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政府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作用,从企业层面来看属于微观经济的问题,但是,从整个社会经济的大环境来看也是宏观层面的问题。因此,有必要从宏微观经济视角,探索政府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首先从微观视角,通过建立政府与企业间的环境规制博弈模型,运用数据模拟分析了不同企业选择各自绿色技术创新策略的内在机理,从理论上解决了绿色技术水平下限和环境规制系数阀值的问题,说明了如果政府不强化环境规制,企业通常不会主动采取措施进行环境保护、污染治理,承担其相应的环境责任。进一步探讨了政府如何根据经济发展和环境目标选择环境规制系数,以利于达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目的。进而从宏观视角,运用我国199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作用,证实了微观分析中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出的影响呈现"U"型关系的结论,且滞后一期的影响显著,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比较研究

波特假说提出后,引发了大量关于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但是少有文献提及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且较少涉及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作用。本文基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两种类型,利用我国30个省份在2003-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排污费的征收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并不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资型环境规制总体上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激励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波特假说"。投资型环境规制通过降低企业技术创新的风险,增强企业的信心和预期水平,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在三类环境投资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对技术创新的正向作用难以确定;而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的技术创新。门限回归分析表明,费用型环境规制与投资型环境规制均存在门限效应,即环境规制程度的不同,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所差异。因此,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要考虑不同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差异,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环境规制政策。     

环境规制与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际垂直专业化视角的实证

在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中,存在污染工序的转移问题,但鲜见有学者基于这一新型国际分工背景探讨环境规制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带来何种影响。为了对此进行研究,本文利用SBM模型测算了中国2002-2010年27个制造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际垂直专业化过程中加强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后考察了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强度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符合"U"型关系,即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先削弱后提升的影响;②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清洁型部门与污染密集型部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采取灵活多样的环境规制形式,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而且利于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制造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创新约束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社会低碳化转型的重要引擎,环境规制作为填补环境方面市场失灵的重要方法,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以双重环境规制为视角能为此研究提供新思路。文章选取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考察技术创新约束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在中、低技术创新水平区时,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悖论效应"占主导地位。在高技术创新水平区时,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减排效应"开始凸显,逐渐抵消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悖论效应"负面影响,但不显著,具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此时,正式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双重门槛特征。(2)在中、低技术创新水平区时,非正式环境规制也表现出"绿色悖论效应"。在高技术创新水平区时,非正式环境规制作为正式环境规制的重要补充对碳减排效应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双重门槛特征。(3)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逐渐提高,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逐渐增大,表现出强制减排效应,呈现出倒"V"型单一门槛特征。(4)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一定的"时间惯性",呈现出"雪球效应",且在邻近地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5)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在不同技术创新水平下呈现出空间极化现象。因此,政府在推进正式环境规制方法创新以及规制执行力度的同时需要加强非正式环境规制实施力度,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以及反馈渠道。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形成地区间共同发展、协同管理的联合控污治污格局。     

大数据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大数据提高了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速度与效率,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现有研究针对大数据发展的红利效应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但鲜有从企业绿色发展视角进行的分析。为系统评估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该研究在理论分析大数据发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内在机理和知识产权保护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借助“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外生政策冲击,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二者之间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大数据发展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水平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大数据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升企业人力资本水平三种渠道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调节效应检验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在大数据发展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政府应完善大数据发展政策,持续推进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加强大数据发展政策引导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制度设...     

绿色信贷政策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吗?——基于重污染企业金融资源配置的视角

基于企业金融资源配置视角,文章以2007—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并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制。理论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首先,绿色信贷政策有助于提高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效率。绿色信贷政策抑制了重污染企业的过度投资动机的同时,也改善了企业的投资不足倾向,该研究结论在经过替换变量、更换估计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其次,绿色信贷政策对金融资源的配置效应可分为直接效应和派生效应。直接效应体现在重污染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变化即长期债务比重下降,派生效应表现为企业寻求替代性融资的动机激增了商业信用规模。进一步的机制研究发现,债务期限结构和商业信用在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投资效率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长期债务比重的下降和商业信用额度的增加均提升了重污染企业的投资效率。此外,该传导路径受到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面临的金融错配程度越高,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正向提升效果越弱,且债务期限结构和商业信用的微观治理功能也被弱化,进而阻碍了绿色信贷发挥政策功效。文章的研究结果从微观层面验证了绿色信贷政策的有效性,绿色信贷政策克服了传统环境规制可能会对实体经济产生负面冲击的弊端,通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提高了微观企业的投资效率,进而有助于协调经济建设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为实现"治污"与"提效"的双赢局面提供了契机,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

实现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双赢"的关键在于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本文在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构建了数理模型,并基于区域异质性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环境规制的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是非线性的。在强度维度上,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符合"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由弱变强,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先降低后提高的影响。环境规制的创新效应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门槛,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本文政策涵义明显: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区域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采矿权安全性、政府规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采矿权安全性是影响采矿企业投资行为的关键因素。文章聚焦采矿权安全性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影响,通过演化博弈模型和L-V模型,分析了采矿权安全性影响下,政府规制行为选择与采矿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的动态演化过程,进而采用2019年中国采矿权交易数据进行了仿真模拟。结果发现:(1)当采矿权安全性较低时,其对采矿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倒逼作用,但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和研发周期的增长,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动力不断降低。(2)当采矿权安全性较高时,研发投入过高或过低均难以激励采矿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但是,研发投入越低,政府越倾向于采用规制策略。(3)当采矿权安全性处于中等状态时,企业演化稳定策略与研发投入有关,而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为规制。(4)绿色技术创新增长率具有促进采矿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增长率越高,采矿企业对绿色研发投入的预期收益越高,绿色创新意愿也越强。(5)采矿权期限限制了技术影响因子的作用。受私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只有在中型矿权中,国有企业才具备更强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积极性,而在大型矿权和小型矿权中,国有企业不具备绿色技术创新优势。基于以上结论,研究认为,政府在以政策手段引导采矿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时,应该强化绿色技术水平在矿业权竞争性出让中的作用,并结合不同规模与类型的采矿权特征深化矿业权制度改革;通过营造采矿业绿色创新环境,加强政府配套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提高多种政策的协同有效性,推动采矿业绿色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态环境保护。     

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够诱发绿色创新吗?——基于ENGOs视角的验证

绿色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治理双赢的关键所在,以环境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以2008年两家环境非政府组织——IPE和NRDC联合公示中国113个城市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作为准自然实验,并采取DID和DID-PSM识别方法评估非正式环境规制绿色创新的"净作用",得到了如下主要研究结论。(1)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确诱发了城市绿色创新,通过一系列平行趋势检验、DID-PSM回归检验和安慰剂检验之后,结果仍具有稳健性。(2)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分析,东部和西部地区对非正式环境规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对PITI的发布响应更加积极,而中部地区则受到冲击效果较弱。基于时间趋势视角分析,非正式环境规制诱发的绿色创新效应在政策实施第一年最为强烈,随后整体上呈现逐年弱化的趋势。(3)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水平越高的城市表现得更加明显,此外,城市的信息扩散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绿色创新效应。相较于城市的信息扩散水平而言,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受到环境信息公开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4)在剔除同时期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五省八市"的碳试点、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等一系列可能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活动的其他环境政策冲击之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依然存在。     

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助推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手段,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日益成为热点。文章通过引入空间溢出和门槛非线性效应,研究以政府治污为主导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首先从空间溢出和非线性门槛视角揭示了投资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并考察了非线性影响关系的特征事实;其次立足绿色低碳转型目标,基于纳入碳排放、PM2.5等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2001—2019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角度分解三者贡献;而后基于空间计量模型,选取Queen邻接权重矩阵和地理距离权重矩阵分析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非线性时空影响;最后采用多重门槛模型检验在不同单位GDP能耗条件下,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与2001—2011年相比,2012—2019年全国省级层面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幅较大,且技术进步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动力,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距总体上呈缩小趋势;(2)考虑空间效应后,投资型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且其影响强度具有时空异质性,倒“U”型影响在2001—2011年期间、中西部地区更为突出;(3)从空间溢出视角看,全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空间相关特征,且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异质性;(4)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非线性门槛效应,当单位GDP能耗低于一定门槛条件后,弱化投资型环境规制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最后,文章从综合利用环境规制工具、构建区域协同高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探索跨区生态补偿机制、强化绿色技术转型以及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增长

探寻合理的环境规制手段与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引领绿色经济转型是未来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将市场激励型和命令控制型两种环境规制手段、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经济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基于动态面板平滑转移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以2006—2016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为样本,探讨双重环境规制手段对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的非线性影响以及转移机制,并对其传导效应进行深入剖析。研究发现:①推动绿色技术创新,不仅取决于环境规制强度,也取决于环境规制类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在超过阈值时呈现出线性向非线性转换的特征,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②两种环境规制手段均在超过一定的阈值后推动绿色经济发展,且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经济发展在高、低体制转换中呈现非线性关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显著大于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且在东部地区市场激励型规制手段已跨越阈值且对绿色经济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③传导机制分析表明,环境规制手段与绿色技术创新是推动绿色经济的两大推手,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通过激发绿色技术创新从而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因此,本文提出根据不同的规制手段设计差异化环境规制强度,发挥市场激励手段对绿色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本研究为完善绿色技术创新驱动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框架、推动绿色经济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绿色已成为新时代矿业发展的主基调,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矿业提出了新要求,环境规制强度影响矿业绿色水平的短期效应,环境规制结构决定矿业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基于2001—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EBM模型定义的方向性距离出数(EBM-DDF)方法构建GML指数来衡量矿业绿色水平。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系统GMM估计方法,检验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并重点考察不同类型、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的异质效应,探索构建矿业绿色发展的长效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强度与矿业绿色水平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发展表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直接效应。(2)技术创新和能源消费结构对矿业绿色水平具有"U"形间接调节效应,技术创新仅在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越过拐点后促进矿业绿色发展,能源消费结构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学矿业绿色水平之间存在"U"形关系,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才有利于改善地区环境质量。(3)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矿业绿色水平存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影响不显著;中西部内陆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环境规制并不能促进矿业绿色发展。因此,政府要合理选择环境规制类型,因地制宜地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增强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推动能源消费结构升级,加快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和绿色矿业发展,实现矿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出发,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整体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绿色引导效应凸显需经历一定时期;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整体呈下游、上游、中游地区梯度递减格局,且中游地区始终以成本约束效应为主;环境规制会导致污染型产业在长江经济带内城市间扩散转移,以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上游地区环境治理力度较弱而不足以影响企业迁移决策。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生产能力,应强化工业污染协同治理,提升环境政策精准性,加快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应用。     

中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由于环境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及其将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的增加,因此,只有通过环境政策的激励,才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目前,已有文献对我国环境技术创新的研究缺乏计量经济学的证据,尤其缺乏对政府环境政策影响效应的研究与分析,政策针对性不强。本文以我国环境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工业环境技术专利申请量指标来表征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水平,在对中国30个省份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环境政策力度、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投入等因素对我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滞后1年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每增加1%,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增加6.45%,表明我国的环境政策力度,即对环境改善的投入对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这种激励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单位工业生产总值的污染排放量与环境技术专利的申请量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表明政府增大环境规制的强度,有利于激励企业增加对环境技术创新的供给。此外,工业企业技术投入、市场需求、国际技术外溢效应和工业企业行业规模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均为正相关关系;其中,工业企业的技术投入是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为了扭转我国工业企业的传统发展模式、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应建立节能减排政策规制的长效机制,加大减排科技资金投入,并加速形成环境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机制。     

中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政策效应

由于环境技术创新的外部性及其将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的增加,因此,只有通过环境政策的激励,才能够有效地促进企业进行环境技术创新。目前,已有文献对我国环境技术创新的研究缺乏计量经济学的证据,尤其缺乏对政府环境政策影响效应的研究与分析,政策针对性不强。本文以我国环境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工业环境技术专利申请量指标来表征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水平,在对中国30个省份2006-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的基础上,构建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模型,探讨了环境政策力度、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投入等因素对我国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滞后1年的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每增加1%,工业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增加6.45%,表明我国的环境政策力度,即对环境改善的投入对工业企业的环境技术创新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这种激励作用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单位工业生产总值的污染排放量与环境技术专利的申请量之间为负相关关系,表明政府增大环境规制的强度,有利于激励企业增加对环境技术创新的供给。此外,工业企业技术投入、市场需求、国际技术外溢效应和工业企业行业规模与企业环境技术创新均为正相关关系;其中,工业企业的技术投入是企业环境技术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为了扭转我国工业企业的传统发展模式、促进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应建立节能减排政策规制的长效机制,加大减排科技资金投入,并加速形成环境技术创新的市场需求机制。     

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政府环境监管调节作用的分析

地区差异化环境税政策为污染企业通过跨区转移回避环境成本提供了空间,由此带来了污染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显然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增加了环境税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的难度。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环境监管强度也会影响环境税的绿色创新效应,忽略政府环境监管因素,有可能对污染减排政策与技术创新之间关系作出不恰当的推断。文章构建政府环境监管、环境税与地区绿色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05—2019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及政府环境监管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考察了环境税对邻地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税的“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均呈现倒“U”型特征,且政府环境监管通过提升环境税的创新补偿效应、降低政府官员的环境规制俘获概率,进一步增强了环境税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环境税绿色创新效应的地区异质性明显,本地环境税绿色创新的非线性特征及环境监管调节作用只适用于东部地区。而邻地效应中,政府环境监管调节作用只在中部地区显著,而且显著增强了环境税的绿色创新效果;人力资本跨区流动与污染产业跨区转移是造成环境税“本地-邻地”绿色创新效应空间特征的重要因素。环境税高税率地...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演化博弈分析

环境污染问题的日趋严重,使社会环境参与者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要求不断加深,监督力度也随之加强。政府、创新企业以及公众消费者之间存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利益关系,同时多方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准则也将影响绿色技术创新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因此,探究三方利益相关者对绿色创新行为以及绿色创新扩散的影响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通过借鉴利益相关者理论,对社会系统中参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利益、权利分析,构建政府、企业与公众消费者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根据演化的仿生学研究,引入Lotka-Volterra模型,探究环境利益相关者的规制行为,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扩散的演化影响,利用Matlab仿真工具,对演化博弈以及仿生演化模型进行数学推导求解并赋值仿真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利益相关者的污染抵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扩散;高强度的污染税收、低强度的公众环保宣传与适度的创新激励补偿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最明显;公众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广促进其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而政府对于绿色创新技术的过度推广,则会降低绿色创新扩散效率。本文的研究对社会环境监管参与者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第一,政府作为绿色创新的推动者及环境监管的权利机关,应注重把握监管力度,合理选择环境规制手段、规划环境规制成本,防止过激手段的实施对绿色技术创新带来的阻碍;第二,公众消费者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为广泛,因此,消费者应从自身做起,杜绝非环保产品,不断推动社会绿色创新技术的发展。第三,企业作为绿色技术创新的生产方,应将环境保护作为己任,努力研发环保类产品,减少环境污染及能源的消耗。     

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基于世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

基于2013年世界银行的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于企业总体技术创新和分类型技术创新(新技术、新产品以及新生产流程)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对分行业(重污染行业及非重污染行业)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污染治理的成本压力是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还发现,重污染行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靠外部环境规制驱动而非公司治理;环境规制更可能促进企业引入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流程而非新产品。     

市场绿色压力对知识型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

知识型企业的绿色创新行为一方面源于政府的环境规制压力,另一方面源于供应商、客户等利益相关者,然而目前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全面的多理论分析框架,特别是针对知识型企业绿色创新意愿对绿色创新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更为缺乏。文章以54家知识型企业为研究对象,以计划行为理论和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指导,在绿色供应链视角下利用层级回归分析探讨市场绿色压力对知识型企业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供应商和客户绿色压力均对绿色创新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绿色创新意愿在市场绿色压力与绿色创新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政府激励型环境规制在供应商绿色压力与绿色创新意愿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政府强制型环境规制在客户绿色压力与绿色创新意愿之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政府要充分发挥激励型环境规制和强制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为知识型企业绿色创新提供良好的氛围;优化强制型环境规制和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组合方式,保证绿色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知识型企业高层管理者在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和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时应重视企业绿色创新意愿的养成,培养和引导员工绿色创新意识的建立,通过培训班、研讨会以及比赛的形式促进绿色创新意愿的传播;时刻关注环境规制政策、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绿色供应和需求的变化,把握政策和市场的变化方向,并及时对企业做出相应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