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渤海地区碳排放的省域比较与因素分解

根据2000—2012年能源消费数据,用碳排放系数法估算我国环渤海地区5省市碳排放量,并用LMDI方法将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解为人口规模效应、经济发展效应、能源强度效应和能源结构效应,探讨环渤海地区碳排放的规律及差异变化的原因。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碳排放量呈逐年上升趋势,经济发展和能源强度对环渤海地区碳排放分别具有最强的拉动效应和抑制效应,能源结构和人口规模该区碳排放的影响较小。基于此,提出减少环渤海地区碳排放的政策建议。     

安徽省旅游业碳排放测度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2004—2016年的数据,利用"自下而上"法,以安徽省为例,从旅游交通、旅游住宿和旅游活动三方面估算了安徽省旅游业碳排放量。并利用LMDI分解法对旅游业经济增长的碳排放效应进行驱动因子分解。研究结果表明,能源强度变化对旅游业碳排放具有较为显著的抑制作用;旅游收入结构效应是引起省内旅游业碳排放增加的最主要拉动因素。旅游人数规模的快速增长是使安徽省旅游业碳排放增加的第二位原因;旅游消费水平效应与区域人口规模效应虽然也对安徽省旅游业碳排放的增加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影响不大。     

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多变量驱动因素研究——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

采用我国长江经济带1995—2016年省域面板数据,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定量分析了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费碳排放各驱动因素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化水平因素对我国东部地区具有负向抑制作用,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具有正向驱动作用。(2)碳排放与人均GDP因素之间存在着倒"U"型曲线关系,目前只有东部地区通过了碳排放拐点,中部地区接近拐点,而西部地区碳排放量在较长时期内将持续增长。(3)产业结构和能源强度因素对碳排放均产生显著影响,且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远远大于东部地区,创新水平对碳排放影响微弱。(4)外商直接投资与金融发展因素对碳排放具有负向抑制作用,贸易开放度和环境规制因素的影响较小。     

河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时空变化分析

区域碳排放核算是衡量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制订低碳经济发展策略的重要前提和依据。借鉴IPCC及国内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区域碳排放、碳汇及碳补偿率测算的方法,并以河南省为例进行了初步研究。其结论为：①1989—2008年河南省能源消费碳排放总量为128941.44万t,整体呈递增趋势,年均增长率为7.16%;②就碳排放构成而言,煤炭消费的碳排放量构成了河南省碳排放的主体,占碳排放总量的91%;③河南省人均碳排放量低于同时期全国平均水平,而碳排放强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④就碳排放的区域差异而言,平顶山碳排放量最大,开封市、漯河市和周口市碳排放相对较低;⑤林业碳汇虽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但远远不足以补偿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碳补偿率由14%下降到不足8%。     

山西省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基于LMDI模型的实证研究

根据2004—2013年的相关数据,基于LMDI模型将山西省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为人口、人均GDP、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碳强度五个因素。结果表明:人口和人均GDP因素总体上表现为增碳因素,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碳强度因素总体上表现为减碳因素。其中,人均GDP和碳强度分别为增碳因素和减碳因素,但由于碳强度的减碳效应远小于人均GDP的增碳效应,因此山西省的总碳排放量仍呈逐年递增趋势。此外,由于人均GDP的增碳效应在减弱,而碳强度的减碳效应在增强,因此碳排放总量增长幅度呈递减趋势;产业结构因素和碳强度因素对碳排放的年均贡献率并未能像其总贡献率一样表现为负值。     

城镇化背景下江苏省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

城镇化与碳排放问题关系到我国人口、经济与资源的协调发展。从衡量城镇化的影响因素出发,研究了城镇化对江苏省及各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利用STIRPAT模型与面板数据广义最小二乘法(GLS)计算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研发强度、能源消费结构、FDI等因素对江苏省及苏南、苏中、苏北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研发强度、能源消费结构、FDI与城镇碳排放呈正相关关系,土地城镇化与城镇碳排放呈负相关关系,产业城镇化是影响江苏省及各区域的最主要因素,不同地区不同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程度也存在差异,据此提出城镇化背景下江苏省碳减排的对策。     

我国环境规制强度测度及其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建立模型具体测算了我国30个省(区、市)自2003年至2016年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发现全国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东部省份强度最大,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低于东部而略高于西部地区。进一步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U形特征,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其对就业起着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均能显著促进全样本的就业增长,但对外依存度对各样本而言都明显不利于就业规模的扩张。     

多维度高质量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传导机制研究

碳排放研究一直是国际气候变化领域研究的热点,高质量的城镇化有利于碳排放减少及全球气候变化减缓。本文从人口、土地、经济三个维度构建高质量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对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域的高质量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价,在理论机制分析的基础上利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三个维度高质量城镇化对能源消费碳排放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不同维度的高质量城镇化水平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同,当前的人口高质量城镇化具有显著碳减排效果,经济高质量城镇化也具有一定碳减排作用,但现阶段土地高质量城镇化增加了碳排放;不同维度的高质量城镇化与能源消费碳排放之间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劳动力结构转型在人口高质量城镇化与碳排放间不存在中介效应,土地财政在土地高质量城镇化与碳排放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经济集聚在经济高质量城镇化与碳排放间存在遮掩效应。     

物流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及省域差异分析

物流业是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的重要行业,研究物流业的能源效率问题对节能减排具有重要意义。基于DEA-BCC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利用2007—2016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投入和产出的面板数据,对物流业全要素能源效率的静态变动、动态变动、省域差异及区域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物流业整体的静态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并不高,东部区域的能源效率平均值表现较好,并向中部和西部逐渐递减;我国省域物流业的动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良好表现归功于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的下降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从技术效率的进一步分解结果可知纯技术效率才是引发技术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提出了四方面的对策建议。     

中国省域碳排放效率动态评价研究——基于交叉效率DEA模型

节能减排的关键在于提高碳排放效率,考虑到能源消费结构差异的影响,建立交叉效率DEA模型对我国各省份碳排放效率进行动态评价。在对我国30个省区2005—2014年的碳排放量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根据能源消费结构对30个省区进行聚类分析,进一步构建基于交叉效率的DEA模型。基于2005—2014年各省区的面板数据,对我国30个省区的碳排放效率进行动态评价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05—2014年,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碳排放效率较为稳定且呈现出缓慢递增趋势,西部碳排放效率增长速度最快;碳排放最大和最小的地区差距有逐年缩小的趋势;我国碳排放效率呈现出东部中部西部的特征,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东部地区碳排放效率最高,新疆、宁夏、青海等西部地区碳排放效率较低。     

基于STIRPAT模型的碳排放驱动因子研究——以黑龙江省为例

定量分析碳排放驱动因素,对优化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推进技术进步、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利用碳排放估算模型,测算了黑龙江省1995-2012年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基于扩展的STIRPAT模型,实证研究了各驱动因子对碳排放总量的影响及其驱动程度.结果表明,能源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率、人口总量对碳排放量有正向驱动作用,而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对碳排放总量的增加具有抑制作用,提出有效促进能源消费结构优化、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大力推进技术创新是实现黑龙江省低碳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     

城市土地扩张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我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北大核心

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单元,基于2001—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构建城市土地扩张面积指数和扩张强度指数,结合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从国家和区域尺度分析了我国城市土地扩张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城市土地扩张面积指数呈持续上升的趋势,而城市土地扩张强度指数呈波动下降的趋势。②东部地区城市土地面积增长最为明显,其次为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城市土地扩张强度下降最为明显,其次为西部、东部和东北地区。③城市土地面积扩张最为明显的区域分布在新疆、重庆、云南等省份,年均城市面积增长倍数超过0.2;城市土地强度扩张增长区域分布在北京、广东、辽宁等省份,年均增长超过0.04。④全国尺度上,产业非农化对推动城市土地扩张最为显著;区域尺度上,人口城市化对不同地区城市土地面积扩张影响普遍较强。     

“双碳”目标下制造业碳减排的数字技术实现路径研究

数字技术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有利工具,为制造业降低碳排放强度提供新的路径选择。基于2010—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验证数字技术能否成为制造业碳减排的有效路径,同时考察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绿色化水平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技术能显著降低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具有制造业碳减排效应,运用替代被解释变量法、剔除直辖市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算后,结果依然成立;数字技术对中国不同区域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负向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数字技术的制造业碳减排效应在中部和西部地区更加显著;数字技术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碳减排效应显著,而对劳动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碳减排效应不显著;数字技术对高碳和中低碳制造业行业碳排放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数字技术的制造业碳减排效应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效应实现;绿色化水平能够正向调节数字技术的制造业碳减排效应,且该调节作用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更为显著。     

以地市为单位的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析

收集2005—2016年中国339个地市的旅游总收入,利用基尼系数、水平梯度、首位度等指标分析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变化。结果表明:(1)由于各地区旅游资源丰度、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交通区位等因素的不同,我国旅游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随着各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我国旅游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呈缩小趋势,但依然较大。(2)东、中、西3大区域内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呈减小趋势,东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最小,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区域差异相对较大,东部和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结构明显改善,中部地区改善幅度较小,有较大的提升空间。(3)除个别省区外,各省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在减小,许多省区的区域旅游差异进入合理范围内。首位城市基本是省会城市,且大部分省区首位城市没有发生变化,二城市首位度和四城市首位度呈下降趋势。     

流域内各区域用水量与经济发展脱钩分析及用水量驱动力分解——以淮河流域为例

利用脱钩弹性分析方法评价淮河流域内河南、安徽、江苏和山东各区域用水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状态,分析各省的脱钩发展趋势,对比总体脱钩状况。同时,利用完全分解模型把用水量驱动力分解为人口效应、经济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分析三大效应对用水量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淮河流域内各区域具有不稳定且状况较差的脱钩—弱脱钩—强脱钩的变化过程,脱钩状态随时间发展逐渐改善;各区域总体脱钩状况存在差异性:山东江苏河南安徽;同时,三大效应的贡献率大小为:经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人口效应,经济发展因素主要增加用水量,技术因素抑制用水量。因此,应把握好经济规模效应和技术效应,努力改善经济发展结构,提高技术效应强度,以达到强脱钩的理性状态。     

环渤海地区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及其差异研究

在Kaya公式的基础上对环渤海地区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并对各省市碳排放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发现,环渤海地区碳排放量大致呈现持续均匀的增长趋势。其碳排放主要受能源结构、碳排放系数、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经济规模5个因素影响。各省市碳排放量均呈加速增长趋势,能源结构仍以煤炭为主,产业结构有待优化。结合研究结果,从加强低碳技术创新、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开发绿色能源、宣传低碳观念角度提出了相关碳减排建议。     

土地利用结构和强度变化对碳排放影响分析

基于土地利用视角,分析土地利用结构和强度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为制定碳减排对策提供思路。建立扩展的STIRPAT模型,验证了包括土地利用结构和强度在内的社会经济因素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人口总量、人均GDP、国际贸易分工、城市化水平、土地利用强度、土地利用结构等因素对碳排放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每提高(改变)1%水平时,碳排放总量将依次提高0.10%、0.16%、0.12%、0.17%、0.21%、0.15%;能源强度因素表现为负作用,每提高1%水平时,碳排放总量将下降0.05%;土地利用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土地利用结构等因素的变动对碳排放总量影响变动贡献率较大,贡献率大小依次为68.75%、49.73%和19.35%。据此提出,适当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改变土地利用强度以减缓碳排放的对策建议。     

基于SBM—DEA浙江省碳排放效率时空演变研究

推进高质量绿色发展,碳减排治理需要综合考量碳排放效率。运用Undesired-super efficiency SBM模型与Malmquist指数模型对2010-2019年浙江省11个地级市的碳排放效率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运用固定效应分析影响该省碳排放效率的因素。结果表明:(1)浙江省碳排放效率受规模效率制约,空间上具有分异性且固化效应明显。(2)浙江碳排放冗余量大、减排潜力高,可减排规模、相对减排潜力与碳排放纯技术效率呈反向变化。(3)浙江省碳排放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呈正相关关系,与要素禀赋、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呈负相关关系,产业结构对碳排放效率影响最大。     

中国区域普惠金融测度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根据2006—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变异系数法测度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发现我国整体普惠金融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比较明显,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社会经济、银行业结构、基础设施与服务层面,构造普惠金融的决定模型。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城镇化、农村金融机构、公路建设、手机互联网新渠道提升普惠金融指数,大型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抑制普惠金融发展。从分区域来看,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差异很大。就银行业结构而言,我国东部地区大型商业银行与普惠金融指数显著为正,中部地区农村金融机构与普惠金融指数显著为正,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结果不显著。     

农村基础设施对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16年我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测算各地区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系数,并实证分析了各类农村基础设施对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从全国来看,农村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对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显著,而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负向效应明显。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农村能源和文化基础设施对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正效应,农村医疗和水利基础设施未能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中部地区农田水利和文化基础设施对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正效应,而农村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则有显著负效应;西部地区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对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正向影响显著,而农田水利、农村能源、医疗和文化基础设施影响均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