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目视化管理实践

正目前,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石西油田作业区(简称石西油田作业区)共辖有4个油气田34个开发单元,已建成完善的油田采、集、输、水、电、路、讯及世界先进的油田自动化系统。近年来,石西油田作业区按照目视化管理要求,将制度建设、安全提示、操作规程、文化理念等内容以有形的视觉感知反映出来,做到一目了然,让员工对现场管理概念从认知到认同,从认同到践行,实现基层自主     

不同填埋时间、不同季节的垃圾渗滤液生物毒性

以武汉市7个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不同填埋时间、不同季节渗滤液的生物毒性变化以及理化指标与生物毒性效应的相关性.毒性实验采用嗜热四膜虫(Tetrahymena thermophila)作为试验生物,进行了渗滤液对受试生物的24 h半数致死浓度LC50和生长抑制测定.结果表明,不同填埋时间的渗滤液LC50在0.84%~12.15%之间;随着填埋时间延长,渗滤液LC50有增大的趋势,急性毒性逐渐减小,但渗滤液对嗜热四膜虫种群的生长抑制没有减少的趋势.不同季节渗滤液的LC50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夏季的渗滤液LC50较小,急性毒性较强;不同季节的渗滤液对嗜热四膜虫的生长抑制情况不同,春季渗滤液的生长抑制作用最小.渗滤液理化指标与LC50无显著相关性,而渗滤液对嗜热四膜虫种群的生长抑制作用随着COD、BOD5、NH4+-N和邻苯二甲酸二异辛酯(DEHP)的增加而增强.     

光助非均相芬顿体系中羟基自由基的荧光光谱法测定与影响因素研究

以TiO2/Al2O3为载体制备了Fe2O3/TiO2/Al2O3催化剂,建立了三相流化床光助非均相芬顿反应体系.选取香豆素为羟基自由基捕获剂,采用荧光法检测光助非均相芬顿反应体系中产生的活性中间体,发现在体系中有高活性的羟基自由基生成.实验讨论了溶液的pH值、H2O2投加量、催化剂投加量、光强对光助非均相芬顿反应体系中羟基自由基生成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香豆素为羟基自由基捕获剂的实验方法可以较好地检测不同实验条件下光助非均相芬顿反应体系中产生的羟基自由基,且该光助非均相芬顿反应体系中羟基自由基的生成在30 min内符合零级反应动力学.溶液的pH值、H2O2投加量、催化剂投加量、光强均对反应体系中羟基自由基的生成存在一定的影响.     

厌氧-好氧生物反应器填埋工艺特性研究

基于生物反应器填埋技术,研究1种填埋场地循环操作的厌氧-好氧生物反应器填埋工艺,设计了该工艺模拟装置并研究了其运行工艺特性.厌氧阶段主要通过渗滤液回灌控制反应器工艺条件,主要试验结果为,pH值,R1在 6周后可上升至6.7～7.8,R2在17周内一直低于6.8;渗滤液COD浓度,R1在13周时下降至10?617 mg/L,R2在5周后上升至60?000 mg/L后长期趋于稳定;填埋气累计产量,R1在8周达到44%,R2几乎不产气.衡量稳定化可以分别采用渗滤液pH、COD浓度及BOD₅/COD的减少率、填埋气的累计产率等指标来判断,并据此转换为好氧填埋运行.好氧阶段主要是通过强制通风来减少恶臭和水分,主要试验结果为,通风19d氨气浓度降为1.16 mg/m³,通风23d后恶臭浓度降为19;通风14d后含水率降为26%.完成此阶段的工艺指标值可依据矿化垃圾开采的最终用途确定.对主要试验数据进行了数值模拟.厌氧-好氧填埋过程的微生物演替经RISA分析,有4个优势菌群,一些兼性菌群在厌氧-好氧阶段起着重要的承前启后作用.     

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动态耦合关系

通过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利用中部地区37个资源型城市2005—2014年城市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30个指标数据,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动态变化进行测度,并比较分析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生态环境水平及其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结果表明:(1)2005以来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型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力减弱,社会城市化的影响力逐渐加大并趋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尽管资源条件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影响最大,但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对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影响力正变得日益重要。(2)各城市间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较大,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较小。自2005年以来城市化发展综合水平的城际差异无较大改变,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城际差异正变得日趋缩小。位于山西省的资源型城市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变动较之其他省份更为显著。(3)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协调类型处于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并以初级协调型为主。2005以来中部地区多数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保持不变,关系恶化的资源型城市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西和湖南,关系更为协调的资源型城市主要位于山西。(4)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显著,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并不明显。再生型和衰退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成熟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较低。(5)城市化滞后仍是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不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     

大冶湖表层水和沉积物中重金属污染特征与风险评价

于2014年4月采集大冶湖表层水和表层沉积物,用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其重金属含量,并基于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和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开展表层水和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的潜在健康风险和生态风险评价.结果表明,表层水和沉积物重金属(Ni、Cd、Cu和Pb)含量平均值分别为49.27、2.19、12.18、12.13μg·L~(-1)和78.46、77.13、650.13、134.22 mg·kg~(-1).富集系数显示,Cd、Cu和Pb均为重度富集,尤其是Cd累积最为明显.与国内典型湖泊重金属污染相比,表层水和沉积物中重金属元素含量均相对较高.表层水和沉积物重金属元素均表现为湖湾处含量较高,中部含量较均匀的分布规律,其来源主要受多种人为活动污染.环境风险评价显示,重金属类化学物质通过饮水途径产生健康风险范围为9.77E-08~1.63E-05 a-1,Ni和Cd是水环境健康风险的优先管理对象.沉积物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高低为CdCuPbNi,其中Cd是生态风险的贡献元素.     

欧盟环境政策成本效益分析实践及启示

本研究从运行机制、评估方法框架、保障机制等方面介绍了欧盟环境政策影响评估制度概况;介绍了《哥德堡议定书》防酸化政策、欧洲清洁空气项目、荷兰地表水管理等欧盟及其成员国成本效益分析的实践案例;指出成本效益分析在欧盟政策评估中存在应用范围、使用频率、准确度和数据收集等方面的不足;基于上述研究得出欧盟环境政策成本效益分析实践对我国的启示:建立重大法规和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构建以成本效益分析为核心的环境政策评估技术方法框架;启动环境政策成本效益分析实证研究;加强政策评估能力建设,完善配套保障机制.     

矿区湖泊微型浮游生物对重金属的富集研究——以湖北大冶湖和磁湖为例

以湖北大冶湖和磁湖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矿区湖泊表层水和微型浮游生物中Cu、Pb、Cd、Zn、Cr、Fe 6种重金属的含量,并对矿区湖泊表层水重金属污染和微型浮游生物对重金属的富集能力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大冶湖表层水中重金属Cu、Pb、Cd、Zn、Cr和Fe的平均浓度分别为0.009 1 mg/L、0.013 4 mg/L、0.009 2 mg/L、0.043 4 mg/L、0.057 8 mg/L、0.338 2 mg/L,磁湖表层水中重金属Cu、Pb、Cd、Zn、Cr和Fe的平均浓度分别为0.004 3 mg/L、0.012 7 mg/L、0.001 1 mg/L、0.389 2 mg/L、0.063 4 mg/L、0.7110mg/L;大冶湖微型浮游生物中重金属Cu、Pb、Cd、Zn、Cr和Fe的平均浓度分别为278.6 mg/kg干重、695.6 mg/kg干重、23.1 mg/kg干重、578.0mg/kg干重、323.5 mg/kg干重、142 14 mg/kg干重,磁湖微型浮游生物中重金属Cu、Pb、Cd、Zn、Cr和Fe的平均浓度分别为316.1 mg/kg干重、361.4 mg/kg干重、2.06 mg/kg干重、1 004.5 mg/kg干重、313.3 mg/kg干重、18 366 mg/kg干重;大冶湖和磁湖微型浮游生物中的重金属含量远高于表层水中的重金属含量,甚至高于表层沉积物中的重金属含量;矿区湖泊微型浮游生物对重金属的富集系数在1 800～82 600之间,其中微型浮游生物对Cd、Zn、Cr的富集系数较小,对Cu、Pb、Fe的富集系数较大.     

中国核损害赔偿制度研究

由地震引发的日本福岛核事故给环境和公众造成长久而深远的影响,引发人们对核能安全性及核损害赔偿问题的广泛关注.然而,中国现行的核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缺陷,核损害赔偿的立法与相关制度规定较国际核电大国和国际组织有一定的差距,亟需建立完善的核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和运作体系.阐述了核损害赔偿制度的重要性,介绍了国内外核事故损害赔偿制度的现状和特点,针对中国核事故损害赔偿制度、体系建设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提出完善建议.     

外来物种入侵防范的法律问题研究——由济南“美国白蛾风暴”引发的环境法治思考

2008年济南市刮起的“美国白蛾风暴”，让无数市民切身体会到了外来物种入侵带来的危害。值得注意的是，从环境法治建构与完善的角度来看，济南市美国白蛾暴发所折射的不单单是某一类害虫的治理防治问题，还应当引发起人们对整个外来物种入侵生态安全问题的思考。灾害暴发后，济南市政府所采取的诸如运用其天敌白蛾周氏啮小蜂进行生物防治，对白蛾幼虫进行有偿回收等制度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从更深层次对这一事件进行反思不难发现，现有防治外来物种入侵法律制度的疏漏与空白才是引发这一事件的始作俑者。因此对于外来物种入侵的治理和防范应该从“末端治理”回归到“源头控制”，即从对现有法律制度漏洞进行查找和填补的角度进行研究才有可能标本兼治，从根本上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