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土地资源管理政策的调整

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国家应及时调整土地资源的管理政策。首先是调整土地管理工作中“数量、质量并重,兼顾生态”的方针,因为“兼顾生态”似不够突出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实际上,土地资源的许多数量、质量问题是由于忽视生态建设所造成的,所以应放在“优先”的地位。其次是调整“全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和“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因为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农业结构的调整,以及生态建设的需求,我国不可能做到耕地总量平衡和占补平衡。加入WTO也为调整这一政策提供了机遇和契机,所以今后似不宜再提。第三是应调整省级行政区域内部耕地数量平衡政策。从体现区域产业发展战略,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出发,应该允许有些省级行政区域不必在耕地数量上平衡;粮食缺口可以通过关税配额或全国统一的粮食市场解决。     

河滩湿地资源保护与开发社区意愿调查——以黄河孟津湿地扣马段为例

河滩湿地是湿地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了解社区居民对滩区湿地保护的认知及利用诉求,是探索兼顾社区利益的河滩湿地生态保护模式的基础。以黄河孟津湿地扣马段为例对滩区周边社区居民开展了意愿调查,结果表明:71.96%的被调查居民认识到湿地的重要性,但是严格划地保护、禁止开垦利用而伤害到其根本利益是无法接受的,这种矛盾正是目前自然保护区保护措施和效果无法得到保证的根本原因。90.53%的被调查居民认为保护区对当地社区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土地减少和鸟类啄食造成作物减产,绝大多数居民认为政府理应给予补偿。对于湿地用途的期望,受访者意见非常分散。只要处理好保护区与社区居民的利益关系,多数居民是能够理解并参与湿地保护工作的。     

“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驱动下中国的耕地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

土地政策是影响土地利用及生态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论文分析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对中国的耕地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的影响,结果表明,“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对中国耕地的数量变化产生了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势头总体上得到遏制,全国及各省(市、区)基本实现耕地占补平衡,促进了农地整理工作的开展。但是,该政策对中国耕地的质量变化的影响却相反,在全国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情况下,耕地的总体生产能力呈下降趋势,同时,对生态环境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了重新审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政策的可行性,以“保护和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替代“耕地总量动态平衡”以及根据土地资源区域差异采取不同的具体措施等对该政策加以调整的思路。     

“三下”开采资源补偿费减征的模型与方法研究

针对我国“三下”开采资源补偿费征收现状与存在问题,基于资源价值理论及现行资源补偿费征收标准,通过理论分析、实例计算和计算机模拟,给出了“三下”开采资源补偿费减征的理论依据,提出了“三下”开采资源回收难度综合评价模型、补偿费征收模型、合理采出率等有关参数的确定模型,研究了“三下”边界及压煤量、采出率快速准确确定方法,设计开发了程序系统,为搞好“三下”资源补偿费征收、提高矿产资源管理与科学决策水平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依据。     

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构建初探——厦门案例研究

生态补偿是环境管理的一种经济手段,它通过调节人类生产活动行为来达到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本文以厦门市汀溪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建立汀溪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确定了汀溪水库引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的主体与客体,计算出了汀溪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2004年—2006年的生态补偿量,并提出了符合保护区实际情况、可操作性强的生态补偿方式,对构建饮用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进行了初探。     

“影子地块”及其在林地评估中的应用——以温州茶山森林公园为例

“影子地块”与标准宗地不同,它不是具体的地块,是“虚拟”的,是某一级(或某一块)土地性质的“平均”和抽象。通过影子地块在茶山森林公园经济林林地评估中应用的实例分析,解决了土地立地条件差异明显、均质性差而带来的评估技术上的难题。     

“三北”地区沙棘种植地带划分与对策

中国“三北”地区不同生态气候地带,需要布设不同适宜性的沙棘品种,并严格按照适地适树的原则,因地制宜,方能达到预期的生态经济效果。“三北”沙棘种植地区,主要包括黄土高原南部半湿润森林草原气候生态经济型沙棘种植地带、黄土高原中部半干旱草原气候生态经济型沙棘种植地带、黄土高原北部干旱荒漠草原气候生态型沙棘种植地带、冀北辽西半干旱半湿润草原气候生态经济型沙棘种植地带、东北北部冷湿草原气候经济型沙棘种植地带(简称“五带”)。每一地带基本上都有各自适宜的自然种源区及良种繁育中心(基地、站、点)。沙棘“五带”种植地带划分方案的实质,是防止引种工作中的一窝蜂现象,实现科学规划,精心种植。在保证沙棘引种区域化的前提下,要注意培育沙棘优良品种、防止病虫害蔓延和通过产品打入国际市场来拉动国内沙棘种植的步伐。     

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效益演变与配置研究

矿区复合生态系统的重建是对未来空间系统结构和功能的超前安排,其效益的演变极大地受到自然、社会、经济的影响。论文从资源经济、生态经济角度,讨论了矿区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效益的概念和内涵,分析了矿区生态系统演变、矿区生态重建目标、矿区生态系统类型、矿区生态重建措施及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对矿区生态系统“三大效益”配置的影响;并以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1985～2015年土地复垦与生态重建过程中的土地资源利用结构动态演变为实例,初步揭示矿区生态重建过程中“三大效益”的有序配置和高度统一问题;为优化矿区土地资源利用结构和建立矿区复合生态系统重建的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提供理论基础。     

“一带一路”重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测算、分解及影响因素分析

将“一带一路¹”国内重点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从“一带”和“一路”角度分析重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遵循测算、分解及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路径,考虑水体和大气污染两方面的三种非期望产出,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重点地区2005-2015年的全要素能源效率,以Malmquist指数分解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通过Tobit模型对10种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2005-2015年,“一带一路”重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未见进步.以经济带划分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存在差异,“一路”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最高,“一带一路”重点地区总体次之,“一带”地区最低,分别稳定在0.96,0.82和0.76的水平;大部分重点地区的Malmquist指数大于1,显示生产效率进步,可能存在“回弹效应”;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和能源价格可以促进重点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研究开发、政府干预、生产要素比没有带来正面影响,工业污染显示显著负影响.最终.     

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土地资源合理开发

西藏“一江两河”地区是自治区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是近期重点开发区。该地区农业资源丰富,生产基础好,农业生产发展潜力大。本文着重评述了该地区农林牧各类土地资源的数量、质量和开发潜力,提出了合理利用与保护土地资源的途径和对策,为该地区农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和有益意见。     

海洋保护区珍稀濒危物种价值评估研究——以厦门海洋珍稀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合理评估海洋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海洋保护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补偿研究的一大难题。本研究以厦门海洋珍稀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采用其主要目标物种来指示海洋保护区的价值,选取或然价值法,设计调查问卷获取人们对珍稀物种及其环境资源的支付意愿,统计估算出白海豚、文昌鱼和白鹭每年的价值分别为2.629、1.973、2.219亿元。本研究是海洋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一次有益尝试,为建立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奠定了基础。     

哈尔滨磨盘山水源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研究

磨盘山水库已成为哈尔滨市人民重要的饮用水源地。解决保护区农药和化肥等造成的面源污染问题的重要措施就是要在这一地区发展建设无任何污染的有机食品基地,这对农民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造成局部和暂时的利益损失,因此,必须要有生态补偿机制,才能使保护区发展有机食品成为可行。本文为此疑出了建立磨盘山水源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方法及相关措施。     

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的初步探讨——以厦门海洋珍稀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是建立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基础。本文以厦门海洋珍稀物种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中华白海豚为例,根据保护区管理层次的划分及海域特点,将海域划分为西港海域、同安湾口、九龙江河口、西南海域、东部海域、同安湾、大噔海域7个区域,采用专家调查法,估算不同海域对海洋保护区价值的贡献率与单位面积海域的价值,以及各海域中填海造地、港池/锚地、桥梁建设、采矿、修船/造船、旅游娱乐、海底工程、排污、航道、施工10大类人类活动对海洋保护区的损害程度,建立了生态损害补偿标准估算模型。以填海造地活动为例,计算了该活动对厦门海洋保护区不同区域的生态损害补偿标准。这一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目前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问题的空白。     

基于CVM的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标准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嵊泗马鞍列岛为例

生态补偿标准的核定是海洋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的关键,而利益主体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是制定合理的生态补偿标准和提高补偿效率的重要基础。本文以嵊泗马鞍列岛海洋保护区为例,根据利益相关者分析,确定该生态补偿的主要受偿者为居民,主要补偿者为政府、游客和外来经商人员。在此基础上,根据条件价值评估法,通过对保护区内居民和游客的问卷调查,并结合Logit和Tobit模型对影响居民和游客的生态补偿意愿与水平的关键因素进行识别。结果表明:68.54%的被调查居民具有受偿意愿,平均受偿水平约为248.03元/（人·年）。其受偿意愿主要受年龄、职业等因素影响,而受偿水平主要受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因素影响。绝大部分游客（97.62%的被调查者）具有支付意愿,平均支付水平约为203.55元/（人·年）。其支付水平主要受家庭年收入、居住地和对生态补偿的了解程度等因素影响。     

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模式的四个维度研究

绿色发展理念和生态文明建设为自然保护区的建设与管理、发展与保护带来了新机遇.探讨了中国自然保护区事业的发展现状和建设中存在问题.从生态伦理、生态补偿、环境立法和耗散结构理论四个维度视角出发,厘清了社区共管模式的优越性和必要性.提出了构建自然保护区协调发展管理新构想,认为社区共管模式应是一种在生态法则基础上,由政府主导、社区参与、资源共享、权力均等、义务均担,生态环境有序健康演进和社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双赢模式.本研究旨在为实现自然保护区社区共管的科学性提供支撑和范式.     

黑龙江三江自然保护区湿地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长期以来,黑龙江三江自然保护区湿地由于人口的增长、经济开发活动频繁增加,社会公众和管理者对湿地的功能和综合价值缺乏足够的认知,对其只是索取,而缺乏有效的保护,致使湿地生态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造成水环境污染严重,土壤沙化、盐碱化面积不断扩大,灾害性气候频繁发生,动植物等生物多样性急剧减少,这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主旨及世界潮流相悖.在此,对黑龙江三江自然保护区湿地的现存问题进行分析,以期通过完善区域专项立法、建立湿地专管机构和湿地管理专项资金、完善管理协调机制、建立湿地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完善环境保护相关法律责任等途径,切实做到对湿地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并重.     

基于生态地租的生态环境补偿理论建构及应用

生态环境补偿是自然资源和生态管理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以"资源稀缺-生态地租-生态环境补偿"为逻辑主线,通过阐述生态地租Ⅰ和生态地租Ⅱ的形成过程,并以生态地租分配为依据,相应地将生态环境补偿分为反映生态资源消耗的生态环境补偿Ⅰ和反映生产效率改善的生态环境补偿Ⅱ两部分,从而构建基于生态地租的生态环境补偿理论框架,提出生态环境补偿的新思路。结合生态足迹数据及投入产出表,测算得到中国1997-2007年每年经济生产中应支付的生态环境补偿Ⅰ的总额由2 781×10⁸元增加到9 900×10⁸元,生态环境补偿Ⅱ的总额由26 318×10⁸元增加到68 262×10⁸元。今后,我国只有支付足额的生态环境补偿费用用于生态环境治理和激励生态环境保护贡献者,才能确保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实现生态环境补偿Ⅰ和生态环境补偿Ⅱ的相关途径。     

基于选择实验法的耕地生态补偿额度测算

生态补偿机制是一种有效协调耕地保护与经济发展矛保盾的经济激励措施。其中,生态补偿额度的确定是补偿机制构建的核心和难点。论文以武汉市民的调查为实例,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应用选择实验法模拟和构建耕地生态补偿政策及其交易市场,测算出武汉市民对不同耕地保护属性水平的偏好及不同组合方案的福利水平价值变化差异,从而间接得出市民对耕地资源生态补偿的支付意愿及额度。研究结果表明:对保护耕地资源而言,市民更关注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属性,并愿意为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的改善每年支付154元;众多属性组合中,市民愿意支付的最佳组合为方案7,即耕地面积属性保持不变、耕地质量与肥力属性改善、耕地周边景观与生态环境属性改善的组合方案,其支付意愿为每年247元。不同组合方案的福利水平价值差异化,为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中确定具有一定弹性的生态补偿标准提供了参考依据。     

基于“三生”视角的中国林地分类提取

林地具有多重功能,在生态优先区和生产生活区承担不同功能。传统林地分类难以兼顾区域主导功能和开发保护定位,且对不同功能区内林地的时空特征尚缺乏定量刻画。建立基于“生产—生活—生态”视角的林地分类,利用土地利用图、功能区划、植被物候特征和统计数据,使用专题图叠加、遥感识别和决策树分类技术,提取林地各类型。结果表明:2018年中国林地遥感面积为228.18万km ²,1990—2018年生态优先区域林地减少2.49万km ²,2000年后降速变缓;防风固沙、水源涵养和土壤保持区等核心生态功能区内局部林地增加,主要位于内蒙古部分草原和沙区、河北西北部和黄土高原;东北地区、西南喀斯特区和新疆北部的林地转换为耕地和草地,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内林地降幅最小;用材林地在2010年后减少变缓,园地扩大主要来自东南地区的耕地和用材林,城市林地在广东、浙江、江苏和北京迅速增加。研究表明,发挥核心生态功能的林地在生态修复工程范围和自然保护区内局部恢复,但剧烈的人为扰动仍导致其面积整体降幅较大。建议分区域差异化恢复生态林地、提升主导生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