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与消费型环境污染: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消费是环境问题的重要因素,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微小的暴行"的消费型环境污染问题却长期被环境公共政策所忽略。当前,消费型环境污染正成为中国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的关键性阻碍和风险,而我国经济新常态客观上要求继续拉动消费需求,因此能够兼顾刺激消费和抑制消费型环境污染的财政支出政策对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分别考察了不同制度环境下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消费型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机制。理论分析发现,政府非经济性财政支出对消费型环境污染存在正负两种效应,消费融资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当消费融资效应占主导时,政府提高非经济性财政支出会加剧消费型环境污染,反之,当环境规制效应占主导时,政府提高非经济性财政支出则会降低消费型环境污染。进一步地,本文构建了由收入方程和污染方程组成的动态面板模型,采用10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2007-2012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前中国财政支出结构对消费型环境污染的影响以环境规制效应为主导,并且环境规制效应的大小受地区廉政环境的影响。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在释放消费需求的同时降低或规避消费型环境污染,政府应将财政支出重点进一步转向教育、环保等非经济性领域,并着力创造有利于发挥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效应的廉政环境。     

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

环境的资源稀缺性特点决定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必然的矛盾;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环境保护与生态治理应纳入政府规制的范畴。本文从经济增长的结构、效率、稳定性和持续性等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熵权法分别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的分维度质量指数和综合指数,同时构建计量模型着重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①总体来看,加大环境规制强度对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且稳定的促进作用。但在分维度指数上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效率维度和持续性维度的改善,而对结构维度和稳定性维度无显著的促进作用。②分区域来看,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即环境规制对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其次为西部地区,而对东部地区无明显促进作用。③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会产生非线性的影响,即在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环境规制政策会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但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一定水平时,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因此,在适宜的范围内增加环境规制强度,不仅有利于生态环境改善,还能提高要素生产率和能源利用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收入增长、大气污染与公众健康——基于CHNS的微观证据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严峻环境污染及其对公众健康的损害,受到国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家庭调查数据(CHNS),结合相应地区环境污染物与经济发展数据,本文试图从理论机制和实证层面探讨家庭收入提高对健康的正向效应能否缓解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负向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家庭收入提高能够显著减缓工业粉尘对健康损害,但并未能抵消工业氮化物(NOX)对公众健康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理论机制发现,收入对大气污染健康损害的减缓效应主要取决于家庭的环境支付意愿,"南低北高"的地区污染特征客观上造成"南低北高"的环境支付意愿差异,北方地区家庭收入提高抵消环境污染的健康福利表现较南方地区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显现出环境支付意愿的差异,受教育年限越高的人群更倾向于将家庭收入转换为减轻环境污染的健康福利。     

中国政府公共支出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基于面板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

在"节能减排"呼声日益高涨的现实背景下,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碳排放行业的环境公共支出力度。本文根据1998-201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虑政府支出和碳排放的双向作用机制,在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相互影响的联立方程模型中引入政府公共支出变量,研究政府公共支出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对碳排放既具有负向的直接作用,能够发挥减排效应,又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发挥间接作用,间接效应的强弱和方向与收入水平密切相关:在均值收入水平下,政府公共支出对碳排放的影响中正向的间接效应占主导地位,从而使得总效应为正,不具有减排效应。此外,我们计算得出CO2倒N型曲线的转折点为720元和271 445元,到2011年我国所有省份都处于CO2倒N型曲线的上升阶段,人均收入提高会直接增加碳排放,并且离跨越转折高点还有较远距离。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均物质资本、经济开放度和产业结构都对碳排放存在正向影响,会加剧地区的碳排放污染;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人口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下会增加人们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从而减缓碳排放进程。因此,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亟待实施差异化的公共支出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地探寻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与经济持续、稳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虽然政府制定了相关的环境治理政策,但我国环境治理整体效果仍然欠佳。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较高经济效益,会放松对环境管理,导致环境治理高投入低成效。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政府在制定相关环境治理政策时带有区域性特点,迫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迁移至环境规制相对薄弱的地区,由此产生污染迁移的现象。基于此,对2003—2017年30个省区市(港澳台和西藏除外)环境污染总指数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总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环境规制强度增加,环境污染总指数会降低,从而引起污染向相邻省份转移,造成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总指数上升。②省际产业转移整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的产业转移到相邻省份时,会缓解本省环境污染,却加重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程度。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加强对于各省区市的环境管控,统筹各区域的联防联治机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本省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还要考虑入驻企业自身污染排放处理能力,并将污染排放指数纳入筛选条件。同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要引入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团队等,运用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区域环境治理水平。     

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

为衡量工业增长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本文构建了"工业绿色增长指数",并运用基于松弛测度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对2007-2011年中国30省(区、市)进行测算,根据得分将其分成高绿化度地区、中绿化度地区和低绿化度地区;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测算了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这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同时考察技术创新、工业结构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程度。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增长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行政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显著,市场型环境规制在高、中绿化度地区起主要作用,而低绿化度地区以行政型环境规制为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有限;技术创新和工业结构也是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中西部地区要树立绿色、低碳的理念对东部地区所转移的产业进行选择;高绿化度地区需在提高排污费标准的同时,逐步采用排污权交易等方式加大对环境污染总量的控制力度;低绿化度地区可在实行低标准排污费政策的同时,逐步实现从行政型向市场型环境规制的转变;逐步发挥并扩大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注重与节能减排相关的技术吸收和应用推广,降低高载能行业的比重。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中国城市空气污染

中国空气污染格局受到政策因素的深刻影响,财政分权和政绩考核背景下的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激励污染性产业发展进而加剧环境污染。政府层面的环境规制和企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则减少了单位产能污染排放。两种力量的相互制约塑造了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的格局。本文基于2003—2013年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以综合污染指数刻画空气污染程度,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空气污染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在研究时段空气污染和污染性产业空间动态一致,均有向东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污染性产业的存量对污染的加剧作用比增量更为显著。(2)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显著增加本地和周边地区空气污染。环境规制是抑制空气污染的重要方式,但本地的高规制将造成周边地区污染加剧。技术进步能够有效降低空气污染,且不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3)抑制空气污染的因素(环境规制、技术进步)比加剧污染的因素(地方政府竞争、污染性产业增长)作用效力更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污染产业发展的同时空气污染程度降低的现象。文章启示调整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贯彻环境规制的科学制定与严格执行,促成企业创新驱动是减轻空气污染的重要途径。     

基于竞争视角下央地政府环境规制行为策略研究

鉴于"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管理模式下,地方政府在执行环境规制过程中与中央政府目标不一致这一现象,本文考虑了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选择策略的影响;运用演化博弈理论构建了相邻地方政府竞争视角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探讨了博弈双方的演化规律及行为特征;进一步结合理论分析,选取数值对奖励力度、惩罚力度、相邻地方政府投资环境保护的正外部效应系数及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博弈主体实现稳定演化策略的作用机制进行仿真,并对博弈双方实现演化稳定策略的动态轨迹进行分析,研究影响因素如何促进博弈主体实现博弈均衡。研究表明:(1)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意愿对各影响因素的敏感性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执行意愿对奖励力度、相邻地方政府竞争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更为敏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惩罚力度均有较强的敏感性。(2)奖励力度、惩罚力度和相邻地方政府不同投资行为产生的正、负外部效应系数对实现环境规制理想局面的影响均存在门槛效应,只有在一定条件下,当相邻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正负外部效应低于阈值或奖励力度、惩罚力度超过阈值时,有利于促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现(执行,不监管)的理想局面。相对于投资经济行为的负外部效应,有效控制投资环境保护行为的正外部效应更易于促进地方政府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策略。中央政府在绩效考核体系中应充分运用相邻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和奖励机制对环境规制博弈双方的影响差异,制定有效措施激励地方政府积极执行环境规制。     

相对环境规制、高污染产业转移与污染集聚

近年来中国高污染产业逐渐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各地区相应进行一定的环境规制,但中西部地区的污染仍急剧上升。探讨地区间的环境规制差异和高污染性的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集聚带来的影响,对我国的环境治理和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文章利用我国2006—2015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计算高污染产业动态集聚指数,环境污染集聚指数和相对环境规制强度指数,利用GMM广义估计法进行全样本、区域异质性、时期异质性回归分析。子样本回归分析中分别按我国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分组,按我国2006—2010年和2011—2015年进行时期异质性分组,得出的子样本回归结果与全样本回归结果大体上是相吻合的。结果表明:我国相对环境规制与环境污染集聚呈现"倒U型"关系;高污染产业转移所带来的主要是工业废水污染和工业废气污染的集聚程度的加深;由转移所带来工业固体废物污染集聚不十分明显;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使得地区环境污染集聚加剧; EKC曲线在我国确实存在,但并不显著;劳动力成本和质量的提高会使得环境污染集聚下降。高污染产业转入地在承接转出地产业转移的同时,应该努力提高能源效率,引进绿色排污工具,从而促进转入地和转出地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各地区应依据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和有效利用原则,充分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逐渐由分散治理向集中控制转化,力求从地区源头解决污染问题,以实现最大程度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局面。地方政府应该综合考虑产业结构、地区生产总值、要素成本、资源禀赋等因素,通过建立地区之间的产业链,实现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     

基于农产品价格变动的土地流转双方收入分配研究

我国农产品价格自2003年以来经历了三次较大幅度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能否真正给农业生产者,特别是土地转入者带来收入增长,对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具有重要意义。论文利用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实证分析了土地流转过程中农产品价格引起的流转地租金变动对土地流转双方收入分配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近年来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显著地拉动了土地流转租金的上升,它与投入要素价格、劳动力状况(亩均农业劳动力数、非农就业机会)、经济作物种植比重和家庭基本特征(受教育程度、年龄、身体健康、家庭财富)共同作用于土地流转租金的变化。从地理气候特征具有明显差异的4个地区12个省份(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的收入分配情况来看,短期内农产品价格上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农业生产者的收入,然而长期来看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农民增收的效果有限且作用越来越弱,农产品价格变动下的土地流转双方收入分配格局朝着不利于农业生产者的方向发展,意味着提高农产品价格等一系列政策并不能有效解决农业收入持续增长的问题。因此,建议我国政府应加快推动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逐步提高非农就业的稳定性,降低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完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扩大农业生产者土地经营规模、实现农业收入的稳步增长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社会保险缴费对就业的挤出效应

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快速发展,社会保险缴费不断增长,其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影响也逐渐凸显,表现之一是我国的就业增长相对于劳动人口的增长显得非常缓慢。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发现,社会保险缴费会对就业产生挤出效应。本文在理论上讨论了社会保险缴费产生就业效应的作用机制,并通过2004-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我国社会保险缴费的快速增长对就业有挤出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保险缴费率每增加1%,平均来说会导致总就业水平减少0.153%,城镇就业水平减少0.06%。分区域的研究表明,社会保险缴费对我国的高收入地区和中等收入地区的就业都有显著的挤出效应,但是对低收入地区的就业影响不明显。本文的政策含义是要注意社会保险缴费的快速上涨可能会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应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社保负担。     

就业创造还是就业替代——OFDI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是吸纳劳动力就业和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一条新途径。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随着时间和地区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创造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存在着区域非均衡性,使得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存在着差异,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中部地区两种效应大体相当,二者相抵后表现出不确定效应。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对就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作用。因此,政府在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时,应该更为注重区域的分类和细化,引导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均衡发展,以改善区域就业结构。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绿色已成为新时代矿业发展的主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矿业提出了新要求,环境规制强度影响矿业绿色水平的短期效应,环境规制结构决定矿业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基于2001—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EBM模型定义的方向性距离出数(EBM-DDF)方法构建GML指数来衡量矿业绿色水平。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重点考察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异质效应,探索构建矿业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强度与矿业绿色水平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直接效应。(2)技术创新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矿业绿色水平具有"U"形间接调节效应,技术创新仅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越过拐点后促进矿业绿色发展,能源消费结构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学矿业绿色水平之间存在"U"形关系,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才有利于改善地区环境质量。(3)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水平存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影响不显著;中西部内陆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环境规制并不能促进矿业绿色发展。因此,政府要合理选择环境规制类型,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推动能源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和绿色矿业发展,实现矿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非期望产出约束下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的异质性效应研究

环境问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能源消费所引致的环境绩效恶化问题已成为能源环境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针对已有研究基于非期望产出角度探讨环境规制对环境绩效异质性效应的不足,本文利用SBM-DDF-SML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04—2015年的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来源和成分分解。利用面板门槛模型深入研究环境规制工具对环境绩效影响的异质性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各省份环境效率普遍较低,且区域间差异显著;污染物过度排放和能源过度利用是导致环境无效率的主要原因。(2)尽管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但并未实现绿色可持续增长,西部地区尤为显著;技术进步是推动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3)就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来看,环境规制与环境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和规制强度的高低对环境绩效产生异质性效应,人均GDP、技术创新、FDI、结构因素对环境绩效均有不同程度影响,其中人均GDP、K/L和FDI的影响最为显著。依据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各地区应加大环境治理投资力度,加强节能减排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提高能源效率,减少污染排放,进一步发挥技术进步对环境绩效的推动作用。构建环境治理长效机制,保证环境治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审慎设计和制定环境规制工具,建立科学合理的环境政策体系,环境治理的关键不是"哪一种规制工具效果最好",而是"哪一组规制组合效果最优"。政府应该结合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工具的特点,选择最优的环境规制组合,建立长期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这一点对综合治理环境污染,提高环境绩效尤其重要。     

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子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最新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试行)》以法律形式保障了公众对于环境治理的参与行为,在地区经济发展压力大而环境污染自解决机制欠缺的背景下,公众环境参与或将成为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然而目前对于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子却少有研究。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及文献梳理构建了公众环境参与理论框架,采用2003-2012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社会经济状况、环境污染状况以及政府环境规制对于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公众来信正相关,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与来信负相关,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加剧环境问题,而个人经济状况好转有利于改善环境,二者都促进公众环境参与;在环境污染状况方面,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对于公众参与的影响明显高于工业废气以及固体废物污染,说明人们对于水资源污染的敏感程度要远高于其他两者;在政府规制方面,颁布的环保法律法规数对来访和"两会"提案都呈现出负相关,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比对人大建议数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政府推行的环境政策较成功,对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能够减缓环境质量恶化速度;另外,来信比来访更易受上述因素的影响,说明便捷、经济的公众环境参与方式更易接受。以高中生为指标的受教育程度与公众参与不具备相关性,主要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对良好环境质量的偏好越强,选择环境质量更好的社区居住而对环境问题敏感度降低。促进我国公众环境参与需在政策的引导下,提高公众经济水平,增加参与的便利性,并考虑民间发挥民间组织作用。     

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

本文基于泰尔指数法,计算并测度了中国资源富集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矿业)收入差距,然后结合矿业权集聚度的测度结果和中国资源税改革的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2004—2014年中国资源富集区矿业权集聚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资源税对矿业权集聚水平和矿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矿业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改进,也不利于区域贫困减缓。资源税低水平征收对"资源诅咒"和"区域贫困"具有传导效应,进而对资源富集区的贫困减缓形成阻滞作用。另外,矿业权集聚对地区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异质性揭示了区域资源性收益分配存在的差异。短期来看,矿业权集聚使中央企业惠及更多,是引致"富饶中的贫困"怪圈的重要原因;但长期来看,随着矿业权集聚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获得的累积性资源性收益不断上升,渐次增强了地方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实施收入调节的能力,总体上有利于区域贫困的减缓。因此,为实现资源富集区的精准扶贫,资源主管部门在制定减贫措施前,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区别对待,短期内应着力于调整资源性收益分配机制,赋予地方更多资源性收益,并加大对社会的保障性支出;长期来看,应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多样化,并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社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从根本上改变区域贫困产生的内生性环境和外生性环境。     

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效应

利用2006—2017年我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效应分解分别计算出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和总效应。模型估计的结果表明:①财政收入分权与财政支出分权通过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两种途径对环境污染产生显著影响,但收入分权与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效应具有异质性。②财政收入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和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系数分别为-5.429和-17.572。提高财政收入分权度不仅有利于减轻本省份环境污染,也对邻近省份的环境污染起到抑制作用。而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和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影响程度分别为-3.345和1.173。提高财政支出分权虽然有利于减少本省份污染的排放,但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省际的污染外溢效应,提高邻近省份的污染程度。③从总效应来看,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对环境污染均呈现出显著的负向相关性,影响程度分别为-23.001和-2.172。提高财政分权可降低环境污染水平,有利于环境质量提升。④通过构建不同空间权重矩阵,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结果表明模型估计是稳健可靠的。根据分析结论,可能的启示与建议有:①合理划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在提高财政支出分权度的同时提高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分权度,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②继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完善绿色经济考核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加大对污染治理和环境改善的支出水平及效率。     

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基于区域开放的异质性研究

随着全球化推进,各国开始不断消减贸易壁垒,环境规制程度跟着提升,各级地方政府作为环境规制相关政策执行者,国家的环境治理直接受到其环境规制策略影响。论文围绕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问题,采用变截距GLS方法和Hansen提出的"门槛回归"模型,并利用我国29个省级单位2000-2013年面板数据,将地方政府竞争作为门槛变量,分析在不同门槛值下地方政府竞争、区域开放对工业环境规制的影响,并进一步研究财政收支分权和贸易政策对这种影响是否存在积极或恶化作用,力求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实现环境有效规制。研究表明:在样本期间内,财政收入分权度较低、财政支出分权度较高、贸易开放度高、金融开放度高和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加凸显。全国和东部地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表现出地方政府竞争对工业环境规制非单调性,西部地区存在对工业环境规制呈边际递减的抑制作用。总之,样本期间内地方政府竞争程度有助于全国和东部地区环境进行有效规制,中部地区跨越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失灵,西部地区则存在较严重环境规制失灵问题。为了规避环境规制失灵,我们应提高外商投资的进入环境门槛,地方政府在治理环境时,应削减对自己地区的行政垄断,推动各级地方政府跨区域环境保护合作,并由较高层级的政府来承担环境规制的财政支出责任,不断降低地方政府恶性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失灵。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出发,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整体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绿色引导效应凸显需经历一定时期;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整体呈下游、上游、中游地区梯度递减格局,且中游地区始终以成本约束效应为主;环境规制会导致污染型产业在长江经济带内城市间扩散转移,以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上游地区环境治理力度较弱而不足以影响企业迁移决策。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生产能力,应强化工业污染协同治理,提升环境政策精准性,加快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应用。     

城市竞争、空间溢出与生态效率:高位压力和低位吸力的影响

在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同步发展的过程中,得益于要素资源的有效集聚,部分城市成为新的枢纽城市或者标杆城市,城市间在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竞争,研究城市竞争如何影响生态效率提升对于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利用19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5年面板数据,测度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空间溢出的高位压力和低位吸力,研究城市间经济增长竞争和环境规制竞争对城市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主要发现有:(1)邻近地区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空间溢出的高位压力和低位吸力对本市生态效率的作用方向具有显著差异,低位促进,高位抑制,且分别以"破罐子破摔"效应和"污染天堂"效应最突出。(2)邻近阈值为750 km时,经济增长高位压力和低位吸力每增加1个单位,生态效率增长率会分别降低14.5%和提高9.7%。而环境规制低位吸力每增加1个单位,生态效率增长率会提高4.5%。(3)分组比较发现,各组城市经济增长竞争对生态效率提升的影响仍表现为"破罐子破摔"效应。(4)与资源型城市和环境保护非重点城市相比,非资源型城市和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更易受到环境规制更宽松的邻近城市影响,呈现显著的"污染天堂"效应。实证发现暗示着: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进程中应积极引导城市间的良性竞争;地方政府应高度重视经济增长和环境规制的正、负向空间溢出,生态效率增长极地区应积极发挥示范效应和溢出效应;对不同城市类型采取差别化约束机制,坚持分类指导、特色发展,以快速有效地提升城市生态效率,实现区域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