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属性及制度模块构建

民主政治是公众参与制度的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公众的有效参与,环境执法权得到监督;有序是公众参与制度的自然属性,有序才能使参与变得顺畅;利益均衡是公众参与制度的价值准则,环境矛盾最终体现为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之争,解决环境纠纷的最佳手段是寻找利益均衡点;政府居于环境执法的主导地位,同时发挥指导、引导、疏导公众和企业的作用;多重沟通平台是公众参与制度的效率保证,政府、企业、公众在执法前后的多重沟通,才能达到参与的最终目标。与公众参与环境执法制度属性相对应的是制度模块建设,如监督制度、程序制度、纠纷调处制度、润性执法制度以及沟通制度等。这些制度既能准确反映公众参与环境执法制度属性,又能完成制度赋予的使命。     

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治理路径创新

本文针对政府环境治理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低效三个困境,提出运用大数据方法创新治理路径。政府应用大数据提高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模式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改善政府失灵困境;依托大数据完善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励企业环境行为市场化,构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改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式,弥补市场失灵;利用大数据增进公众环境意识,建设公开、透明、平权化的环境信息交互体系,重视环境信息的舆情引导,促进环保价值理念传播,改变公众参与低效现状。进而提出完善大数据治理平台、技术和体系,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立体化环境治理模式,提高环境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环境保护中政府和公众的博弈

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是现代政府治理的主要课题。环境问题越来越严峻,对公众的影响越来越深,政府和公众的环保意识不断增强,他们不断地参与到环境保护运动中。政府和公众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有不同的利益诉求。由于信息交流的不顺畅,政府和公众在环境保护参与中进行着博弈。在博弈的过程中,博弈的情景不断变化,政府和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在不断地变化,他们采取的策略也不断发生变化,他们之间的博弈从合作博弈到非合作博弈再到合作博弈,不断循环,从而达到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目的。     

基于信号博弈的大气污染防治机制研究

建立大气污染防治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号博弈模型,考虑国内不同区域的发展特色各异,治污水平不同、涉及污染排放的企业规模和数量不同,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分别探讨大气污染治理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三种不同治污效率的贝叶斯均衡状态。结果表明,处于不同均衡状态下的政府对企业的污染气体排放的声明会采用不同策略,其治污效率有所不同。     

提高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有效性的探讨

为了更好地提高环评公众参与的有效性,文章重点从强化公众参与相关立法、提高信息透明度和可接近性、选择正确的公众参与介入时间、提高利益相关方的意识和责任、建立有效的交流体系和开发环保非政府组织的潜在影响力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探讨,并对如何开展公众参与、提高公众参与有效性提出了强化与公众参与相关的立法等建议。     

公众参与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基于阶梯理论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公众已经成为中国环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力量,公众参与的方式和渠道也在不断拓展和丰富。为考察不同类型公众参与方式对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差异,本文基于公众参与阶梯理论,选取四类公众参与方式和四类污染物,结合我国2008—2017年30个省份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横向比较不同类型的公众参与方式,公众环境来访对环境治理的促进效果优于环境信息公开和环保网络舆论,而政协提案、人大议案的积极效应尚不显著。纵向比较不同类型的污染物治理效果,公众参与能显著促进大气污染物的减排,对噪声和固体废物污染效果的影响次之,而在水污染治理中的作用较不理想。建议政府进一步优化健全环境信息公开机制,并重视公众层面的环境诉求,建立公众与地方生态环境部门的良好互动机制,同时鼓励公众通过新媒体渠道参与环境治理。     

公众参与环境执法角色关系探析

环境是公共的,环境利益具有公众性。在环境执法中积极吸纳公众意见,是国家民主管理社会的体现。公众参与环境执法的角色定位即：政府在环境执法中处于核心地位,拥有最终裁量权;企业是环境执法的对象;公众是环境执法的最终受益者。政府、企业与公众的沟通协调是公众参与环境执法的有效机制。     

深化水资源水环境政策改革,积极推动环境社会治理——PACE20周年纪念大会会议综述

中国工程院国际工程科技高端论坛暨PACE 20周年纪念大会于2017年8月28~29日在北京举行。PACE 20周年大会就"水资源水环境政策"和"环境社会治理"两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政府治理是中国水资源水环境治理的主导模式,但目前我国水资源水环境政府治理仍面临政策不规范、立法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等实质性的问题,要积极促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环境社会治理是我国环境治理的短板,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府的主导,更需要社会上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政策制定、监督与执行过程,更需要社会各行为主体的自觉自主行动,促进环境行为改善,化解由环境引起的社会矛盾。     

基于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食品安全共治演化博弈分析

食品安全监管问题的演化过程,本质上是利益主体博弈的过程。将第三方检测机构纳入分析框架,采用演化博弈模型分析食品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选择进化稳定策略的条件与关键影响要素。通过与一元主体现实情境下政府模式监管的对比分析,揭示相关主体的策略选择行为与稳定状态。研究结果表明:在食品安全监管博弈过程中,利益机制运行博弈矩阵的相互作用呈现出不同的利益博弈演化策略。食品企业主要利用柠檬市场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息交易成本差别提升自身的利润效能;政府监管部门通过完善奖励惩罚机制提高食品的安全监管效能;食品第三方检测机构主要整合企业部门中存在的自愿监督机制,基于承担社会成本的新思路,达到政府—企业—第三方检测机构的演化稳定均衡,从而实现食品安全的社会共治。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就中国环境政府治理、环境市场治理、环境社会治理以及环境治理结构展开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大国模式下的环境政府治理面临着突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和"多层次治理体系"等问题;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市场治理必然面临"要不要走环境治理市场化之路"的疑虑,相关研究表明市场手段作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正在逐渐地打消此等疑虑;中国环境治理最主要的短板在于社会治理,提高公众参与度的主要挑战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态度,然而社会企业家是环境社会治理的希望;多元环境治理结构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引领、企业自觉、公众参与的制衡机制是关键。     

志愿者参与监督黑臭水体的治理——记绿色潇湘河流守望者行动网络

城市黑臭水体问题不仅损害城市人居环境,是当前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城市水环境问题之一,也是国家《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重点内容。自2016年3月住建部、环保部联合发布的“城市水环境公众参与平台”上线以来,绿色潇湘对该平台的参与形式和内容进行了了解,积极发动全省河流守望者及各地志愿者网络成员参与其中,对该项政策从公众参与与知情权的层面形成了较好的补充效果,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民间监督黑臭水体经验和建议,协调了黑臭水体治理各个职能部门的互相沟通和信息公开,用事实和行动证明,公众参与城市水环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公众个体如何参与环境治理？——路径选择及优化策略

公众个体是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但缺乏参与路径与信息、参与形式单一等是公众参与程度偏低的重要原因。因此,研究公众参与路径与模式选择对丰富治理理论及提升公众参与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治理理论的三种研究观点及社会治理主体视角,将公众参与路径划分为政府维度的行政力量主导型、社会维度的第三部门力量主导型、基层自治力量主导型、传播和宣传力量主导型,以及自身力量主导型等五种路径;并从环境治理体系和参与路径网络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出发,进一步优化路径选择,提出线上及线下结合的赋权型参与策略,以期提高公众个体参与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促进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绿色政策执行的博弈分析

以污染罚款政策为例对绿色政策的执行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博弈分析，特别强调在绿色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企业的利益和能动性。分析结果表明，建立对政府监管行为的再监督机制可以有效地约束企业的污染行为。加强绿色宣传和绿色服务可以从企业内部促使其主动地治理污染，是一种较为根本的举措；充分利用信息的完全、不完全以及不对称，可以从不同方面提高绿色政策的效果。     

公众参与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1—201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区域环境污染指标以衡量区域环境治理绩效,进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三种公众环境参与方式(即投诉上访、献言建策和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期为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出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公众环境参与对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影响最大。同时,我国公众主要是通过参与并监督政府环境行政规制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在参与地方政府环境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驱动地方政府环保资金投入方面尚有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三点建议:创建公众环境参与政法平台,健全公众环境参与自媒体方式,增加环境治理的环保投资。     

莫让环境信息束之高阁

环境问题是社会公共问题,环境保护活动的开展涉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尤其是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而实现这种合作与参与的一个基本前提便是公众对相关环境信息的获知。环境信息公开是政府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提高环境执法效率、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重要前提和保障措施。     

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下政府与企业的信号博弈分析

政府实施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是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根据政府和企业在实施和申请补贴过程中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特征,构建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号博弈模型,通过分析得到三种均衡并用逆推归纳法对其进行验证,得出影响均衡效率的主要因素是企业造假的成本与期望风险成本,影响因素还包括政府误判损失。结合此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期为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提供理论借鉴与指导。     

利益平衡视角下的太湖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然而在水环境质量逐步改善的同时区域利益冲突却不断加剧。基于水环境治理的太湖流域生态补偿在很大程度上是水环境问题倒逼作用的结果,其激励作用表现不明显,存在补偿主体权利义务责任不统一、补偿标准不科学、监管机制不完善等诸多问题。以利益平衡的视角探讨如何对太湖流域生态补偿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配置,平衡生态利益和经济利益,减少区域之间的利益冲突是一个重要议题。     

基于政府间府际关系的畜禽养殖废弃物治理政策优化——以治理中小规模养殖场户畜禽粪污污染为例

本文从央地纵向关系、部门间横向关系、环保督察斜线关系等视角出发,探讨畜禽养殖废弃物治理政策背后的府际关系博弈逻辑和利益融合路径,实证探讨治理案例。结果表明,政府府际间存在利益博弈,但可以实现利益融合和治理有效。其中,经济、社会和生态利益的排序差异、治理事务权与财权不匹配、地方考核指标偏向经济等因素造成央地间利益诉求差异,可从增加融资渠道、优化考核方式、扩大监管渠道和多元共治等方面促进利益融合;双重管理体制、全局和局部利益并存等因素造成同一层级的不同政府部门间存在利益诉求差异,但环保督察等“运动式”治理、约束性生态指标被纳入官员考核体系等措施有助于其组成政绩共荣体;结合案例实证检验,提出中央政府需要通过严格制度安排和多重监管督察治理动态、整合地方政策资源帮助政府各部门间形成政绩共荣体、疏堵并举精准施策构建紧密利益联结机制、搭建“政府—市场—公众”多元共治治理格局等政策建议。     

提高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的研究

公众参与是促进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手段。针对当前我国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存在的诸多问题，本文剖析了问题存在的原因，并从立法、确定利益相关者、完善公众参与方式和内容、提高信息交流透明度、完善公众参与监督体系、完善公众意见筛选与评价方法、提高公众环保知识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公众参与体系，提高公众参与有效性的建议。     

双重环境规制、创新开放度与制造企业创新投入

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有效的环境保护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双重环境规制、开放广度、开放深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有利于企业响应政府规制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企业倾向采用公关方式应对公众规制需求;开放广度越大,政府与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越强;开放深度不会改变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本研究为企业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开发节能减排技术,响应对政府和公众双重环境规制的要求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