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青岛高新区低碳发展路径研究

工业园区是我国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和强大引擎,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抓手。本文以青岛高新区为研究对象,编制了2016—2020年该园区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通过情景分析探讨了其碳达峰路径,并为中国工业园区的低碳发展提出了低碳发展政策建议。研究显示,2016—2020年,青岛高新区碳排放总量从32.88万t增加至43.78万t,碳排放强度由0.47 t/万元降至0.36 t/万元。工业能耗是青岛高新区碳排放的最大贡献者,也是其实现碳达峰的关键部门。生活用能的碳排放占比逐年增大,是青岛高新区实现碳达峰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推进集中供热设施、煤改气等举措,青岛高新区预计在2025年实现碳达峰,碳排放总量达到71.58万t,碳排放强度降至0.27 t/万元。我国需制定统一的工业园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建立工业园区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库,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纳入工业园区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充分挖掘能源及环境基础设施的减排潜力,促进我国工业园区低碳发展。     

“十二五”以来中国低碳发展进展及政策评估

中国已经比较系统地构建起推动低碳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发展目标体系、规划体系和体制机制,及时开展中国低碳发展进展及政策评估,对于反映政策进展与成效、识别问题与挑战、指导下一阶段的低碳发展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层次分析法构建起包含35个评价指标的中国低碳发展指数,对2010—2018年中国的低碳发展进展和政策进行系统的定性定量评价。结果显示:"十二五"以来,中国的低碳产业发展进展显著,但二氧化碳排放控排水平、能源领域的低碳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低碳发展政策建设水平显著提升,但低碳发展政策目标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不足,管理体制、制度建设、配套机制均有待完善。本文建议,围绕国家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目标,研究制定"十四五"时期低碳发展的政策目标,以碳排放总量管理作为2020年以后我国低碳发展的基础性制度,有序推动低碳发展配套制度建设,完善低碳管理的信息机制和资金机制建设,抓好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碳排放增量管理工作,加强对已发布的低碳发展相关规划、控温方案、低碳试点示范的效果评估。     

主要发达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实践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

气候变化问题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关系到人类生存和各国利益。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中国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负责任大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本文归纳分析欧盟、美国、日本、韩国、德国、英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碳达峰的经济社会特征、碳中和的路径共识，系统梳理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经验举措，对比分析中国国内进展和差距，并提出重点借鉴的国际经验与启示。研究发现，中国已经逐步具备实现碳达峰国家的基本特征，但相比发达国家，在降碳效果核算评估、低碳安全高效能源系统构建、碳价格传导机制设计、低碳技术创新和新业态模式打造、法规制度系统化构建等方面仍有差距，仍需加强政策驱动和重点国际经验借鉴，进一步优化“双碳”目标评估指标体系，将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系统作为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主要目标，有序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和能源资源市场化价格调控，强化绿色低碳技术的研发创新，加快构建形成系统性推动“双碳”目标的法规体系。     

某石化企业碳达峰情景预测及达峰路径研究

文章以某石化企业为例,首先核算碳排放总量及排放源构成,识别重点排放源,对碳排放量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企业产能变化导致的燃料消耗量变化、催化剂烧焦量变化等;然后采用情景分析法与Mann-Kendall趋势检验法预测了企业碳达峰时间和峰值,提出相应减排路径措施,主要包括推动产品结构调整、构建低碳化石化企业能源系统、提高电气化率、加大低碳能源使用和降低企业综合能耗,从而减少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为石化企业碳达峰路径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沱江流域协同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路径研究

基于沱江流域生态保护、高质量发展及碳达峰碳中和远景目标分析,重构流域经济发展格局,推动沱江流域全面绿色转型、能源绿色低碳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通过分析沱江流域碳达峰碳中和的人口经济发展、碳排放总量与产业结构等基础条件,发现沱江流域协同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存在社会主体参与不够、节能减排技术水平相对滞后等现实困境,提出协同推进沱江流域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的五大路径,以期为相关决策提供参考。     

统筹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绿色低碳发展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路径。自2020年“双碳”目标提出以来,我国已经完成了碳达峰碳中和的顶层设计,建立了“ 1+N”政策体系,制定了中长期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战略,推进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编制实施了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重点从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方法、推动形成绿色生活方式、加快生产方式绿色转型、推进低碳技术研发应用等方面开展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期为相关领域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     

碳中和愿景的科技需求与技术路径

碳达峰与碳中和愿景的提出为我国低碳/脱碳发展明确了新方向,也对科技创新和技术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世界各国均将科技创新作为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要保障。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归根结底也需要依靠科技进步。我国碳排放总量大、强度高,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时间周期短,现有技术尚存在不足,科技发展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并提前部署。我国碳中和技术发展需要为保障我国碳排放高质量达峰和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技术可行、经济可承受的科技支撑。各部门需要结合自身特点制定技术发展路径。"十四五"是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关键时期,应全面加强相关脱碳、零碳、负排放技术发展的全局性部署,加快开展研发示范。为了更好地推动面向碳中和愿景的科技发展,需要强化顶层设计、完善保障机制与加强国际合作。     

中国城市碳达峰趋势的聚类分析

中国在2020年9月提出2060年碳中和目标,并提出加快落实2030年国家碳达峰任务。考虑到城市在国家碳减排工作中的重要使命和极大潜力,以及其碳排放在总量、结构、行动进展和趋势上存在的显著差异,深入认识中国城市碳达峰趋势的类型特征,对地方政府设计和开展差异化达峰行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合考虑影响城市碳达峰趋势的静态因素和动态因素,采用蒙特卡洛方法与K均值聚类算法,对中国286个样本城市的达峰趋势进行了分类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的达峰类型可以划分为5类,根据其特点可概括为低碳潜力型城市、低碳示范型城市、人口流失型城市、资源依赖型城市和传统工业转型期城市。其中,低碳潜力型城市和传统工业转型期城市是决定我国能否落实2030年达峰行动的关键。最后,针对不同类型城市,本文对城市碳达峰的目标设计和行动重点提出了切实建议。     

“双碳”目标背景下节能监察制度研究

“节能降碳增效行动”是国务院明确的“碳达峰十大行动”之一，节能是控制碳排放最直接的方式，也将伴随碳中和始终，而节能的关键在于提高能源效率。节能监察制度是保障节能与能源效率的关键制度，目前我国节能监察制度存在体制不畅、执法偏软、实效存疑等问题。节能法律制度设计需以提升能源效率为出发点，为节能提供讲效率的制度环境。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背景下，节能监察制度的完善应当追求行政效率、执法效率，并与激励性制度相衔接。     

关于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的思考

碳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对于我国强化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实现碳排放达峰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与污染物减排、煤炭总量控制等相关工作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增效。文章从实施碳排放总量控制的必要性、对其他工作的推动作用、基础条件、制度设计需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及如何借力现有大气污染物监管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分析。     

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政策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是实现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构建现代气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构建实施协同政策十分关键,是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支撑。本文分析了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关系,评估了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政策现状,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协同政策的推进思路框架、重点方向、实施保障以及实施路线图。     

中国城市CO2排放和空气质量协同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城市既是受到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影响的重点区域,又是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防控政策的关键主体。在城市尺度上研究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及其时空异质化的影响规律,将为因地制宜地制定减污降碳政策提供依据。本研究分析了2012—2019年我国284个地级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指数的动态时空变化特征和规律;而后通过构建STIRPAT模型和地理时空加权回归（GTWR）模型,探讨了低碳政策、大气污染物防控政策、产业结构等驱动因素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时空异质化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全国主要地级市耦合协调度指数平均值由2012年的0.79增加至2019年的0.85,环京津冀区域、汾渭平原等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区域耦合协调度指数显著提高。以低碳试点城市为代表的区域,其降碳政策、减污政策、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以及技术投入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华北平原城市群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区域,主要通过减污政策提高协同效益;低碳政策主要在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发挥作用;中西部城市则主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技术投入实现协同效益。最后,基于此提出促进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效益的对策建议。     

Managing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 through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se the role of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BEE) in China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It provides an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s for the adoption of BEE technologies in Chinese cities. It outlines the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large-scale deployment of the sustainable, low-carbon, and even carbon-free construction technique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of energy demand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driven by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growth, different policy tools for cost-effective CO₂ emission reduction in the Chinese construction sector are described. We propose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combining build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and the urban planning and building material industries, in order to drastically improve BEE during this period of rapid urban development. A coherent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needs to be established to ens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fficiency policies. Regulatory and incentive option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policy portfolios of BEE to minimise the efficiency gap and to realise sizeable carbon emissions cuts in the next decades. We analyse in detail several policies and instruments, and formulate relevant policy proposals fostering low-carbon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in China. Specifically, Our analysis shows that improving building energy efficiency can generate considerable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credits with competitive price under the CDM framework.     

我国智慧碳监管建设的发展路径探究

智慧碳监管是政府、园区、企业实施碳减排的现代治理手段,通过运用大数据平台,对碳排放数据进行实时监控、追踪等,实现碳排放的监控预警、考核、评估、决策等,是推进“双碳”战略的重要保障。我国碳监管的应用尚处于初级阶段,推进实施智慧碳监管既是发展方向,也面临诸多挑战。本文分析了我国智慧碳监管的发展状况、实践进展和实践特征,围绕数据管理体系、政策支撑体系、系统技术体系、创新功能应用、服务保障体系等方面存在的关键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系统策略,助推我国碳监管的智慧化发展与创新实践。     

碳中和愿景的实现路径与政策体系

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郑重承诺中国将努力争取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为中国未来低碳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明确了目标，也提振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作为排放量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2030年前达峰后用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很快地实现碳中和愿景，任务异常艰巨，但总体上排放路径必然呈现尽早达峰、稳中有降、快速降低、趋稳中和的过程。支撑碳中和的技术几乎涉及所有的产业和经济活动，从控制碳排放途径的角度可以分为高能效循环利用技术、零碳能源技术、负排放技术。政府、企业、个人在迈向碳中和愿景进程中具有至关重要而又各有侧重的作用，需要科学的政策体系以形成系统有效的激励机制，促进资本和人才朝着碳中和技术创新和市场化推广应用方向快速汇集。     

碳边境调节机制：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新选择与中国因应

近年来，欧盟考虑在气候变化立法中引入碳边境调节机制，旨在消除境外企业由于碳排放成本不对称而获得的价格优势。这一机制对于欧盟对冲减排压力、助力工业回流、增强气候领导力以及推动绿色转型大有裨益。作为一种碳关税政策，该机制确有贸易壁垒之嫌，在国际法上存在较大合法性争议。但未来欧盟可通过制度设计使其符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第20条，进而获得实施可能性。对我国而言，该机制实施必将会在诸多领域对我国产生不利影响，但某种程度上也可倒逼我国出口结构和贸易方式的调整升级。基于此，今后我国应自上而下完善碳市场建设，适时推动“碳交易+碳税”复合政策双轮驱动；积极开展气候外交；促进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出口的可持续发展。在法律对策上，积极参与国际谈判与规则制定；完善气候治理体系；促进低碳外贸发展；健全可再生能源激励制度。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可再生能源产业财税金融支持政策研究

能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推动能源结构调整、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产业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必然要求。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国家实施了一系列财税宏观调控政策。本文在梳理政策现状的基础上,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识别,包括弃风弃光现象影响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不到位、财税优惠政策形式相对单一、优惠政策执行的配套机制不足等。从建立、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多种渠道解决可再生能源补贴缺口问题,进一步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适时优化调整财政支持政策,与其他政策协同发挥作用等方面提出了政策优化建议。     

我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产业政策发展及相关建议

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具有能效高、清洁环保、安全性好、削峰填谷等诸多优点。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是扩大天然气应用和实现资源就地转化的重要方向和选择,是我国能源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同时也能够提升天然气优化利用水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促进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发展,深化能源行业及电力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产业政策进行详细分析,对江苏、上海、浙江等重点地区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调研基础上,系统提出当前天然气分布式能源存在的问题,并在合理布局、天然气价格市场化、经济政策、核心技术研发等多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碳减排目标的实现机制比较与选择——基于数量型与价格型减排工具的模拟

基于2012年微观层面的社会核算矩阵(SAM)表,本文构建动态可计算的一般均衡(CGE)模型,分别设计碳交易和碳税情景加入该模型,模拟中国2012—2030年的宏观经济效应和部门结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就宏观效应来看,2030年碳交易和碳税情景的碳强度分别比基准情景下降了24.24%和26.487%,分别完成碳减排目标的55.052%和59.349%;碳交易情景下消费、投资、出口和进口出现较大波动,碳税情景下这些指标小幅上涨。就部门经济效应来看,能源部门受政策情景影响最大,其次是制造业部门,其他部门受到的影响较小;碳交易情景对各部门增加值有抑制作用,并对原油和天然气部门的消费产生较大冲击。就部门减排效应来看,制造业部门的减排效应较显著;碳税情景的减排效应优于碳交易情景。总体而言,单一实施碳交易或碳税政策,不能完全实现碳减排目标,碳税政策相对温和,可以考虑两种减排政策配合实施,以减缓对经济系统冲击,并实现碳减排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