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异质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环境规制力度的不断强化,如何兼顾环境规制与就业稳步增长已成为理论研究者与决策者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借鉴了AK模型中引入环境污染强度的方法,将环境污染强度作为环境要素引入C-D函数,通过生产者均衡条件推导出就业的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我国1995-2012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加强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最后基于劳动力收入、受教育程度异质性视角考察了环境规制影响劳动力就业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我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并不冲突。总体来看,环境规制与我国就业之间存在U型曲线的动态关系,即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从不同劳动力收入水平地区来看,高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中等收入地区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不显著,低收入地区环境规制会明显促进就业增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不同收入水平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有关;从不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地区来看,高教育和中等教育程度地区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呈现先抑制后增长的作用,低教育程度地区环境规制对就业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与受规制企业和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匹配程度有关。本文认为,我国政府应切实提高环境规制力度,避免出现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软化现象,同时,地方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应体现差异性:高收入水平地区和高教育程度地区可实施较高水平的环境规制力度,充分发挥环境规制高成本对该地区就业增长的积极效应;中低收入水平地区关键应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适度提高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中低教育程度地区应扩大环境领域教育投入,并通过构建产学研用平台以避免环境技术成果与市场需求的脱节,有效促进环境技术成果的市场转化率。     

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对FDI的影响——基于30个省份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使用30个省份1996-2011年面板数据,分析了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对我国(东道国)吸引FDI的影响,得到了以下结论:全国范围内,发展内涵式经济增长方式对我国吸引FDI起到了显著地积极作用;东部地区发展内涵式经济增长方式对吸引FDI具有积极作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发展内涵式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会显著的减少FDI的流入量,特别是西部地区在发展内涵式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对FDI的挤出效应会更加明显。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

通过政策分析发现,新农保制度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主要体现在政府补贴方面,在本质上是财政的再分配,其中个人账户部分体现为代内再分配,基础养老金部分体现为代际再分配。新农保制度几乎对所有制度内人群都具有正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以净转移额来度量新农保收入再分配效应的程度,通过建立模型进行测算发现:在现行财政补贴政策下,新农保的收入再分配偏向于选择较高档次缴费的人群、缴费困难群体、寿命长的人群、女性农民、长期缴费的人群以及农村计划生育家庭;政府缴费补贴越多,个人账户投资收益率越高,基础养老金调整系数越大,参保人养老金的净转入额就越多;"捆绑式缴费"政策产生了逆向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中国城乡贫困变动:2004—2012

本文基于2004—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根据家庭人均年收入2 300元的国家贫困标准线和"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标准线,使用FGT指数和脱贫时间两种贫困指数评估了我国城乡贫困整体变动趋势,并从城乡和地区、个体和家庭特征层面分解贫困人口构成;也考察了贫困变动的增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最后定量地分析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根据两种贫困标准线,两种贫困指数测度结果一致反映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按国家贫困标准线,我国城乡贫困发生率下降了8.8%,但到2012年的依然高达8.6%,农村贫困人口平均脱贫时间为5.4年,而相对贫困发生率有所上升。不同地区的贫困变动差异较大,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41个百分点和0.22个百分点,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现象都还较为严重;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外出非农工作经历、性别差异和教育程度是影响收入增长的关键因素。基于此,本文建议反贫政策应瞄准西部地区的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较低、家庭规模较大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户主家庭,也应加强养老保险、社会帮扶和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改善收入分配为重点的社会保障性扶贫政策体系;中部地区可以借助邻近东部地区的地理优势,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持续实施"开发式扶贫"政策体系;同时,也可将扶贫标准线提高为每人"1天1.5美元"的亚洲贫困线。     

就业创造还是就业替代——OFDI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是吸纳劳动力就业和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一条新途径。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随着时间和地区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创造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存在着区域非均衡性,使得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存在着差异,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中部地区两种效应大体相当,二者相抵后表现出不确定效应。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对就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作用。因此,政府在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时,应该更为注重区域的分类和细化,引导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均衡发展,以改善区域就业结构。     

收入差距是否影响环境质量?——国内外研究综述

近年来,收入差距扩大与环境质量恶化成为许多国家同时面临的问题,也让一些经济学家开始思考,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继20世纪90年代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以来,一些研究发现不仅收入的绝对水平会对环境质量产生影响,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也有影响。本文对这一课题的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发现现有理论中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的影响途径主要有三条。第一条途径是消费者途径,即收入差距影响着以消费为主的个人经济行为,进一步影响着社会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及其过程中产生的污染总量。第二条途径是企业途径,即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削弱环保型产品的正外部性,不利于环保技术的创新活动,对未来环境质量的改善产生动态影响。第三条途径是政府途径,即认为收入差距会影响相关的环境政策方式与强度选择;而且在不同的社会政策决策机制下,收入差距对环境政策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现有的社会决策机制分析框架主要有两种——权利权重型社会决策规则和简单多数规则。此外,本文还对现存的主要实证研究进行了总结,发现大多数研究结论都支持收入差距对环境质量存在着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是线性的。一方面,收入差距对环境的影响与研究的污染物种类有关,大多数研究都显示,收入不平等对CO 2排放和土壤污染存在着负向影响,但有关收入差距对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影响的研究结论并不统一或并不显著。另一方面,这种影响还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在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是不同的,存在着阈值效应。最后本文总结了针对中国的研究现状,讨论了其在我国的适用性。     

城镇化对中国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等危害居民健康的负面问题。利用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城镇化与居民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化率每上升10%,人均预期寿命增加0.37%,新生儿死亡率下降2.48%。城镇化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城镇化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居民健康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城镇化主要通过提高居民健康意识、促进医疗资源的增加、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投入等途径增加人均预期寿命,改善居民健康水平。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可以通过推进城镇化来改善居民的健康水平,使城镇化真正造福于人。因而,未来推进城镇化的重点应在西部地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异质动态就业效应

在对外直接投资(OFDI)迅猛增长和国内就业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科学评估OFDI的母国异质动态就业效应,对新时代下我国实现对外开放和扩大就业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中国2006—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和门槛回归技术考察发现:①OFDI显著促进了国内就业增长,且东部地区OFDI的就业效应明显强于中西部地区,我国并未出现类似欧美发达国家OFDI引致的"就业流失"现象。②OFDI的母国就业效应呈现出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但现阶段这种积极影响还较为有限,尚有较大提升空间。③OFDI对国内就业的动态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规律仅体现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则表现为正向倒"U"型动态特征。④OFDI对国内就业的动态影响存在异质强化机制,城市化、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约束下均呈现正向且边际效率递增特征,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化和贸易开放度调节下分别表现为正向"U"型、正向"N"型和正向倒"U"型动态特征。⑤只有当城市化、人力资本、金融发展和市场化水平达到一定限度,以及在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适度的贸易开放度下,才能最大限度地提升OFDI成效。本文为重新审视OFDI母国就业效应问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对正确处理OFDI与国内就业关联具有一定启示。     

异质性收入视角下人力资本对农民减贫的作用效应研究

在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快速转移的城镇化浪潮中,农民非农收入不断增长,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使得涉农收入也不断增长。研究人力资本在这一过程中是通过何种途径实现减贫及其减贫性质、效应大小,对于新时代加强和完善教育人力资本扶贫意义重大。根据人力资本作用异质性特征,文章研究了人力资本作用农村非农收入和涉农收入下的异质性减贫效应。研究发现:①若没有农村人力资本参与,农村各年的贫困发生率至少会上升1到3个百分点。②分时段的贫困动态变化分解显示,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对于农村贫困下降的贡献达到15%到23%。③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显著和城乡人口自由流动条件下,农村个体人力资本积累的减贫作用主要是通过增加非农收入实现,而通过涉农收入一定程度上是阻碍贫困率下降。④人力资本减贫这一贡献主要源于农村个体人力资本变动通过非农收入下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且分配效应逐渐大于增长效应,说明就增加非农收入实现减贫而言,农村人力资本个体分布结构朝合理化方向发展。⑤人力资本变动通过涉农收入减贫的增长效应和分配效应均是阻碍贫困率下降,说明从根本上改变城乡二元关系、促进城乡一体融合发展、实现城乡人力资本等要素双向流动对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涉农收入增长的重要性。     

中国“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谜题”——基于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与检验

大规模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必将对区域经济产生重要影响。人口流动是否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是发散还是收敛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人均产出出发,以Barro and Sala-i-Martin国际人口迁移模型为理论基础,用数理分析方法推演出携带人力资本的人口流动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在稳态邻域内,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加快,同时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收敛速度减慢,最终导致区域经济相对发散。随后,本文借鉴DR模型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该模型既能预测内生经济增长发散性,又可以预测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性。通过利用2005—2014年中国29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区域经济增长收敛性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显示:1人口流动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2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实施加速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3中国区域经济具有新古典经济增长收敛机制和内生经济增长收敛机制。这意味着理论模型和实证检验相矛盾,从而产生"人口流动-经济增长收敛谜题"。"收敛谜题"产生的原因可能有政策效应、追赶效应、人力资本效应、收入转移效应和干中学效应。"收敛谜题"告诉我们,要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区域差距扩大的矛盾,发挥新古典经济收敛机制和内生经济收敛机制的作用,就必须提高国民整体人力资本水平、解决好就业市场体制问题和流动人口福利待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