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绿色经济发展中的诸方博弈研究

绿色经济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是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经济模式。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多方博弈过程。本文通过建立"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模型、精炼贝叶斯博弈模型和一般博弈模型,分析了绿色经济体系构建中的诸方利益博弈关系。不同的博弈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央政府以公共利益长期化为核心的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诉求、地方政府政绩导向诉求、企业围绕利润最大化原则和消费者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效用最大化原则,诸方利益诉求的交集在于实现社会经济的绿色化,减少污染。研究结果表明,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目标和责任目标与政策执行人员自身利益相挂钩的制度安排是制约污染者的有效路径,制度实施机制对制度实施程度及效率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建议通过建立监管者的奖励机制、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评价、提高执法者的综合素质,强化企业治理污染的约束机制和提高对消费者绿色消费的补贴机制才能妥善处理博弈各方的利益诉求,顺利实现绿色经济发展。     

发达与欠发达地区耕地保护行为中的利益机制分析

本文从当前发达与欠发达地区耕地保护上的利益矛盾入手，以它们之间的内在经济关系为基础，运用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简单的经济模型，对上述矛盾“零和博弈”的长期效应进行了揭示，并讨论了消除这种不良影响的政策或制度安排。     

中国农村工业化发展循环经济的博弈分析及对策研究

我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的粗放型增长方式要求发展循环经济,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农村工业化向新型农村工业化的转变。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有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和必然选择。通过博弈模型分析发现由于目标、认识和利益取向的差异,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村企业之间在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博弈过程。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途径是使上级政府、基层政府和农村企业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行为博弈中实现收益最大化。本文认为应该从完善循环经济法律和制度、健全循环经济激励机制、加强对基层政府和农村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识和自觉性教育、积极为农村工业企业发展循环经济提供科技支持力度、加强产业生态园区建设等方面采取措施改善各方博弈行为,从而有效实施新型农村工业化要求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     

基于多主体成本分担博弈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设计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构建促进流域上下游之间协同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制度保障,是实现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微分博弈理论,构建了集中式生态补偿模型、无成本分担的分散式生态补偿模型以及引入成本分担契约的分散式生态补偿模型,讨论中央政府参与补贴与上下游选择分担污染治理成本行为之间的互动博弈策略,得出以上策略中流域上下游各自相应的最优反馈策略和污染治理量随时间变化的最优轨迹并加以比较。得出以下结论:(1)在有成本分担下的分散式决策中,由于上下游的博弈地位不同,两者所能获得的中央政府补贴系数也不同,处于领导者地位的将获得更大的治污减排补贴系数;中央政府的治污减排补贴政策改变了传统的三种博弈形式下流域成员的最优治污投入和流域经济收益大小关系,即中央政府的规制会使流域上下游地方政府采取不同的博弈形式来最大化自身的效益。(2)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补贴使得上下游地方政府各自的治污减排投入水平、污染治理量、经济增长量达到三种策略里面的最高并与集中式策略相当,有效实现了流域生态补偿策略的协调。(3)在中央政府的协调下下游对上游给予合理的成本分担,才能使流域的经济增长实现帕累托改善,并且认为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重点是完善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最后,通过具体的算例对相关参数进行了分析,验证了结论的有效性,为流域上下游长期开展协同生态补偿活动以及中央政府制定补贴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主体间的博弈分析

矿产资源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近几年随着矿产资源持续大规模的开采,引发了一系列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矿山地质环境日益恶化。目前我国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已经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关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主体行为倾向的研究还十分少见。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采矿权人的行为受每一方具体行动的影响,因此本文选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各个治理主体在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行为倾向及其博弈关系。文章首先分析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主体的行为倾向;其次运用混合战略博弈模型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与采矿权人的利益互动关系,并得出了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的均衡解。研究结果表明: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情况纳入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完善保证金制度等都能够促进矿山地质环境的有效治理。最后通过对博弈模型均衡解的分析提出了治理矿山地质环境的政策建议,以期能够提高我国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效率。     

中国能源国际安全战略的博弈新视角

作为能源消费第二大国。中国能源的国际安全问题给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的稳定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新自由制度主义无法解释强者往往选择“背叛”战略的现象，无力面对安全领域缺乏合作的挑战。而现实主义对博弈最优合作给予了最悲观的认识，因而无法解释日益增多的合作现象，这就决定了寻求建立适合的博弈模型来解决能源安全困境的迫切性。为了解除中国能源国际安全的现实困境，基于不完全信息的动态博弈视角，建立博弈模型。得出中国能源的国际安全战略应是冲突与合作共存。博弈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博弈方采取的策略选择和博弈阶段的变化。建议加快中俄能源合作、加强同中东国家的能源产业一体化、应突出周边甚至大周边外交、参与和构建多边合作机制来实现中国能源国际安全战略。     

双二元经济结构下的生态建设补偿机制

双二元经济是我国生态建设补偿机制面临的根本约束条件。首先简要回顾了我国双二元经济的形成逻辑同环境污染现状之间的内在联系。指出我国政府在建国初期所采取的赶超战略和改革开放后的地区不平衡发展战略是联系二者的历史渊源。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博弈模型表明。在双二元经济结构的约束条件下。生态建设供给的博弈均衡应是由东部发达地区和城市先进部门承担绝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生态建设成本。因此。我国生态建设补偿机制的构建方向就应该是构建一个有效完善的跨区域、跨部门的生态建设补偿机制。以平衡生态建设者和生态建设收益者之间的成本和收益，这是保障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中国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创新机制分析

我国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的发展,实质上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进行的反复博弈,是规划制度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平衡的过程,体现了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的创新机制。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建立的初衷是保护耕地和限制建设用地,确保土地的可持续利用,但从短期看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经济增长速度的降低;本文通过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模型,结果证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行为在理论上可以达到平衡,但实际情况是中央政府对违反规划的惩罚措施并不具有实质的危险,造成中央政府强化监督的力度和地方政府违法规划的力度都将大大超过理论值。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通过土地利用规划制度的创新,纠正土地用途管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为此中央政府必须积极营造鼓励地方政府创新的环境,调整两者在创新收益上的分成比例,降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成本,达到地方政府积极创新、中央政府支持创新的双赢局面。     

经济发展成本分析视角的可持续发展模型研究

本文运用经济发展成本对可持续发展进行了新的解释,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了经济发展成本分析的可持续发展模型。依据经济发展成本分析的可持续发展模型,提出在理论上要建立质量型的经济发展理论和新型的发展经济学,在实践上要建立绿色国民账户体系,完善低成本经济发展的制度安排,强化低成本经济发展的制度供给。     

关于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的信号博弈分析

恰到好处的奖罚制度是促成企业自觉环保或者监管机构积极监理的前提。特别地,为促成企业自觉地采取环保行动,必须加大针对监管机构不作为的惩戒力度,而不仅仅是进一步地提高针对企业环保行为的奖罚力度。这就给环境监管机构带来了莫大的压力。因此,为有效缓解监管机构的工作压力,有必要建立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基于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的信号博弈分析,排放达标企业将如实申报自己的节能减排情况。但只要监管机构对于申报排放达标企业意思表示真实的信心足够高,排放未达标的企业就有动机虚假申报其节能减排的情况。因此,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存在四种可能的运行状况,亦即存在四种可能的后继博弈精炼Bayes Nash均衡策略。其中的两个为分离均衡状态,另外两个则为混同于申报达标的均衡状态。两个混同均衡的效果极差,实际上意味着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失效。只有在分离均衡1或2下,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的运行才较为理想。而且分离均衡2的效果要优于分离均衡1。因此,建议完善现行的排污申报与登记制度,建立节能减排达标申报制度。并尽可能地加大针对达标企业的财政补贴力度以及针对未达标企业的惩罚力度,以便尽可能地降低节能减排达标企业错误申报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还要严格政府监管机构的组织纪律,除了要求全面核查申报达标的企业,并加大针对政府监管机构不作为的惩戒力度之外,还应经由全面核查,对节能减排达标企业的环保工作评定等级,以便重奖优者。     

农地整理后期管护制度绩效研究：影响路径及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湖北省4个地区的568份农户调研数据，借鉴SCP范式构建了“制度结构 管护行为 制度绩效”研究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地整理后期管护制度绩效的影响路径，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测度了制度结构对其绩效的影响效应，试图为管护制度的完善和制度绩效的提升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研究表明：（1）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验证了SCP范式的有效性，制度结构不仅直接作用于制度绩效，也可通过管护行为间接作用于制度绩效，且间接作用大于直接作用。（2）制度结构中，非正式制度类变量贡献更大；管护行为中，角色内行为类变量路径系数更高。影响声誉、破坏劝阻、主体选择等测量变量对制度结构、管护行为、制度绩效的总效应最大，效应值分别为0.56、0.79、0.84。（3）管护文件覆盖区域与管护合同签订区域及全部实证区域中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且管护合同签订区域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高于管护文件覆盖区域。因此，建议重视非正式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逐步引导村民形成积极参与管护的惯例；加大管护基础工作的执行力度，尤其是对项目设施破坏行为进行及时劝阻，避免“破窗效应”；引入市场机制，推进管护主体选择方式多元化。     

林农合作组织建设和发展中的博弈行为分析

我国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以来,林农合作组织的建设和健康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合作组织的建设和发展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博弈过程。本文在充分考虑林农合作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个体对群体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林农合作组织形成和发展中的博弈行为。研究发现,由于各参与方的理性程度不同、林业收益长期性和林业生产的外部性明显,只有保证林农的长期收益、提高对长期收益的认可程度,更要保证林农的当期收益时,合作才能形成,此外,林业的外部性问题是影响合作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应丰富合作的内容和形式以确保林农的当期收益;加强对林农大户的培训,提高合作组织规范管理的水平;同时加强宣传以提高对长期收益的认可程度,从而提高长期收益;搭便车现象难以避免但应正确对待;各种能降低风险的措施均有利于合作。此外,在合作组织发展的起步阶段,政府是重要的推动力量,应提高政策支持和监督的力度。     

退耕还林:农户、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关系

自退耕还林工程实施以来,该工程进展顺利,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随着财政补贴陆续到期,却未能解决退耕还林农户的长远生计问题.从博弈论的视角探讨退耕还林实施中的行为主体关系有利于该工程成果的巩固和工程的持续推进.文章首先评述退耕还林的相关文献,然后,用动态博弈模型分析农户与政府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互动关系.文章得出的关键结论有:在贴现因子足够大的条件下任何短期的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收益都小于长期合作所带来的长远收益,农户和政府采取长期合作是理性的选择行为;在中央政府先行动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所带来的收益要大于中央政府后行动所带来的收益.基于上述结论,文章提出要确保国家政策的稳定性从而提高政府的信誉度、永久性地对退耕还林农户发放财政补贴、提高农户的贴现值从而稳定其预期、确保地方政府执行退耕还林工程的收益等政策建议.     

农地整治项目投资分摊博弈机理研究——以政府和企业为例

投资主体、建设主体与受益主体不一致是导致我国农地整治项目效率偏低的根本原因,公私合作(PPP)模式是从制度层面提升我国农地整治项目效率的理想模式。本文首先界定了农地整治项目PPP模式,分析了PPP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的运行机制及其博弈关系,建立了农地整治项目投资的成本收益函数;然后以政府与农业产业化企业间的博弈为例,在探讨他们博弈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投资博弈模型,提出了二者理想的投资决策边界;最后用一个典型案例论证了本文的分析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新增耕地面积和项目建设成本是影响农地整治项目效益发挥的主要因素。农地整治项目PPP模式顺利实施的条件是:当项目政府补贴较低时,企业投入高建设成本得到的支付不低于其保留支付。项目高效运行的条件是:当项目政府补贴较高时,企业投入低建设成本得到的支付不高于其保留支付;与投入低建设成本相比,企业选择高建设成本得到农地经营收益的增加值不小于其增加的成本值。     

环境管制政策的局限性与变革--自愿性环境政策的兴起

我国虽然基本上避免了环境质量急剧恶化的局面。但是现行环境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遏制环境状况不断恶化的趋势，我国环境政策的效率亟待摄高。究其原因，我国环境政策以行政直控的管制政策为主。具有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使得政府和企业的博弈长期锁定在非合作状态。要摆脱这种困境，必须引入第三方激励、监督机制。促使双方的博弈转变为合作博弈。20世纪90年代中期自愿性环境政策的渐渐兴起，是企业和公众在产品市场上互相影响的结果。而政府起到引导激励、信号传递作用。文章从博弈论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自愿性环境政策缓解了环境管制成本与效果冲突的困境，是未来环境政策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环境税条件下项目可进入与退出期权博弈分析

环境税是解决当前日趋严重的环境与经济发展冲突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研究其如何影响投资者进入与退出项目的竞争策略是更好地制定环境税收政策的前提。与现有文献不同,本文应用期权博弈理论,构建煤电项目双寡头期权博弈模型,分进入和退出两种情况分析项目最优转换策略,并且定量分析环境税税率对最优转换临界值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税税率与最优转换临界值呈正比关系,即环境税率越低,项目越容易进入,并且更加难以退出;当存在竞争威胁时,投资者会加速进入与退出项目,当环境税强度逐渐变大时,将超过项目相互竞争的影响并起主要作用;在进入情况时存在等待、抢先进入和同时进入均衡,在退出情况时存在不退出、抢先退出和同时退出均衡,最后,分别给出各个均衡条件下环境税政策及影响,为政府制定环境税政策提供一种分析思路。     

中国水资源管理博弈特征分析

随着中国水资源匮乏和水污染态势日益严峻．建立一个面向效率和公平的水资源管理机制的需求日益凸现。本文在比较传统行政模式和市场模式下水权管理不同特征的基础上,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从水量和水质两个维度分析了两种模式下的水用户博弈特征。结果表明：政府管制会出现“政府失灵”。无法实现政府和水用户之间的激励相容;在完全市场机制配置情况下,由于个人和集体理性的不一致,会导致水资源被过度污染、治污的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等“市场失灵”,基于不同模式下各自的利与弊,无论哪一种单纯的管理模式都不能满足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要求。认为中国水资源管理需要把水量和水质、政府管制与市场机制两种配置方式的优势相结合,提出了一种准市场水权交易机制分析框架。     

水体污染物为导向的流域环境审计模式

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表明,环境行政部门的单一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环境监管的需要,独立的第三方监督已成为必要.环境审计实务中多采用以项目为导向,以资金审计为重点的审计模式,难以适应逐步向绩效审计发展的环境审计的需要.本文分析了水体污染区域性、复杂性和累积性等特点,将其与审计理论相结合,构建了以流域主要污染物或特征污染物为导向的审计模式,探讨了以水体污染物迁移特点为基础的流域环境审计范围和重点区域的划分方法,建立了专家评价法、文献调查法、实地监测法等导向污染物调查方法,根据水体污染累积性的特点,从环境治理项目、生态恢复效果等层次确立了审计对象,按政策制度、项目管理、专业技术等层面确定了审计内容,给出了周期性审计、周期内跟踪审计等适合水体环境审计要求的审计方式,并结合太湖流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为水环境审计的深入开展提供一定的指导.     

千岛湖配水工程的环境成本估算——基于调水区支付意愿调查

由于水资源分布不均、水污染日趋严重,调水工程已不仅用以解决城市资源型缺水,也成为一些地区缓解水质型缺水问题的途径,但是这些耗资巨大的调水工程往往对周围自然生态环境可能产生巨大影响,可能带来的环境成本不容忽视。以千岛湖配水工程为例,通过在调水地进行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运用Tobit模型分析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因素,基于意愿调查法(CVM)分析了建德市人民对千岛湖配水工程的生态环境影响的支付意愿,并以此估算该工程的环境成本。结果表明,调水地居民对恢复和改善可能破坏的生态环境的平均支付意愿约为每人每年377.6～542.1元,按照年配水量9.78亿 m³可以计算每吨水的环境成本约为0.15～0.21元。由此估算,工程期内千岛湖配水工程可能造成的环境成本总计约为5.80～8.28亿元,高于2014年公布的《杭州市第二水源千岛湖配水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下文简称《报告书》)中对该工程的环境经济影响评价3.70亿元。千岛湖配水工程的环境成本不容忽视,必须建立科学的生态补偿机制,加强监管;同时受水地也应积极加强污染治理和节约用水,共同解决城市水质型缺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