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决策研究

推进农户应用清洁能源对于促进农村生态建设至关重要。本文将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视为是一个"外部情境因素-内部心理因素-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的过程,基于环境行为理论和技术接受模型,构建出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利用江西省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农户购买行为和使用行为两个维度,研究农户清洁能源应用行为的影响因素,以及这些因素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情境因素(经济激励政策、自愿活动、宣传教育、清洁能源产品属性)以农户感知为中介,进而正向影响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从众心理、行为便利性直接正向影响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生态价值观和感知因素在经济激励政策与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行为便利对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有直接正向影响;相对于经济激励政策,农户自愿活动对提升农户生态价值观会更有效;在影响农户感知的四个情景因素(经济激励政策、自愿活动、宣传教育、清洁能源产品属性)中,自愿活动对农户感知的正向影响程度最大;对农户清洁能源购买行为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经济激励政策,对农户清洁能源使用行为正向影响程度最大的是行为便利性。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要扩大清洁能源产品补贴的范围,加大农户购买清洁能源产品的补贴力度,降低农户购买清洁能源产品的成本;加强清洁能源知识、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提升农村居民的环境责任感,增强农村居民的生态环境价值观;完善农村清洁能源应用服务体系,提升农户应用清洁能源的易用性感知;充分发挥清洁能源示范村的辐射效应,增强农户应用清洁能源有用性感知;引导基层村干部、党员或环保意识强的农户率先应用清洁能源,在从众心理作用下,促使更多的农户应用清洁能源。     

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以农户秸秆处理行为为例

我国农业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一系列与环境问题相关的挑战,构建亲环境行为的非正式制度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命题。农户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实施亲环境农业的主体,亲环境农业政策最终要落实到改变农户经营意愿和提高农户亲环境农业行为上来,才能达到改善农业环境的目的。文章使用通径分析方法,基于江苏、安徽农业主产区9个产粮大县796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在系统梳理非正式制度与亲环境行为关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更全面的研究问题和假设。得出如下研究结论:⑴不同类型的非正式制度与农户亲环境行为之间存在多样化的理论联系,而不仅是递进式、间接地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⑵农户搭便车行为与对同伴亲环境行为高度怀疑之间相互强化构成了亲环境行为的一种社会性心理;⑶秸秆焚烧政策、查处力度和产业化水平等既可以直接影响亲环境行为,又可以激励或阻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基于此,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公开与透明秸秆利用信息,提高农户主观约束意识和亲环境行为;第二,重视秸秆禁烧政策执行中的补贴机制,解决个人约束和主观约束中存在的不利局面;第三,调整非正式制度宣传定位,在宣传中应该更多地基于农户的不信任和猜忌心理入手;第四,提高查获率和加重处罚程度,解决农户搭便车行为;第五,促进秸秆产业发展,是秸秆禁烧政策执行中应该着力改进的重点领域。     

声誉诉求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家禽养殖户污染物处理方式选择为例

面临严峻的农村面源污染形势,政府现行的"自上而下"的治理模式无法实现有效监督。构建自主治理制度,激励农户践行亲环境行为,将成为未来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的路径选择之一。如何有效规范农户污染处理行为,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基于声誉理论构建理论分析模型,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在农村"熟人社会"场域下,农户声誉诉求对其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以农户家禽养殖污染处理行为为例,利用全国8个省330户家禽养殖户的调查数据,通过4个指标测度了农户社会声誉诉求的强弱,并通过主成分分析和加权平均方法分别构建了农户声誉诉求的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应用Probit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声誉诉求对养殖户污染物废弃行为存在抑制作用的假说,并比较了现行政府规制措施的实施效果。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声誉诉求对其亲环境行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2政府引导对养殖户污染物废弃的抑制作用显著,而政府管制措施却未表现出显著影响。基于此,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个人对声誉关注程度越高,违反社会准则的成本就越高,个人就有越强的动机遵守社会规范、自我约束污染物废弃行为。"熟人社会"的农村社区中存在较强的社会规制作用和社区成员参与公共环境自觉维护的激励机制。第二,在强制性环境管制难以有效实现的农村环境下,政府通过引导和宣传诱致农户自觉践行亲环境行为,构建环境自我监督机制,或可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有效途径。强化社区成员声誉效用和社会责任意识可成为乡村环境治理相关法律和公共管理制度建设的重要补充。     

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形成机理的实证研究——基于川渝地区860户柑橘种植户施肥行为的调查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形成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运用川渝地区860户柑橘种植户施肥行为的调研数据,从农户感知异质性的视角,根据“内外因素—主观感受—意愿—行为”的逻辑深入探讨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形成机理.研究表明:农户知识能力、市场环境的感知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有显著影响,政府激励和政府规制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有显著影响,组织参与对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影响均不显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户绿色生产意愿有显著影响;知觉行为控制、绿色生产意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有显著影响;政策满意度对农户绿色生产意愿和行为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从而形成多条促使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路径,其中知识能力的影响效应最大.基于此,该文认为通过提高农户绿色生产知识水平、提升产业组织的服务水平、加强农业市场监管、完善政府激励和约束机制等可促使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     

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预期效益还是政策激励?

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主体,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行为是我国农业转型的关键。预期效益和政策激励是影响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的两个重要方面,两者作用如何是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本文基于山东省两县级市507份设施蔬菜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参与农业生态转型的影响因素,并运用ISM模型判定各影响因素的内在关联关系和层次结构。研究发现:第一,预期效益中的环保型技术成本预期、废弃物回收利用成本预期对农户农业生态转型参与行为具有阻碍作用,预期效益中的收入预期对农户农业生态转型参与意愿具有促进作用。第二,政策激励中的政府监管和政策补贴对农户农业生态转型参与行为具有明显的靶向指导作用。第三,环保型技术成本预期、废弃物回收利用成本预期等预期效益因素是表层直接因素;政府监管、政策补贴等政策激励因素是深层根源因素。因此,要推进优质优价农产品市场机制形成,提供农业生态转型示范模式。推动设施蔬菜生产的绿色化、优质化、品牌化建设,加强按照环境友好型方式生产出来的绿色蔬菜的辨识度。重视绿色蔬菜示范基地建设,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农业生态转型模式,增强农户进一步参与农业生态转型信心。同时,政策约束与政策激励结合,落实农业生态转型政策激励。运用大数据科学制定农业政策,对污染环境、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生产方式要严格禁止,并采取经济惩罚措施。对环境友好型生态农业生产方式要加以鼓励引导,对生态循环农业生产给予适当补贴,同时强化政策执行和舆论监督。     

归属感对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分析——基于湖北省1007个农户调研数据

基于湖北省1 007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从主人翁意识、村庄认同、村庄喜爱、事务关心和村庄依恋5个维度,探讨了农户的村庄归属感对其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1)98.42%的农户参与了环境治理,但参与2种或以上环境治理行为的农户仅占29.60%,参与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2)当前农户的村庄归属感普遍较高,但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3)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主人翁意识越强、对村庄的认同感越高、对村庄的喜爱程度越深、对村庄事务越关心、对村庄的依恋程度越高的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可能性越大;(4)农户个体特质能够调节村庄归属感对农户环境治理行为的影响,当农户为女性、年老、高学历、居住时间长及大姓时,村庄归属感对其环境治理行为的作用更大。据此,除了继续优化常规经济、制度手段外,还应注重培育与强化归属感这一内在的激励机制,以推动农户环境治理行动,进而实现生态宜居农村的目标。     

激励与约束如何影响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兼论约束措施的调节作用

农业的绿色发展依赖于农户生产行为的绿色化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与农户自身、家庭等内在因素有关,还受外在因素的激励与约束。基于湖北省71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根据农户追求利益和损失厌恶的特征,将农户在生产过程中面对的外在激励与约束纳入一个框架,探讨了激励与约束措施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这一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以及约束措施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价格激励、技术培训、政策补贴的正向刺激和生产监管、处罚的反向规制均能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价格激励的影响效果最大,处罚约束次之,随后是技术培训、政策补贴,而生产监管的作用最小;(3)约束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激励措施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影响,且在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措施下,调节作用的方向不同,生产监管、处罚力度正向调节价格激励的作用,市场监管正向调节技术培训的作用,而生产监管却削弱了技术培训原有的效果。因此,在促进农户施用生物农药和绿色生产时,要做到激励与约束并重,并对激励与约束措施进行合理搭配,放大激励与约束的协同作用。     

主动参与还是被动选择:农户村域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及效果差异分析

基于湖北省的调研数据，分析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行为及行为效果，并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加以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是否为村干部、家庭总人口、家庭年收入、家庭耕地面积、行为认知、环境状况评价、气候变化感知以及政府激励是农户参与村域环境治理的关键因素。受教育年限、环境容忍度、行为认知、环境状况评价以及气候变化感知则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效果有显著影响。在此基础上，从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行为动机出发，并借助Oaxaca-Blinder反事实分解方法，探讨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两种行为的效果差异及产生差异的原因。结果显示，禀赋差异和禀赋回报率差异均致使主动参与者的行为效果均值（3.729）显著高于被动参与者的行为效果均值（3.027）。其中，受教育年限、行为认知和气候变化感知的差异是主动参与者和被动参与者行为效果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     

市场与政府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的协同作用分析

农户绿色防控技术的采纳对于农药减量、农产品质量提升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基于湖北宜昌、丹江口和江西赣州285个柑橘种植户样本,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市场利润与政府的激励和约束政策对农户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和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1)仍有36.14%的样本农户在具有绿色防控技术采纳意愿的前提下并没有真实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2)农户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表达受市场利润与政府激励和约束政策的双重影响。在绿色市场发展不完善,市场利润激励不足的情况下,政府激励与约束政策均能不同程度促进农户的绿色防控技术采纳行为。也即政府激励与约束政策弥补绿色农产品市场不足,在引导和规范农户的绿色病虫害防治上起到积极作用。     

地方依恋有助于提高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吗?——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从人地关系视角探讨农户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对剖析农村环境治理难题意义重大。以湖北省为例,利用1074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从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人地关系出发,探讨了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法(IV-Oprobit)进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整体一般,通过提高农户对村庄的依恋水平,可显著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具体而言,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可使其环境治理“非常愿意”参与的概率提升35.51%。②社会信任在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中发挥显著的调节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会随着农户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地方依恋能够显著增强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从而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即社会信任是地方依恋影响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重要传导中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3.37%。③代际差异分析表明,在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群体中,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均显著。此外,性别、环保意识和环保态度等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也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和文化建设等,不断增强农户的村庄认同感和依恋感,进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提升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水平。     

农地流转与农户生计策略联合决策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农村住户数据,采用多元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决策和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土地流转与劳动力非农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生计决策相互关联。总体而言,土地转入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正相关,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负相关。土地转出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正相关,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负相关。②土地流转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等生计策略的关系与农地流转规模相关,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土地转入与非农劳动力转移之间未有显著关系,与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但大规模的土地转入与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和非农就业决策显著负相关。③土地流转是否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决策还取决于地区机械化程度。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平原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决策未有显著关系,而机械化程度较低的高山、丘陵、高原等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和非农就业决策分别存在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表明随着机械化对农业劳动力替代程度的增强,土地流转对农户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效应减弱。政策建议是:①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劳动力市场发展,推动农户土地流转参与,促进转出户生计向非农专业化转移,促进转入户农地适度规模经营;②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提高农机和农技融合使用深度和广度,提高农机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增强转入户农业劳动力农地规模经营的能力,增加农业生产比较收益。     

鲁西北地区农户家庭农地规模经营行为分析

本文根据1986-2001年鲁西北地区农村固定观察点陵县和阳谷县2个村共80户（1993年以前为120户、115户或141户）跟踪观察资料，对鲁西北地区农户经济活动行为及不同规律农户分布、农户家庭纯收入水平、农地生产率等加以分析，研究结果和结论可为区域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响应机理及决策因素分析

农村垃圾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满足农民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途径之一.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响应及程度将直接影响农村垃圾治理成效.基于989份农户调查数据,将个体内在感知层面的环境责任感、政策认知和外在关系层面的制度信任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探究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的影响机理,并利用双栏模型(DHM)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农户对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7.62～16.42元/月·户,对农村生产垃圾治理的投资意愿水平为134.62～435.08元/hm2·季;(2)环境责任感和政策认知正向影响农户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生活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政策认知还对农户农村生产垃圾治理投资水平有显著促进作用;(3)制度信任直接影响农户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同时还正向调节农户政策认知和农村垃圾治理投资意愿及水平,并在环境责任感和垃圾治理投资意愿之间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建议在完善农村垃圾治理政策的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农户对相关环境政策的了解度,增强农户环境责任感,从而激发农户对农村垃圾治理投资的积极性.     

市场信任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 ——基于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分析

生产者市场信任缺失将导致绿色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并由供给缺位引致食品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基于湖北省804份水稻种植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探讨了市场信任、制度环境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户不仅对市场上售卖的农产品缺乏消费信任，而且缺乏绿色农产品生产信任，67.79%的样本农户对绿色农产品的市场销售表露担忧；（2）市场信任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激励制度相比，市场约束制度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影响更显著，且市场激励与约束制度能有效弥补农户市场信任不足；（3）政府和企业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企业和政府监管都能显著促进农户的生物农药施用，但企业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约束效果要优于政府。因此，要提升农户的绿色农产品市场信任，加强激励与约束制度环境的建设，倡导多元共治以弥补政府职能的有限性。     

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决定:市场收益还是政策激励?

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是我国新时期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战略选择,农户是生态循环农业的经营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厘清农户参与生态循环农业的根本动机,对于制定有效的生态循环农业推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湖北省391份农户调查数据,首先,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市场收益、政策激励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从事意愿与行为影响路径的基本假设,并利用OLS方法分析市场收益和政策激励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其次,运用优势分析法评估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影响农户意愿与行为过程中的相对重要性;最后,通过交互效应检验市场收益类变量和政策激励类变量间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收入预期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与行为均有直接的积极影响,是促进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最重要的因素;焚烧秸秆惩罚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从事生态循环农业的意愿有积极影响,沼气池建设补贴政策和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对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有促进作用;收入预期与废弃物资源化补贴政策在影响农户生态循环农业行为的过程中存在互补效应。本研究认为,市场收益是刺激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生产模式的首要因素,因此,要着力完善生态农业市场体系,增强生态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农户对生态循环农业的盈利信心;另外,政策激励对于农户采纳生态循环农业具有促进作用,应该做到约束与激励并行,同时注意加强农业政策的科学设计与落实执行。     

市场与政府一定能促进农户采纳生态农业技术吗——以农户采纳稻虾共作技术为例

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是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所在.市场与政府是影响农户采纳行为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作用如何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该研究基于湖北、湖南、安徽共925份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和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从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两个方面探究市场收益与政府激励对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经济效应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波动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不同激励政策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看,技术补贴政策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技术宣传政策仅显著正向影响农户采纳行为;(3)从交互效应来看,经济效应会显著增强技术补贴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正向影响,而收入波动会显著减弱技术补贴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正向影响.研究认为,市场收益是刺激农户采纳生态农业技术的关键因素,因此,未来技术推广中应重视市场收益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     

网络嵌入与声誉激励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

基于社会嵌入理论和声誉机制,利用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560个农户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网络嵌入与声誉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及其群组差异,并运用变量替换和多元统计回归分析检验了结构方程模型的稳健性.结果 表明:(1)网络嵌入和声誉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声誉在结构嵌入、认知嵌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在关系嵌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2)在影响农户亲环境行为采纳程度中,认知嵌入大于结构嵌入大于关系嵌入(3)家庭实际种植面积在网络嵌入对农户亲环境行为影响中的作用更为明显,农户家庭实际种植面积增强声誉激励的中介作用.因此,各级政府应重视种植大户的声誉机制构建,引导种植大户亲环境行为,为小规模农户提供示范效应.同时,政府还应为农户提供学习、合作平台.     

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行为分析 ——基于认同、人际与制度三维视角

利用湖北省603份农户微观调研数据，通过纳入农村熟人社会情境因素，构建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的三维分析框架，探讨农户参与村域生态治理的行为逻辑和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人际信任、制度信任和群体认同均对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人际信任在群体认同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同时，群体认同在制度信任和农户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间起着负向的调节作用。（3）在纳入群体认同的情况下，农户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对其村域生态治理参与行为起着相反的作用，即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基于此，通过营造一种互惠互利的社会风尚，让生态治理政策的内容和村集体行动更能够契合广大农户的意愿及体现村民的意志，可以提高农户村域生态治理的参与度。     

公众环境监督行为、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公众越来越重视污染治理问题,并积极地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公众对环境污染的监督本质上是一种监督式的环境参与行为,为了促进公众的环境监督行为,政府颁布了诸多公众环境参与政策以保障公众环境监督权利的实施。本文以2006—2014年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和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公众监督行为以及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对于工业污染治理效率的影响,并研究了公众监督行为与政策间的交互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从省级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来看,以环境来信和政协提案衡量的公众监督行为与工业"三废"的治理效率相关程度不强,但在国家层面上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能够显著地提高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公众环境参与政策在这两种情形下,对工业污染治理效率均呈现出促进作用,说明政府颁布的公众环境参与政策更具强制性,对环境污染的治理效率具备一定的正面效力,能够减缓环境条件的恶化速度。另外,从国家级的公众环境参与分析结果来看,政策对环境治理效率具有长期影响效应,当期开始便会对污染物的治理效率产生最大的影响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力会不断的削弱。公众参与政策和环境来信之间存在良好的交互作用,并且当期的政策同样能影响未来1～3 a的公众监督行为。政府颁布的政策能促进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公众的环境来信行为同样有助于政策的完善与实施,两者的交互效应能够对环境治理产生正向作用。所以,面对环境问题,在坚持政府自上而下领导作用的同时,也要注重公众自下而上的环境参与诉求。     

价值感知视角下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促使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而不同补偿方式会给农户带去差异化的价值感知体验,进而对其绿色生产行为产生异质性影响。为此,基于价值感知视角探究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并结合湖北省五个地级市837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模型实证考察了价值感知调节作用下,现金和技术两种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现金补偿和技术补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互补效应,即技术补偿能够作为现金补偿的有效补充机制,会共同激励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产。(2)在生态补偿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过程中,价值感知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即价值感知水平的提升能够进一步强化生态补偿对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作用。最后,在纠正了农户常年务工会对估计结果可能产生的偏误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3)对于不同年龄分组的农户而言,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的激励效果亦有所不同。具体来讲,在考虑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后,现金补偿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年轻组农户采取绿色生产行为;而技术补偿对老龄组农户的激励作用则更加明显。因此,结合农户的认知水平和现实需求,强化价值感知的调节作用,创新并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将有助于推动农业绿色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