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劳动力流动研究综述:理论与中国实证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发展与户籍制度约束的放松,我国出现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向城镇的现象,吸引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主要综述关于劳动力流动驱动力及其影响方面的国内外研究。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我国劳动力流动趋势也与工业化进程相一致,同时与我国不同阶段的国民经济战略相关。劳动力流动的驱动力分为宏观和微观因素,我国宏观经济战略、户籍制度,以及微观个体及其家庭所面临的收入、福利、风险等因素相互交织,共同作用。在劳动力流动与收入差距的关系方面,不同学者分别从劳动力市场供需、商品市场供需和一般均衡模型出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结合中国国情,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促进劳动力流动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在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方面,二战后,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和乔根森等人不断发展完善了二元结构模型,80年代后,重视微观基础的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兴起,学者开始在此基础上研究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增长及经济周期的关系。本文还总结了国内测算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不同方法和结果。对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我国城镇化和劳动力流动尚有相当大的空间,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至城镇,会面临更大的制度挑战。如何调整制度,更好地推进这一进程,仍是未来学术研究的一大热点。     

论农地制度创新与农业劳动力转移

建国以后我国农地制度经历了一段曲折的发展变迁过程，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现行农地制度的某些缺陷又对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形成了效率性、功能性、市场性制约。为此，我们应当立足于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原则，构建农地财产权新框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培育起以农地承包权流转为主体的市场运行机制，有效地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农户生计资本、家庭要素流动与农地流转参与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农户农地流转的内源与外源式约束出发,分析农户生计资本与要素流动决策对农地流转参与的影响,利用CFPS调查数据采用MVP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及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能够促进农地转入,抑制农地转出;人力资本会促进农户转出土地,抑制农地转入;社会资本对农地转入与转出均有正向影响.(2)自然与物质资本会抑制劳动力转移,而人力、金融与社会资本均促进农户劳动力转移;自然与社会资本抑制农户购买机械服务,而人力、物质与金融资本会促进农户购买机械服务.(3)农户农地流转行为除了受到自身生计资本的约束外,还受到家庭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农户劳动力转移会促进农户转出农地,抑制农地转入;农户购买机械化服务会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户转入.最后,从健全农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提高农户生计资本,完善相关要素市场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以提高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     

选择性转移、转移成本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

本文通过构建由城镇正规、非正规与农村农业部门组成的农村劳动力择优向城镇转移情形下的三部门经济生产和分配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存在极强选择性和具有高昂转移成本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根据模型对影响进行了数值模拟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择优转移和转移成本会内生性地引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中相对优质的劳动力进入到城镇就业,在给城镇居民带来更多回报率较高投资机会的同时,而农业则由于优质人力资本的流出而大大延滞了其发展速度,这种"一促一抑"、"一荣一损"的内在机制势必引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转移成本的存在会放大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进一步地,通过把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与随机转移和劣者淘汰不同情形下我国可能出现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对比的反事实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在我国农村大量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就业的过程中,劳动力很强择优转移的特性在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贡献了约1/3的份额,而往返流动的转移成本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产生了大约1.2倍的乘数效应,这是本研究得到的两个重要量化结果。为了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文章建议要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便利条件,为城乡间资本要素自由流动提供便利渠道,需要将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很好地结合,特别是要最大限度地释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活力以让农村能人能够在当地更好地施展才干。     

劳动力流动理论的思路变迁与路径探索

该文从宏观流动模式、微观流动理论、中观社会网络理论等角度对劳动力流动理论进行了梳理,阐述了不同时期学者对劳动力流动问题的主要关注点。在二元经济分析框架下对国内研究进行理论梳理,认为当前我国诸多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未能从劳动力流动现象中得出本质性、规律性分析框架。结合对我国逐期出现的"民工荒"、"返乡潮"、"大学生就业难"、内地与东南沿海的"抢滩战"等劳动力流动现实的思考,提出挖掘引发各种劳动力流动现象的本质因素,构建有效解释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一般化理论是研究的重点。认为未来我国应该更加重视劳动力主体(劳动者)的偏好差异性,即劳动力的异质性:包括人作为个体对所有非经济因素主观偏好的差异。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和社会保障达到一定程度,劳动力会更加关注非经济因素,此时异质性会成为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异质性劳动力的角度去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是本文提出的研究劳动力流动问题的全新视角。     

中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时空异质性分析

农业要素禀赋结构是分析我国有关农业经济问题的逻辑起点,也是决定农业经济增长的基础因素。为了揭示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本文在解析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变化原因的基础上,通过构建要素禀赋结构指数,应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区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演变过程、空间自相关性及其异质性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要素间的相对价格变化、替代性及流动性差异是要素禀赋结构发生变化的内因,二元经济结构、制度性障碍及各要素面临的外部环境差异是其变化的外因;2总体上我国农业各要素比重相当,农业资本要素比重略高,但其波动最为明显,而土地要素结构指数则最为稳定,我国西南地区部分省份的农业劳动力份额不断上升,农业资本和土地要素比重有所下降,而东部沿海地区的农业资本要素比重大幅提升,另外两种要素份额呈现不同程度下降;3我国农业要素结构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农业劳动力要素的空间集聚性最强,农业土地的空间特性较为稳定,而农业劳动力和农业资本要素的空间自相关程度正逐渐减小;4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呈现出局部的时空异质性,部分地区间农业土地要素结构指数的空间差异呈现出扩大趋势,内蒙古、陕西、黑龙江和吉林是我国农业土地要素结构指数的热点区;5农业劳动力结构指数的不稳定区域逐步增多,新疆、宁夏、内蒙古、西藏四个地区由低低类型向低高类型集聚转变,我国农业劳动力结构指数显著水平较高的地区逐渐地由中东部地区向西南地区转移。最后,提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构建、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以及农产品对外贸易结构的调整要与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相适应。同时,应从健全农村金融体制机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农业劳动力转移等方面着手,完善各要素市场,促进我国农业要素禀赋结构的优化升级。     

人口红利、结构红利与区域经济增长

现有的研究中忽视了人口红利与结构红利具有的内在联系,结果主观的拆分了劳动力投入增加和劳动力部门间转移对经济的增长效应,并在研究过程中对二者的增长路径和传导机制模糊化处理,也就出现了研究结论大相径庭的情况。本文通过在模型中同时引入人口红利和结构红利增长效应的代理变量,对我国四大经济板块进行误差修正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人口红利的产出效应在西部和中部地区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而资本积累效应在各个地区均不显著;结构转型过程中的劳动力(行业,空间)流动带来的增长效应在中部和东北地区效果较明显,其他地区甚至是负作用。资本要素(行业,空间)转移作用不明显,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甚至出现抑制作用。土地要素的形态(用途)转移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产生了负向作用,而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却呈现巨大的促进作用。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就业计量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上亿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向城镇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而我国沿袭至今的劳动就业统计制度突出的缺陷是将三部分人--在农村从事纯农的农民,在城镇从事非农工作但户口在农村的农民工,游移于乡城间"亦工亦农"的农村劳动力--排除于劳动统计计量之外.不解决这部分劳动力就业的统计计量的问题,则很难准确回答"中国的失业率究竟有多高?".为此,确定严格的、便于与国际接轨的劳动就业标准,从而构建我国统一的、规范的劳动就业市场至关重要.本文着重探讨了游移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就业岗位、就业时间不固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失业不充分的计量问题.作者在对国内外就业和失业定义和计量标准进行比较和评价基础上,结合我国实情提出了以法定劳动力年工时为核心的劳动力流动性就业的调查和计量方法,并通过调查案例证实了它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中国城乡劳动力就业中的互动机制研究

本文分析了我国城乡劳动力就业过程中相互作用及影响机制 ,阐释两种不同劳动力群体的“竞争—互补关系” ,区分了两类劳动力群体之间的特征差异 ,通过对他们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研究 ,全面展示了二者的竞争—互补关系 ,并进一步分析了当前制约劳动力充分流动的因素。在此基础上 ,提出今后增进城乡劳动力良性互动的政策思路     

中国社会保险缴费对就业的挤出效应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快速发展,社会保险缴费不断增长,其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影响也逐渐凸显,表现之一是我国的就业增长相对于劳动人口的增长显得非常缓慢。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社会保险缴费会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本文在理论上讨论了社会保险缴费产生就业效应的作用机制,并通过2004-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我国社会保险缴费的快速增长对就业有挤出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保险缴费率每增加1%,平均来说会导致总就业水平减少0.153%,城镇就业水平减少0.06%。分区域的研究表明,社会保险缴费对我国的高收入地区和中等收入地区的就业都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但是对低收入地区的就业影响不明显。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要注意社会保险缴费的快速上涨可能会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应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社保负担。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inancial support in old age for young and middle-aged rural residents in China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inancial support in old age from three primary mechanisms-personal savings,family support,and social insurance-to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social welfare system.Cross-sectional surveys of 1392 young and middle-aged rural residents were conducted in July and August2012.The results showed that while social insurance was increasingly acceptable,personal savings and family support still had fundamental value.Combining the three mechanisms,the rural old-age welfare system presented nontraditional features.China’s new rural endowment insurance is discussed as a means to address the need for financial support among the rural aging population.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

通过政策分析发现,新农保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主要体现在政府补贴方面,在本质上是财政的再分配,其中个人账户部分体现为代内再分配,基础养老金部分体现为代际再分配。新农保制度几乎对所有制度内人群都具有正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以净转移额来度量新农保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程度,通过建立模型进行测算发现:在现行财政补贴政策下,新农保的收入再分配偏向于选择较高档次缴费的人群、缴费困难群体、寿命长的人群、女性农民、长期缴费的人群以及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政府缴费补贴越多,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越高,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越大,参保人养老金的净转入额就越多;"捆绑式缴费"政策产生了逆向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耕地对农民的效用考察及耕地功能分析

对湖南省长沙市所辖三县一市农民的问卷调查及其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耕地对于农民的效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社会保障，就业与直接经济收益。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体现了“成员权”而强化了耕地的社会承载功能，考虑到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基本空白的现实及提高耕地生产效率的需要，现阶段我国的农地制度选择应该是：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农地经营权流转制度，并同时辅之以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和社会公平机制的建立，耕地功能分析，农地经营制度。     

论我国"二元化"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构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社会问题。对于因环境污染所产生的环境侵权，通过保险制度来解决因环境污染所导致的损害，日益成为众多环境法学者关注的问题。环境责任保险制度是建立在侵权法和责任保险理论之上，成为解决环境侵权的有效途径之一。对于环境侵权责任保险问题，国家应根据具体情况对环境责任保险予以干预，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环境侵权责任保险的模式。我国应构建商业保险和强制保险并存的“二元化”的环境侵权责任保险制度。     

基于环境责任保险的动态环境侵权救济体系研究

通过对环境责任保险的定义和特点的总结,以及对其环境侵权救济功能的探讨,得出结论:社会从矫正的正义观到分配的正义观的转变,是推动环境责任保险制度发展的根本原因;赋予第三人直接请求权是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是对环境责任保险制度的必要补充。在此结论的基础上,以环境侵权受害者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为出发点,构建了以环境责任保险制度为核心的动态侵权救济体系:民事救济作为第一层次,通过法律程序来确认侵权行为、责任主体以及赔偿额度等事项;环境责任保险作为第二层次,用来分散被保险人的污染损害赔偿责任,补偿受害者损失;公共补偿制度作为第三层次,用来补充民事救济和环境责任保险所未能覆盖到的受害者的人身、财产损失。三个层次联动配合、相互补充,从而在我国面临日益增多的环境污染事故的情况下,为受害者、企业和国家开辟了一条新的环境侵权救济之路。     

An agent-based model of groundwater over-exploitation in the Upper Guadiana, Spain

Irrigated agriculture is a main user of groundwater. Achieving a sustainable use of groundwater will often require agricultural land-use changes such as shifting to entirely different kinds of crops and/or technologies. Enhanced understanding of land-use change is hence required for developing policies for a sustainable water future. We use an agent-based model to investigate the history of irrigated agriculture in the Upper Guadiana Basin, Spain, in order to learn about the influence of farmers’ characteristics on land-use change and associated groundwater over-use. A shift from vineyards and cereals to horticultural crops would provide a possibility for higher income with less water use. Such a shift cannot be observed historically. The model results suggest that risk aversion and path dependency are insufficient to explain this observation, and the organisational set-up of farms limiting the maximum labour force needs to be considered as additional explanatory factor. Furthermore, it is shown that different types of farms existing in the UGB can be expected to exhibit distinct responses to drivers of land-use change such as agricultural policies. It is concluded that a s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system making use of a resource is required to solve problems of resource over-use.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agent-based models can be useful tools to enhance such an understanding even in situations of scarce and uncertain data that are often encountered when dealing with resource-use problems.     

老年人旅游消费与影响因素关联度分析——基于京津冀地区2006-2013年面板数据

我国现阶段65岁以上老年人享有较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需求,对出行旅游具有强烈的欲望.在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逐渐加重的驱使下,刺激老年人出行旅游能够极大的促进消费,带动内需增长.为了科学制定拉动老年人旅游的政策措施,本文从《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3年)中选取65岁以上人口比、老年抚养比、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接受高等教育人数、以及地区最终消费支出作为主要的比较指标;从《中国旅游统计年鉴》(2006-2013年)中选取65岁以上旅游人数比与65岁以上人口旅游消费支出作为主要参考指标,分别对相关数据进行了灰色关联分析.分析结果显示,选取的比较指标与参考指标之间呈现了中等以上强度的关联性,关联度均在0.6以上,65岁以上人口、老年抚养比、城镇人口比重相对2个参考指标关联度最强,城镇人口数量与受教育情况业是影响65岁以上旅游人数的重要因素,分析结论可以作为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制定养老产业相关政策时的重要参考.本研究的最后,提出了完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和旅游业法律法规,提高养老保险水平,保障老年人旅游市场安全及制定差异化价格战略等措施.     

On Population Mobility in Market Economy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dicates thre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stages: agricultural-oriented natural economy, industrial-oriented market economy and knowledge- oriented market economy. In the first natural economic era,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of production is the land and the land resource is the first resource in the economic era of agriculture. In the market economy era of industry, capital, especially material and monetary capital…     

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以正处于一个新的成长期的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分析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态势及内在驱动机理。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区域各地类面积比例的动态分析,发现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方面是建设用地比例的增加以及耕地和水域面积比例的减少。在此基础上建立驱动因素体系,利用相关分析和主因子分析方法,并构建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模型,得出长江三角洲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人口的增长和非农化、经济总量的增加以及劳动力的非农化。但是不同的时期,主要驱动力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土地利用的特点不断变化：人口的非农化(城市化率)的作用不断增强;经济总量增长的作用明显的减弱;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建设用地比例增加的驱动作用越来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