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行为—绩效”框架下农地整理的管护绩效研究

在分析农地整理建后管护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开发了农民满意度绩效量表,引入新制度经济学领域"结构—行为—绩效"(SCP)范式,构建农地整理建后管护的"组织结构—管护行为—管护绩效"的分析框架。以湖北省赤壁市黄盖湖农场和嘉鱼县潘家湾镇为研究区域开展实证研究,通过比率标度法和熵权法生成绩效测度的组合权重并得到满意度绩效,运用调查数据检验建后管护的组织结构和管护行为对管护绩效的影响机理,分析组织结构的工作职能、成长机制以及管护行为中的集体行为和个体行为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显示:受访农民对农地整理的管护绩效评价接近于"一般",企业管护模式下黄盖湖农场和集体管护模式下潘家湾镇的管护绩效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表征管护组织持续发展状态、内部结构完善程度的组织结构类变量以及表征管护资金投入、受益农民群体参与程度的管护行为类变量是显著影响管护绩效的解释变量;黄盖湖农场企业化经营的组织结构、潘家湾镇的综合治理改革以及受到县级财政专项支持等外部要素是造成农地整理管护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研究结论验证了农地整理建后管护SCP分析框架的有效性,为提升农地整理管护绩效提供了理论依据。     

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的实证研究——基于耕地资源价值与农户受偿意愿

从耕地资源价值出发,测算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并基于湖北省孝感市和潜江市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农户的受偿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基于耕地资源价值体系,测算得到孝感市和潜江市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额度分别为1 449 695.76、1 784 296.17元/hm~2;农户所期望得到的耕地损失补偿标准远低于耕地资源价值体系测算出来的理论值,两市农户对耕地损失的平均受偿意愿额度为336 197.95元/hm~2,可以农户受偿意愿为主、耕地农业生产价值和社会保障价值为辅,制定农地整理项目农户耕地损失补偿标准;受教育程度对补偿标准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其对农地整理事业的认知程度,进而促进我国农地整理事业的发展;土地权属调整是解决农户耕地损失的一项重要措施,做好农地整理项目土地权属调整工作需充分尊重农户的意愿,并以农业现代化作为土地权属调整的目标。     

基于F-H方法的冲突局势稳定性分析方法及其应用

冲突是一类普遍的社会现象，基于元对策的F H冲突分析方法已经在水资源冲突管理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深入分析F H方法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考虑决策者对冲突问题预见能力的冲突局势稳定性分析方法，寻求冲突问题的均衡解。在局势稳定性分析过程中，当局中人基于个人预见水平不存在单方改进某可行局势的动机时，该局势对此局中人而言是稳定的。当全体局中人都认为某可行局势是稳定的，则此局势称为冲突问题的均衡点。最后，该方法被运用到湖北省宜昌市黄柏河流域水资源冲突问题中，模拟结果表明宜昌市水电局同时采取“激励合作”“强化管理”、东风渠灌区管理局“增加引水”、黄柏河流域管理局“追求效益”是最稳定的一种策略组合。提出的冲突局势稳定性分析为寻求冲突均衡提供了一种可行方法。     

农地整治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分析——基于PSM-DID方法的实证研究

论文先对农户生计策略类型进行细分,利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PSM-DID)排除其他混杂因素,探讨农地整治在生计资本差异下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效用,并运用多种匹配方法和反事实检验法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农地整治的实施能够显著改变二兼型农户的生计策略,但并不能显著改变专业型或多兼型农户的生计策略;2)农地整治对传统兼业型、现代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农户生计策略有显著影响,传统兼业型、现代兼业型农户比重显著增加,而非农兼业型农户比重显著减少,说明农户能够通过调整自身生计策略适应农地整治带来的变化,农地整治促进了农户生计多样化;3)通过多种匹配方法及反事实法开展稳健性检验,证实论文主要估计结果是稳健的。建议针对不同类型农户家庭需求制定差别化的鼓励政策;充分利用当地产业特色,依托农地整治与现代农业政策,带动现代兼业型农户发展区域特色农业或休闲农业。     

典型喀斯特地区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分区研究——以贵州猫跳河流域为例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实现生态系统服务可持续供给的重要保障,明确其空间分区是开展生态修复的前提条件。针对现有生态修复分区方法的层级单一、结果针对性欠佳等问题,以典型喀斯特地区贵州猫跳河流域为研究区,构建“自然立地条件—主导生态功能—生态胁迫问题”生态修复分区框架。选取海拔、坡度、地形起伏度、植被类型等自然立地条件指标分析流域内地域分异规律,进而划定生态修复一级分区;基于水源涵养、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护、粮食供给等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评价结果识别区域主导生态功能,据此划定生态修复二级分区;结合石漠化敏感性、水土流失敏感性及生态退化度等关键生态胁迫问题指标构建生态修复分区指数识别生态修复重点区域,进而开展生态修复三级分区划分。最终,将猫跳河流域划分为3个生态修复一级分区、10个生态修复二级分区及30个生态修复三级分区,并提出了相应的生态修复策略。研究可为猫跳河流域生态修复实践提供参考,并为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修复分区提供理论借鉴。     

水资源冲突分析研究进展

流域水资源配置冲突一般通过各方协商解决,“冲突分析”是一种解决这类问题的决策方法。该方法考虑冲突局中人的策略与偏好,根据局中人的实力、态度和目标排列偏好的优先顺序,通过分析局中人的可达局势与可行移动集来判断冲突局势的稳定性,寻求冲突的均衡解。回顾了冲突分析方法从标准的博弈分析发展到F H分析方法的演进历程,阐述了冲突分析数学模型的基本概念与要素,论述了冲突分析方法的发展、应用和模型化的进程,概括了国内冲突分析方法的研究现状。鉴于F H方法具有协商水资源冲突问题、协调各方利益的决策功能,提出继续完善其现状分析功能,强化局中人的理性意识,运用“冲突-协同”观点分析冲突事件。〖     

变异系数法评价人类活动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

北京市平原区地下水系统可以分为6个子系统.由于各子系统的水文地质条件不同,人类活动对其影响程度也不同.为评价人类活动对各子系统的影响,以2011年9月地下水样品数据做基础,选取水质相对较差的第一和第二含水层组为评价层位,考虑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硫酸盐、氨氮等13项人为活动影响指标,采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以及参考国标确定各指标评价分值的方法,叠加计算各水样的综合分值,评价平原区地下水水质状况.以地下水子系统为评价单元,以各类型水质分区为评价要素,对比分析各子系统受人类活动影响程度.评价结果表明,人类活动对第一含水层组的影响大于第二含水层组,永定河地下水子系统和潮白河地下水子系统受影响大于其他地下水子系统.     

土地整理立项决策的属性约简方法研究

土地整理是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耕地、道路、林网、居民点、水利设施等进行综合整治,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土地覆被的行为。土地整理立项决策是土地整理全生命周期项目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针对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对象属性过于复杂的特点,论文通过二元关系理论刻画了评价对象不依赖于连通性的重要特征,并以此构建其格序结构。提出了采用属性约简的方法分析优势关系,基于优势基和差异度的概念逐步简化决策规则,判断约简前后格序结构的相对贴近程度和约简规则的合理性。论文最后以东南沿海区及黄土高原区典型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为例,根据"市场与社会需求程度"、"技术可行性"、"建设规模合理性"、"项目效益"等指标,对其立项合理性进行评价。研究表明,属性约简结果可视为最初格序结构的一个线性扩张,是评价集合中的部分不可比元素在其偏好决策空间中的一个投影形式,其形成反映了属性约简规则的逐阶段选择过程,体现了决策者的知识水平和思维背景发展水平。     

农地整理后期管护制度绩效研究：影响路径及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湖北省4个地区的568份农户调研数据，借鉴SCP范式构建了“制度结构 管护行为 制度绩效”研究框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农地整理后期管护制度绩效的影响路径，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测度了制度结构对其绩效的影响效应，试图为管护制度的完善和制度绩效的提升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研究表明：（1）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和线性回归模型验证了SCP范式的有效性，制度结构不仅直接作用于制度绩效，也可通过管护行为间接作用于制度绩效，且间接作用大于直接作用。（2）制度结构中，非正式制度类变量贡献更大；管护行为中，角色内行为类变量路径系数更高。影响声誉、破坏劝阻、主体选择等测量变量对制度结构、管护行为、制度绩效的总效应最大，效应值分别为0.56、0.79、0.84。（3）管护文件覆盖区域与管护合同签订区域及全部实证区域中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均显著，且管护合同签订区域管护行为的中介效应高于管护文件覆盖区域。因此，建议重视非正式制度的激励与约束作用，逐步引导村民形成积极参与管护的惯例；加大管护基础工作的执行力度，尤其是对项目设施破坏行为进行及时劝阻，避免“破窗效应”；引入市场机制，推进管护主体选择方式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