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种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反思与超越

生态文明建设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生态文明建设有政府主导模式、市场主导模式和社会主导模式三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历史证明政府主导模式效果不佳,市场主导模式存在着诸多问题,而社会主导模式则存在着前提困境、思想困境、途径困境和结果困境,因此,本文认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实行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合作的协同治理模式。在我国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治理模式应从主体协同、过程协同和外部关系协同三个方面着手,注意处理好三者的关系。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办同效应研究

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和生态文明建设质量,把脉二者协同效应,对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协同发展具有实践指导作用.在全国视野下,基于2011～2017年省级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运用熵权法-Topsis评价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研究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效应.结果 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中下游地区呈梯度递增空间格局,省际差异显著;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上中下游地区呈"V"型空间格局,省际差异较小;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工业绿色转型效率与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协同系数普遍较低,且呈加剧趋势,主要原因是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工业绿色转型.建议地方政府提高对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的重视程度,着力扭转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发展态势.特别要加大国土空间和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力度,推动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农业和工业生态化发展,普及生态文化,完善生态安全治理体系.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效应研究

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和生态文明建设质量,把脉二者协同效应,对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协同发展具有实践指导作用。在全国视野下,基于2011～2017年省级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运用熵权法-Topsis评价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研究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效应。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中下游地区呈梯度递增空间格局,省际差异显著;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上中下游地区呈"V"型空间格局,省际差异较小;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工业绿色转型效率与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协同系数普遍较低,且呈加剧趋势,主要原因是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工业绿色转型。建议地方政府提高对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的重视程度,着力扭转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发展态势。特别要加大国土空间和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力度,推动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农业和工业生态化发展,普及生态文化,完善生态安全治理体系。     

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能否改善海岸带环境——来自国家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证据

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为协同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开展了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旨在深化海洋生态治理,破解海洋发展难题。该研究将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视为准自然实验,依托2006—2019年沿海4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探究试点政策对海岸带环境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显著改善了海岸带环境,有效推动了沿岸环境与近岸水质环境的污染治理。(2)异质性分析表明,地区市场化水平和地方政府晋升机制对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的建设成效存在不同的调节作用。(3)从影响机制来看,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通过提高政府治理强度和增加企业税负压力两种方式影响海岸带环境,加大政府治理强度能有效减少沿岸废水、废气排放,却无法凸显其对近岸水质环境的“绿化”效果;增加企业税负压力有利于发挥市场化、有偿化管理机制对海岸带环境的影响。该研究基于陆海视角围绕海岸带环境效应展开分析,丰富了示范区建设的海岸带环境效应研究。综合整治过程中应秉持陆海统筹理念,在充分发挥政治引领作用的同时,有效提升经济治理效能,稳步推进海岸带环境质量持续...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如何影响绿色发展福利？

生态文明建设是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新格局的必由之路，更是践行以民生福祉为价值归宿的生态民生观的应有之义。以较少的生态损耗较大程度实现由环境水平改善带来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提升，是绿色发展福利的核心内涵。该研究在系统阐释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绿色发展福利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运用2006—2020年中国23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倍差法实证检验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政策对绿色发展福利的作用效果与影响机理，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与空间邻近效应探索。研究发现：(1)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能够显著提高绿色发展福利，且此结论在更换样本数据、排除其他政策干扰以及采用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主要通过其政策规划中所提到的发展绿色科技、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空间格局三条作用途径，实现对绿色发展福利的提升作用。(3)政策效果存在地区异质性，其在大规模城市与东、中部地区作用效果显著。(4)生态文明试点政策存在空间邻近效应，其对本地与邻近地区绿色发展福利水平的提升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针对上述结论，该研究从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区际协调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在...     

新发展格局下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新动能、新挑战与新路径

打造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新样板、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对于国家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区域发展转型的传统动能基础上,构建新发展格局将从内生性、外源性和激励性三方面为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注入新动能,既为实现向高水平、强协调升级提供新的历史机遇,更需直面地区发展分化与要素流动固化、产业升级与基础设施和国土空间格局优化、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以及跨区域和跨板块协调体制机制创新等新的现实挑战。基于此,应按照“五协五共”的新路径,通过园区设施共建、产业发展协作;空间布局协接、发展机会共享;权利责任共担、生态保护协同;主体利益协商、体制机制共谋;强化区域共同体意识,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更高水平协调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萌发与升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历了区域治理的思想萌发和国家治理的思想升华两个阶段,主要表现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实现了从"认识三阶段论"到"三个重要论断"的升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实现了从生态省建设到美丽中国建设的升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实现了从区域规章到党章国法的升华,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方式实现了从区域治理到国家治理的升华。全国生态环境保护会议上提出的"六大原则"和"五大体系"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化。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要求以更系统的格局、以更宽广的视野、以更高远的目标、以更强大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困境与期待：基于生态文明的消费模式转型研究述评与思考

党和政府在“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确定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深刻影响并约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使之更加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的长远战略要求，是生态文明建设打破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隔阂的重要突破口。然而，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程中长期以来都存在着“重生产，重技术，轻消费”的问题，因此，如何在转变消费模式上尽快取得突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必须破解的难题。本文在系统回顾、评述国内外十五年来对可持续消费概念的争论、可持续消费驱动因素以及可持续消费战略推进面临的困境与原因的基础上，根据目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对我国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亟待突破的五个研究方向。     

创新绿色现代化:隧穿环境库兹涅兹曲线

绿色现代化的核心目的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核心方向是为当代人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为后代人提供生态财富,为全球提供生态安全。创新绿色现代化的关键路径是实现"隧穿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即在相对较低的发展水平条件下,实现能源资源消耗增长、环境污染损失增长等生态赤字与经济社会发展速度脱钩。当前中国正在进入经济增速放缓的窗口机遇期,地区环境问题的差异凸显期,人民对环境质量的高度敏感期,生态治理能力的转型变革期,全球生态安全的更大贡献期。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应当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新发展观,充分认识从单一治理向全面治理转型的必要性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全局性,进一步实现决策的科学性、视野的长远性和政策的连续性,进而全面调动不同发展主体的积极性。美丽中国目标可以分为三个阶段:2020年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全面超额完成国家"十三五"规划资源环境约束性指标;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中国进入绿色创新、生态投资、生态盈余新时代,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绿色现代化新格局;2050年进入高度发达的生态文明时期,天蓝、地绿、水清的优美生态环境成为常态,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境界,建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强国。为此,未来创新绿色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应当包括:重点问题与系统保护相结合,环保建设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生态投资与生态保护相结合,行政管理与市场工具相结合,绩效评价和激励约束相结合,反向约束与正向激励相结合。     

基于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乡镇空间功能分区

按提供产品的类别,乡镇尺度空间由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和建设空间组成,这3部分空间共同承载着乡镇社会经济发展的重任。坚持生态保护对发展的约束与支撑功能并存的理念,建立以生态约束为前提,并与开发建设协同推进的分区指标体系、技术方法及应用模式,是生态文明战略下空间功能分区的有益探讨。以南京市六合区雄州街道为案例,借助Arc GIS空间分析工具,采用互斥性矩阵分类法,通过对生态约束、农业发展、工业发展与人居环境等建设开发适宜性的单项与综合评价的集成,构建生态、农业和建设空间布局的总体架构,实现了街镇空间功能的整合与科学定位;划分禁止建设区、限制建设区、适宜建设区和已建设区等四大类功能区,并提出各功能区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与产业发展导向,为实施区域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推进提供了依据。     

白酒企业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国家正在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对企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本文针对白酒企业的特点,基于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构建思路及构建方法,提出了包含厂区空间优化、生态经济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制度建设和生态文化建设5个方面34项指标的白酒企业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为白酒企业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     

《环境保护法》实施现状及其法典化“升级”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对《环境保护法》实施现状进行系统评估具有重大意义。2014年修订《环境保护法》，确立其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立法中的综合法地位，宣示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构建统一监管体制和多元共治机制，强化环境执法司法手段，在总结三十多年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实践基础上体现了“美丽中国”建设新要求。八年来《环境保护法》整体实施成效显著，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奠定了良好法治基础。在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过程中，《环境保护法》立法目的得到有效贯彻，生态环境统一监管体制基本建立，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以《环境保护法》为龙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日趋完善；以多措并举的生态环境执法机制为基础，行政执法措施收效明显，执法改革不断探索创新，《环境保护法》主要制度得到良好执行；随着环境司法专门化专业化体系基本建成，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推进顺利，传统诉讼制度有效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环境保护法》司法适用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施行至今，面对新时代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环境保护法》存在立法理念、立法思路、法律制度相对滞后...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研究

协同发展是目前长江经济带建设的重点,但是，目前对协同发展水平进行定量测度的研究较少。依据增长极和复合生态系统等理论，遵循新时期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思想，构建了由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交流服务、生态保护4大领域18个核心指标组成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自然断裂点分析、空间自相关分析和规模-位序分析等方法，对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协同发展能力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上海、南京、武汉在协同发展能力上表现卓越。从空间分布看，长江经济地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上海的龙头带动作用突出，长江下游地区在总协同指数、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领域处于领先水平，但在生态保护领域表现一般；长江中游地区除武汉、长沙和南昌等省会城市协同发展能力较高外，在总指数以及4个分领域处于中等水平；长江上游地区在总协同指数以及4个分领域协同能力非常低，仅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城市协同发展能力突出。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运输条件和科技创新水平对生态绿色发展的协同能力影响不大，说明长江经济带目前尚未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黄金水道建设的共赢。因此，未来长江经济带应以“绿色、创新、稳健”为核心思想，推进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顶层设计，加快构建以重要节点城市为核心的分层协同发展机制，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产业的创新协调发展，强化长江经济带生态安全风险的联合防控，提升经济带的协同发展水平。     

近10年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三区空间”时空演化特征及机制分析

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构建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交汇期,现有研究对地形复杂、生态脆弱且经济高速发展的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的国土空间格局演化缺乏关注。分析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329个县区级行政单元在2010～2019年土地利用结构和“三区空间”的时空演化特征,从人地关系视角探究演化的驱动机制,为优化国土空间格局、统筹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实现高效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参考。结果表明：(1)近10年,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城镇空间持续扩张,分别占用2 191.25 km²农业空间和413.19 km²生态空间,4 223.89 km²农业空间转为生态空间。(2)2010～2015年,以农业空间转城镇空间为主导,主要分布在成渝、黔中和滇中城市群地区;2015～2019年,以农业空间转生态空间为主导,主要分布在云贵高原东侧山区。(3)“三区空间”交叉转换受到客观承载环境(地)、人类发展活动(人)以及两者的交互影响,体现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空间需求,受土地使用的价值观与社会客观运行规律约束,在自然环境现状承载与发展适宜性格局的基础上,驱动“三区空间”演化...     

新常态下我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社会管理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最大化人民的根本利益、构建多元化多中心的治理主体及采用多种治理手段和治理方式为主要方向推进社会治理协同创新,已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目前制约我国社会治理协同创新的因素主要有理念上的滞后、治理方式和结构的不完善及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健全等。应从创新理念、完善协同创新机制及加强公民与社区的自治等方面来推动我国社会治理的协同创新。     

上海海洋经济发展战略

在沿海各国和地区都高度重视发展海洋经济的背景下，研究上海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对进一步推进上海海洋经济发展，建设“海洋强市”具有重要的意义。开发海洋、发展海洋经济是提升上海国际竞争力，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更好地服务于长江三角洲、长江流域乃至全国以及保障城市、国家安全的战略需要。目前，上海海洋经济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困难和瓶颈制约，主要表现为：海洋产业结构有待优化提升；海陆互动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河口岛屿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严重不足；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形势依然严峻；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科技资源亟需开发与整合。因此，从转变思想，树立海洋兴市的战略意识；整体规划，重点布局；产业升级，结构优化；海洋经济发展重在创新；大力发展岛屿经济；注重海洋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7方面，提出了上海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和重点。     

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方向探讨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面临新转折,当前德班平台谈判将建立2020年后国际新减排制度框架。国际学术界出现"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进程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人类社会文明形态也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新气候经济学将探索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和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寻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减排CO2保护全球气候的双赢路径。新气候经济学不仅关注国别之间减排责任和义务的分担,更重视各国在共同目标下创造和扩展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机会,探索各国合作共赢的机制和运作方式,分享低碳发展的经验、技术和机会。同时更加关注新国际机制对各国低碳转型的激励和促进作用,使之成为各国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内在动力。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面临排放空间不足的挑战,碳排放空间成为越来越紧缺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大幅度提升碳生产率,即成为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减排CO2双赢的根本途径。新气候经济学将关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碳生产率变化的规律以及提升碳生产率的方法和手段,研究新兴发展中国家CO2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途径。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新型能源体系变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战略选择,并已成为世界趋势,新气候经济学关注碳价对新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激励作用,关注能源体系变革对各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障能源安全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关注碳价机制对国际技术合作与技术转移中利益扩展和共赢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和公众消费方式的转变是实现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因此,新气候经济学也关注生态文明下的财富观、福利观、消费观和生活方式的理论支撑,关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低碳化城市建设的发展理念和实施方式,关注消费方式的转变对社会发展目标、发展方式、物质生产方式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辽阳双河地区生态治理策略研究

辽阳市双河地区铁矿石资源丰富,邻近的辽宁双河自然保护区风光秀美,分布多个村庄。近年来随着铁矿石开采活动的加剧,区域生态环境恶化,农民生活生产受到很大影响,自然保护区内的葠窝水库生态安全受到极大威胁。本文系统剖析了辽阳市双河地区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本着以环境优化经济发展,以环境优化空间布局的理念,提出了矿山生态治理策略,包括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环境治理工程措施、规划实施对策等,以期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生态文明视角下的江苏沿海生态旅游竞合研究

生态旅游是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生态文明理念为生态旅游的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江苏沿海包括连云港、盐城和南通三市，生态旅游资源丰富，但三市在生态旅游发展中，竞争有余，合作不足, 致使三市生态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在分析江苏沿海加强生态旅游竞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市应以生态文明为指导，积极开展区域生态旅游竞合，具体措施包括：做好统一规划，打造沿海生态旅游区；创新生态旅游产品，联合开发精品生态旅游线路；加强生态旅游合作营销；改善旅游交通和服务；完善合作的制度化机制，构建“市场主导、政府推动、企业主体、社区参与”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格局；联合加强生态教育，共同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等     

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减污降碳”何以“协同增效”

在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多目标环境规制政策的协同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面对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双碳”目标两大战略任务,环境政策协同是否可以更加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现有研究尚无确定答案。因此,该研究利用“两控区”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环境政策协同的准自然实验,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利用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约束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1)与单一环境规制相比,减污降碳协同推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更佳,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在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有为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调节效应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市场激励微观企业产生易地搬迁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实现地区产业转型升级。(3)进一步研究发现,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双重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非老工业基地、高环保意识地区、环境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1)地方政府应统筹全局,避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