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郊区表层土壤中DDT残留特征

为掌握上海市北部郊区农田表层土壤有机氯农药残留状况,在上海市宝山区的农田分布区域布设采样点,采集表层土壤样品,用美国EPA方法分析了土壤中DDT及其4种衍生物的残留量.结果表明,上海市宝山区农田土壤中平均DDT总残留量为0.057 mg·kg-1,DDT的4种衍生物p,p'-DDE,p,p'-DDD,p,p'-DDT,o,p'-DDT的平均残留量分别为0.032、0.007、0.018、0.000 mg·kg-1.该研究中大部分区域土壤DDT总残留量低于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二级标准限值,没有形成土壤DDT污染;但在DDT残留量最高的地块,土壤DDT总残留量达0.694 mg·kg-1,超过了国家土壤环境质量二级标准限值,形成了一定范围的土壤DDT污染.在所有采样点中,有4个点位的p,p′-DDT/p,p′-DDE比值大于1,且其DDT总残留量也较高,说明这几块区域村在禁用期间又被新施加了DDT的可能.该研究可为有针对性地开展区域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表面活性剂-微生物联合修复滴滴涕污染土壤的研究

以滴滴涕(DDT)为目标污染物,采用课题组前期研究所筛选出的滴滴涕降解菌——甲基营养型芽孢杆菌(Bacillus methylotrophicus)菌液为供试菌液,选取混合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苯磺酸钠(SDBS)和吐温80(Tween80),比例为2∶3]及生物表面活性剂-鼠李糖脂(RL)作为供试表面活性剂,通过田间小区实验,研究了表面活性剂、DDT降解菌对土壤中DDT的去除、降解情况以及两者联合处理对土壤中DDT污染的修复效果。结果表明,在单独添加表面活性剂的处理中,H300、RL5和RL10的处理效果最好,土壤中DDT的降解率最高可达29.60%。单独接种降解菌处理的土壤中DDT残留量显著减少,5个月后降解率可达47.05%。混合表面活性剂与菌株联合处理1个月后,H70+N的DDT降解率最高,可达63.53%;生物表面活性剂-降解菌处理以RL20+N的DDT降解率最高,可达42.32%。随着处理时间延长,表面活性剂与菌株联合处理土壤中DDT降解率的增幅逐渐下降。在处理5个月后,混合表面活性剂-降解菌的处理中以H70+N的DDT降解率最高,可达63.98%;生物表面活性剂-降解菌的处理中以RL20+N的DDT降解率最高,可达45.64%;混合表面活性剂-降解菌的处理效果略优于生物表面活性剂+菌,其中H70+N的处理效果最好,为63.98%。     

两种典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草履虫急性毒性初探

滴滴涕和苯并芘这两种典型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在环境中已广泛分布,因此,本研究利用单细胞真核模式生物-草履虫来研究其急性毒性效应,结果发现其毒性效应存在显著的剂量效应关系.DDT和BaP的半数致死浓度分别为126.012 mg·L-1和180.167 mg·L-1,且这两种污染物的浓度和概率间存在很好的线性关系.不同浓度的D...     

油料作物对土壤老化残留DDT的吸收积累

油料作物对亲脂性DDT的吸收富集能力是否会更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采用DDT老化残留土壤,温室盆栽油料作物花生(Arachishypogaea),大豆(Glycinemax)和芝麻(Sesamumindicum)。果实成熟后将植株分成根、茎、果壳和果仁四部分,GC-ECD测定各部位中的DDT浓度。研究了油料作物对土壤老化残留DDT的吸收积累情况,结果表明,∑DDT在三种作物不同部位中的浓度顺序都是:根>茎>果壳>果仁。含油量高的花生果仁和芝麻果仁中∑DDT浓度都明显高于大豆果仁的∑DDT浓度,这种差异有可能是由果仁含油量的差异造成的。单株植物吸收积累∑DDT的总量顺序为:花生>芝麻>大豆。花生、大豆和芝麻三种作物的根和茎的生物富集系数都比较高,特别是花生的,说明这三种油料作物根部从土壤中吸收积累老化残留DDT的能力以及从根部向茎部运输DDT的能力都是相当强的。     

BaP和DDT暴露对翡翠贻贝胚胎重要酶活性影响的比较研究

为了揭示不同浓度苯并芘(BaP)及滴滴涕(DDT)对海洋贝类胚胎的生态毒理效应,将翡翠贻贝(Perna viridis)胚胎分别暴露于不同浓度BaP及DDT中,检测暴露24 h和48 h后,BaP和DDT对翡翠贻贝胚胎抗氧化及非特异性免疫酶活性的影响,包括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酸性磷酸酶(ACP)、碱性磷酸酶(AKP),并利用综合生物标志物响应(IBR)指数对苯并芘及DDT对翡翠贻贝胚胎的综合毒理效应进行评价。结果表明,BaP和DDT胁迫显著影响翡翠贻贝胚胎抗氧化酶(SOD、GPx)和非特异性免疫酶(ACP、AKP)的活性。与对照组相比,随着暴露浓度的升高,胚胎SOD、AKP的活性呈现先抑制后诱导的趋势。DDT和BaP对ACP酶活性的影响不同,其中BaP对ACP活性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恢复,而DDT对翡翠贻贝胚胎ACP的活性影响不显著。IBR分析表明,在胁迫早期随着污染物浓度的升高,RIB值逐渐增大,随着染毒时间延长,处理组RIB值均减小,总体来说,DDT的RIB值比BaP的RIB值大,表明DDT的胚胎毒性较强。通过探究翡翠贻贝胚胎重要酶应答BaP和DDT胁迫的毒理生化响应,评价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对海洋贝类的毒理效应,为敏感生物标志物的筛选打下一定的基础,且为海洋环境的污染早期预警监测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2,4'-DDT对斑马鱼生长、繁殖力及卵黄蛋白原的影响

以斑马鱼体内卵黄蛋白原(Vtg)作为雌激素污染物的生物标志物,比较研究了不同浓度2,4'- DDT对成年斑马鱼生长、发育、繁殖以及体内Vtg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水环境中ρ(2,4'- DDT)为2和10 μg·L-1时,斑马鱼产卵量和受精率与空白和溶剂对照组相比均显著下降(P＜0.05).当水环境中p(2,4'- DDT)为0.2、2和10μg·L-1时,斑马鱼肝脏指数与空白和溶剂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P＜0.05);10 μg·L-12,4'- DDT处理组雄性斑马鱼体内Vtg含量显著高于空白和溶剂对照组(P＜0.05),而0.2、2和10 μg·L-1 2,4'-DDT处理组雌性斑马鱼体内Vtg含量均显著高于空白和溶剂对照组(P＜0.05),且随暴露浓度的增加而增大.SDS - PAGE检测及免疫印迹分析均显示雄鱼血液内出现Vtg特异条带,表明2,4'- DDT对斑马鱼具有雌激素效应.     

天津地区鱼塘水、悬浮物、沉积物和鱼体中的DDT

采样测定了天津地区2典型鱼塘鲫鱼、鲢鱼、水、悬浮物、沉积物和鱼塘周边表土中的DDT及其代谢产物含量。结果发现,2鱼塘各主要介质以及鱼体肌肉和器官中都富集了较高浓度的DDT。鲫鱼和鲢鱼肌肉中DDT的含量分别为(66.4±2.7)ng·g-1和(24.3±23.4)ng·g-1。肝胰脏、肠和鱼鳃中DDT含量一般高于肌肉,其中肠的富集量最大,是肌肉的3倍以上。生物富集系数(lgBCF)分别为3.7和3.3。2鱼塘鱼体和各相含量有较大差别,鱼塘介质中悬浮物富集浓度最高。表土污染相对严重地区的鱼塘中各介质和鱼体DDT含量均高于另一污染较轻的鱼塘。污染严重鱼塘的DDE/ΣDDT含量比值也相对较高,反映早期污染残留的重要特征。尽管如此,仍然较高的DDT含量以及悬浮物中很低的DDE/ΣDDT含量比值说明很可能还有污染源存在。     

3种基因型芹菜修复DDT老化污染农田土壤初探

为了筛选出适于修复DDT污染土壤的芹菜品种,以两个污染水平[低污染水平:(46.0±2.8)μg·kg~(-1)、高污染水平:(72.2±3.0)μg·kg~(-1)]的老化DDT污染农田土壤为研究对象,选定3种基因型芹菜——西芹(Apium graveolens Linn)、美国红芹(Rubrum apium)、中华药芹(Libanotis seseloides Turcz)为修复植物对污染土壤进行实际修复试验,3个月后,采用GC-ECD对芹菜根际土中DDT质量分数进行测定。结果发现,3种不同基因型芹菜皆对老化DDT污染土壤均有一定修复作用,西芹对DDT污染的去除率最高,在高、低两种污染水平下的去除率分别为48.8%和39.41%;美国红芹在高、低两种污染水平下有较为稳定的DDT去除率,分别为33.96%和35.14%。ANOVA方差分析表明,芹菜在不同污染水平下对DDT的修复效果存在显著性差异(P0.05)。DDT主要富集在芹菜地下部分(根系)。3种芹菜根际土中多酚氧化酶活性以中华药芹为最高,转化酶活性以西芹为最高;Pearson双变量相关性分析发现,转化酶相对于多酚氧化酶更有利于指示DDT的去除效果。此外,美国红芹对于高污染水平土壤有较好的DDT富集性去除稳定性,可以作为富集植物对其最大耐受程度作进一步研究;西芹对DDT存在较好的生物去除效果且无显著富集性,可实现"边修复边生产",同时其对土壤酶有一定促进作用,在未来生物修复DDT污染土壤实际应用中具有较大潜力。     

2，4’-DDT对斑马鱼生长、繁殖力及卵黄蛋白原的影响

以斑马鱼体内卵黄蛋白原（Vtg）作为雌激素污染物的生物标志物,比较研究了不同浓度2,4。DDT对成年斑马鱼生长、发育、繁殖以及体内Vtg含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水环境中p（2,4。DDT）为2和10μg·L-1时,斑马鱼产卵量和受精率与空白和溶剂对照组相比均显著下降（P〈0．05）。当水环境中P（2,4。DDT）为0．2、2和10μg·L-1时,斑马鱼肝脏指数与空白和溶剂对照组相比显著升高（P〈0．05）;10μg·L。2,4。DDT处理组雄性斑马鱼体内Vtg含量显著高于空白和溶剂对照组（P〈0．05）,而0．2、2和10μg·L～2,4。DDT处理组雌性斑马鱼体内Vtg含量均显著高于空白和溶剂对照组（P〈0．05）,且随暴露浓度的增加而增大。SDS—PAGE检测及免疫印迹分析均显示雄鱼血液内出现Vtg特异条带,表明2,4。DDT对斑马鱼具有雌激素效应。     

土壤类型与污染浓度对漆酶修复DDT污染土壤的影响

具有难降解、高残留特征的DDT至今在土壤中仍有残留,对农产品安全和人体健康有严重影响.本文采用批实验的方法研究了3种不同类型土壤和3个污染水平对漆酶修复DDT污染土壤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土壤中DDT各组分及总量(DDTs)的降解率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为水稻土＞菜园土＞赤红壤,对照处理土壤中DDTs的降解率仅为20%左右,加酶处理土壤中则高达50%～65%.对于不同污染水平的DDT污染土壤,土壤中DDT各组分及DDTs的降解率均随着污染水平的提高而增大,多数在不同污染水平之间差异显著.对照处理对不同污染水平土壤中DDTs的降解率仅为15%左右,而加酶处理则高达43.60%～50.53%.     

DDT对池塘模型生态系统的影响

运用微宇宙实验方法研究了浓度为0.2、2.0、20.0和200.0μg·L-1的DDT对池塘模型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整个实验过程(4周)中对照组和浓度为0.2、2.0、20.0和200.0μg·L-1的DDT暴露组水体pH均值分别比实验前下降了0.28、0.19、0.15、0.38和0.37,电导率均值分别下降了6.3%、3.1%、4.7%、6.6%和8.6%;对照组和0.2、2.0、20.0μg·L-1组水体溶解氧(DO值)分别上升了27.3%、28.1%、26.4%和14.4%,而200.0μg·L-1组的DO值下降了7.2%.各组中总磷浓度在实验中后期即下降到较低的水平,总氮的浓度也大幅度下降.和对照组相比,200.0μg·L-1的DDT对大型水生植物优势种类浮萍(Lemna minor)的生长繁殖具有抑制作用,而其它浓度的DDT具有促进作用;DDT对菹草(Potamogeton crispus)的生长影响不明显.DDT可使浮游动物种类减少.2.0μg·L-1的DDT对方形网纹溞(Ceriodaphnia quadrangula)、枝角类和桡足类密度均具有促进作用,20.0和200.0μg·L-1的DDT使轮虫和介形亚纲动物数量在实验后期上升,除此以外,随时间的推移,各浓度的DDT使各类浮游动物密度下降的幅度均大于对照组.与实验前相比,对照组以及浓度为0.2、2.0和20.0μg·L-1的暴露组中凸旋螺(Cyraulus convexiusculus)重量分别增加了12.8%、5.3%、102.2%和219.9%,而200.0μg·L-1组中凸旋螺重量下降了33.8%.随着DDT浓度的升高,微宇宙中的细菌总数总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整个实验过程中,对照组的群落总生产量/群落呼吸量(P/R比值)的平均值接近于1,表明生态系统成熟稳定;而各暴露组P/R比值均大于1.1,这可能与DDT对浮游动物具有较强的毒性作用,而对水生植物没有明显影响有关.     

西溪湿地土壤有机氯农药残留特征及风险分析

以首个国家湿地公园--西溪国家湿地公园为研究区域,对该地区土壤中有机氯农药HCH和DDT的残留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探讨污染物的潜在来源,并对其生态风险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西溪湿地土壤中HCH和DDT均有检出,∑HCHs平均含量为18.44ng·g-1,∑DDTs平均含量为20.80 ng·g-1,二者在土壤中的残留差异不是很明显.HCH在柿园、竹园、芦苇滩地、菜地和其他5种利用类型土壤中的残留差异不大,而DDT在菜地土壤的残留高于其他4种类型.采样点土壤中∑HCHs和∑DDTs含量均低于GB 15618-1995土壤环境质量一级标准,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西溪湿地土壤DDT残留较低,而HCH残留相对较高.生态风险分析显示,西溪湿地土壤中HCH残留对于土壤生物的风险较低,而DDT可能对鸟类和土壤生物具有一定的生态风险.     

兰州地区DDT的环境多介质迁移和归趋模拟

利用Level Ⅲ逸度模型模拟了稳态假设下DDT在兰州地区大气、水体、土壤和沉积物中的浓度分布.根据模拟结果计算了相间迁移通量.结果表明:农业施用是该区域DDT的主要来源,其主要的迁移过程是气-土沉降、气-水沉降、土壤侵蚀,土壤中降解和大气平流输出,这是DDT从研究区域消失的主要途径.土壤中DDT占总残留量的99.83%.在大气、水体、土壤和沉积物中的浓度分别为2.80×10-11 mol·m-3,2.72×10-7 mol·m-3,2.47×10-3mol·m-3和3.16×10-5mol·m-3.模型计算浓度与同期实测浓度吻合较好,验证了模型的可靠性,并通过灵敏度分析,确定了模型的关键参数.     

土壤DDT残留时间的定量表征—以天津为例

从定性研究逐步向定量化分析发展,是土壤DDT残留时间研究的必然趋势。初步探讨了土壤中DDT残留时间的定量表征,设计出归一化的DDT残留时间指数(NRTI)作为定量表征土壤DDT残留时间的方法之一。根据对天津土壤中残留DDT的采样监测结果的计算和分析,发现NRTI在表征DDT的残留时间问题上,相对于传统方法有一定的改进。     

DDT、苯并[a]芘暴露对阿部鲻虾虎鱼P糖蛋白mRNA表达的影响

建立了阿部鲻虾虎鱼(Mugilogobius abei)P糖蛋白(P-gp)mRNA荧光定量RT-PCR检测方法,利用该检测方法探讨不同时间、不同浓度DDT和苯并[a]芘(BaP)暴露对阿部鲻虾虎鱼P-gp基因表达的影响。结果显示,该检测方法能在低质量浓度污染物(0.01 mg·L-1DDT、0.005 mg·L-1BaP)暴露下检测到P-gp基因表达量的显著变化(P<0.05)。P-gp基因在正常阿部鲻虾虎鱼肌肉、肝脏、心脏、肠、脑组织中均有表达,在鳃、脾组织中没有检测到表达,DDT和BaP能诱导肝脏和脑中P-gp基因表达量升高。2种污染物暴露5 h均可诱导肝脏表达量的显著变化,随着暴露时间延长,表达量均升高,24 h达到较高表达量。低质量浓度DDT和BaP均能诱导肝脏P-gp基因表达,并呈现良好的剂量-效应关系,而高质量浓度均抑制P-gp的表达。DDT和BaP可影响阿部鲻虾虎鱼肝脏P-gp基因表达,其变化可作为生物标志物,来评价化学污染物对水生动物的生物学效应。     

四膜虫omc基因的克隆及在滴滴涕(DDT)暴露下的表达分析

针对环境激素类污染物滴滴涕(DDT)危害大和分子机理复杂等问题,以之前筛选出的一个DDT暴露下差异表达的基因——酮戊二酸/苹果酸载体蛋白基因(2-oxoglutarate/malate carrier,omc)为研究对象,克隆得到该基因转录mRNA的全长为1060bp,其中5′、3′非翻译区分别为46bp和99bp;实时定量PCR方法测定不同浓度DDT暴露下该基因的表达水平下降了20%～50%.四膜虫omc基因上游数个AP-1和NF-kappaB位点的存在,提示该基因表达受DDT调控的模式可能是与高等动物类似的雌激素受体间接调控途径;同时根据omc基因存在多个与三羧酸循环和电子传递链相关的共表达基因的结果推测,DDT可能通过调控omc等基因来影响线粒体正常功能,进而对细胞产生毒害作用.图3表1参28     

全氟化合物污染现状及与有机污染物联合毒性研究进展

全氟化合物(perfluorocarbons,PFASs)作为一种新型污染物已引起广泛关注.PFASs在环境中具有持久性和生物毒性,并可以通过食物链传递,在生物体内富集并产生生物学放大效应.近年来已成为全球性污染物,并已在各类环境介质、生物体及人体内被检出.因此本文主要综述了当前国内外PFASs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现状,比较分析了 PFASs及与其他有机污染物对生物的单一、联合毒性并对PFASs污染治理和防控提出了展望,为今后PFASs的研究及毒理学评价提供参考依据.     

水中低残留有机物萃取过程的盐析作用及色谱分析1)

用自制的高浓缩比液液萃取装置,对氯化钠作为盐析剂在萃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色谱分析,三种非挥发性有机物六六六、DDT和苯并(α)芘的最低检测限均可达到1ng*l-1以下,用本方法检测自来水有ng*l-1级六六六和DDT存在.     

南京市城郊蔬菜生产基地有机氯农药残留特征

以网格法在南京市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八卦洲采集70个土壤样品,用加速溶剂萃取、固相萃取柱净化后GC-μECD测定土壤中有机氯农药(α-HCH,β-HCH,γ-HCH和δ-HCH以及o,p'-DDT,p,p'-DDT,o,p'-DDE,p,p'-DDE 和p,p'-DDD)残留量.结果表明,土壤中有机氯农药残留总量在6.18～84.72 μg·kg-1之间,平均18.63 μg·kg-1.DDT残留量高于HCH,为3.36～74.19 μg·kg-1,平均12.61 μg·kg-1.土壤中HCH残留量为2.48～17.80 μg·kg-1,平均6.02 μg·kg-1.DDT同系物中以p,p'-DDE和p,p'-DDT为主,而HCH中δ-HCH含量较低,其他3种异构体含量水平相当.所有土样中DDT和HCH残留量均远远低于GB/T 18407 无公害蔬菜产地土壤标准限定值500 μg·kg-1,但大多数土样中DDT和HCH残留量远远高于荷兰无污染土壤标准.     

DDT对太湖大银鱼种群危害的生态风险

DDT作为难降解、高脂溶性的污染物,对湖泊水生生态有重要影响。该研究选择太湖大银鱼(Protosalanx hylocranius(Abbott))种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大银鱼在整个生命周期富集DDT的过程,结合相关的毒理学研究成果,分析DDT富集对大银鱼各生长阶段种群存活率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应用Lesile矩阵模型分析DDT富集对大银鱼种群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太湖水体DDT浓度为9.3μg.L-1时,随着DDT在大银鱼体内的富集以及由此导致的毒性效应的影响,大银鱼种群规模在一个生命周期内减少6.39%,其影响较为显著。虽然具体的定量过程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如水体污染物浓度、剂量-反应关系等的影响,模拟准确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本研究同样也为湖泊水生生态风险的细化提供了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