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背景下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预测

中国正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挺进,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可有效推动海洋强国的实现,而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前提和基础。文章从协调度和障碍度角度分别研判了天津市海洋生态、海洋经济与海洋社会之间的互动状态及影响三者协调演进的关键制约,运用指数平滑-BP神经网络揭示出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复合系统时间嬗变的趋势与特征。文章结果发现:(1)相比于海洋经济、社会子系统显著的上升态势,天津市海洋生态子系统评价值由0.632下降至0.389,表明天津市先前以牺牲海洋生态换取了海洋经济、社会的高速演进;(2)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长期处于非协调状态,2000—2017年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度由-0.068下降至-0.325,三个子系统互动关系持续恶化,内生性矛盾愈加凸显;(3)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障碍因素已由海洋经济、社会低度发展向海洋生态恶化转移,海洋生态问题积重难返,是天津市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将面临的关键阻滞;(4)如果延续过去的发展模式,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系统的协调度将由2018年的-0.328缓慢上升至2025年的-0.311,仍维持在非协调状态,难以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势必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结构性、根源性、趋势性困境。为此,天津市亟须自源头推进陆海统筹的系统性生态治理,以科技引领转换海洋经济发展的绿色动能,凝聚海洋社会多主体的综合治理力量,全面推动形成生态经济系统协同运行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发展新格局。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新时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新理念和新目标,需要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社会文明和生态环境文明三个子系统协同推进与共同发展。降低碳排放强度是全球变暖背景下中国政府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和必然选择。研究生态文明建设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尤其从不同维度厘清生态文明建设不同子系统对碳排放强度的具体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利用2004—2016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在STIRPAT模型基础上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社会文明、生态环境文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中国各省域碳排放强度的Moran’s I指数在0. 425～0. 473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正相关性,相互之间的碳排放强度可以相互影响,其原因在于相邻省域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并且自然和经济社会特征具有一定相似性。②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社会文明、生态环境文明与碳排放强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分别是-4. 743 139、2. 865 884、-0. 324 6447,生态经济文明和生态环境文明可以降低碳排放强度,生态社会文明提高了碳排放强度。通过生态文明建设降低碳排放强度需要三个子系统均对碳排放强度产生负向影响,需要进一步转变生态社会文明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全面降低碳排放强度。③生态社会文明空间溢出效应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生态经济文明、生态环境文明空间溢出效应的相关系数分别是2. 046 531、-3. 238 323,生态经济文明上升造成了周边省域碳排放强度上升,生态环境文明上升促进了周边省域碳排放强度下降。相邻省域之间需要确立共同的生态经济文明目标,建立跨省域减少碳排放合作机制,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提高的同时共同致力于碳排放强度降低。     

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演进逻辑、互补需求及改革路径

海洋生态问题本质上是制度问题。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但多种复杂制度之间是否能够形成治理合力,制度缺失、制度无效和制度冲突等问题是否存在,尚有待进一步解答。为此,文章在梳理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逻辑的基础上,基于制度互补视角挖掘现有制度的互补空间,探究查缺补漏、规范修正和协调统筹的制度改革路径,以期推动海洋生态保护制度“从多到优”的有效过渡。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演进可分为初步建立、稳步推进和改革转型三个阶段,呈现出从陆海分割到陆海一体化治理、从政府单一主体监管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标准规范到法律保障的趋势特征。制度需求引致与制度供给滞后、制度成本制约与制度收益驱动之间的联动关系是推动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的内在动因。海洋生态保护是一项跨区域、跨部门的复杂系统性工程,不同生态保护制度之间的联动耦合至关重要。立足制度互补理论视角,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在保护主体、保护手段和保护过程三个层面均存在较大的互补需求,其中保护主体单一的问题主要因制度缺失导致,保护手段的低效主要受到制度适应性不足的影响,而保护过程的割裂主要反映了制度不协调、不匹配的矛盾。基于此,未来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补充应围绕政府职责梳理和多元主体参与建设,制度的修正重点在于进一步完善市场激励、信息公开等非政府机制,制度的协调则要实现立足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推动政策工具的有效衔接配合。     

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仿真与优化

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是以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为核心的动态复合巨系统。运用系统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系统分析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诸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构建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系统动力学模型,以历史数据为基础进行仿真检验,证明模型结构、行为与实际状况是一致的。模拟维持现状、经济优先、资源环境优先和协调发展等4种方案条件下,2011~2030年间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现状及其演变趋势,并对系统仿真方案进行优化分析,结果表明:到2030年,在协调发展模式下,其能源供需平衡指数为–0.113,环境污染程度为0.083,既使社会经济高效发展,又促进资源集约利用、生态环境友好,是江西省生态文明建设发展的较优方案。研究为江西省开展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矿山地质环境与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优化矿山地质环境是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重要内容,更是矿业城市建设"五位一体"小康社会的关键。在构建省会城市群经济圈、推进新一轮科学跨越发展指引下,莱芜市确立了"实力莱芜"、"活力莱芜"、"魅力莱芜"、"生态莱芜"、"幸福莱芜"的发展目标。立足资源管理、服务发展大局,抓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建设绿色生态屏障是建成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先行示范区、济莱协作区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结合莱芜市矿山地质环境生态恢复治理的现状,根据当前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进展情况,对制度建设、融资渠道、矿山企业监管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并提出来了对策和建议,以供借鉴。     

构建生态文明新格局：释义与路径探索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新发展阶段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抉择，对生态文明建设也提出了新要求，简而言之就是要形成生态文明新格局。该研究阐释了生态文明新格局的科学内涵，分析了构建生态文明新格局面临的形势，继而探讨了构建生态文明新格局的关键路径。分析发现：(1)生态文明新格局的核心要义在于将中国式现代化特征融入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使生态文明建设支撑和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2)生态文明新格局与原有生态文明格局的主要差异表现在目标定位、构建思路和主导战略三个方面，即生态文明新格局在目标上更加注重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构建思路上更加注重源头治理与末端治理协同、提升生态环境要素配置效率和发挥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促进作用，在主导战略上则以降碳为主、协同推进减污扩绿增长。(3)构建生态文明新格局已经具备了思想、制度、物质基础、国际影响力等多方面的有利条件，但也面临着三方面的重大挑战：即协同推进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影响的因素更加复杂多变，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并存，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尚不完善。(4)根据生态文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萌发与升华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经历了区域治理的思想萌发和国家治理的思想升华两个阶段,主要表现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实现了从"认识三阶段论"到"三个重要论断"的升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实现了从生态省建设到美丽中国建设的升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实现了从区域规章到党章国法的升华,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方式实现了从区域治理到国家治理的升华。全国生态环境保护会议上提出的"六大原则"和"五大体系"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系化。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要求以更系统的格局、以更宽广的视野、以更高远的目标、以更强大的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论生态文明政府及其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是一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国家战略。政府作为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法定的环境"守护神",理应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独特的作用。鉴于政府具有行政主体和机关法人的双重人格,相应地,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亦应担负双重角色,即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示范者。据此,提出以"生态文明政府"作为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双重角色有机统一体的政策理论;并将其界定为,既依法履行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推动者的责任,又切实担负起其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的义务,使所辖地区达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三生"共赢状态的政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推动者,政府一方面要发挥自身的优势,推动权力机关、审判机关、法律监督机关按照各自的职能和职责,参与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运用各种政策手段,推动相对人投身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政府应当率先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在摈弃与生态文明理念相抵触的不良行为的同时,从绿色政府采购、绿色建筑、绿色办公、绿色出行等方面践行生态文明,对公众起到引领作用,促使生态文明理念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示范者方面,美国联邦政府开展的绿色政府行动计划,在规范建设和实施体制等方面,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根据我国的国情,建议从顶层设计入手,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循序渐进推动生态文明政府建设,并将实施绩效向社会公布。这既是对生态文明政府建设的监督,也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总之,建设生态文明政府,要以提升政府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力为出发点,以促进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为落脚点。只有建设生态文明政府,才能建成生态文明社会。     

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理论框架体系

海洋牧场是解决海洋渔业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矛盾的金钥匙,是促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实施"蓝色粮仓"战略、助力渔业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举措。为了协调海洋生态功能修复与经济利益获取之间的矛盾、实现"渔业资源-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构建了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的理论框架体系。首先结合系统自身安全和生态系统服务双重特征定义了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的概念——海洋牧场生态安全是海洋牧场人工生态系统的资源结构和海域环境能够维持环境保护、资源养护和渔业持续产出功能的整体平衡状态。然后从监管主体(政府部门、牧场企业、周边居民)、客体(牧场海域环境、生物资源、生态系统)以及二者关系构建了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的监管框架,在此基础上分别针对监测与评价机制、预警与决策机制、控制与保障机制逐一分析了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的重点内容和解决思路。概括而言:监测与评价机制是底层机制,作用在于获取海洋牧场在资源结构、海域环境等方面的观测数据,并通过对其分析处理确定海洋牧场的生态安全状态;预警与决策机制是中层机制,作用在于通过对海洋牧场生态安全警情存在与否以及警情等级进行预判,制定并优选生态安全治理方案;控制与保障机制是高层机制,作用在于从资源配置和政策制定两个层面保证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工作得以顺利运行。本文提出的中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理论框架体系,对指导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践行"生态优先"原则、保障海洋牧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如何影响绿色发展福利？

生态文明建设是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新格局的必由之路，更是践行以民生福祉为价值归宿的生态民生观的应有之义。以较少的生态损耗较大程度实现由环境水平改善带来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提升，是绿色发展福利的核心内涵。该研究在系统阐释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对绿色发展福利影响的理论机制基础上，运用2006—2020年中国23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倍差法实证检验了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政策对绿色发展福利的作用效果与影响机理，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与空间邻近效应探索。研究发现：(1)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能够显著提高绿色发展福利，且此结论在更换样本数据、排除其他政策干扰以及采用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2)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主要通过其政策规划中所提到的发展绿色科技、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空间格局三条作用途径，实现对绿色发展福利的提升作用。(3)政策效果存在地区异质性，其在大规模城市与东、中部地区作用效果显著。(4)生态文明试点政策存在空间邻近效应，其对本地与邻近地区绿色发展福利水平的提升均具有显著推动作用。针对上述结论，该研究从技术创新、结构优化、区际协调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为在...     

生态文明试点有助于生态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与试验区的试点改革是中国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尝试,在优化国土空间格局、调整产业结构、推行绿色循环低碳生产方式、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等方面发挥着指引作用,旨在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绿色发展之路。与以往生态文明评价指标的研究成果不同,文章重点关注生态文明试点改革对生态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的政策效果。将2014年生态文明试点改革视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构造试点省份的反事实参照组,客观评估生态文明试点政策对地区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等的综合影响。基于2005—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1)合成分析单元较好地拟合了试点实施之前的发展趋势。(2)试点改革实施后,福建和贵州两省份的生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幅度很大,但江西省的提升幅度则不明显,这表明福建和贵州省的改革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要明显优于江西省。(3)样本通过了安慰剂检验、排序检验和双重差分检验,在统计意义上具有一定的显著性。另外,作者从绿色金融角度分析了生态文明试点政策效果的内在机理:绿色金融通过发挥金融杠杆作用,促使社会资本流入生态产业,从而增强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参与补齐生态文明建设短板的能力,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互利共赢。最后,文章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分析了拓展波特假说的可能。总之,研究结果为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提供了理论依据,并针对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升资金配置效率、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中国三种生态文明建设模式的反思与超越

生态文明建设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生态文明建设有政府主导模式、市场主导模式和社会主导模式三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历史证明政府主导模式效果不佳,市场主导模式存在着诸多问题,而社会主导模式则存在着前提困境、思想困境、途径困境和结果困境,因此,本文认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实行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面合作的协同治理模式。在我国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治理模式应从主体协同、过程协同和外部关系协同三个方面着手,注意处理好三者的关系。     

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框架研究

企业是社会的细胞和区域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我国全面推进省、市、县等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企业也应充分发挥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适应时代潮流,勇担社会责任。企业层面的生态文明建设应当立足于国家层面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和区域层面生态文明建设基本框架。基于此,提出了"一优化、四建设"的企业生态文明建设框架,即企业生态文明建设,尤其是生产型企业,应从厂区空间优化、生态经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制度建设、生态文化建设五方面开展。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效应研究

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和生态文明建设质量,把脉二者协同效应,对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协同发展具有实践指导作用。在全国视野下,基于2011～2017年省级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运用熵权法-Topsis评价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研究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效应。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中下游地区呈梯度递增空间格局,省际差异显著;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上中下游地区呈"V"型空间格局,省际差异较小;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工业绿色转型效率与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协同系数普遍较低,且呈加剧趋势,主要原因是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工业绿色转型。建议地方政府提高对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的重视程度,着力扭转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发展态势。特别要加大国土空间和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力度,推动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农业和工业生态化发展,普及生态文化,完善生态安全治理体系。     

生态文明与中国环境立法

当今社会正处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过程中，而克服人类面临的严重环境危机，是建立生态文明的主攻方向之一。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修改完善我们的环境立法，从而规范预防各种破坏环境的行为，并最终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生态文明视角下山东省人地关系演变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生态环境建设,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之一,人地关系协调研究也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命题。以具有中国缩影之称的经济大省、工业大省、人口大省与资源大省山东省为例,构建协调度、耦合度、响应度模型,探讨山东省人地关系演进趋势,并识别人地关系演进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11991-2012年山东省人类活动强度呈逐步上升趋势,由0.410上升至0.819,资源环境水平呈小幅度波动下降趋势,由0.736下降至0.537;2人类活动强度与资源环境水平的协调度基本在0.959以上,属于高水平协调,由磨合阶段向高水平耦合阶段演变;3资源环境水平对人类活动强度的响应具有对应性和连续性,始终表现出负效应特征,但胁迫效应幅度逐年缩小,回归分析发现市场化程度和区域开发效率是胁迫效应逐年缩小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为人地关系演进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提供一定的指导和借鉴。     

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办同效应研究

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和生态文明建设质量,把脉二者协同效应,对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协同发展具有实践指导作用.在全国视野下,基于2011～2017年省级数据,采用Super-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运用熵权法-Topsis评价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研究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效应.结果 表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转型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中下游地区呈梯度递增空间格局,省际差异显著;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质量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持平,上中下游地区呈"V"型空间格局,省际差异较小;长江经济带各省份工业绿色转型效率与生态文明建设质量的协同系数普遍较低,且呈加剧趋势,主要原因是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工业绿色转型.建议地方政府提高对工业绿色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发展的重视程度,着力扭转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工业绿色转型的发展态势.特别要加大国土空间和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力度,推动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农业和工业生态化发展,普及生态文化,完善生态安全治理体系.     

特色与融贯：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的体系构建

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是保证宪法生态文明条款实施的重要途径。地方享有立法权的主体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立法时，应当遵循宪法上的哪些规范依据，又如何对宪法生态文明条款予以落实，是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体系构建的应有之意。基于此，该研究采取法规范分析的法学方法，明晰宪法中生态文明建设政府职责条款的规范内涵，包括确立政府生态文明职责目标、明晰政府具体生态文明建设与监督职责、完善政府生态文明建设组织程序保障、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性保障等四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的合宪性逻辑，包括明确规范依据是合宪性首要前提，遵循宪法规范为合宪性重要内容，界定特色边界需合宪性规范授权。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是对上位法的具体化。因此，立法中如何平衡中央法制统一与地方治理灵活性之间的张力，是生态文明建设地方立法依宪、依法构建的关键。对于地方立法自主性内容，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应当保持特色；对于地方立法从属性内容，生态文明建设立法应当保持融贯。在特色空间方面，应当从规范创制性生态文明建设立法的先行先试功能和增强实施性生态文明建设立法的因地制宜实效两个方面来凸显地方立法特色。在融贯要求方面，应当从立法依据的程序...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有效路径研究

云南要努力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排头兵,必须探寻一条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路径。本文构建了包含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四个子系统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标体系。通过分析四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关系,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和方法,构建生态文明建设系统模型,并对模型设置的合理性和科学性进行检验。根据云南实际,选择8个能够全面并重点反映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作为控制变量,8个显示生态文明建设效果的变量,设计维持现状发展路径、社会发展优先路径、经济发展优先路径、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优先路径、协调发展路径等生态文明建设的5条路径,通过模拟仿真,得到2025年和2035年生态文明建设效果。并从生产总值、总人口、就业人数、资源效率和环境绩效等五方面进一步分析云南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有效性,得到:(1)经济发展优先路径和维持现状发展路径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2)社会发展优先路径促进了云南就业人数增加,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优先路径提升了资源效率,但都不能全面推动生态文明建设;(3)协调发展路径对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子系统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是优先选择发展路径。针对选择路径提出三方面建议:(1)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必须协调发展;(2)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应用;(3)充分发挥公众的环境监督作用。     

白酒企业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国家正在推进的生态文明建设对企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本文针对白酒企业的特点,基于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构建思路及构建方法,提出了包含厂区空间优化、生态经济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生态制度建设和生态文化建设5个方面34项指标的白酒企业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为白酒企业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