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收获方式对粮食损失的影响——基于全国3251个农户粮食收获的实地调研

使用全国3251个农户的数据,通过两步法,比较不同收获方式和社会化服务(购买农机服务)对小麦、水稻、玉米三种主要粮食作物收获环节损失的影响。结果表明:相较于全人工收获方式,全程机械化收获总体上提高了收获环节损失。分品种而言,增加了水稻损失,但降低了小麦损失;半机械化收获显著降低了玉米的收获损失。深入研究发现:购买农机服务能够显著减少小麦的收获损失,稳健性检验反映结论仍然保持一致。基于此,对于小麦要进一步推动全程机械化,对于水稻和玉米,要研发适合农户规模的小型农机和专业农机,短期内进一步推进分段机械化。     

中国水稻收获环节的损失有多高?——基于5省6地的实验调查

受资源禀赋的约束,减少粮食产后损失日益成为增加粮食供给、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论文采取实地测量的方法,在全国5省6地开展田间实验和调查访谈,考察了水稻收获环节的损失情况。结果显示：各实验地块水稻收获环节的损失率为1.18%~6.55%。其中,水稻联合收获的损失率显著高于分段收获,先进机型收获的损失率低于普通机型,田地湿度、倒伏程度与水稻收获环节的损失率正相关。结合水稻优势区域的分布推算,全国水稻收获环节的损失率为3.02%。减损的情景模拟表明,当全国水稻收获环节的损失率下降到2.76%（根据农业部《水稻机械化生产技术指导意见》测算）,可节约稻谷54万t,可供439万人消费1 a,相当于节约耕地7.84万hm²,化肥2.61万t（折纯）。     

灌溉水压力、供给弹性与粮食生产结构——基于变系数Nerlove模型

灌溉水稀缺性会限制粮食生产,也会同时诱致农业技术进步提高粮食供给弹性。基于2002-2017年27个省份面板数据,采用变系数Nerlove模型,通过探究灌溉水压力、价格变动及其交互作用对不同粮食作物产量的影响,分析灌溉水压力对粮食生产结构的综合作用。结果表明:（1）灌溉水压力对粮食生产结构的直接作用是提高玉米产量比例,降低其他粮食作物产量比例,降幅从大到小依次为水稻、薯类、豆类和小麦。（2）灌溉水压力对粮食生产结构的间接作用是使小麦、豆类和薯类的供给弹性更小,使水稻和玉米的供给弹性更大,有利于水稻和玉米产量占比的增加。（3）2002-2017年灌溉水压力不断增加,对粮食生产结构的综合作用是促进了玉米产量比例大幅增加、豆类和薯类产量比例显著下降;地区上,北方粮食主产区玉米和水稻产量比例显著增加,使水资源相对稀缺的北方地区粮食生产更耗水,该结论与“灌溉效率悖论”一致。     

基于地块尺度的黑河中游地区农业结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以张掖市为例

黑河中游是我国西北干旱区重要的粮食基地,研究其农业结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对农户种植决策及推动当地农业发展具有一定参考意义。论文以位于黑河中游地区的张掖市为例,基于统计年鉴和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从地块尺度分析了研究区2001—2014年期间农业结构变化,并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从地块与农户两个层面,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及投入-产出法定量分析农业结构变化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作物种植类型趋于多样化。2001年,研究区主要种植作物为小麦、玉米、大麦及“小麦和玉米套作”,其种植地块数占所调查总地块数的81%,2014年种植作物种类增多,且蔬菜、马铃薯、油菜等经济作物种植数量较2001年有所上升。2）由种植小麦为主（占总地块数的31%）转变为种植制种玉米为主（占总地块数的38.7%）;套作转单作。2001年,共有58个套作种植地块,占调查总地块数的22%,其中“小麦和玉米套作”最多,有47个地块;而在2014年,作物套作地块数锐减为2个,“小麦和玉米套作”全部转换为其他单作,其中51%转为制种玉米;水稻种植消失,主要转为普通玉米。3）地块层面上,种植地区的海拔、灌溉定额、河源来水量对农业结构变化影响非常显著（显著水平达到1%）,地下水对农业结构变化影响较为显著（显著水平达到5%）。4）农户层面上,农户作为理性经济人,“收益”是影响其种植行为的最关键因素,其次是政策因素（在5%的水平上显著）,务农劳动力与劳均耕地面积也有一定的驱动作用。     

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来自江汉平原水稻主产区的证据

利用江汉平原水稻种植农户调查数据,建立Ordered Probit模型,讨论农业生产性服务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揭示服务规模经营促进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理论机制和现实逻辑。研究表明：（1）目前农户对修整农田水渠、施用农家肥、测土配方施肥、秸秆还田四类典型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采纳比例分别为17.79%、17.31%、7.89%和90.69%;（2）控制其他条件不变,农业生产性服务能显著促进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经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3）排除秸秆还田这一强制性措施后,生活型农户偏向采纳资本投入型技术,生产型农户则更偏好劳动投入型技术;（4）较之于生产型农户,农业生产性服务对生活型农户采纳耕地质量保护措施的促进作用更强。     

农业灌溉用水经济价值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剩余价值法和陕西关中地区农户调研数据

灌溉水经济价值是农业用水定价的重要基础。根据陕西关中地区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剩余价值法计算得到小麦、玉米和苹果灌溉水经济价值均值分别为0.66 元/m³、0.84 元/m³、3.17 元/m³。以该结果作为水价调整上限与现状水价比较,小麦和玉米的水价上调空间介于0.24~0.71元/m³,苹果的水价调整空间介于2.72~3.04 元/m³之间。使用分位数模型对影响因素的研究发现：（1）仅在灌溉水经济价值较低时,农户和家庭特征以及土地分散程度有显著影响;（2）在灌溉水经济价值较高时,增强农户节水意识以及加入用水者协会将能有效提升灌溉用水经济价值;（3）粮食转为经济作物、进行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在所有分位点上均呈显著正向影响。本文可为研究区域农业用水分类定价及改善用水效率提供参考。     

邻里效应能否促使稻农施用生物农药?——基于鄂、赣、浙三省农户调查数据的考察

在构建邻里效应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基础上,利用鄂、赣、浙三省农户的调研数据,实证检验了邻里效应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邻里效应促使稻农施用生物农药的条件与内在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第一,55.76%的样本农户施用过生物农药,且施用生物农药的农户有较强的邻里关系。第二,邻里效应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强邻里效应的农户生物农药平均施用量要显著高于弱邻里效应农户。第三,邻里效应对稻农生物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存在条件限制,对高收入农户和规模户而言,邻里效应的影响不显著。第四,邻里效应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有显著直接作用,也通过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有效规避农业生产风险两条路径间接影响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     

中国水稻收获环节的损失有多高?——基于5省6地的实验调查

受资源禀赋的约束,减少粮食产后损失日益成为增加粮食供给、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之一。论文采取实地测量的方法,在全国5省6地开展田间实验和调查访谈,考察了水稻收获环节的损失情况。结果显示:各实验地块水稻收获环节的损失率为1.18%～6.55%。其中,水稻联合收获的损失率显著高于分段收获,先进机型收获的损失率低于普通机型,田地湿度、倒伏程度与水稻收获环节的损失率正相关。结合水稻优势区域的分布推算,全国水稻收获环节的损失率为3.02%。减损的情景模拟表明,当全国水稻收获环节的损失率下降到2.76%(根据农业部《水稻机械化生产技术指导意见》测算),可节约稻谷54万t,可供439万人消费1 a,相当于节约耕地7.84万hm~2,化肥2.61万t(折纯)。     

土地流转契约稳定性对转入土地农户化肥施用强度和环境效率的影响

本研究目的在于分析土地流转契约稳定性对转入土地农户化肥施用强度和环境效率的影响,并利用安徽省414户种粮大户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方法包括DEA-SBM模型、多元回归模型和Tobit模型。结果表明：（1）土地租期、土地租金对种粮大户种植小麦、水稻、玉米的化肥施用强度分别有显著负向和显著正向的影响。（2）种粮大户种植小麦、水稻、玉米的平均环境效率分别为0.54、0.58、0.59,存在比较严重的环境效率损失;土地租期、土地租金对种粮大户种植小麦、水稻、玉米的环境效率分别有显著正向和显著负向的影响。本文主要结论是提高土地流转契约的稳定性有利于降低转入土地农户的施肥强度,进而提高农地规模经营的环境效率。     

农地转入规模扩大有助于农民农业增收吗?——基于中国中部5省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在全国农地流转、规模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的背景下,农地流转政策的推行是否起到应有的效果有待检验和反思。论文基于来自我国中部5省925个转入户的调查数据,从3组模型全面考察了农地转入规模与农户农业收入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1）农地转入规模与农业收入呈正向关系,但农地转入规模的经济收益率仅为2.9%。2）农地转入规模对农业收入的作用在不同区域、流转方式、农户类型之间有明显差异：安徽、湖北和湖南较之河南、江西的规模经济收益率更高,农户自发流转下的规模经济收益率高于集体主导方式,农地转入规模对纯农户农业收入的影响要大于对兼业农户。3）农户平均收入水平随着转入规模增加呈现出先增加后降低的“倒U型”趋势,农地转入规模等级越大,其经济收益率却越低。因此,目前我们亟待解决的是加强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影响的系统机制研究,寻找制约流转规模效益的因子,降低农户大规模流转时的风险和损失,而不是盲目扩大流转面积。     

中国粮食生产区域集中化的演化趋势

农业生产的区域专业化与地域分工是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未来中国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受农业生产市场化程度以及耕地保护、农业补贴、价格保护等政策因素的影响,中国目前区域专业化的方向和地域分工取向尚不清晰,不过农产品生产的集中化趋势却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论文以稻谷、小麦和玉米3种主要粮食作物为研究对象,利用省域单元1981—2013年的产量数据,运用集中化指数方法揭示1980年以来中国粮食生产区域集中化程度的演变特征和演化趋势。结果表明：中国粮食生产的集中化程度明显上升,3种粮食作物中小麦生产的集中化程度最高,并呈相对稳定的集中化趋势,而稻谷和玉米生产的集中化程度则经历了一个“U”型变化过程,意味着稻谷和玉米生产在这一阶段发生了空间重组;依据集中化趋势,稻谷生产向黑龙江、湖南、江西等地集中,小麦生产向河南、山东、安徽等传统小麦产区集中,玉米生产则向黑龙江、内蒙古等地集中,预示未来极有可能在这些地区及其周边形成专业化粮食产区。加强这些地区的农田基本建设将有助于推进中国粮食生产的地区专业化与地域分工。     

不同秸秆翻埋还田对旱地和水田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以水稻、小麦、玉米秸秆和油菜、蚕豆青秆为研究对象,采用磷脂脂肪酸(PLFA)方法,并结合主成分分析方法,研究了不同秸秆翻埋还田对旱地和水田土壤微生物数量、菌群分布、群落结构特征等的影响.PLFA分析结果表明,旱地土壤PLFA总量变幅为8.35~25.15 nmol·g-1,大小顺序为油菜蚕豆玉米水稻小麦,5种秸秆翻埋还田均能提高土壤微生物PLFA总量,其中油菜、蚕豆处理分别是不加秸秆处理的2.18、2.08倍,差异显著;5种秸秆处理各菌群PLFA量均高于不加秸秆处理,其中真菌量均显著提高,微生物群落物种丰富度值也显著提高.水田土壤PLFA总量变幅为4.04~22.19nmol·g-1,大小顺序为水稻玉米小麦油菜蚕豆,其中油菜和蚕豆处理低于不加秸秆处理;除蚕豆外其余秸秆处理真菌PLFA量均显著高于不加秸秆处理,蚕豆处理细菌和PLFA总量均显著低于其他处理,各处理间放线菌、革兰氏阳性菌(G+)、革兰氏阴性菌(G-)无显著差异;水稻、小麦、玉米、油菜均能显著提高水田土壤微生物的物种丰富度指数和优势度指数.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蚕豆青秆对旱地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影响最大,油菜青秆和小麦秸秆对水田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影响最大.     

大气对流层臭氧浓度升高下AM真菌对小麦生长的影响

利用中国唯一的开放式空气组分增高(free-air component enrichment,FACE)稻麦轮作试验平台,研究大气对流层O3浓度升高条件下接种外源AM真菌对小麦生长及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的影响.结果发现,O3浓度升高处理小麦苗期AM真菌侵染率有升高趋势,而从孕穗期起逐渐显示出对小麦生长的不利影响,收获时植株地上部生物量、株产与千粒重均显著下降(p0.05),分别降低22%、29%和9%,土壤微生物生物量N也下降了37%,但籽粒全N含量从2.2%显著提高到2.6%(p0.05).O3浓度升高条件下接种外源AM菌剂对小麦根系AM真菌侵染具有促进作用,孕穗期AM真菌侵染率与植株地上部生物量均显著高于不接种对照(p0.05),收获时植株受灾程度降低了50%,土壤微生物生物量N也显著升高(p0.05),虽然小麦产量没有提高,但籽粒全N含量下降到与当前O3浓度处理没有显著差异的水平上.结果表明,O3胁迫下小麦通过提高苗期AM真菌侵染来增强其抗胁迫能力,接种外源AM真菌可以促进小麦营养生长,并可通过改善根系分泌物等来提高土壤微生物生物量.     

非农就业与土地流转对农户耕地撂荒行为的影响——以闽赣湘山区为例

耕地撂荒是世界各国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土地利用变化现象。基于闽赣湘山区640户农户调查数据,运用Tobit和IV-Tobit模型回归分析得出：农户家庭非农就业每提升10%,耕地撂荒占比会增加1.11%;小规模农户土地转入会提升其耕地撂荒规模,此时扩大经营规模对耕地撂荒的减缓作用甚微,而土地转出会降低非农就业对耕地撂荒的正向影响。此外,农户的劳动力、土地与农业机械等要素投入,以及灌溉条件和地块数等均稳健影响其耕地撂荒行为。农业机械化和土地流转是缓解山区耕地撂荒的重要举措,政府在推动经营规模扩大的同时,应着重提高地块规模,鼓励留村务农劳动力换工,并提升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以及拓宽农户家庭多元化的收入机会。     

基于LMDI模型的中国粮食产量变化及作物构成分解研究

理清1980-2010 年间中国粮食产量变化的作物贡献及其主要贡献因子,为今后农业政策的调整提供决策依据。论文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模型(LMDI)开展1980-2010 年间中国粮食产量变化及作物构成分解研究。研究结果表明:①30 a 间中国粮食产量增加了2.26×10⁸ t,粮食播种面积效应和粮食单产效应分别为-0.21×10⁸和2.47×10⁸ t;粮食单产水平提升对粮食增加量的贡献值大,但这一贡献效应的增加量在减弱。②稻谷、小麦和玉米三种作物产量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的比例波动性上升;稻谷单产、小麦单产、玉米单产,以及玉米播种面积的增产效应最为明显,是驱动全国粮食产量增加的主要因素。③地区贡献以黑龙江和河南最为突出,累积贡献率约占1/3,省域粮食生产“北进中移”的趋势明显;各省域粮食产量的贡献因素差异显著,大豆、薯类和其他作物对粮食总产量变化的贡献较小。建议实施差别化的粮食生产政策,在继续提高粮食单产的同时稳定粮食播种面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近地层O3污染对作物产量与经济损失的影响——以江苏省冬小麦和水稻为例

利用2015年冬小麦和水稻主要生长季期间江苏省各城市逐时O₃浓度观测资料,分析了O₃浓度和AOT40的变化特征,评估了O₃对冬小麦和水稻产量的影响,并估算了其造成的经济损失.结果表明：①冬小麦和水稻主要生长季期间,江苏省平均O₃浓度分别为80.1μg/m³和83.8μg/m³,呈单峰型的日变化规律.空间上,O₃呈现南低北高,东部沿海地区高于西部内陆地区的特征.②冬小麦主要生长季期间,江苏省各市AOT40指数范围为3.08~14.47μL/L·h.水稻主要生长季期间,江苏省各市AOT40指数范围为10.79~21.67μL/L·h.③在当前O₃浓度水平下,近地层O₃对江苏省冬小麦和水稻平均相对产量的损失率分别为23.9%和16.5%,产量总损失分别为368.7万t和385.8万t,经济总损失分别为87.01亿元和106.48亿元.因此,急需采取有效控制措施,降低O₃污染造成的农业损失.     

麦秸水热炭及其改良产物对水稻产量和稻田氨挥发排放的影响

水热炭的酸性特性及材料吸附性质为其稻田回用及氨挥发损失控制提供了可能.为实现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和稻田环境损失控制,本研究以小麦秸秆为原材料,通过土柱模拟试验,考察了麦秸水热炭（WHC）及其水洗改良产物（W-WHC）对水稻产量和稻田氨挥发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麦秸水热炭及其改良产物稻田回用能够增加水稻产量,低量添加（0.5%）的增产效应高于高量添加（1.5%）处理.低量添加下,WHC和W-WHC处理的水稻产量分别较对照处理（CKU）增加17.16%和20.20%.结果同时表明,除W-WHC低量添加处理的氨挥发损失量与对照相当,水热炭及其改良产物添加均能够减少稻田氨挥发损失.其中,WHC低量添加和W-WHC高量添加处理的稻田氨挥发损失显著低于CKU处理,NH₃挥发累积排放量分别减少31.01%和17.40%.阶段氨挥发损失结果分析表明,水热炭添加对稻田氨挥发损失的控制效应主要集中在蘖肥期和穗肥期,水热炭添加后蘖肥期田面水氮素浓度的变化和穗肥期田面水pH的改变是秸秆水热炭添加后稻田氨挥发控制的主要驱动因素.结果说明,适宜用量下小麦秸秆碳化还田可以在提高作物产量的同时减少稻田氨挥发损失,是一种适于农业副产物资源化利用的良好方式.     

2013~2019年臭氧污染导致的江苏稻麦产量损失评估

基于2013~2019年江苏省115个监测站点的逐时臭氧观测数据和97个县级行政区的农作物年产量,利用AOT40的暴露响应关系,结合空间分析等方法,评估了臭氧污染导致的冬小麦和水稻两种农作物的产量损失.结果表明,2013~2019年,冬小麦和水稻的AOT40分别为（2.76~17.05）×10^-6h和（0.15~31.69）×10^-6,分别在2018年和2016年达到峰值.苏南地区水稻生长期的AOT40高值分布较多,苏北地区近3年两种农作物生长期的AOT40都有明显增势.2013~2019年,冬小麦年相对产量损失为17.7%~31.0%,年绝对产量损失达（1.94~3.75）×10⁶t.年产量损失最高的地级市是盐城和徐州,损失最低的是南京和无锡.2013~2019年,水稻年相对产量损失为8.6%~15.6%,绝对产量损失为（3.03~6.04）×10⁶t.年产量损失最高的地级市是盐城和淮安,损失最低的是无锡和常州.江苏省每年由于臭氧污染导致的农作物产量损失约相当于5000多万人一年的粮食消费量,臭氧污染对粮食生产安全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威胁,应当采取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控制臭氧污染,保证粮食生产稳定.     

中国粮食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及其水土资源利用效应

粮食种植结构调整会影响农业资源的消耗需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玉米在我国粮食生产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以粮食种植结构无调整为参照情景,一定产量下,1996-2015年,在国家层面,因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对水土资源消耗的节省量约占现期需求量的4%左右。在区域层面,从结构调整对种植面积的减省效应看,耕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北方地区明显高于南方地区;从对水资源消耗的减省效应看,北方贫水区也普遍高于南方地区,干旱度最高的西北地区最高。期间区域分品种粮食生产广泛受到作物种植比例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要充分利用好南方水热资源,恢复水稻生产,主要取决于稻米需求及其种植效益,而北方地区则要尽可能按降水规律调整农作制度,合理控制水稻、小麦的种植面积。     

Typologies of crop-drought vulnerabil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socio-economic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sensitivity and resilience to drought of three major food crops in China (1961–2001)

Why is it that sometimes small droughts trigger serious crop losses while in other cases even large droughts do not have such a major effect? In this paper, we identify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associated with sensitivity and resilience to drought for each of China's main grain crops (rice, wheat and corn). Provincial harvest and rainfall data (1961–2001) are used to calculate an annual “crop-drought vulnerability index”. We separate “sensitive cases” (where significant harvest losses occurred in years with only minor droughts) and “resilient cases” (where harvest losses were minimal despite there being a major drought) and explore the socio-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different situations. Results show that sensitive cases were particularly common in economically poor landlocked provinces and in wealthy coastal areas that have a limited land base. In such “sensitive cases”, the size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and the quantity of agricultural inputs we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drought vulnerability, while for resilient cases, vulnerability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abundance of land. This leads us to propose a series of drought-vulnerability typologies based on the extent to which land, labour, capital,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infrastructure buffer or exacerbate the effect of a drought ev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