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北山区相对贫困村的脱贫潜力评价及类型划分——以连州市为例

贫困村的脱贫能力直接影响脱贫工作的成效,研究发达省份欠发达地区相对贫困村的脱贫潜力问题有助于确保我国脱贫任务的全面完成。论文以广东省欠发达地区粤北连州市为例,从村级尺度出发分析其相对贫困村的基本特征,进而构建脱贫潜力评价体系,借助层次分析法和熵权法共同确定评价因子权重,利用加权求和方法完成连州市66个相对贫困村的脱贫潜力等级评价,并利用脱贫制约因素得分划分脱贫潜力类型。结果表明:1)连州市的相对贫困村自然区位条件较差,经济基础非常薄弱,耕地资源相对匮乏,受政策约束影响较大,空间分布呈集聚型;2)脱贫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自然区位、资源条件、经济因素、社会保障和设施配套等5个要素层共22个因子,其中权重占比最大的是经济因素和设施配套的6个因子;3)脱贫潜力评价结果划分为5个等级,其中属于脱贫潜力中等以上的相对贫困村占65.15%,说明连州市相对贫困村的脱贫潜力总体情况较好;4)脱贫潜力类型划分中,优先脱贫型占16.67%,稳步脱贫型占28.79%,重点帮扶型占54.54%。研究结果能为地方政府制定精准的脱贫策略提供科学有效的支撑与指引。     

资源枯竭型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研究——以淮北市为例

城市增长边界是对城市空间增长管理的重要技术和政策之一,对于资源枯竭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依据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特点,选取了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淮北市城市生态适宜性进行评价;以城市扩张内部动力为基础,从土地利用类型转变的概率角度出发,引入8种空间变量因素建立逻辑回归的元胞自动机模型,其次,辅助近期建设规划,再综合考虑淮北市自然和行政边界线等合理划定城市增长边界。结果表明：1）在生态适宜性高、中、低三种水平下,用地规模逐步上升,分别为：127.90、203.77和590.00 km²;2）依据元胞自动机模拟得到城市扩展用地有效面积为203.45 km²,占研究区面积的22.07%;3）最终得到研究区城市增长边界面积为259.43 km²,占研究区面积的28.15%。研究既明确了区域生态资源的保护范围,又综合考虑了城市的空间拓展方向,不仅可以保护生态空间,而且有利于有序引导城市空间发展,是实现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和精明增长双赢的重要途径。     

基于贫困识别和精准帮扶的种植业产业效率——来自家庭微观数据的证据

产业帮扶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贫困识别及精准帮扶对扶贫产业效率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基于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534个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经典统计学分析框架检验了贫困识别和精准帮扶后村域之间及农户之间的种植业产业效率差异,并分析了差异形成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1）贫困识别及精准帮扶显著促进了种植业产业效率的提高,贫困村的效率绝对值高于非贫困村,脱贫户的效率绝对值高于贫困户;（2）政策因素是造成贫困村与非贫困村、贫困户与脱贫户之间种植业效率差异显著的关键因素,其中,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及特色种植业对贫困村、脱贫户的影响尤为突出;（3）年龄对贫困地区种植业产业效率的影响呈现“U”型趋势,55~60岁属于产业效率提升的拐点;（4）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会促进种植业产业效率的提高,但农户仅具有不等年限的义务教育阶段受教育水平对其效率提升作用不明显。建议继续实施产业帮扶政策并建立绩效考核长效机制,确保贫困人口经济收入的稳步增长,缓解贫困村与非贫困村及贫困户与非贫困户间发展失衡的矛盾;提升贫困地区农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可以提高扶贫产业效率。     

基于改进多边形面积法的城市土地立体化利用潜力评价——以深圳市为例

土地立体化利用潜力评价对于引导土地科学管理与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采用改进多边形面积法,构建基于社会经济现状、土地利用现状、综合发展机会和生态环境约束4个维度要素的土地立体化利用潜力评价指数,并以深圳市为示范区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改进多边形面积法能较好地反映各个维度要素的不完全替代关系并突出多种要素的协同作用效果;结合区域差异以权重矩阵代替单一权重系数,能更有针对性地评价土地立体化利用潜力;深圳市土地立体化利用潜力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递减,高潜力区域面积占全市建成区面积的26.46%,且呈现整体分散、局部集聚的特征;识别中心城区和前海-后海片区为极高潜力区域,与深圳市实际发展情况基本一致。     

中亚跨境流域生态脆弱性评价及其时空特征分析——以阿姆河流域为例

生态脆弱性（EVI）的定量评估和长期分析,对于了解区域生态环境动态变化与指导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极为重要。但以往研究很少对跨境流域这一特殊单元进行生态脆弱性评价。以阿姆河流域为例,选择反映研究区植被、水文、气候、地形、土壤以及人类活动等方面的11个指标,通过共线性诊断分析,构建了阿姆河流域生态脆弱性评价体系,利用主观权重与客观权重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对1990-2015年研究区EVI进行了定量评价及时空特征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区生态环境呈恶化趋势,大部分区域处于重度脆弱状态,研究时段内重度脆弱性比例的平均值为46.40%;极度脆弱性占比在过去25年内呈增加趋势,从1990年的2.58%增加至2015年的16.97%,增幅为14.39%。（2）生态脆弱性在不同土地覆被类型之间差异巨大,其中草地的EVI值变化最大,裸地的生态环境最为脆弱,林地的生态脆弱性最小;研究区生态脆弱程度整体表现为裸地>灌丛>草地>耕地>城市用地>林地的规律。（3）EVI与地形因子的关系表明生态环境最为脆弱的区域主要位于低海拔地势平坦与高海拔坡度大的地区,而低脆弱性主要分布在海拔2500~3500 m或坡度15~25°的区间上。     

资源承载力监测——以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为例

对自然资源的无序开发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制约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资源承载力是描述地区发展受自然资源限制的重要工具,也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基于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县级统计数据,定量计算水、土和生态等资源承载力,并根据定量评价结果构建资源承载力监测体系并应用于“一江两河”地区。研究结果表明:（1）“一江两河”地区人粮关系趋于紧张,部分地区人口—粮食—土地矛盾突出,76.5%的县土地资源承载力下降,83.3%的县土地资源承载指数增长;“一江两河”地区各县（市、区）水资源承载力远大于实际人口,承载指数均小于0.05,但77.8%的县水资源承载力下降,县域承载指数均增长;各县生态承载力增长,承载指数下降,部分县处于生态赤字状态。（2）“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的主要制约因素由生态承载力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2000—2015年,在“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处于临界超载或超载的县中,对资源承载状态影响最大的资源承载力由生态承载力逐步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3）“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等级逐渐提升,可能带来的危害或负面影响程度降低。2000—2015年,资源承载力为三级（中度负载）及以下等级的县由15个（83.3%）降至3个（16.7%）。资源承载力长效监测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明晰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科学利用区域自然资源,促进地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边境贫困县建设用地变化特征与驱动因素——以广西龙州为例

边境贫困县的土地利用、城镇发展与脱贫攻坚事关边境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大局。论文选取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龙州县为案例研究区域,以2011年和2016年高分影像作为主要数据源,结合社会经济数据,探讨该县近年建设用地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龙州县主要建设用地的增幅达10.08%,其中城镇用地、农村宅基地、独立工矿用地、交通设施用地和旅游设施用地的增量分别占建设用地增量的37.74%、25.48%、20.96%、15.49%和0.33%;2）县城涉及的龙州镇、上龙乡建设用地增加较快,边境口岸城镇的建设用地增速也较快;3）从建设用地扩展模式来看,县城龙州镇为填充式扩张,其他乡镇为边缘式扩张;4）城镇发展提速、农民新房建设、工业园区建设、交通设施建设是建设用地扩张的直接驱动因素,近年来精准扶贫战略的深化落实、边境贸易活动的不断增多,是重要的政策驱动力。研究建议：深化落实贫困县建设用地倾斜政策,针对贫困县的建设用地,在省市层面要明确总量、增加流量,在县域层面要用好增量、优化布局、提高效率,切实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基于栅格尺度的生态安全评价及生态修复——以酒泉市肃州区为例

以节约优先、保护优先和自然恢复的方针为导向,基于栅格尺度评价生态安全状态,并开展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有助于实施精准修复、降低生态修复成本以及增加生态修复效益。本文以酒泉市肃州区为例,从环境基底和人类干扰的视角遴选评价因子,采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法（SPCA）基于栅格尺度对生态安全进行评价,并将宏观尺度的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等现实约束条件与栅格尺度的生态安全评价结果相结合,实现精准的生态修复分区。结果表明：研究区整体生态安全水平偏低,中度安全水平及以下的面积为1391.65 km²,占研究区总面积的71.35%,生态安全格局总体呈中部高、四周低的特征。肃州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共划分出5个类型区,其中生态恢复区面积最大,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6.17%。生态控制、生态保育、生态提升和生态整治四个类型区在乡村分布最多,说明肃州区乡村生态修复的复杂度、难度和重要程度更高。本文运用新的生态修复分区研究思路,以期丰富国土空间生态保护修复规划理论与方法。     

大都市郊野乡村多功能评价及其空间布局——以上海89个郊野镇为例

客观评价大都市郊野乡村多功能及空间布局特征,是分类制订精细化乡村振兴策略的关键之一。通过构建大都市郊野乡村“生态环境—休闲文化—农业生产—经济发展—生活保障”多功能评价方法,使用多源空间数据、统计数据及调查数据,评价上海郊野89个镇的多功能值,提出镇域多功能发展类型及空间布局特征。结果表明：（1）上海市89个镇多功能发展存在显著差异。各项功能按照均值排序为生态环境（0.7674）>经济发展（0.6054）>农业生产（0.5882）>生活保障（0.5238）>休闲文化（0.2525）;（2）生态环境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崇明岛、青浦西部和奉贤南部,农业生产高值区主要位于浦东南部、奉贤及金山、崇明南部和青浦,经济发展高值区主要位于中心城周边和新城周边区域的28个镇,生活保障低值区主要位于紧邻中心城与最偏远区域两类共29个镇,休闲文化高值区主要位于与中心城距离最偏远的松江、青浦、金山;（3）郊野镇多功能发展可划分为高均衡型、低均衡型和非均衡—混合发展型、非均衡—传统维持型和非均衡—城市化型共五种模式,仅浦江镇等10个镇为多功能高均衡发展模式,占11.24%。论文建立的评价方法及研究结论可为探索精细化都市郊野乡村振兴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灾害风险视角下的城市安全评估及其驱动机制分析——以滁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全球自然灾害以及城市化进程中的人为灾害频发,严重制约着城市的生存和安全发展。以典型的灾害多发地区滁州市中心城区为例,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概念框架,构建了各单灾种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激励模型复合单灾种风险评估结果,定量测度了研究区的城市安全风险分布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对城市安全风险进行了驱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区的城市安全风险等级占比从低到高分别为2.49%、8.71%、41.08%、30.47%和17.25%,以中风险占主导。在空间上,城市安全风险表现为中部高于周围边缘区域,呈现出由核心区往外逐步减弱的格局特征。（2）6个驱动因子对城市安全风险的解释力强度为人口密度（0.404）>地均GDP（0.402）>建筑承灾能力（0.095）>植被覆盖度（0.078）>路网密度（0.013）>用地类型风险（0.012）,因子交互协同作用后对结果的解释力增强。研究结果为城市安全风险评估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框架,能够服务于高风险区域的灾害风险管理。     

精准扶贫与生态补偿的对接机制及典型途径——基于林业的案例分析

生态补偿是我国生态建设、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项重要政策,精准扶贫是我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的重要举措,两者在客体、主体、载体、标准、方式及途径等方面存在对接点。国家提出“通过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各区域也结合实际情况,将生态补偿与精准扶贫相结合开展了相关工作。当前,中国精准扶贫与生态补偿的对接途径主要有贫困人口与生态补偿对象、扶贫地域与生态补偿地区、产业扶贫与生态补偿措施、贫困程度与生态补偿标准、扶贫政策与生态补偿需求等方面的对接,各有其内涵及特征。为进一步促进精准扶贫与生态补偿的对接发展,可从加强理论研究、明晰对接方向及重点、夯实公众基础、创新发展途径等方面采取措施。     

生态环境行业扶贫绩效量化评估方法初探:以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为例

2020年是决胜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之年,近20多年来,生态环境部门主动发挥行业特色,开展了大量坚实有效的行业扶贫工作,科学客观地评价生态环境部门的扶贫绩效,对于生态环境部门进一步精准施策、融入并推动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实地调研、专家咨询和统计数据,建立了包括生态资源保护、环境质量改善、促进特色产业发展、社会公共服务提升以及抵御风险等4类26项指标在内的生态环境行业扶贫绩效评估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结合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以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简称"围场县"）为例,对生态环境部门扶贫绩效进行了量化评估. 结果表明:①2006-2018年,承德市围场县扶贫绩效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增长了68.3%,成效十分显著. ②生态环境行业扶贫在围场县的扶贫绩效主要体现在促进特色产业发展、生态资源保护以及环境质量改善等3个方面,占总绩效的81.1%. ③生态环境行业扶贫对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改善与地方经济协同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 在环境质量改善绩效指标上升47.1%的同时,促进特色产业发展和抵御风险能力绩效指标分别上升了90.5%和83.3%. 研究显示,生态环境行业定点扶贫对提升贫困地区持续"造血"能力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生态环境部门要主动作为,积极融入乡村振兴的全过程,进一步提升措施的针对性,在帮助贫困地区保住优质生态资源的同时,充分挖掘生态资源的经济优势,推动贫困地区巩固好脱贫成效,实现乡村振兴.      

中国传统村落与贫困村的空间相关性及其影响因素

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公布的五批传统村落及“十二五”期间“整村推进”贫困村为对象,分析中国传统村落和贫困村的空间相关性,并探讨其与区域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传统村落与贫困村的空间相关性方面,传统村落密度高—贫困村密度高的聚类区域主要分布在湖北、湖南、贵州以及广西的交界、山西北部,集中在连片特困山区。低—低类型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沿边、西北以及部分沿海地区,低—高类型区域集中在省际边界地区,高—低类型区域则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浙江和福建。（2）将传统村落密度低—贫困村密度低类作为参照,低—高类区域与交通可达性水平、地区经济发展显著负相关,与人口、气温、高程、坡度这几个变量显著正相关;说明传统村落密度低的区域,人口更多、交通可达性水平差、地区经济发展更差、自然条件更为恶劣（气温变化、坡度和高程增加,降水量少）地区,陷入贫困的风险也更高。（3）相对低—低类型区域,城镇化率与高—低类型区域显著正相关,说明当同时位于低密度贫困村区域时,传统村落密度更好的地区其城镇化率也更高,城镇化进程没有严重冲击传统村落的保护;高—高类区域与交通可达性水平、人口呈显著负相关。（4）不同坡度、气温、降水量对传统村落与贫困村分布空间相关性的影响情况均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因地制宜制定传统村落扶贫开发策略。研究成果可为我国基于传统村落保护和开发的乡村振兴提供一定的对象指引支撑。     

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与旅游扶贫效率耦合关系——以武陵山片区为例

以武陵山片区42个国家级贫困县（市、区）为案例地,综合运用SBM模型、改进的熵值法与耦合协调模型,揭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与旅游扶贫效率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武陵山片区整体及各分片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指数均呈波浪式变化,湖北片区、重庆片区以及武陵山片区整体的旅游扶贫效率呈上升态势,而湖南片区和贵州片区略有下降;（2）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与旅游扶贫效率不耦合、不协调的县域单元主要集中在武陵山片区中部,数量逐年减少,实现耦合和协调的县域数量显著增加并向边缘地带形成集聚态势;（3）不耦合失调（类型1）向耦合协调（类型2）转变是核心转变路径,促使类型2的地区数量显著增多,并逐渐在研究区域边缘形成带状分布。研究可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跨越贫困陷阱提供参考借鉴。     

易地扶贫搬迁对西藏典型迁入村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基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UN-SDGs）,融入生态系统服务,建立了面向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村落和农牧户尺度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了西藏典型易地扶贫搬迁迁入村——白朗村及村内农牧户在搬迁前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状况变化。结果表明：在村落尺度,易地扶贫搬迁实施后迁入村在消除贫困（SDG 1）、能源可持续（SDG 7）和可持续住区（SDG 11）三项目标下的可持续发展指标数值较搬迁前显著增加,但可持续发展指数总分降低2.91%;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直接影响的农牧户收入、用水和交通等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可持续发展指数贡献率从49.4%增加至54.23%,但政策间接影响的生态系统相关的指标,其可持续发展指数贡献率由50.6%降低至45.77%;在农牧户尺度,易地扶贫搬迁显著促进了搬迁农牧户消除贫困（SDG 1）和体面工作（SDG 8）目标的实现,且在村落资源总量有限、大量人口迁入的情况下原住农牧户各项可持续发展指标依然稳定增长。研究为白朗村搬迁后的管理和投入工作提供方向,并为未来其他地区搬迁工作中的土地利用规划制定和迁入人口数量的确定提供思路。     

论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旅游开发与贫困消除

大量调查研究表明,许多地区旅游资源的分布与贫困人口的分布是高度重叠的,尤其是那些区位偏远以及交通不便的地区,自然景观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小,自然生态系统保存较为完整,适合开发、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因此,将旅游开发与扶贫有机结合应是消除贫困的最有效途径。论文针对这一问题论述了如下若干问题:其一,我国贫困县的分布与高品位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高度重叠;其二,我国贫困县的分布与这些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均在中西部地区,消除贫困与发展中西部旅游应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旅游在扶贫方面的优势是其他任何产业所无可比拟的;其四,应着手构建中国PPT旅游(ProPoorTourism,即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战略以及发展PPT旅游的战略措施,以期尽快消除我国的贫困问题。     

基于农户视角的脱贫类型划分与路径研究——以新晃侗族自治县84个出列村为例

以新晃侗族自治县（以下称“新晃县”）84个出列村农户为研究对象,从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收入状况、产业发展四个方面构建脱贫成效指标体系,对2019年新晃县出列村农户脱贫成效的空间格局、脱贫类型划分与路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新晃县出列村农户脱贫成效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基础设施脱贫成效平均得分为2.53,整体呈“北高南低”的态势;教育医疗脱贫成效平均得分为2.65,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收入脱贫成效平均得分为2.48,呈高、中、低得分区域交替分布态势;产业脱贫成效平均得分为4.23,但差异明显,仅东部、南部少数村域得分较高。（2）新晃县出列村农户脱贫类型可分为单因素主导脱贫型、双因素驱动脱贫型、多因素综合脱贫型三个大类和F因素主导型、F-E因素驱动型、P-E-I因素综合型等13个小类,同时针对不同脱贫类型提出巩固脱贫成效的策略与路径。     

贫困的“物以类聚”：中国的农村空间贫困陷阱及其识别

理解贫困陷阱及其成因是理解减贫机制,进而理解贫困治理的基础。早期的实证研究注重从收入的角度研究农村贫困,较新的研究开始关注“空间外部性”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然而,要正确识别农村的“贫困陷阱”,就需要对上述两个维度同时进行解释。鉴于此,运用中国县级层面的面板数据,从聚集与持久两个维度对中国的农村贫困陷阱进行了识别。研究结果表明：2006—2016年,中国农村的贫困空间格局几乎没有变化,并且贫困的空间分布与经济增长也并非是同步的,贫困县的分布主要与地形（坡度、海拔）因素有关;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农村贫困具有持久性,贫困县收入存在低水平的均衡,贫困县与非贫困县之间存在收入的“俱乐部收敛”。本文揭示了空间外部性与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为正确评估经济发展与扶贫开发,合理制定区域反贫困瞄准机制提供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