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收入差距与环境质量关系的实证检验--基于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扩展

在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扩展的基础上,分析和验证了收入差距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应用联合国统计司公布的中国1986—2002年度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数据,通过计量模型论证收入差距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假设。结果发现,收入差距扩大会刺激二氧化碳排放,收入差距越大这种影响的效果就会越恶劣。而且收入差距因素还会通过作用于经济增长,促使经济增长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加强。延迟转折点的到来。因此,我国目前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要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为目的,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这将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和提高。     

“十二五”时期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路线图分析

研究评析了我国"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污染排放总量控制进展以及发达国家的经验,进而探讨了总量控制与污染控制以及环境质量改善的关系,并对国家"十二五"(2011-2015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路线图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尽管"十一五"时期污染总量减排预期目标基本实现,但是仍然存在污染总量减排与环境质量改善不对应、环境管理制度难以适应污染总量控制要求等问题;从国内外污染总量控制的实践经验来看,污染总量控制的应用范围和成效与一时期的社会经济与技术基础有关,与环境质量改善并不一定具有直接响应关系。建议:"十二五"期间我国应实施污染总量控制约束结合环境质量改善指导的环境管理模式,构建"国家-行业-区域"污染总量减排体系,国家减排总量削减目标应通过行业和地区潜力技术经济分析来确定;区域排放总量应与环境质量改善密切挂钩;行业总量控制应采用基于排放绩效的管理模式。为此,本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十二五"期间加强总量控制支撑体系建设的政策建议。     

税收竞争、收入分权与中国环境污染

税收竞争、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首先在Davoodi和Zou(1998)模型基础上将环境污染强度和环境质量分别引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讨论了税收竞争、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的长期动态关系,通过Hamilton函数得到了环境质量与税收竞争、财政分权的显式解,并通过求偏导数得到了税收竞争、财政分权与环境质量的关系,结果发现税收竞争、财政分权对环境质量均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然后,为了验证理论结果在实际经济中的适应性,利用中国2003-2012年30个省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税收竞争、收入分权是否会显著的影响环境污染,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发现税收竞争、收入分权与环境污染存在协整关系,即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通过静态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回归分析,发现税收竞争和收入分权均会加剧环境污染程度,且这两种面板数据模型得出的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佐证了理论结果的正确性。同时在此研究基础上引入税收竞争与收入分权的交叉项,研究收入分权框架下的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的内在联系,结果表明税收竞争通过分权通道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被加强,进一步验证了命题1的正确性。此外,在实证研究中引入地区虚拟变量,对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区域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现区域性差异,在东部地区,税收竞争有益于环境污染的改善,而在中、西部地区,税收竞争却加剧了环境污染。因此,为社会计划者制定改善中国环境的政策提供了参考。     

区域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关系模型研究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目前环境经济领域被广泛引用的一个计量模型。针对当前人们大多通过实际观测资料,利用回归分析,估计环境质量转折点,而理论研究相对较少的现状,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出发,通过设定物品消费偏好指数,建立了一个两物品模型。通过数学推理,首先推导出了区域环境最佳投资水平,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证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的依据,以及在环境质量最低点和环境质量发生根本性好转的转折点的社会总投资水平。研究表明,环境质量演化过程曲线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它与非环境物品生产函数和排污生产函数的技术参数,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对环境物品和非环境物品的消费偏好,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等有关,而非仅仅与经济增长状况有关。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适时地调整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政策、采用新技术、提倡合理的消费观念等是加速环境质量演化过程的重要措施。     

新农保扩大内需的实证分析

新农保制度是新推出保障农村老年居民基本生活为目标的社会政策,为评估新农保对扩大内需的作用,运用湖北省50个县域经济数据,遵循有效性和简约性的变量筛选原则,选取GDP为控制变量,构建倍差法模型,采用固定效应估计,发现新农保有扩大内需的显著效应。根据扩大内需的内在机制,这一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对新农保制度有较好的预期与较大的信心,即新农保制度增强了农民的安全感;农民具有一定的缴费能力,即新农保没有挤出消费;中国农村存在较为普遍的谨慎防备的消费心理,即安全感的增强提振了农民的消费;新农保缩小了收入差距,即新农保扩大了边际消费。新农保扩大内需的效应说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公平与效率在中国当前可以统一,为保持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应逐步摆脱过分强调经济建设和经济政策的发展战略,逐渐转到更加重视社会建设和社会政策的发展轨道上来。但新农保扩大内需的效果没有在整体经济中充分凸显出来,因此需要进一步地扩大新农保覆盖面。     

不同收入来源对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收入由多个来源部分组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是收入来源各部分变动的综合反映,透过收入来源的角度可以清晰地判断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源.本文运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方法,对2003-2008年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大小及其在总区域收入差距中的贡献变化趋势进行测度,并利用要素分解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以此揭示甘肃省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在总区域收入差距中的贡献是递增变化的,已经成为影响甘肃省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工资性收入是目前拉大城乡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则起着缩小差距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很小,但转移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贡献却不容轻视.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和完善城乡间收入再分配制度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欠发达地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一些启示.     

政府主导、人口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经济增长具有典型的政府主导特征,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城镇和农村经济产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来分析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并基于中国城镇化发展实际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说,统计中国1997—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泰尔指数测度城乡收入差距并分别进行静态和动态回归分析与检验。静态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是二者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确具有收敛效应,即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政府主导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会降低,同样随着政府主导的提升也会降低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边际贡献,这种影响关系在分区域的回归中依然成立,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动态研究发现全国和分区域中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显著的正向路径依赖特征,全国层面政府主导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人口流动及其与政府主导的交互项则显著地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但分区域来看政府主导和人口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应设置单一的政策目标,需要建立多方面的政策配套体系,逐步矫正政府主导型经济中造成的政府职能异化,精准识别地方财政收支量的规模和结构条件,扩大涉农业务投资的规模,激活农村经济发展活力;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中进一步打破城乡分割藩篱,大力发展非农产业,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民的非农化就业和城镇化迁移,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最终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性制度安排,旨在加强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制度供给,实现城乡共享发展。     

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结构和收入差距分析

在计算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文章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收入基尼系数从1981年的0.095一直上升到了2003年的0.181,直到近年来,收入差距才开始略有缩小。文章从收入结构的视角研究了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首先利用1983-2008年较长时期的数据分析了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发现从总体上而言,中国各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均表现出了农业收入比重减少,非农收入比重增加的明显趋势;然后运用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收入来源对于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是差距促增的,是目前中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者起着差距促减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但是由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不高,对总的收入差距影响较小。最后,文章提出了缩小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GDP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

选取中国1985-2009年能源消费总量与GDP的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Eviews对时间序列的GDP和能源消费总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Engle-Grange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GDP、能源消费总量的二阶差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平稳的;GDP、能源消费总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协整关系;Engle-Grange因果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GDP与能源消费的因果影响关系不明显,但长期能源消费对GDP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从研究的结论来看,GDP增长引起能源需求和消费内生性的增长,减少能源的消费不影响产出、就业、收入的增长.要解决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过程中诸多矛盾,使经济持续发展,首先,必须积极开发新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调整能源战略、实施能源保护和节能政策来弥补我国能源短缺,提供充足的能源供给作为保障.其次,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尤其是工业结构;加快技术创新、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使我国经济发展摆脱对能源的依赖.     

广东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

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稳健的能源战略政策。本文采用1990-2013年广东省能源消费总量和GDP总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广东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基于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正确认识上,对广东省未来的能源发展与经济发展提供相关建议,促进广东完成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     

城乡收入差距加剧还是抑制了大气污染?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成为中国转型过程中影响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因素,并且目前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增长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依然较为严重。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治理大气污染成为中国必须大力解决的问题。该研究以2003—2018年中国274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反映城乡收入差距,以PM_(2.5)浓度反映大气污染,运用时期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模拟城乡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控制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技术进步、能源利用、环境规制等变量后,城乡收入差距对大气污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将会明显带来大气污染程度提高,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二次项和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依然证实了这一结论,并且西部地区这种正向影响比东部和中部地区更加明显。说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治理大气污染在政策目标上具有趋同性,需要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地区环境规制水平,提高农民环保意识。     

土地细碎化与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决策——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例

利用湖北省1710份农户的微观数据,运用Double-hurdle模型,实证分析土地细碎化对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1)总体来说,土地细碎化对农户是否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以及采纳密度(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的面积/总农地经营面积)均产生负向影响;(2)对男性和低自我效能感知主体而言,土地细碎化对其是否采纳环境友好型技术决策和采纳密度决策均产生负向影响;而对女性和高自我效能感知主体,则未产生显著影响;(3)土地细碎化对强社会网络主体的是否采纳决策产生影响,对其采纳密度决策不产生影响,土地细碎化对弱社会网络主体的是否采纳和采纳密度决策均产生负向影响;(4)土地细碎化对低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采纳密度决策以及高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是否采纳决策产生负向影响,对低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是否采纳决策以及高农业收入依赖主体的采纳密度决策不产生影响;(5)土地细碎化对平原地区农户的是否采纳决策不产生影响,对其采纳密度决策产生影响,土地细碎化对非平原地区农户的是否采纳和采纳密度决策均产生负向影响.据此,建议着力推进高水平良田建设,激励农户环境友好型技术采纳决策的政策制定需要充分考虑农户异质性影响,实施精准施肥政策,并充分考虑不同自然环境特征(如地形等)的影响,针对平原和非平原地区的农户,采取差异化的激励策略.     

中国家庭消费隐含污染排放的环境恩格尔曲线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家庭消费行为及其在环境污染中的作用受到了越来越多关注。分析中国家庭消费隐含污染排放的演变趋势,探讨影响家庭消费隐含污染排放的影响因素,特别是收入增长的作用,对于降低消费侧隐含污染排放、实现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数据,计算了六种家庭消费中隐含污染物的排放,分析了中国家庭消费所带来的环境污染的特征和变化趋势,进一步使用OLS回归分析和Oaxaca-Blinder分解法探讨了家庭收入变化对家庭隐含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各种污染物的环境恩格尔曲线(EEC)存在,EEC曲线向上倾斜且为凹型;技术进步是降低家庭隐含污染排放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Oaxaca-Blinder分解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入增长会因规模效应导致家庭隐含污染排放增加,但同时也会存在替代效应,即通过促进消费结构优化从而减少隐含污染排放;家庭隐含污染物的排放会受到宏观经济状况和环境政策变动的冲击,也会受到家庭人口特征变化的影响。该研究得到了如下启示:(1)绿色发展要着眼于引导和激励居民的生活方式向清洁消费转变,特别是要推动高收入家庭消费结构的优化。(2)政府要加大对绿色产品创新、技术改革以及设备改造的支持力度,从而降低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综合消费端和供给端的复合政策将有利于降低家庭消费的隐含污染排放,更好地实现绿色发展的目标。     

异质性视角下促进绿色产品消费的补贴与征税政策比较

引导消费者增加绿色产品消费的经济政策研究较少关注不同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和效果比较。通过限定政策实施对象为消费者群体,引入消费者偏好和收入维度的异质性,考察补贴和征税两类经济政策工具是否有助于实现政府政策目标;进而在更吻合现实的过半数规则场景下,讨论这两类政策工具的实施条件与效果。研究结论表明:补贴和征税两类政策工具都可以推动绿色产品消费达到最优水平,从而最大化总的社会福利;但高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绿色产品提供补贴,低收入群体倾向于政府对高耗能产品征收税费。在高耗能产品消费者占多数比例的状况下,政府对绿色产品的补贴和高耗能产品的税收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收入异质性以及绿色产品社会收益的相对大小。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大时,针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高;当消费者收入差异较小时,针对高耗能产品的补贴和税收要比社会福利最优时低。与社会福利最优时的政策选择不同,过半数规则下,消费者普遍表现出更为宽松或更为严格的政策工具倾向。由于消费者收入异质性在政策工具倾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政策设计应当充分考虑补贴融资的资金来源、税收收入的分配方式,以及绿色产品本身的吸引力和相对价格等因素。继而,针对消费者不同政策倾向的具体条件差异,从完善经济政策,发挥政策调控有力导向作用、考虑产品特征,增强社会公众福利与获得感、改变消费观念,建立健全绿色消费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促进绿色产品可持续性消费的政策建议。     

参照群体对绿色消费态度-行为差距的影响分析

本研究应用文献分析法,在阐述绿色消费态度-行为差距一般性解释的基础上,剖析了参照群体对绿色消费态度-行为差距的影响作用,并进一步借鉴社会两难选择理论、个体感知效力、消费选择行为模式探讨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能够为进一步探索绿色消费态度-行为差距提供理论基础与可能的研究方向,并有利于实践者从参照群体视角对绿色消费态度-行为差距进行干预,促进绿色消费态度向绿色消费行为的转化。     

“环境贫困陷阱”发生机理与中国环境拐点

与经济发展相关的环境问题常常与不平等、贫困等问题交织在一起。环境贫困绝非环境质量或者环境公共服务的不足,而是环境质量的恶化或者环境基本公共服务的不足会通过影响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积累和其他要素资源配置而影响甚至拖累发展,加剧贫困和社会经济不平等,本文进一步拓展为"环境贫困陷阱",结合中国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实际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分解,并提出四类典型事实。将考虑财富异质性的OLG模型与预期寿命和环境相互决定的OLG模型有机结合,综述性分析和考察了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条件下,个体或经济体是如何陷入"环境贫困陷阱"之中以及如何影响环境库兹涅茨基曲线的轨迹,进而从理论上验证上述典型事实的经验判断。在政策干预上,通过环境政策来降低陷入贫困环境陷阱中经济体的排放并非易事,这是因为需要容忍短期内的低收入,在长期内也不确定是否会提高收入。一旦经济体陷入贫困环境陷阱,在环境政策上达成共识将非常困难,因为这样的政策会暂时性的恶化收入和福利。此外,当政策干预有效性不足时,长期贫困也会加剧。但是,充分有力的环境政策会产生非常不同含义,一旦,有力的环境政策在一段时期内持续并保持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关系的拐点出现时,"环境贫困陷阱"会永久性的得到解决。     

农户环境认知、行为决策及其一致性检验——基于江苏农户调查的实证分析

农业环境的改善，关键在于农户。通过对江苏省206个农户样本的调查，考察了农户环境认知及行为决策状况，并对两者的一致性进行了检验。研究表明：在以总分为6分的认知问题中，得分在35分以下的农户占到了样本总量的787%，表明部分农户的环境认知程度比较低；在以总分为5分的行为决策问题中，得分在3分及以下的农户占到样本总量的563%，表明部分农户决策过程中对环境的考量不足；受教育程度对样本农户环境认知和决策都有显著的影响，农户环境认知与决策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性，土地面积、受教育程度、年龄、性别以及主要收入来源等变量对农户环境认知及行为决策影响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种不一致性     

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1981-2007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利用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对我国EKC进行实证研究,说明建立EKC模型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弥补EKC模型中环境不影响经济的假设与变量难以量化的不足,运用VAR模型研究二者的动态关系。EKC研究结果表明:EKC是一种客观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与人们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污染物更有可能出现EKC特征。VAR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动态分析结果与二者相互作用机理相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等因素影响环境;一方面随着人们环境质量需求弹性的增加,政府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环境对企业生产行为的约束机制正逐步形成,但可能由于人们通过自身消费影响产出的作用有限和环境政策实施存在滞后性等原因,这种机制的形成存在一定滞后。     

城市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研究进展综述

近十年来中国城市消费领域能耗年增长率已达到7.4%,超过中国总能耗量5.9%的年增长率。随着中国逐渐完成工业化进程,其工业用能将呈现增速放缓甚至总量减少的趋势,而居民生活及交通能源需求将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稳步增长,最终呈现总量与比重逐渐增加的态势。城市居民活动与其能源消费的定量化分析已成为当前多学科的研究热点。本文以家庭室内和室外直接能源消费作为研究对象,对城市居民生活能耗的影响因素、能源足迹核算方法、时间-室内能耗模拟,及空间-交通-能源耦合模拟等关键问题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研究发现,第一,家庭能源消费属于派生性需求,不同的时间利用方式会产生能源消费水平和结构上的差异,但现有研究较少从时间及活动链分析角度展开。第二,由于家庭预算及时间约束的存在,室内外能源消费行为密切相关,但少有研究对上述两个城市生活部门的能源消费进行整体性分析核算。第三,基于活动的建模方法可以提供一种将居民室内外用能行为进行整合的分析框架。最后对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开展进行了展望:第一,从活动分析和时间利用视角,建立自下而上的居民室内外用能活动仿真模型,在更小的时间和空间尺度模拟家庭能源需求,识别家庭能耗的主要来源、控制的重点人群、时段和区域,指导能源政策制定;第二,深入剖析能源回弹效应产生的决策机理,以及怎样的政策或政策组合可以有效减少回弹;第三,将社会网络分析引入居民生活能耗研究,更加全面理解影响家庭用能行为的机制,为家庭能源消费管理提供新思路。     

环境污染与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机制与基于中国经济事实的检验

环境污染是与居民健康水平紧密相关的,并且会导致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呈现出异质性特征,从而影响居民收入差距。本文通过构建跨期经济模型研究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导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出现相同比例的健康损害,这种损害会拉大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应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会进行相对较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因而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差异会逐渐拉大,所以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也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而扩大。基于理论研究结果,运用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环境污染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基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计量检验结果是一致的,这表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2)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当滞后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到临界点之后,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效应会明显增强,表明环境污染对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有显著的影响,环境污染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3)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在教育、政府行为、城镇化等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因素之外,环境污染也是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显著性因素,并且其影响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期初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在治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相关政策应该平衡环境污染成本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