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IS的中国物质积累基础评价：从分县到分省

一个地区的发展是众多因素发展的积累,这种积累离不开资源的利用与转化。地区发展的结果往往直接体现在物质财富的生产和积累上。因此可以从资源角度出发,在资源转化视角下,以区域物质财富为着眼点来反映区域发展进程。基于此,提出物质积累基础概念,从基础设施水平、交通通达度、经济发展水平3方面,构建物质积累指数模型;运用GIS技术和数理统计方法,以2005年为例,定量计算中国分县物质积累指数,集成分省物质积累指数,从分县和分省两个尺度系统评价了中国物质积累水平。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分县尺度看,2005年中国县域物质积累水平高低两端差异悬殊,中等水平占主体,呈现明显的“纺锤形”结构,空间分布不均衡,东南半壁物质积累水平明显优于西北半壁;中国贫困地区物质积累水平相对滞后,城市地区相对超前,两类典型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最为显著;②从分省尺度看,中国分省物质积累水平差异显著,地域分布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不同等级水平间基础设施水平差距最大,是引起省域尺度上物质积累状况差距的显著因子。     

成渝经济区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异特征

以区(县)为评价单元,采用野生动物丰富度、野生维管束植物丰富度、生态系统类型多样性、物种特有性、外来物种入侵度、受威胁物种丰富度等评价指标,应用归一化处理方法,对成渝经济区148个区(县)的生物多样性进行了评价,以阐明区域生物多样性空间分布规律. 归一化处理时修正了野生维管束植物丰富度、野生动物丰富度、物种特有性、受威胁物种丰富度4个指标的最大值. 结果表明:成渝经济区中12个区(县)的生物多样性等级为高,71个区(县)为中,55个区(县)为一般,10个区(县)为低. 生物多样性较丰富的区域主要包括大巴山区、渝东南武陵山区、渝南金佛山、四面山、三峡库区、龙门山、川西南山地,而生物多样性较低的地区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盆中丘陵平坝、渝西方山丘陵、川东平行岭谷等区域. 评价结果表明成渝经济区生物多样性的空间分异特征明显.      

物质流分析视角下北京市物质代谢研究

作为"重大国家战略"的"京津冀一体化"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推动其进程的加快,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该区域的资源环境问题,而北京作为该经济圈的核心,其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更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提高城市环境质量、改善人们生存环境方面,北京市仍任重而道远.运用物质流分析方法(EW-MFA)可以深入探讨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消耗及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环境问题的解决提供科学依据.因此,本文采用欧盟物质流核算框架(EW-MFA)建立了北京市"吞吐"状态的物质代谢模型.结果表明:1992—2014年北京市的物质输入与输出总体呈上升趋势,矿物和化石燃料是北京市物质输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北京市的物质投入强度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研究期间内物质代谢效率不断提高.针对北京市的资源环境问题,应转变传统发展理念,不能一味地追求物质财富的增加而忽略生态环境的影响,且不断推动技术的革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应成为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IPSO-BP神经网络在渭河天水段水质评价中的应用

水质评价是进行水环境容量计算和实施水污染控制规划的重要基础,能为改善河流水资源污染程度,保护河流水资源提供方向性、原则性的方案和依据。文章通过改进的PSO算法优化BP神经网络的权值和阈值,获得最优权值和阈值后建立IPSO-BP神经网络水质评价模型,针对关中-天水经济区中天水段地表水质,利用2003-2009年渭河天水段4个控制断面的监测数据,选取BOD5、DO、氨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5个指标进行综合评价,并分析了污染现状及时空变化规律。结果表明,改进的PSO-BP神经网络泛化能力强,评价更客观;7年间水质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总体变化不大,水质类别主要为Ⅱ类和Ⅲ类,其中北道桥断面污染最为严重。研究旨在有效控制渭河流域天水段污染,为渭河水资源的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环境足迹驱动的物质代谢强度及效率测度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例

该文基于水-碳-生态足迹和IPAT-LMDI扩展模型,探究了京津冀城市群水资源-能源-土地资源系统的物质代谢强度及驱动因子,并结合DEA-SBM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剖析了城市群物质代谢效率的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群水资源代谢强度有所放缓,能源代谢强度在2013年出现拐点后逐渐降低,而土地资源代谢强度则在2007年后逐渐增加;城市群及不同功能区的整体物质代谢压力指数均值超过50,基本处于不可持续状态。经济富裕程度与人口规模是物质代谢压力指数增加的主要原因,科技发展水平则具有反向抑制作用,生态环境缓解效应的影响具有空间差异性。城市群物质代谢效率增幅不显著,具有较大提升空间,中部核心区的代谢效率水平明显高于西北部生态涵养区。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对地质环境压力分析与评价

论文利用物质流分析方法,对我国省域地质环境与区域经济的物质流进行了核算,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地质环境压力评价指标,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造成的地质环境压力进行了比较评价。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区域地质环境压力由东向西呈递减态势,地质环境压力最大的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山西能源基地和环渤海湾经济区,其次是黄河中游经济区、长江中游经济区、东南沿海经济区和成渝经济区,而西部的青海和西藏经济区则最小;地质环境压力大的地区,地质环境压力的主要来源有所不同。例如,上海主要来源于房屋建设和废弃物、废水排放,天津主要来源于废弃物、废水排放和地下水开采,山东主要来源于矿产资源开发和工程建设。     

资源承载力监测——以西藏“一江两河”地区为例

对自然资源的无序开发和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制约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资源承载力是描述地区发展受自然资源限制的重要工具,也是衡量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据。基于西藏"一江两河"地区县级统计数据,定量计算水、土和生态等资源承载力,并根据定量评价结果构建资源承载力监测体系并应用于"一江两河"地区。研究结果表明:(1)"一江两河"地区人粮关系趋于紧张,部分地区人口—粮食—土地矛盾突出,76.5%的县土地资源承载力下降,83.3%的县土地资源承载指数增长;"一江两河"地区各县(市、区)水资源承载力远大于实际人口,承载指数均小于0.05,但77.8%的县水资源承载力下降,县域承载指数均增长;各县生态承载力增长,承载指数下降,部分县处于生态赤字状态。(2)"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的主要制约因素由生态承载力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2000—2015年,在"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处于临界超载或超载的县中,对资源承载状态影响最大的资源承载力由生态承载力逐步转变为土地资源承载力。(3)"一江两河"地区资源承载力等级逐渐提升,可能带来的危害或负面影响程度降低。2000—2015年,资源承载力为三级(中度负载)及以下等级的县由15个(83.3%)降至3个(16.7%)。资源承载力长效监测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明晰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科学利用区域自然资源,促进地区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基于物质流分析的可持续发展方法探讨——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文章以珠江三角洲为例,选取区域物质总需求、区域过程总排放、区域总排放等指标,对珠江三角洲社会经济系统的物质流进行核算,结果表明:(1)珠江三角洲区域物质总需求、区域总排放年均递减率在7%以上,资源使用密度、单位GDP物质排放年均分别减少10.3%、11.4%。说明珠江三角洲产业结构开始升级,环境朝着利好方向发展。(2)隐藏流在各类相关指标中占有比例较高,占区域总排放的比例年均高达98%。说明推行减量化生产,提高物质利用率,进一步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已迫在眉睫。(3)物质排放强度地域差异明显,惠州、肇庆、中山、江门历年均低于珠江三角洲平均水平,深圳、东莞远高于平均水平;IPAT分析显示,A呈上升趋势,T值呈逐年下降的趋势。总体来看,珠江三角洲发展循环经济具有极大的潜力,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首都生态经济区的提出及其战略构想

北京具有强大的综合创新优势,有条件、有必要在实现经济体系高效性与生态系统稳定性上做出表率,大力开展首都生态经济区的建设。论文介绍了我国生态经济区建设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情况,深入分析了建设首都生态经济区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以北京的7个山区(县)作为建设范围,以"两山、五河、七组团"为空间结构,以"一区、三基地、一平台"为框架性目标,努力建设首都生态经济区。最后,文章提出了建设首都生态经济区的战略构想,即以准确的区域功能定位和科学的规划为前提,以维护首都生态安全为基础,在沟域经济等山区发展理论的指导和支撑下,构建涵盖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业的生态经济体系,将首都山区打造成为经济高效、环境友好、宜业宜居宜游的生态经济区。     

不同级别城镇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比较分析——以郑州市、中牟县和韩寺镇为例

选取自然条件类似但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明显差异的郑州市、中牟县和韩寺镇,在野外调查取样、室内化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地积累指数法比较了土壤Pb、Cd、Zn、Cr、Cu、Ni等6种重金属元素的污染特征。结果表明:(1)城镇土壤主要污染元素为Pb、Cd、Zn、Cr,基本上不存在Cu、Ni元素的外源性累积;由于受人为活动干扰,城镇土壤重金属元素具有强烈的变异性。(2)城镇土壤Pb和Cd污染主要与工业、交通废气沉降有关,Zn污染除工业、交通因素外,还与居民日常生活废弃物排放密切相关;工业区、交通密集区以及居民区土壤重金属污染程度显著高于其他功能区。(3)Pb和Cd在各研究区的累积程度的大小顺序为郑州市区>韩寺镇区>中牟县城>对照区,Zn为中牟县城>郑州市区>韩寺镇区>对照区,而Cr污染除在对照区略小之外,其他三个区域相差不大;不同级别城镇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差异是人为活动的历史累积作用和近年来城镇化、工业化影响作用相互叠加的结果。     

四川省自然资源优势与产业发展

四川省自然资源具有赋存空间形式多样、门类种类众多，储量巨大，规模富集、区域配套条件好等优势。该省产业发展以资源开发为导向；庞杂的产业体系与资源多样性相关、产业结构与资源结构紧密相关；主要产品以优势资源为依托；区域产业结构及分区与区域资源分异和结构相对应；大型企业布局受资源分布的影响；出口商品以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主。当前资源开发存在加工层次低、结构不合理、浪费严重、对环境冲击大等问题。未来资源开发战略应以市场为导向，提高资源加工水平，实现资源利用高技术化、精细化，高产值化。     

新旅游资源观视角下旅游资源研究框架

旅游资源是旅游活动的基本要素,决定着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综合效益。旅游资源与国家重大战略的关系日益密切,树立新旅游资源观是对区域发展实践的再认识和再实践,能够为旅游资源研究提出新的课题。梳理与总结传统旅游资源观视角下旅游资源研究成果的发展脉络,研究发现：（1）旅游资源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方向日益多元,在开展基础研究的同时,积极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理论指导实践”与“实践完善理论”的良性互动局面。（2）新旅游资源观是指在科学技术进步、价值观念变革、旅游需求提升、人均收入提高等背景下,人们对不同来源、不同结构、不同层次的旅游资源进行整合、配置、重组和优化的动态过程,表现为人们的思维认知对旅游资源性状改变的一种能动响应。新旅游资源观是对传统旅游资源观的根本突破,呈现出新旅游资源价值观、新旅游资源利用观、新旅游资源发展观、新旅游资源效益观和新旅游资源空间观等特征。（3）从旅游资源价值转化、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旅游资源融合发展、旅游资源区域效益、旅游资源空间重构等方面构建新旅游资源观视角下的“五维一体”的旅游资源研究内容体系,强化旅游资源的跨区域聚合、竞合与融合,揭示跨区域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相互作用机理。（4）面对新旅游资源观视角下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课题,多学科交叉融合与新方法引进是开展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综合性、动态性、区域性和系统性研究的必然趋势。     

近20a来甘肃省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力研究

以甘肃省87个县域为研究单元,基于1991、1996、2001、2006、2011年的统计数据,采用ESDA、重心迁移、GWR等方法对甘肃省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的空间格局进行测定,并分析区域差异的空间异质性及变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991—2011年间,甘肃省县域人均粮食占有量呈现总体上升、期间波动的态势,重心自西北向东南迁移。人均粮食占有量的空间自相关特征明显,热点区主要集中分布在河西走廊中部,冷点区主要聚集在陇中和甘南,20 a间,冷、热点格局发生了较大变化。人均粮食变化驱动因素的非均衡联动局域性特征显著,人口数量对人均粮食占有变化的影响最大,呈负相关,其次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多个影响因素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经度或纬度地带性规律。     

我国的矿产资源开发与区域发展

本文着重从正面探讨我国４０多年来区域发展的矿产资源开发效应。主因子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增长要素决定着我国东西部地区差异的基本特征；矿业开发活动的专业化分工和发展加速了国家“核心－边缘”二元结构的演进进程；矿业开发对多数发展中地区经济发展作用的大小完全取决于当地资源基础（数量、质量和种类）：富则强,贫则弱；矿业开发在区域交通基础设施改善的贡献往往大于资源开发本身,这对发展中地区加强对外联系是至关重要的；在全部要素赋值中,４个正相关变量（能源消费、原材料加工工业固定资产、货运量和每千人医院床位拥有量）代表了我国工业化初期的区域发展的基本过程：即社会生产经济结构的转变极大地刺激了矿产资源的消费增长,迫于此种压力,矿业开发活动得到大力加强,由此引发的全国统一运输网的建立有力地推动区域发展,所有上述变化最终为区域社会经济进入全面“起飞”提供了更多的机遇①。     

自然资源与环境安全研究进展

跟踪研究自然资源的演化、开发利用过程调控机理一直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我所)资源环境研究领域的重要研究任务和研究方向。论文总结了1950年以来我所自然资源与环境安全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与进展,在1950—1978年期间,我所自然资源与环境安全研究以大规模的自然资源调查与综合科学考察为主,丰硕的考察成果对中国的资源开发和区域发展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在系统地积累科学资料和开拓资源科学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它为了解我国资源环境、建立资源科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8—2000年期间,我所自然资源与环境安全研究转向了区域资源综合科学考察与资源科学研究并重的格局,完成的一系列考察报告为区域发展指明了路径,为全面认识中国自然资源和开展自然资源综合研究奠定了数据基础。2000年以来,我所自然资源与环境安全研究更加注重学科体系建设,促进了资源科学的学科体系建立;更加注重世界资源研究,将自然资源考察地域拓展到全球范围;更加注重机理过程研究,在资源环境承载力、资源流动、资源安全、生态服务功能等领域进行了理论开拓;更加注重资源开发利用技术研究,在环境修复的理论和技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展望未来,我所资源与环境领域研究将会继续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以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能源及矿产资源等关键资源为主要对象,在以下5个方面开展系统深入的研究,推动资源学科的建设与发展:①区域综合科学考察与资源科学综合研究;②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及其复杂性;③自然资源流动过程及其生态环境效应;④世界自然资源态势与国家战略性资源安全;⑤环境修复机理与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河南省生态化发展研究

河南省存在林业固碳减排能力需提升,改善环境和低碳发展的压力较大,污染物排放量较大且环境容量增长空间有限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国内外生态环境保护的经典案例和经验总结,提出了河南省生态化发展的措施,包括:林业资源"増量碳汇";城镇生态"提升减碳";重点流域"再造碧水";区域大气"重塑蓝天";农村环境"清洁亮丽"。提出推进河南省生态化发展的具体政策建议,包括: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确立环境和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创新水环境和空气环境管理思路;强化目标责任和考核评估;完善投资体制。     

国土空间规划管制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一个分析框架

厘清国土空间规划管制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国土空间规划管制有效开展的重要前提。论文主要结合国内外最新的实证研究文献,在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影响的“表现形式—作用机理—协调机制”这一逻辑框架下,分析了国土空间规划管制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联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主要表现在发展受限制区域的土地产权受到抑制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外部性未能有效地内在化;2）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作用机制在于保护型区域生产的生态产品可贸易性较差,使其落入比较优势陷阱;3）国土空间规划管制下的区域经济协调机制主要包括土地发展权漂移、税费调节和地役权保护。从理论和实践上来看,空间规划管制从诞生起,就面临效率的争议,但在资源环境保护的巨大压力之下,国土空间规划管制在实践层面又非不可调和,关键在于区域经济协调机制的设计。这对我国在建立“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时代背景下,为避免新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云南省资源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云南省既是一个资源大省，也是一个贫困面较大的省，经济和科技比较落后。因此，我们面临着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及资源保护的双重压力，在此形势下，只有坚持科教兴国并按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路从国家整体的高度上协调、组织各地区各社会阶层的行动步伐，才能从宏观上缩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差距，顺利完成已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同时保护自然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国家长期、稳定发展。     

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

论文在从理论上剖析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相互作用的基础上,利用人口城镇化指数、旅游经济发展相关的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以及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从全国层面,1993 年到2011 年,城镇化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旅游经济发展是城镇化的单向格兰杰因果作用关系,但城镇化对旅游经济的直接推动作用并不明显;从区域层面,2000 年到2011 年,物质资本、劳动力、产业结构和市场化都是促进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城镇化通过作用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积累、产业结构升级和市场化进程,间接地对旅游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促进旅游经济增长;各省年均城镇化与旅游经济水平的拟合效果较好,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地区,旅游经济越发达。研究还发现,物质资本要素对旅游经济增长的效应逐渐减弱,而劳动力、市场化、产业结构等要素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强,依靠市场化的改革,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加快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能更好地释放城镇化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潜力。     

黄河三角洲地区总体开发战略研究

本文通过对黄河三角洲地区资源与经济状况的调查分析，从区域整体及其外部环境相互关系角度分析了黄河三角洲地区的战略地位、战略优势与问题、战略方向和战略措施，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上为本区大规模开发建设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