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期全国碳市场政策对经济和排放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一年多以来,国际国内形势仍面临极大不确定性。疫情显著降低了短期排放水平,但是经济恢复政策和疫情发展形势的不确定使得对未来经济发展和碳排放的判断变得复杂,碳排放是否会反弹对实现《巴黎协定》目标造成挑战,已经投入运行的全国碳市场能多大程度发挥政策效果等问题值得关注。本文首先定量评估了疫情对经济和环境的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基于此分析疫情后全国碳市场政策的实施效果。结果显示:疫情造成中国经济活动以及碳排放短期显著下降,2020年中国全年的GDP增长较基准情景下降3.84%,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分别较基准情景下降4.47%和5.12%。但是,接下来的十年内,GDP会逐渐恢复至基准情景,累计碳排放较基准情景增加0.06%。在没有其他气候政策干预的情况下,疫情带来的短期减排效应不足以保障中国各项气候目标的实现,落实碳市场政策十分必要。疫情之后启动全国碳市场,可以促进投资、减少能源使用和碳排放,到2030年,能源消费将下降7.44%,碳排放下降10.49%,碳价为229.73元/t。国外疫情若在2021年还不能得到控制,将会继续影响中国的对外贸易,使得中国GDP损失略有提高,但不会改变国内疫情之后经济恢复的大趋势。     

重点工业行业碳排放现状与减排定位分析

基于企业样本数据和省级数据库,本文对中国电力、钢铁及水泥行业进行碳排放量核算、排放集中度分析、达峰情况分类及脱钩状态判断,并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判断各省份在减排行动中的定位。结果表明,全国钢铁及水泥行业碳排放量在2014年后增长明显放缓,电力行业碳排放量持续上升;在省级层面,电力、钢铁及水泥行业分别有15个、7个及12个省份碳排放量仍在快速增长;在空间分布上,电力行业碳排放呈现"东高西低",钢铁行业碳排放集中在河北周边,水泥行业碳排放呈现"南高北低中部突出";时间趋势上,各省份电力行业和水泥行业逐渐实现碳排放量与产品产量之间的脱钩,在产量增长的情况下碳排放量增长减缓甚至降低,各省份钢铁行业碳排放量与产量之间的脱钩状态则较为多样化。     

碳中和目标下的北京城市道路移动源CO2和大气污染物协同减排效应研究

为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研究北京城市道路移动源CO_2和大气污染物(CO、NO_x、PM_(2.5))的协同减排效应。本文以2016年为基准年,建立CO_2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LEAP模型,设计三种政策情景,预测到2060年各类污染物排放量,并通过减排效应坐标系分析和减排弹性系数法研究不同措施下CO_2和大气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效应。结果显示,综合政策情景的减排作用最好,且协同减排效应最显著,但在2060年无法实现碳中和目标;单一措施情景下,严格排放标准措施的协同减排效果有限,但对各污染物的减排协同性最优,推广公共交通减排协同性次之,发展新能源车辆措施具有较好的协同减排效果,但对CO_2—CO和CO_2—PM_(2.5)的减排协同度较差。对此,本文提出应加快推动交通能源结构转型,在新能源车取代燃油类机动车的同时,要不断减少天然气类车型的比例,尽可能实现"电能+新能源汽车"的零排放能源结构;还要加严机动车排放标准限值以加强CO_2和大气污染物的减排协同度;制定相应的机动车CO_2和大气污染物协同排放限值标准目标,构建CO_2与大气污染物排放协同管理体系等建议。     

基于利益相关群体的碳减排策略与潜力分析——以苏州市为例

本研究基于苏州市低碳试点工作实施方案,识别了苏州市重点减排领域,采用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估算了苏州"十二五"(2011—2015)期间碳排放量,并利用情景分析法预测了2016—2025年基准情景和综合减排情景碳排放趋势,分析了各重点排放领域减排贡献率。在此基础上,将减排策略按照自愿、监管、自愿与监管相结合的方式分别从不同利益相关群体进行梳理,分析不同群体减排潜力。结果表明:(1) 2015年,苏州市碳排放量约为2.35亿吨,2011—2015年,重点排放领域为工业能源消耗、建筑、交通、电力行业。(2)采用综合减排方案能在2020年左右达到峰值,之后缓慢下降,但交通部门碳排放仍有一定增加。(3)碳减排策略由多个利益相关群体共同作用产生减排贡献。对苏州市低碳试点方案的分析表明,当地政策制定者的减排贡献最高,其后是基础设施建设者和运营者,最后是基础设施使用者。     

中国国际贸易中的内涵CO2排放及其空间特征

国际贸易中的内涵CO2排放成为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关注的热点.中国进出口贸易产品中的内涵CO2排放是导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显著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研究表明,中国国际贸易中的内涵碳排放凸现"国外消费,国内污染"的典型特征;美、日、欧盟等OECD国家是中国国际贸易中内涵CO2净排放的主要集中区;非OECD中的亚洲国家是中国国际贸易中内涵CO2净排放的次集中区.据此提出:①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当考虑国际贸易导致的内涵碳排放;②中国出口产品的消费国应对中国的碳排放增长负有一定的责任;③构建消费型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体系更能体现出减排的公平性;④发展低碳经济是中国从根本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最有效措施.这一研究为重新界定中国温室气体排放和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充分争取公平性提供有利的佐证.     

我国低碳转型进程中碳强度与电气化环境库兹涅茨倒U形关联的检验与政策启示

中国正在积极地谋求低碳化转型,政府承诺落实2030年前碳达峰的目标并努力争取2060年实现碳中和。碳强度控制是实现CO_2减排的关键制度,而电气化又与碳排放和经济增长都具有紧密的联系。因此,研究电气化与碳强度的关系对政策设计和制定碳强度控制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电气化与碳强度关系的现有研究,本文提出了碳排放强度随着电气化水平提高先上升后下降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关系假设。本文以中国1997—2016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对象进行假设检验,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空间效应对结果的影响。结果显示,我国电气化与碳强度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倒U形的EKC关系,并且这一结论在考虑空间因素后仍然稳健。EKC曲线的拐点在不考虑空间因素的情况下位于电气化水平为10.52%的位置,在考虑了空间因素后略微后移到10.81%。截至2016年,所有省份的电气化水平均处于EKC拐点的右侧,即电气化水平的提高将对碳强度下降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最后,针对电气化与碳强度关系的一般与空间特征,本文对电气化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环境效应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基于中国段17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采用"多投入—多产出"的DEA模型,以环境生产函数和方向性距离函数为基础,将污染变量作为坏产出而引入生产函数,在传统生产技术的基础上构造出环境生产技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17个城市2000—2014年全要素能源效率、成分、影响因素进行测度与分析。研究表明:在环境约束下能源过度使用、废气过度排放导致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国段)各城市能源效率增长率和能源使用技术效率增长率降低。同时,因为忽视能源减排技术,导致能源使用技术进步增长率降低。因此,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强化节能减排技术利用、调整产业结构、抑制高能耗行业过快增长、加强丝路沿线城市技术交流与合作等举措有助于提高各城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最终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经济增长与能耗降低。     

电力行业的节能减排与低碳经济

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火电行业是碳排放量的主体,面对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电力行业势必将成为CO2减排的主力军。目前,火电行业通过"上大压小"政策,实现结构减排;通过提高电力工业的烟气脱硫,实现工程减排;通过扩大清洁能源的比例,减少煤炭消耗总量,实现总量减排。使用清洁能源是实现碳减排的有效途径。指出了电力行业"节能减排"的现状和措施,分析了电力行业在"低碳经济"中所面临的新形势,并对低碳电力技术的研究与运用进行了展望,阐述了通过利用清洁能源促进碳减排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要闻

正中美达成减排协议11月12日,中美双方发布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美国首次提出,到2025年温室气体排放较2005年整体下降26%~28%,刷新美国之前承诺的2020年碳排放比2005年减少17%。中国首次正式提出2030年中国碳排放有望达到峰值,并将于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提升到20%。中美分别是全球最大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因而对全球减排至关重要。(观察者网)我国耕地退化面积已超总面积40%从农业部获悉,目前,中国耕地退化面积已占     

对燃油征税的区域能源环境影响研究:以中国为例

控制汽柴油消费对中国的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有着重要意义.燃油税和碳税是中国近期两种主要的已经或可能施加于燃油的税收政策.以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为核心,本研究构建了一个燃油税和碳税的区域能源环境影响评估模型.利用模型估计了我国的燃油需求价格弹性,测算了燃油需求响应,计算了在相同CO2减排目标下,提高汽油消费税、提高柴油消费税、引入碳税三种政策情景下各省份预计产生的节能效应、减排效应和税收效益.研究结果显示,在相同的CO2减排目标下,第一,在不同情景下,各省份节能程度差异均有限,但节能数量均体现出区域匹配性,燃油消费越多的省份,节能数量一般越多,且提高汽油消费税的全国节能总量最大;第二,在引入碳税情景下,各省份CO2减排比例差异最小;第三,在全国层面,三种政策情景中空气污染物(PM2.5和NOx和SO2)减排数量均为提高汽油消费税>引入碳税>提高柴油消费税,但在提高柴油消费税情景下,有4/5的省份预计PM2.5排放减少程度超过14%.除此之外,提高汽油消费税的税收收益最大.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保护成效及驱动力研究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保障国家生态安全、扩大绿色生态空间的重要区域,在实现全国生态资产保值增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现阶段围绕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保护成效及驱动力开展的研究较少。为明确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保护的驱动力以及存在的问题,本文利用遥感影像并结合图像解译、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内生态资产展开分析,并将其与非重点生态功能区进行比较。研究结果显示:重点生态功能区内森林、灌丛、草地和湿地生态资产总面积为349.30万km~2,优级和良级生态资产占生态资产总面积的42.42%,生态资产综合指数为21.19。15年间,重点功能区内生态资产总面积增加0.05%,优级和良级生态资产面积占比分别增加0.59%和0.85%,生态资产综合指数增加2.94。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面积和质量增幅均小于非重点生态功能区,然而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指数增量高于非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恢复是驱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面积变化的主因,对原有生态资产的保护是促进生态资产指数增加的最主要驱动力(贡献率达81%),城镇化和农业开发对生态资产的不利影响不容忽视(贡献率达-6.81%)。研究表明,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资产保护成效显著,同时还有较大提升空间。本研究也为优化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城镇化和农业开发的管理提供了证据和参考。     

生态资产核算与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生态资产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如何科学评估和核算生态资产并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本文从厘清生态资产的概念与范畴出发,梳理了有关生态资产核算方法与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进展,并对下一步研究的重点提出了相关建议。本文认为,加强城市群生态资产相关研究很有必要,建议从生态资产空间流转与代谢的视角出发,综合考虑宏观方法与微观方法相结合,定量化评估生态资产的存量和流量,刻画生态资产的空间流转路径与代谢网络关系,深入分析关键利益相关方的价值偏好,构建市场化生态资产补偿机制,为实现生态资产合理利用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证参照。     

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与经验研究

健全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是实现自然资源资产合理使用和有效保护、发挥社会主义公有制优势、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提炼三江源国家公园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典型实践,梳理其改革经验与启示,为探索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代表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内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积累"青海经验"、做出"青海贡献".     

基于全产业链视角实施生态资产管理

生态资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当前研究尚未充分关注人类活动对生态资产的影响。本文从社会经济系统的全产业链视角出发,探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生产消费活动对生态资产的影响以及所对应的不同政策内涵。分析结果表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对应不同政策内涵,识别不同环节上的关键区域/行业能够为不同类型的政策决策指出着力点。初始投入环节的核算服务于人力资本投入行为的调控;初始生产环节的核算服务于末端控制手段,包括资源节约与污染物减排;中间生产环节和末端生产环节的核算服务于提升生产效率的政策手段;最终消费环节的核算服务于消费行为优化。最终得出应该从全产业链视角实施多环节生态资产管理的结论,并提出,为了从全产业链视角实施生态资产管理,应考虑建立一套标准化、全产业链视角的生态资产需求核算框架,建设支持全产业链视角核算生态资产需求的基础数据库,将全产业链视角管理生态资产的思维融入政策决策等建议。     

京津冀区域生态资产负债核算研究

开展生态资产负债核算研究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具有重要意义。以京津冀13个地市为例,通过计算生态产品供给价值变化以及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赤字来分析其生态资产负债变化情况。核算结果表明,2012年京津冀生态产品供给的期初价值为4686亿元,期末价值为4990亿元,当期增加340亿元。京津冀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分别为4451.06万hm2和1932.68万hm2,生态赤字为3167.8万hm2。生态赤字较大的城市分别是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和保定市,生态赤字较小的城市分别为秦皇岛市和承德市。北京市人口增长过快和资源消耗量过大是生态赤字的重要原因。京津冀区域在发展方面引起的生态资产变化,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油气田开发生态保护措施探讨

我国许多油气田处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石油开采以及油气集输、储运等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非常突出。文章依据生态保护的原则提出了油气田开发规划、设计、施工以及施工后几个阶段应当采取的生态保护措施,同时还提出了施工结束后的一些生态恢复措施,以供借鉴。     

现代化进程中的生态文明建设综述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意义,可以从历史、现实、未来、理论创新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多个方面进行归纳。生态文明是对生态危机的反拨与超越,是对长期困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困境的历史性扭转。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浩繁的社会工程,学界就此提出价值体系、关键环节、整体推进和低碳消费等基本思路和建设策略。     

新中国70年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的艰难历程与辉煌成就

中国的生态环境建设,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之初生产力低下的农耕文明、改革开放后的工业文明、迈向生态文明的三大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身的特质、挑战、应对和成效。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前,中国整体上表现为农耕文明特征,自然灾害频发、粮食生产短缺、城市化水平低下。为了跳出"马尔萨斯陷阱",新中国的缔造者带领人民治理水患,兴修水利,拓荒垦殖,问题得到缓解但没有得到解决,贫困落后依然,没能彻底摆脱"马尔萨斯魔咒"。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快速推进,城市化加速发展,使农民得以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提升了劳动生产力;同时也使土地得以从农民手中部分释放出来,不仅大幅提升了土地资源价值,也使土地得以休养生息自我生态修复。虽然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大幅提升了生产力、积累了巨量的物质财富,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逼近工业文明的生态红线、环境底线和资源上线,可持续发展挑战不断凸显。2010年后,中国全面启动生态保护、污染控制和资源节约的转型发展进程,高质量、大力度建设生态文明,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