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土地利用“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变化与耦合特征分析

土地作为生产、生活和生态（简称“三生”）功能的综合载体，对其功能进行定量评价和耦合协调特征分析是土地利用冲突识别、国土空间优化配置等的重要基础。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基于“三生”功能内涵解析，采用多尺度融合数学模型，构建了集成行政单元和格网尺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2005、2015年为研究断面，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了江苏省“三生”功能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1）江苏土地利用生产和生活功能有较大提升，增幅分别为13.79%、21.72%，但空间差异显著，苏南各市县占比最高，苏中次之，苏北普遍较低；生态功能均有所下降，总减幅为6.03%；（2）江苏土地利用“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类型区划分为良好协调区、中级协调区、初级协调区、次级协调区和低级协调区5种类型；良好协调区和中级协调区均有所增加；初级协调区占比增加22.05%，且增幅最大；次级协调区占比减少33.91%，且减幅最大；低级协调区占比均最低。（3）江苏“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布特征显著，苏南耦合协调水平最高，苏北耦合协调水平变化最大，省域总体从初级协调损益水平提升为初级协调同步水平。本研究实现了在区域层面进行多尺度融合的土地利用“三生”功能评价，可为土地利用冲突识别提供一定的方法参考。     

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动态耦合关系

通过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利用中部地区37个资源型城市2005—2014年城市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30个指标数据,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动态变化进行测度,并比较分析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生态环境水平及其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结果表明:(1)2005以来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型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力减弱,社会城市化的影响力逐渐加大并趋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尽管资源条件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影响最大,但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对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影响力正变得日益重要。(2)各城市间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较大,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较小。自2005年以来城市化发展综合水平的城际差异无较大改变,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城际差异正变得日趋缩小。位于山西省的资源型城市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变动较之其他省份更为显著。(3)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协调类型处于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并以初级协调型为主。2005以来中部地区多数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保持不变,关系恶化的资源型城市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西和湖南,关系更为协调的资源型城市主要位于山西。(4)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显著,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并不明显。再生型和衰退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成熟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较低。(5)城市化滞后仍是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不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     

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交互耦合时空特征及协调发展预警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基于“系统演进特征分析-动态耦合规律验证-协调状态诊断及预警”框架，对湖南省2001年以来的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交互耦合时空特征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湖南省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综合发展指数由2001年的0.537逐年提升至2015年的0.785，达到中高水平，市州发展悬殊仅长沙市达到高水平。（2）生态系统健康指数呈U型走势，2015年达到0.764，处亚健康状态，系统压力较大是关键性限制因素。（3）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耦合协调度先降后升，2015年提高到0.622，处基本协调的较低水平，各市州大多处于轻度失调-基本协调临界水平，分属生态建设滞后型、城市化滞后型和结构性污染型等3种类型。（4）从系统演进看，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由轻度失调-逆向演替逐步转为轻度失调-正向演替、进一步转为基本协调-正向演替，预计2020年耦合协调度将提高到0.633，未来较长时期仍将处绿灯区，应采取适当的区域发展政策，推动城市化系统与生态系统内部要素调整磨合，向良性发展。     

浙江省陆路交通可达性与经济社会协调性研究

以浙江省69个县（市）为研究对象，利用1996、2004、2012年交通路网和经济社会数据，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指标、主成分分析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城市综合交通可达性时空演变及其与经济社会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1996~2012年，城市综合交通可达性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均出现不同程度提高，两者耦合协调关系逐渐由低水平向高水平转变；（2）协调性存在空间分异，环杭州湾、金丽衢平原、温台平原城市协调性普遍高于西部低山丘陵地区城市，地级市辖区协调性普遍高于各县(县级市)；（3）协调性空间格局演变显著，呈现出由东北向西南、中心城市向周围县域梯度改善现象，且逐等级类型提升特征显著。总体上来看，浙江省城市可达性演变及与经济社会的耦合协调关系，体现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结果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时空耦合及趋势预测

在梳理耦合跃迁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三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凭借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重心模型与GM(1,1)灰色预测模型，科学测算与分析了2006～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三系统之间的时空耦合特征及其未来演变趋势。研究表明：(1)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和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综合水平发展情况总体向好；(2)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呈平稳上升态势，整体实现了由失调衰退状态向协调发展状态的转变，但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不平衡，呈“中心-边缘”与“Z字型”分布特征；(3)长三角城市群高科技创新水平、高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生态环境水平城市的空间错位分布特征显著，其中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空间匹配程度最优，但在经历前期快速融合后，现面临难以继续深化的难题；(4)预测期内长三角城市群整体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持续改善，但个别西部城市仍无法跳出失调衰退的发展状态。最后，为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本文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     

基于熵变视角的生态脆弱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发展研究——以西宁市为例

基于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内在关联视角,通过建立西宁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物理学熵变原理和熵值法及构建PSE模型对西宁市2000—2014年间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及交互耦合演化态势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此探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与生态系统相互作用、共同演进的规律性特征。结果表明:在西宁市城市化综合水平呈不断上升进程中,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呈现明显的"U"型发展格局,即先下降后上升,且经济城市化和生态弹性分别对城市化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贡献份额最大;西宁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在协调型和拮抗型之间徘徊,2005年后呈现为协调型的良好发展趋势,其中2002、2003、2005年为对应的"节点"。     

新区城镇化与房地产耦合发展过程和机制——以常州武进新城区为例

引入耦合协调函数，构建耦合发展测度模型，以武进新城区为例，对其城镇化与房地产耦合发展的过程、内在结构和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总体上武进新城区2006～2016年城镇化与房地产耦合发展度整体呈现正向改进；但城镇化与房地产耦合发展的内在结构和机理发生了显著的变迁，具体呈现为3个阶段：(1）阶段I（2006～2010年）：房地产与土地城镇化互动耦合作为主导动力阶段；(2）阶段II（2011～2015年）：房地产与人口城镇化互动耦合成为积极和主导动力的阶段；(3）阶段III（2016年以后）：城镇化与房地产耦合发展后劲不足的阶段。该文提出，要实现两者之间更高水平的耦合协调发展，须从局部耦合主导、周期性协调的发展策略转向于土地、产业、人口与房地产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策略。     

湖北“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及其层级结构

城市化的内在协调性是城市（区域乃至国家）综合竞争力、国民生计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体现。基于对城市化概念与内涵的认知--城市化是一个“人口 经济 空间”三维一体的过程，其中人是行为主体，经济是驱动力，空间是载体，构建了城市化综合测度指标，并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000年以来湖北省12个地级市的城市化层级结构演变过程及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城市化具有如下特征：① 城市化总量时序演变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且存在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综合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的变化趋势，但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粗放增长的内在特征；② 整个城市化过程是一个由人口城市化导向型向经济城市化导向型转变的过程；③ 城市化相关系数的时序演变与人口城市化集聚程度>空间城市化集聚程度>经济城市化集聚程度的演变趋势密切相关，表明综合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地域协调性最高，而与经济的最低；④ 城市化等级体系空间结构及其时序演变具有首位度城市层级结构、城市层级结构动态演变，以及城市化地域协调性不强等特征；最后就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为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及湖北省今后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评价研究

为探究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旅游产业—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借助VAR模型验证2001～2017年三者的作用关系，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进一步分析其耦合度和协调度的时空变化趋势。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旅游产业—生态环境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交通与生态环境互为因果关系，旅游产业分别与交通、生态环境呈显著单向因果关系，三者相互促进，但又彼此制约；(2）2001～2017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交通—旅游产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呈上升趋势，多数地区从拮抗和磨合状态进入耦合状态，并由中、低协调耦合阶段转为极协调耦合阶段，协调度滞后于耦合度；(3）长江中游城市群耦合协调发展存在区域差异，2001～2006年武汉城市圈的表现优于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城市群，长沙、南昌等少数中心城市耦合协调发展要优于周边地区。     

基于集对分析的江苏省土地利用协调性研究

从协调性的研究现状来看,现有研究的基础性工作缺失,且受到“均衡发展”思想束缚、不能很好地描述不确定性问题,而基于集对分析方法的协调性研究可以很好地解决以上问题.以江苏省土地利用系统为研究对象,首先运用典型相关分析对子系统之间的相关性进行验证；其次,引入集对分析思想,对土地利用的效益协调性和消耗协调性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土地利用变化子系统同土地利用各效益子系统之间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相关性；土地利用的效益协调度大多处于较为协调状态.其内部结构表明,虽然当前政府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矛盾；消耗协调度变动幅度相对较小,土地利用变化同土地利用效益之间基本呈现“均衡”发展态势.政府逐渐认识到用地规模的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追逐用地效益的提升成为发展的主线.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的是,效益协调度和消耗协调度均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持续增长态势.     

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耦合协同关系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重大国家战略,流域内的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问题正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文章分析了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同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耦合协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了2012—2018年黄河流域62个地级市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的综合水平及三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及其驱动因素。运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了短期内三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①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综合水平总体上呈现平稳态势,三者发展速度差异不明显,但耦合协同严重失调,黄河流域整体尚未达到三者协同发展状态。②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全局空间自相关为正,局部空间自相关呈现出聚集趋同特征。③预测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同发展在短期内保持平稳。在预测期内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仍未达到协同发展状态,部分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有所提高,但总体提升与演进的速度较缓慢。最后,基于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分析,为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构建了包含组织保障、空间治理、政策保障以及体制机制等支撑体系,以期为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奠定科学决策基础。     

区域经济－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在阐述区域经济、旅游业与生态环境相互协调发展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建立了区域经济 旅游 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并引入耦合协调度数学模型及计算方法，以安徽省为例，对安徽省1990～2008年经济 旅游 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经济 旅游 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总体呈上升趋势，但仍属于中等水平的勉强协调类型。近年来三者的耦合协调关系处于颉颃状态，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制约耦合协调度进一步提高的瓶颈。     

浙江省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协调性分析

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是城市化的基本内涵与表现,其协调性关系到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运用协调耦合度模型和重心法分析1999年至2011年浙江省城市化过程中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协调性与空间均衡性,通过皮尔逊相关性检验协调耦合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期全省产业、人口与土地非农化的协调耦合度得到持续提高,由0.54上升至0.76,从中协调耦合等级发展为较协调耦合等级,各市协调耦合度及其等级都获得相应提高,但"北高南低,南北分化"的空间差异特征依然显著;2以2005年为界,前半期全省及省内各市协调耦合度增速较快,但2005年之后显著放缓,说明促进各要素协调非农化的难度在上升;3地区不平衡未得到有效控制,西北部人口非农化速度领先、东北部产业非农化较快、中南部土地非农化超前,阻碍了综合协调耦合度的提高;4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与公共服务水平,就业结构和土地资源禀赋等是影响产业、人口与土地协调非农化的重要因素。今后产业、人口和土地非农化协调性的提高将依赖于各要素非农化相互作用和地区平衡性的改善。东北部地区需着重推进产业升级和城乡一体化建设;西北部地区提高失业、住房等社会保障覆盖面,促进进城农民工市民化;中南部巩固农业的同时积极发展二三产业,增加非农就业,改善公共服务,同时优化土地利用管理,控制城市低效蔓延。     

安徽省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协调性研究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宏观背景下，对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及时空格局进行分析，能够为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提供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指导。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实证，选择2005、2010、2015年3个时间节点，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变异系数、协调指数等方法，分析公路交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格局和协调发展程度。结果表明：（1）安徽省经济发展水平变异系数较大，公路交通变异系数较小，二者区域内部差异明显；（2）安徽省公路交通发展水平逐年提升，在空间上呈现由“Z”型向“V”型转变继而转向“Z”型的分布格局；经济发展水平整体提升，局部波动，在空间上表征出典型的以合芜马为核心的“核心-边缘”分布特征；（3）公路交通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程度整体由协调向失调转变，在不同的时间序列上形成了不同的城市发展主导类型，以协同型和交通滞后型为主。 关键词： 公路交通；经济发展；时空格局；协调性；安徽省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2008～2015年26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及演变过程。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且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化水平高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也相对较高;(2)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但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5年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处于轻度失调状态;(3)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协调度高值地区由2008年的"三点式"(杭州、南京和上海)分布转变为2015年的"Z字型"(南京—上海—杭州—舟山)分布;26市可划分为高高型、高低型、低高型、低低型4种类型,应分别采取不同的对策措施。     

喀斯特地区城镇化质量与土地利用系统健康协同演化关系研究

在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化质量与土地利用系统健康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耦合关系，只有当两者协调发展，才能进一步促进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以喀斯特地区贵阳市为研究对象，在构建了城镇化质量和土地利用系统健康的评价指标体系后，分别计算了两者的综合指数，并采用耦合度模型与耦合协调模型以及剪刀差方法对两者的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城镇化质量和土地利用系统健康的综合〖JP+2〗指数大体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其中土地利用系统健康先后经历了从亚健康到初级健康再到中级健康的状态;（2）城镇化质量与土地利用系统健康的耦合度在研究期内一直处于拮抗水平，耦合协调水平先后经历了从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再到初级协调的状态;（3）城镇化质量与土地利用系统健康演化速率的剪刀差较为稳定，波动趋势比较平缓，贵阳市城镇化质量与土地利用系统健康这两个系统发展演化速率的差异基本维持在稳定水平。在未来应当采用促进城镇化质量与土地利用系统健康双向提升的优化路径以提高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     

武汉市城市化过程中资源环境压力测度与分析

快速城市化对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剥夺及资源环境对城市化的约束是国内外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测度城市化过程中对资源环境压力及判别两者间的动态耦合类型对指导健康城市化具有积极意义。首先构建了包含16个子指标的城市化综合指标体系和9个子指标的资源环境压力综合指标体系。采用突变级数法模型计算了城市化综合指数;用熵权法计算了资源环境压力指数。采用灰色系统方法计算了城市化综合指标体系和资源环境压力综合指标体系的关联度。采用一般系统理论,建立了城市化与资源环境耦合模型,对2004~2013年武汉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及类型进行分析判别。结果表明:(1)武汉市的城市化综合指数逐年增高,尤其是2005~2007年城市化水平的增速较快。资源环境压力综合指数最大值出现在2006年为0.629,最小值出现在2013年为0.452;(2)关联度值在0.480~0.911之间,耦合度大部分都在中等和较强这两个范围中。烟尘排放量与工业总产值、建成区面积、人均用电量、人均GDP和城镇人口规模均表现极强的耦合性(大于0.85)。各城市化子指标中,城镇人口比重与资源环境的关联度最大;在资源环境子指标中,烟尘排放量与城市化水平的耦合作用最强;(3)基于一般系统论(General System Theory)的动态耦合模型反映了城市化-资源环境复合系统的动态反馈过程。从2004~2013年,武汉市经历了协调-冲突-协调-冲突4个阶段。结果显示,武汉市城市化-资源环境复合系统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化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进一步显现。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研究：基于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观思想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主要指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计算2010~2015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在大地伦理观指导下基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两者协同发展机制。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耦合度在0.466到0.667之间，均值为0.515，整体处于拮抗阶段与磨合阶段的过渡期。②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协调度差异较大，协调度值在0.048到0.338分布不等，均值为0.155，总体处于低度协调阶段。③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耦合协调空间类型可以分为3类，分别是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磨合区（绍兴、镇江、常州、杭州、台州）、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拮抗区（上海、嘉兴、南通、泰州、扬州、宁波、舟山）和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中度协调区（南京、苏州、无锡、湖州）。在利奥波德大地伦理指导下，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协同发展机制，为建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的协同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评价研究——以萍乡市为例

基于弹性的概念，从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交互耦合关系着手，将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分为七大理论类型，并给出了资源型城市协调发展程度的定量判定依据和评价方法；从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内涵和特征着手，结合相关研究成果，分别构建了表征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以萍乡市为个例，利用因子分析方法确定出了城市发展指数与生态环境指数，并定量分析了该市近十几年来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耦合协调状况。结果表明：萍乡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耦合模式以耦合协调发展型为主，并可分为协调发展阶段和波动式发展阶段。实例研究证实，本定量评价体系目的明确、简单易用，评价结论能够恰当反映资源型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发展的协调状况，对于制定正确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方案和政策措施有一定的意义。     

长江经济带城市经济-社会-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动态演化与分析

为探究区域发展的可持续性,在研究系统耦合协调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兼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环境建设,适宜大区域、多城市的综合评价体系,并从时空两个纬度对长江经济带沿线109个地级以上城市2000～2015年经济-社会-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评估。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社会-环境总体耦合协调性较好,在15年间由初级协调向中级协调转变,但是其耦合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东部优于西部,省会城市具有明显优势。同时还指出,在长江经济带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起最重要作用,而生态环境是发展的基石。由此,提出要提升人力资本、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区域间共同治理和保护生态环境等一系列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