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方式及影响因素研究

畜禽养殖环境污染问题,始终是畜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解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现状与行为特点,分析影响养殖户废弃物处理方式选择的主要原因,本文基于对山东省6市30县(区)养殖户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UTAUT理论分析框架与无序多分类Logit模型,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处理方式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经济绩效期望、主观规范、养殖劳动人口、养殖数量对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以及鲜装出售4种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均有显著影响。②家庭年收入正向影响养殖户选择直接还田的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③养殖户通过堆肥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受其知识储备、社会因素、养殖规模的正向影响以及性别与婚姻状况的负向影响。④利用沼气发酵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受到养殖户年龄的负向影响以及养殖收入比例与环境便利性的正向影响。⑤对直接还田、堆肥发酵、沼气发酵、鲜装出售方式处理畜禽废弃物影响最大的因素依次为主观规范、养殖规模、经济绩效期望与养殖劳动人口。据此,为促进养殖户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推动养殖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强化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宣传推广,提升养殖户相关理解与认知水平。②制定合理的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补贴政策,增加政策的针对性与有效激励性。③加强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技术研究与积极推广,提高讲座或培训内容的实用性。④完善畜禽粪污治理的有关政策与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法规的权威性与政策的可操作性。     

畜禽养殖户生态认知及行为决策研究——基于山东、安徽等6省养殖户的实地调研

食品安全及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而畜禽产业中的养殖环节更是同时关系着这两个焦点问题,尤其是养殖户的生产行为不仅决定着产品质量安全,更直接影响养殖区域的生态环境,与产品安全及环境保护息息相关.本文利用山东、安徽、湖北等6省271份调查数据,从养殖户生态认知角度出发,采用logistic模型,对养殖户生态行为决策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养殖户个人特征对其生态行为决策影响不大,而养殖户家庭年纯收入、养殖规模、是否参加养殖培训、是否进行过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以及养殖户生态认知等5个因素对养殖户生态行为决策具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为进一步规范养殖户生态行为决策,提高养殖户生态认知、加大农村技术培训以及加强政府对养殖者生产行为的监管尤为重要.     

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农户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研究

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利用江苏,山东,四川,福建,江西5省754个样本的实际调查数据,采用多元的probit回归模型和养殖利润方程,从农户方面分析了当期的养殖利润,生计资本和生计策略的相互影响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当期的养殖利润对生计策略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养殖户采取应对策略具有滞后性;物质资本中的通用型资产,金融资本中的消费类资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负,通用型资本的增加意味着养殖户的转移成本较小;消费类资产越多,农户可用于应对的风险的资金越少,因此这两者都会减少养殖户对生计策略的选择。而物质资本中与气象风险相关的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中的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为正;专用型资本越多,农户的沉淀成本越多;而储蓄类资产、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增加,农户应对风险的资源增加,故上述生计资本的增多会使得农户的适应性能力增强。而生计策略对当期养殖利润的影响受养殖规模的影响。因此要想提高农户在气候变化下的适应能力,政府就必须加强对其专用型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补贴,提高农户的受教育水平以及对规模化的养殖场进行政策补贴,税收减免等政策支持。     

声誉诉求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家禽养殖户污染物处理方式选择为例

面临严峻的农村面源污染形势,政府现行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无法实现有效监督。构建自主治理制度,激励农户践行亲环境行为,将成为未来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路径选择之一。如何有效规范农户污染处理行为,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基于声誉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模型,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在农村"熟人社会"场域下,农户声誉诉求对其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农户家禽养殖污染处理行为为例,利用全国8个省330户家禽养殖户的调查数据,通过4个指标测度了农户社会声誉诉求的强弱,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加权平均方法分别构建了农户声誉诉求的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应用Probit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声誉诉求对养殖户污染物废弃行为存在抑制作用的假说,并比较了现行政府规制措施的实施效果。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声誉诉求对其亲环境行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2政府引导对养殖户污染物废弃的抑制作用显著,而政府管制措施却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基于此,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个人对声誉关注程度越高,违反社会准则的成本就越高,个人就有越强的动机遵守社会规范、自我约束污染物废弃行为。"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中存在较强的社会规制作用和社区成员参与公共环境自觉维护的激励机制。第二,在强制性环境管制难以有效实现的农村环境下,政府通过引导和宣传诱致农户自觉践行亲环境行为,构建环境自我监督机制,或可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有效途径。强化社区成员声誉效用和社会责任意识可成为乡村环境治理相关法律和公共管理制度建设的重要补充。     

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预期效益还是政策激励?

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主体,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行为是我国农业转型的关键。预期效益和政策激励是影响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作用如何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本文基于山东省两县级市507份设施蔬菜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的影响因素,并运用ISM模型判定各影响因素的内在关联关系和层次结构。研究发现:第一,预期效益中的环保型技术成本预期、废弃物回收利用成本预期对农户农业生态转型参与行为具有阻碍作用,预期效益中的收入预期对农户农业生态转型参与意愿具有促进作用。第二,政策激励中的政府监管和政策补贴对农户农业生态转型参与行为具有明显的靶向指导作用。第三,环保型技术成本预期、废弃物回收利用成本预期等预期效益因素是表层直接因素;政府监管、政策补贴等政策激励因素是深层根源因素。因此,要推进优质优价农产品市场机制形成,提供农业生态转型示范模式。推动设施蔬菜生产的绿色化、优质化、品牌化建设,加强按照环境友好型方式生产出来的绿色蔬菜的辨识度。重视绿色蔬菜示范基地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农业生态转型模式,增强农户进一步参与农业生态转型信心。同时,政策约束与政策激励结合,落实农业生态转型政策激励。运用大数据科学制定农业政策,对污染环境、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生产方式要严格禁止,并采取经济惩罚措施。对环境友好型生态农业生产方式要加以鼓励引导,对生态循环农业生产给予适当补贴,同时强化政策执行和舆论监督。     

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

生态补偿是激励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实现畜禽养殖经济与生态双收效益的有力政策途径。为深入了解养殖户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补偿意愿及其意愿受偿水平,本研究基于山东省6市30县(区)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整合性技术接受与使用(UTAUT)模型为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条件价值评估法(CVM)与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进行了系统研究,结果表明:①72. 4%的养殖户愿意接受政府补偿进行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其意愿补偿水平为98. 02元/月·户;②婚姻状况、家庭年收入、养殖类型、养殖规模、经济绩效期望、社会绩效期望、知识储备、公共关系、技术便利性是影响养殖户补偿意愿的关键因素;③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社会绩效期望、主观规范与公共关系显著影响养殖户的意愿补偿水平。基于此,为促进畜禽废弃物的资源化处理,保障养殖业健康发展,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①加大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的知识普及与技术宣传;②重视对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处理补偿政策的优化完善与推广落实;③强化对养殖户畜禽废弃物处理的政府管制与社会监督。     

农业污染背景下农业补贴政策的作用机理与效应分析

农业补贴政策是我国农业经济领域的一项重要的财政政策,虽然在保证粮食产量安全方面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但是对环境影响的作用机制愈发受到关注。农业补贴政策通过影响农民的预期收益,影响其生产方式,最终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本文以有效控制农业污染为目标,将农业补贴政策划分为产量补贴政策与绿色补贴政策,并构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古诺竞争博弈模型,进而分析比较两种不同补贴政策在均衡状态下的环境重要性、污染排放率、农业补贴率、排污税率等因素对补贴效应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两种补贴政策下,均衡农产品产量、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政府预算支出和社会福利都随着补贴率的增加而增加。(2)绿色生产投资量随着绿色补贴率的增加而增加。(3)在产量补贴政策下,均衡农产品价格随着补贴率的增加而降低,而农业排污量随补贴率的增加而增加;绿色补贴政策的作用恰好相反。(4)与产量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相比,绿色补贴政策下的农产品价格较高、污染排放较少。但生产者剩余和政府预算支出则不确定。还发现,存在一个边际补贴率的阈值,当边际补贴率低于阈值时,与产量补贴政策相比,绿色补贴政策下的均衡农产品产量和消费者剩余较高。本研究的政策启示在于,绿色补贴政策可以有效缓解中国农业发展中的"粮食数量与环境质量之间相互矛盾"困境。采取低于阈值的产量补贴率和高于阈值的绿色补贴率的补贴政策组合策略,可以在保证农产品产量的同时促进绿色农业的发展。     

畜禽粪便处置投入对畜禽产品产量损失控制的作用分析——以蛋鸡规模养殖户为例

畜禽粪便产生的有害气体严重污染了养殖环境,容易引发疫情疾病,从而造成畜禽产品产量的损失,畜禽养殖环节必须对畜禽粪便进行处置。鉴于此,本研究采用蛋鸡规模养殖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损失控制模型(DM模型)分析了蛋鸡粪便处置投入对鸡蛋产量损失控制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蛋鸡粪便处置投入的关键因素。实证结果表明:蛋鸡养殖过程中的饲料、蛋雏鸡、防疫、人工以及粪便处置等投入要素对鸡蛋产量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验证了蛋鸡粪便处置投入能够有效减少鸡蛋产量损失的假说。从影响蛋鸡粪便处置投入的关键因素来看,采用机械方式处置蛋鸡粪便可以有效减少蛋鸡粪便处置投入,高频率的处置粪便提高了处置投入费用,同时蛋鸡粪便处置投入表现出了规模效应。根据研究结果有针对性提出了促进规模养殖户提高畜禽粪便处置水平和畜禽养殖水平的政策建议。     

环境政策与农户环境行为：行政约束抑或是经济激励——基于鄂、赣、浙三省农户调研数据的考察

农村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各界的关注,农村环境治理也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文章在考虑异质性的基础上,基于制度经济学理论构建环境政策规制压力下农户环境行为决策框架,从博弈的角度来分析环境政策与农户环境行为的逻辑机理,并利用鄂、赣、浙三省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政策与农户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政策能够促使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但要当农户家庭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环境政策的正向影响才逐渐显现,并且环境政策强度与农户环境行为存在倒U型关系。相对而言,环境行政政策对农户环境行为的约束作用要强于环境经济政策对农户环境行为的激励作用。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农户,采用环境行政政策来约束农户环境行为的效果要好于采用经济政策来激励农户;对不同类型农户,环境政策更能促使规模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小农户则会明显弱化环境政策对农户环境行为的影响。此外,环境行政政策和环境经济政策之间起到了相互调节的作用,即环境经济政策有助于增强环境行政政策的约束作用,同时环境行政政策的推行也有利于增强环境经济政策的激励作用。基于此,需要放松对小农户、低收入农户的环境行政约束,加强经济激励力度,强化环境行政政策对规模户以及高收入群体的约束作用,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弥补单一政策的缺陷,形成行政政策和经济政策相互推进的良性循环,以便提高农村环境治理的效果。     

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基于选择实验法的阳光堆肥房农户合作偏好

基于农户偏好设计合理的阳光堆肥房合作模式是促进农户参与合作的关键,也是农村生活垃圾末端分类治理的重要保障。运用选择实验法设计了由参与合作户数、退出合作灵活性、距离、技术支持及政府补贴5个属性构成的阳光堆肥房农户合作实验情境,结合陕西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通过RPL模型估计了反映农户偏好的合作模式。结果表明:(1)政府补贴可以有效提升阳光堆肥房的农户合作意愿。(2)农户偏好于参与合作户数较多、合作灵活性较高、距离村子较近以及相关部门提供技术支持的阳光堆肥房合作模式。(3)年轻、受教育程度高、具有村干部或党员身份、环境关心水平高、社会网络广、社会信任以及社会规范程度高的农户参与阳光堆肥房的合作意愿更强。据此建议:有效发挥政府引导作用,通过适当的政府补贴调动农户参与环保公共物品合作供给的积极性。充分考虑农户诉求及偏好,设计合理的农村环保公共物品的农户合作模式。积极鼓励村干部、党员以及文化程度高的年轻骨干带头示范,发挥他们的榜样先锋作用及层级带动效应。依托电视广播、网络微信、墙体板报等宣传手段提高农户环境关心水平,进而提升农户环保事业的合作意愿。借助农村信息交流渠道增强农户交往频率,利用基层组织强化村庄行为规范及道德准则,提升农户之间的信任程度,从而促进农户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推动农村环保公共物品的合作供给。     

作业补贴与农户绿色生态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研究

绿色生态农业技术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中国提出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等作业补贴方式,促进绿色生态农业技术推广。但是“补给谁”“如何补”“补多少”等政策操作问题尚未很好解决。本文以农作物秸秆机械化还田技术作业补贴为例,基于江苏、山东、黑龙江三省622户农户2018年实地调查数据,综合评估了绿色生态农业技术作业补贴政策及补贴方式(即补贴种植户和补贴作业服务组织)对农户绿色生态农业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是否采用绿色生态农业技术和采用时间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补贴发放给农户的地区,农户更倾向于采用绿色生态农业技术,且采用时间更早。第二,相对于无农机的农户而言,有农机的农户更倾向于采用生态农业技术,且采用时间更早。第三,农户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人数、是否规模户、技术培训对农户是否采用生态农业技术和采用时间有显著正向影响。第四,农户类型、是否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劳动力人数、技术培训对农户是否获得补贴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政府需要继续扩大绿色生态农业补贴的技术类型及实施区域,适当提高重点区域补贴额度,补贴对象应当向种植户倾斜;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加强绿色生态农业技术培训,提升农户生态农业理念;根据不同规模种植户禀赋特征制定相应推广政策,让不同类型农户享受到绿色生态农业技术的益处;鼓励获得补贴的农机户或服务组织等积极提供生态农业技术作业服务,使其真正成为推动农户采用绿色生态农业技术的重要途径。     

个人规范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拓展的规范激活理论框架

农户的亲环境行为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环境污染,为改善农业环境,探寻农户实施亲环境行为的原因所在,将农户环境污染感知、环境关心和社会规范加入规范激活理论框架对其进行拓展,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和层次回归模型,利用陕西、山西、甘肃、安徽和江苏5省的实地调查数据,对农户的亲环境行为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亲环境个人规范、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均可对其亲环境行为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且个人规范对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结果意识、责任归属、农户的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均可对其亲环境的个人规范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且其影响程度从高到低依次为:结果意识、责任归属、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农户的环境污染感知和环境关心可同时对其亲环境行为产生直接和间接影响作用,而结果意识和责任归属仅可对其亲环境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作用;社会规范可正向调节个人规范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     

基于行为与意愿悖离视角的农户亲环境行为研究——以有机肥施用为例

作为一种亲环境的农业生产资料,施用有机肥可改善当前的农业环境污染现状.为探究农户亲环境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原因所在,以有机肥施用为例,基于农户实地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从认知特征、心理特征和外部情境因素,对导致农户在施用有机肥这一亲环境行为过程中所产生的行为与意愿的悖离现象背后的原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存在悖离,农户对有机肥了解情况、感知行为控制、社会责任感、社会规范、身体状况、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地块数和有机肥收益是该现象的成因.此外,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对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户而言,农业环境污染认知水平越高、农业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影响认知水平越高,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可能性越小;对较大年龄和女性农户而言,居住地与地块距离越远、地块周边交通状况越差,其有机肥施用行为与意愿悖离的可能性越大.据此提出应提升文化程度较高农户的整体认知水平、加强对施用有机肥的宣传、合理制定有机肥施用社会规范、加大对有机肥施用措施的补贴力度、在尽量照顾较大年龄和女性农户前提下调整耕地并进一步降低耕地细碎化程度等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户有机肥施用意愿向行为的转化.     

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机制研究

提升居民绿色福利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体现,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根本要求。基于此背景,从绿色投资的视角,探讨提升绿色福利的路径。首先,依据Lucas-Uzawa的两部门内生增长模型,构建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其次,利用1999—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采用Super-SBM方法测定各地区绿色福利;最后,利用系统GMM方法,结合双重差分法(DID),实证分析了绿色投资对绿色福利的影响及传导途径。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域绿色投资与绿色福利之间在1%显著水平上呈现出正向关系,绿色投资每增加100%,居民绿色福利增加1.21%。因此,政府应当采用差异化的利率,减免税收或增加补贴等方式促进绿色投资,积极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产业,从而提升公民的绿色福利。②教育程度在1%显著水平上与绿色福利正相关,大专以上学历人口占比每增加1%,绿色福利增加7.78%。因此,政府应该扩大教育支出,增强居民受教育程度,提高公民就业机会和收入待遇。③对外开放度在1%显著水平与绿色福利正相关,且开放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居民绿色福利提高1.91%。对外开放程度越高,越有助于进出口,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有助于提升绿色福利。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扩大开放,改善进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出口。④公众诉求与绿色福利在一定水平下显著负相关,绿色福利低的地方,居民表现出更强烈的诉求。因此,政府应鼓励居民积极有序参与环境决策和监管,减少公众诉求的滞后效应。企业与公民之间需要确立共同的绿色福利目标,构建政府主导下的居民绿色消费与企业绿色创新协同机制,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完善环境和经济协同发展,实现绿色福利提升的目的。     

农户对高产农业技术扩散的生态环境影响感知实证

农民生态环境感知对促进农民自觉环境保护行为和农村两型社会建设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对湖南省洞庭湖湿地水稻主产区6个乡镇的调查,将农户生态影响感知具体化为土壤、水源、身体健康和水稻4个方面的感知,借助定量分析建立了农户综合环境感知指数,研究农民对以化学农业为代表的高产农业技术扩散的生态环境影响感知,并运用Tobit模型探讨了影响农户生态影响感知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已经意识到以石化农业为代表的高产农业技术扩散带来的不利影响,尽管他们的意识还只限于一些看得见的因素如土壤肥力、捕鱼量和健康问题,对于看不见的影响的感知还很薄弱。以化学农业为代表的高产农业技术采用的水平和持续时间直接决定了人们对于不利影响的感知。提高收入水平与教育水平、强化农业技术推广能提升农民生态环境感知,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壤肥力对农户环境感知有复杂的影响关系。     

Managing Watershed Externalities in India: Theory and Practice

Watershed development is the focu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in rural India. Watershed projects aim to solve problems of externalities, but they also create their own externalities, which caus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costs and benefits that undermine project objectives and harm the poor. Numerous approaches exist to internalize externalities, including awareness creation, moral suasion, investment subsidies, regulatory limits and fines, indirect benefits, mergers, and recent innovations like 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and cap and trade. These can be judged on several criteria; the best approach would solve the problem cost effectively and help or at least not hurt poor people. Watershed projects in India were examined to identify the approaches taken to internalize watershed externalities. Investment subsidies and indirect employment benefits are the least effective approaches theoretically, but they are the most commonly applied, most likely because they are easy to administer and bring popular short term gains. Some theoretically favorable approaches that have been used elsewhere, such as payment for environmental services, may not work as well in India due to high transaction costs. However, one key innovation that easily could be applied in India is to make investment subsidies contingent on performance. Legal support and property rights reform would be needed for other favorable approaches.     

集水型生态农业：西北半干旱区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模式

西北地区是中国的主要农牧业区之一,中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西北地区问题,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是工业的污染,而农业生产活动的破坏,因此,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必须将生态环境的重建与当地农民的脱贫、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采适应地区特点的集水型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实现西北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逐步恢复和重建。     

林业生产性服务能促进农户林地规模经营吗?--基于林地流入视角的实证分析

厘清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的影响,可为盘活集体林区林地资源、促进家庭林业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为考察林业生产性服务对林地规模经营的影响,首先构建了考虑林业生产性服务及林地规模的农户生产模型,通过理论分析后提出假设:林业生产性服务投入增加,将促进农户增加林地要素投入,即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其次,基于福建500份经营商品林农户调查数据,利用Double-Hurdle模型及工具变量处理选择性偏差、遗漏变量及联立因果等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实证分析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类型的林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影响存在差异。其中,林业信贷服务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分别使农户林地流入概率提升19.6%、15.9%,使农户林地流入规模分别扩大66.8%、38.5%。林业物资与技术服务仅在是否流入林地阶段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使农户林地流入概率提升8.9%。林业劳动力服务仅在林地流入规模阶段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正向影响,使得农户林地流入规模扩大66.9%。林业销售服务由于买方垄断特征对农户林地规模经营有负向影响,使农户林地流入概率降低12.3%,使农户林地流入规模缩减73.2%。因而,政府应有针对地激励和规范各类林业生产性服务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集体林区家庭林业发展。     

经济增长、国际贸易与污染排放的关系研究——基于美国和中国SO2排放的实证分析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际贸易成为影响各国环境污染变化的重要因素,将其纳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间关系的分析框架是环境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基于联立方程模型,从经济产出、污染排放、污染治理和国际贸易等四个方面探讨了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的相互作用机理,并以美国、中国SO2排放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排放对经济产出有影响,且对美国和中国分别为正作用和负作用。经济增长增加了两国国内污染排放,且中国增加的相对更多。而污染治理均减少了国内污染排放,美、中的污染减排弹性系数分别为-0.277和-0.417。国际贸易对美国起到污染减排作用,对中国的影响不显著,考虑到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其经济规模间接污染效应不容忽视。对于中国而言,加大污染治理投资、改善贸易进出口状况、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污染排放是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

本文从生产要素投入端将环境污染引至索洛增长模型,理论考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机制,基于1999—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SO_2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水平的代理变量,采用面板平滑迁移回归(PSTR)模型检验全国及分区域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及区域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业产出及污染排放均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但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使得这种增长趋势逐渐减弱,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增长趋于稳态,当污染排放增长率降低为负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作用由正向转变为负向。实证表明我国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产出水平门槛效应,随着经济产出水平由低区制平滑的过渡到高区制,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影响由正向促进作用转变为负向减排效应,但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呈现逐渐增强正向促进作用,可见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影响。此外,研究发现工业经济结构、经济增长对SO_2排放的非线性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东部地区经济增长与SO_2排放呈现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而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出逐渐增强的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工业经济结构对SO_2排放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其次,东部最弱,研究还表明,减排技术水平以及环境治理投资增加对SO_2污染排放具有遏制作用,能源投资的增加加速了SO_2的排放。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应摒弃传统"高投入、高消耗"的工业化模式,政府应实施创新管理,完善环境保护立法,鼓励企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方面的技术,避免以环境容量过渡为代价,追求工业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