户籍居民进城后通过媒体接触,与城市居民互动获得更多环境知识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二是农民通过改善了环境关注水平,环境重要性认知等环境态度进而改善自身环保行为。本研究认为城镇化对于进城农民环保行为的正向影响对于降低城市环境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公共决策部门应继续利用城市载体对规模人群的辐射效应,并不断通过政府引导、媒体宣传和社会参与来提升公众环保意识,营造出全民保护环境的城市社会环境进而不断改善公众环保行为。另外,针对进城农民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参与率较低的现状,城市政府既要不断提升进城农民的城市融入水平以改善进城农民对融入城市的环境关心水平,也应不断健全公共领域环保行为的参与机制以保障其参与渠道畅通。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互动模型构建

城市生活垃圾问题是21世纪最重要的环境问题之一,甚至已成为人们生活的公害。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是21世纪最有前景的产业之一,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也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文明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历经20多年的发展,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但相比日趋严重的生活垃圾问题和数量庞大的生活垃圾产量,仅凭政府的力量无法保障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管理目标的实现,因而有必要借助公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力量的加入。该文基于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互动关系的现实基础分析,剖析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的演变及特征,分析了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各个阶段公众参与管理与政府管制互动模型,并衍生到分析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收集、运营及处理的三大环节。同时,根据公众参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不同程度以及政府管制程度的强弱,构建公众参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三种模型,即公众诱导式参与模型、公众合作式参与模型和公众自主式参与模型,分析了三种模型的特点、优缺点及各利益主体的职责,以梳理解决城市生活垃圾管理问题中政府和公众的职责,推动政府和公众的互动合作,改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促进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目标的实现。     

人口增长、收入水平与城市环境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备受关注。本文以城镇居民生活垃圾污染行为为起点,通过比较居民与政府目标函数,首先从理论上做出判断,城镇人口数量增加以及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均会导致城市生活垃圾数量增长,从而对城市环境产生影响。随后,进一步采取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以我国2004-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的角度对我国城镇人口增长、居民收入水平与城市环境间的关系进行计量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数量分别与城镇人口增长、居民收入水平间存在着长期正向协整关系,即在我国城镇化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城市生活垃圾数量的增长以及对城市环境的污染存在着内在必然性;另外,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数量的自发增长对平均增长的偏离逐年下降,可见,存在政策、制度、行为等外生因素抑制我国城市生活垃圾数量的增长。最后,文章从生活垃圾控制和处理的角度,就改善我国城市环境和促进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的演化博弈分析

新常态下,我国环境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农村水环境也存在着"边治理、边污染"和地方政府监管乏力问题,究其根源是缺乏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内生机制,在中央政府投入大量精力、财力的同时,其他利益相关主体却存在不同利益诉求和行为导向冲突,因而厘清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的主体博弈关系有助于突破此现实困境,形成良好的行动机制。本文利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企业和农户三方博弈主体在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中的演化过程。研究结果表明,系统演化具有多重复杂情景,在良好的演化情景下,只要农户参与治理的意愿高,地方政府最终将趋向于引导行动,企业也相应选择净化策略,三方实现共同治理,农村水环境质量将得到显著改善;相反地,在不良演化情景下,即使农户愿意参与治理、或企业愿意采取净化策略,都无法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系统中其他主体的响应,系统将锁定于不良状态,最终造成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地悲剧";在一般情景下,通过调节各方策略的参数值,发现只要地方政府和企业联合起来致力于通过一系列引导和扶持策略保障农户从参与农村水环境治理中获得切实利益,可使系统跳出不良状态,形成三方共同治理的良好局面。实例分析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只要政府和企业联合行动以切实保障农户的利益,就有利于促进农村水环境质量提升。据此提出促进三方共同参与、保障农户利益的农村水环境治理行动对策建议。     

农户经营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影响研究

农户生产经营行为关系到生产资源的合理利用与配置,影响到农村生态系统保护及其可持续发展。本研究以武汉城市圈及长株潭城市群内的650个农户为有效样本,分析了农户经营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及其五种表现形式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劳动力投入行为中收入来源、家庭人均收入对农业面源污染有显著负面影响,家庭常住人口、家庭人均年收入对生活垃圾污染分别有显著正、负面影响;②农户文化程度越高,越能认识到农村生态环境污染问题;③经营规模越大,农业面源污染越严重,而对其它四类表现形式影响不显著;④农业投资力度越大,为提高产量而会造成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及水质污染;⑤农户经营组织行为中,有机肥施用行为会造成农业面源污染,这些未施用的有机肥又会加剧生活垃圾污染,而且有机肥使用越多,农业面源污染及水质污染也就变弱。另外,参加技术培训会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和水质污染。可见,农户经营行为更多地是在影响农村生态环境中的农业面源污染、水质污染及生活垃圾污染,对空气噪音污染及工业转嫁污染的影响并不明显。     

地方依恋有助于提高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吗?——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从人地关系视角探讨农户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对剖析农村环境治理难题意义重大。以湖北省为例,利用1074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从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人地关系出发,探讨了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法(IV-Oprobit)进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整体一般,通过提高农户对村庄的依恋水平,可显著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具体而言,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可使其环境治理“非常愿意”参与的概率提升35.51%。②社会信任在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中发挥显著的调节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会随着农户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地方依恋能够显著增强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从而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即社会信任是地方依恋影响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重要传导中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3.37%。③代际差异分析表明,在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群体中,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均显著。此外,性别、环保意识和环保态度等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也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和文化建设等,不断增强农户的村庄认同感和依恋感,进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提升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水平。     

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省1007个农户调研数据

基于湖北省1 007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从主人翁意识、村庄认同、村庄喜爱、事务关心和村庄依恋5个维度,探讨了农户的村庄归属感对其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1)98.42%的农户参与了环境治理,但参与2种或以上环境治理行为的农户仅占29.60%,参与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2)当前农户的村庄归属感普遍较高,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3)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主人翁意识越强、对村庄的认同感越高、对村庄的喜爱程度越深、对村庄事务越关心、对村庄的依恋程度越高的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可能性越大;(4)农户个体特质能够调节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当农户为女性、年老、高学历、居住时间长及大姓时,村庄归属感对其环境治理行为的作用更大。据此,除了继续优化常规经济、制度手段外,还应注重培育与强化归属感这一内在的激励机制,以推动农户环境治理行动,进而实现生态宜居农村的目标。     

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再论析:元治理视域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实现农村环境的有效治理,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无论学者如何强调PPP模式的意义、如何强调社会公众以及社会组织的作用,研究最后基本都会指向政府责任。本论文的创新之处就在于重新强调农村环境治理中的政府责任,特别是将其置于元治理视域下进行论析。元治理即治理的治理,元治理并不排斥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但更加重视和强调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根据元治理理论,政府在农村环境治理中的责任可以界定为:农村环境治理成本的承担者和多元治理体系的构建者,PPP模式的设计和监督者,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者和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者。当前,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担当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府农村环境治理投入不足和治理体系不完善、PPP模式中政府监督责任弱化、对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支持不足以及对农民参与治理的引导不够。元治理视域下农村环境治理中政府责任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承担起最主要治理主体责任,而且需要政府积极引领其他主体参与到农村环境治理中来,形成治理合力。具体而言,应以财政投入增加和多元治理体系构建实现政府最主要主体责任,同时,政府应以监督责任强化为重点保障PPP模式实施,以发展能力提升积极支持社会组织参与,以环境意识和制度信任水平提高等引导农民参与。     

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行为分析 ——基于认同、人际与制度三维视角

利用湖北省603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通过纳入农村熟人社会情境因素,构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的三维分析框架,探讨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均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人际信任在群体认同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同时,群体认同在制度信任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间起着负向的调节作用。（3）在纳入群体认同的情况下,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其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起着相反的作用,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基于此,通过营造一种互惠互利的社会风尚,让生态治理政策的内容和村集体行动更能够契合广大农户的意愿及体现村民的意志,可以提高农户村域生态治理的参与度。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生活用水研究

目前,我国有关农村居民生活用水的系统研究相当缺乏。对地处上海市浦东快速城市化区域的8个村庄进行随机入户调查。在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系统研究当地农民的生活用水行为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被访农民普遍认为自来水价格过高。家庭收入水平是决定被访农民对水价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2）自来水价格主要对农户的洗衣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认为自来水价格高的农户更倾向于用井水洗衣。（3）影响农户自来水用水量的显著变量包括：农户家庭常住人口、自来水价格、洗衣水源和洗澡方式。（4）被访农民普遍具有节水意识,但大都局限于“节约使用自来水,减少自来水水费”这个层面。提高农民的水污染控制和水资源保护意识,正确引导其井水抽取和生活污水排放行为,促进农村污水收集和治理项目的普及和正常运行,以及完善地下水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机制是现阶段当地保障农村生活用水安全的工作重点     

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演化仿真研究

近年来,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崛起,快递废弃物激增所带来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程度日趋严重,营建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促进快递废弃物循环使用的呼声日益急促。快递废弃物的循环使用涉及到多方利益相关者,本文基于利益主体协同演化视角,分别构建未引入政府约束机制和引入政府约束机制的"快递企业-消费者"演化博弈模型,借以探索政府、消费者及快递企业在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营建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借助复制动态方程得到利益相关方的演化稳定策略和规律,并进一步应用MATLAB仿真工具进行仿真模拟,研究结果表明:未引入政府约束机制下,博弈系统难以依靠市场调节快速演化到理想状态,快递企业和消费者会反复权衡参与营建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的收益和成本,根据净收益进行策略选择,当二者净收益大于0时,博弈系统会逐渐演化为理想状态,反之,博弈系统则会逐渐演化为不良状态。引入政府约束机制可以快速的引导快递企业和消费者向理想状态演化,加大对快递企业营建回收产业链的补贴力度以及对营建回收产业链怠工的罚款程度能够促进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营建的快速高效执行。本文的研究对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的营建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1从政府的角度出发,快递废弃物回收产业链的成功营建能够带来社会环境资源福利的增加,所以不应仅仅依靠市场行为,政府应当充分发挥其在营建过程中的引导作用;2从快递企业的角度出发,快递企业是回收产业链的实施方,应将环境保护作为企业发展的责任,积极主动参与回收产业链的营建;3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作为回收产业链运行的初始点,消费者应该从自身做起,提高环保意识,责任意识,积极推动回收产业链的营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