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影响分析——基于云南省465个农户调研数据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的重要内容.基于云南省昭通市渔洞水库汇水区465个农户调研数据,利用双栏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实证分析农户收入水平、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参与意愿及支付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较高,有86.9％的农户愿意为生活垃圾治理支付费用,支付意愿的均值为45.616元/户/年;收入水平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支付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参与意愿、支付意愿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村干可信度对农户收入水平-支付意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对村干部信任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对支付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此外,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是否有村干部、家中常住人口数量等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也对农户生活垃圾治理意愿产生影响.对比农户参与意愿和支付意愿两栏的结果,可以发现年龄、家中负担人数、家中有村干部、地区等变量在影响方向和程度上存在差异,说明农户参与和农户支付是两种不同的机制,需要区别对待才能更好洞悉农户意愿.实现以农户收入为核心的经济因素和以村干可信度为核心的非经济因素的合理配合是促进农户参与生活垃圾治理的关键.     

家庭借贷、经营规模与农户土地经营意愿基于小农户、中农户和大农户分化视角

以陕西、甘肃、宁夏及青海4省区农户调查数据为依据,实证分析家庭借贷、经营规模对农户土地经营意愿的影响,并基于分化视角对农户土地经营行为选择问题进行探讨.结果 表明:(1)家庭借贷获得是农户进行差异化土地经营决策的重要机理因素,在农业信贷刺激下现有农户多选择转入、转出或参与土地入股,表明农贷扩张有益于土地经营规模适度集中;(2)经营规模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经营意愿,但随规模分化产生效应不同.以小农户为参照组,中等规模和大规模农户选择转出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最强,选择转入土地经营权意愿最弱;(3)经营收益对农户土地经营意愿的影响最为敏感.可以认为,土地经营收益的稳定增长及其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农户从事土地经营发展的基础性支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规模经济与效率的理论解释,并为促进农户土地经营规模适度、比较收益提高的农业发展方式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与建议.     

发达地区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多水平影响因素研究——来自苏州与常州的实证

已有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基于单一水平,忽略了影响因素的多尺度效应。对此,引入多水平回归模型,基于对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苏州和常州的17个村394个农户的调查,研究多水平影响因素对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苏州地区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较常州地区低,各村农户置换意愿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一差异中75.12%的份额由村庄差异造成;(2)农户层次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对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家庭人数具有负向作用;(3)村级户均收入、环境水平对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影响置换意愿起着弱化作用,而村经济发展水平、到最近城镇的距离具有强化作用;村级因素解释了95.69%的主要收入来源与置换意愿间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村级因素通过改变农户层次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而导致了村级间农户置换意愿的差异。因此,需综合考虑农户及村级层次的因素,并从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及保障体系、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优化宅基地布局、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加大环境治理、提升农户增收能力等方面推动宅基地置换工作。     

农户认知、外部环境与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基于湖北省632个农户调研数据

以湖北省632个农户调研数据为实证，在考虑绿色农业生产外部环境的情况下，结合农户对绿色农业生产的认知和农户特征因素，利用logistic回归探析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重、绿色技术的经济效益和了解程度、农村环境污染现状、政府补贴都对农户绿色农业生产意愿具有正向影响；（2）农户年龄、绿色技术采用风险和政府管制则会减弱农户的绿色生产意愿。因此在推进农业生产绿色化转型的过程中，应加强职业农民培育和绿色农业生产技术的宣传培训，确保绿色技术的适用可靠性。同时政府应加强完善农业绿色生产制度，通过激励政策替代管制和惩罚机制，引导和规范农户绿色农业生产行为     

农户分化、城镇住房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9市10个乡镇16个行政村483名农户的调查,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和Logistic模型分析法,深入分析农户分化、城镇住房对宅基地有偿退出意愿的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分化对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促进作用,且随着农户分化程度深化,其影响效果逐步加强;(2)城镇住房居住效应对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财富效应表现为负向影响,总效应为正向促进作用;(3)城镇住房对不同分化程度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由纯农型农户向非农型农户转型过程中,城镇住房促进作用逐步加强,但在部分特征样本群中其影响效果存在"瓶颈期".鉴于此,为促进农户参与宅基地有偿退出,应继续推进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提升农户非农就业水平,同时将住房保障政策与宅基地退出制度安排长期有效匹配,在通过社会整体制度安排为农户家庭提供非农经济基础与社会保障条件的基础上,有序开展和推进宅基地退出工作.     

农户分化、生态认知对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

农田面源污染治理是打赢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加强农田面源污染治理有利于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农户是农业生产的微观决策主体,其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是农户有效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关键.基于洞庭湖流域353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PLS-SEM方法分析农户分化、生态认知与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结果 表明:(1)农户分化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化程度高的农户其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也较高;(2)生态认知在农户分化对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农户分化可通过正向影响农户的生态认知进而提升农户农田面源污染治理受偿意愿;(3)农户年龄和劳动力比重对其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受偿意愿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应了解农户的利益诉求,制定合理的农田面源污染治理补偿政策、提高农户生态认知水平,以提高农户参与农田面源污染治理的积极性.     

基于农户调查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举措。以抽样调查获取的424份调查问卷为基础,构建了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住房状况、其它因素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1)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不强烈,仅41.5%的农户愿意居民点整理,其主要原因是担心生活成本增加、失去生活保障以及恋土情结等;(2)农户住房套数、与邻居血缘关系、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家庭收入、农户职业类型等都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家庭住房套数越多、收入越高、与邻居血缘关系越远的农户整理意愿越强烈,而年龄越大、家庭人口越多、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则越不愿意整理搬迁;(3)为有效推进居民点整理工作,应切实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努力提高拆迁补偿标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同时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     

社会信任、合作能力与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基于黄河灌区五省数据的验证

在政府主管的小农水供给模式无法完全满足农业分户经营的需要的现实背景下,农户参与供给是实现小农水供需平衡的有效方式。本文利用黄河灌区宁夏、内蒙古、陕西、河南和山东五个省份1558户微观农户数据,引入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因子,考虑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差异,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行为。首先,运用信度和效度检验对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量表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以农户农业收入水平和所处省份为调节变量,分析农户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其中农户的合作能力影响程度较大,农户的社会信任影响程度次之;农户的社会信任、合作能力和参与供给意愿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最大的是农户的参与供给意愿,其次是农户的合作能力,最后为农户的社会信任;农户的社会信任对其合作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多群组分析表明,农户的农业收入水平及其所处省份显著调节农户参与小农水的供给行为。其中,农业收入作为调节变量结果显示,农业收入高的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更强烈,参与供给行为水平更高;产生参与供给意愿后,农业收入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的农户更容易将意愿转化为行为。省份作为调节变量的结果显示,陕西、河南和山东农户的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对其参与小农水供给意愿的影响较大,河南和山东农户更容易将参与供给意愿转化为行为;宁夏和内蒙古农户的合作能力对其参与供给行为影响程度较大。根据以上结果,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农户的收入水平、社会信任和合作能力等实际情况,充分调动本地的社会资源,引导农户认识到参与小农水供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高农户参与小农水供给的意愿和行为水平,促进小农水供需平衡的实现。     

基于农户兼业视角的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比较

基于农户兼业视角，利用湖北省农村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了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1）大部分农户具有农业废弃物资源循环利用意愿，其中纯农户和一兼农户的利用意愿相当，且高出二兼农户；（2）农户对农业废弃物资源价值的感知是影响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利用意愿的共同因素，农户感知农业废弃物资源的价值越高，其利用意愿也越强；（3）影响不同兼业类型农户利用意愿的因素有明显差异，性别对农户尤其是二兼农户的利用意愿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年龄对纯农户和二兼农户利用意愿的影响均为负，尤其是对纯农户影响更大；土地经营规模对农户尤其是一兼农户的利用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获取经济收益的感知正向作用于一兼农户和二兼农户的利用意愿，尤其是对一兼农户有更大程度影响；对纯农户而言，对自身经济条件的感知也显著影响其利用意愿     

农户农用地流转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为探讨分析乡镇尺度上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通过对山西省古县南垣乡与旧县镇的农户调查访问,利用SPSS软件中的logistic模型对调研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揭示两个乡镇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亩均净收入、务农人口占家庭人口比例以及耕地细碎化程度在南垣乡与旧县镇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意愿产生重要的影响,但由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水平的差异,非农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在旧县镇对流转意愿产生较大影响,而在南垣乡该因素的影响则不显著。     

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激励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主动参与人为活动限制政策,实现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政策工具。为深入了解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的受偿意愿,将其决策过程分解成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两个阶段,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构建资本禀赋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江西省和湖北省4个县(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有效的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激励应不低于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对应调查区域的补偿标准应不低于0.23万元/(户·a);(2)经济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农业收入比重、人口负担比和住房结构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3)文化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不确定,但对受偿额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村集体活动参与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外出打工经历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负向影响;(4)社会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受偿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其中村干部信任程度和陌生人信任程度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邻居信任程度和贷款难易程度对受偿额度具有负向影响,手机联系人数和社会声望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要分层分阶段推进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政策,充分重视农户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市场与政府一定能促进农户采纳生态农业技术吗——以农户采纳稻虾共作技术为例

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是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关键所在.市场与政府是影响农户采纳行为的两个重要方面,其作用如何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该研究基于湖北、湖南、安徽共925份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和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从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两个方面探究市场收益与政府激励对农户生态农业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经济效应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收入波动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2)不同激励政策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的影响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看,技术补贴政策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技术宣传政策仅显著正向影响农户采纳行为;(3)从交互效应来看,经济效应会显著增强技术补贴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正向影响,而收入波动会显著减弱技术补贴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正向影响.研究认为,市场收益是刺激农户采纳生态农业技术的关键因素,因此,未来技术推广中应重视市场收益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     

参与农业技术培训能否促进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基于家庭禀赋视角的ESR模型分析

农业技术培训对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是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农户家庭禀赋影响其参与农业技术培训,进而导致其绿色生产行为实施差异的分析思路,利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和来自湖北省的1063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构建反事实场景和考虑样本选择偏差的基础上,考察了参与和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两种情形下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差异.结果表明:(1)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实施程度显著高于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户,且平均处理效应表明,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可使预期的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实施程度提高40.13％;(2)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对不同类型绿色生产行为的处理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化肥减施、节水灌溉、农药减施、农膜回收和秸秆综合利用;(3)无论是否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家庭禀赋对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类型的家庭禀赋对参与和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农户的影响存在差异.此外,家庭禀赋也是影响农户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重要因素.政府应积极拓宽农业技术推广渠道,加快转变技术推广方式,兼顾"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两者,进一步开展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培训.     

一个基于农户家庭特征的耕地抛荒假说

我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决定了耕地经营单位为农户家庭,耕地抛荒的决策单位是农户家庭而非农民个体,因此农户家庭成员特征对耕地抛荒会产生交互作用。在分析农户家庭成员的职业分布、年龄分布、教育程度和收入来源对耕地抛荒影响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收入效用临界点"假说,并运用该假说阐述了上述特征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机制,认为这些特征在耕地抛荒决策中存在的两种效应:"迁跃效应"与"涓流效应";"迁跃效应"具有突然性与爆发性等特点,而"涓流效应"具有持续性的特点。结合四川丘陵地区9个行政村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分位数回归验证影响耕地抛荒的"收入效用临界点"假说。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产生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影响:1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教育程度与劳动力数量通过"涓流效应"对耕地抛荒产生不同程度的抑制作用,此外农业产出也存在抑制作用;2非农业劳动力的年龄、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与非农收入比重通过"迁跃效应"对耕地抛荒产生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耕地面积对耕地抛荒也存在推动作用。最后,根据农户家庭特征对耕地抛荒的影响性质与影响程度,本文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注重对农户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提高耕地对农户家庭的保障作用;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制度。     

激励与约束如何影响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兼论约束措施的调节作用

农业的绿色发展依赖于农户生产行为的绿色化转变,这一转变不仅与农户自身、家庭等内在因素有关,还受外在因素的激励与约束。基于湖北省719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根据农户追求利益和损失厌恶的特征,将农户在生产过程中面对的外在激励与约束纳入一个框架,探讨了激励与约束措施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这一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以及约束措施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价格激励、技术培训、政策补贴的正向刺激和生产监管、处罚的反向规制均能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2)价格激励的影响效果最大,处罚约束次之,随后是技术培训、政策补贴,而生产监管的作用最小;(3)约束措施能在一定程度上调节激励措施对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影响,且在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措施下,调节作用的方向不同,生产监管、处罚力度正向调节价格激励的作用,市场监管正向调节技术培训的作用,而生产监管却削弱了技术培训原有的效果。因此,在促进农户施用生物农药和绿色生产时,要做到激励与约束并重,并对激励与约束措施进行合理搭配,放大激励与约束的协同作用。     

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及经济效应分析

在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探讨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经济效应的影响,为农户权益保障提供参考。采用二值选择Bivariate 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根据农户家庭经济收支状况,利用Match模型评估农地流转行为给农户家庭带来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劳动力比重、受教育程度、人均耕地、农田生态环境等资源禀赋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2)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地规模经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能够有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3)农地转入或转出对农户家庭经济效益并未产生决定性影响,农户根据家庭实际选择恰当的农地流转方式才能有效提升家庭经济福利水平。建议着力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借助市场力量实现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切实尊重农户意愿及保障农户权益。     

价值感知视角下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促使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政策之一。而不同补偿方式会给农户带去差异化的价值感知体验,进而对其绿色生产行为产生异质性影响。为此,基于价值感知视角探究了不同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机理,并结合湖北省五个地级市837户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模型实证考察了价值感知调节作用下,现金和技术两种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现金补偿和技术补偿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两者之间存在着互补效应,即技术补偿能够作为现金补偿的有效补充机制,会共同激励农户参与农业绿色生产。(2)在生态补偿影响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过程中,价值感知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即价值感知水平的提升能够进一步强化生态补偿对于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激励作用。最后,在纠正了农户常年务工会对估计结果可能产生的偏误后,上述结论依然稳健。(3)对于不同年龄分组的农户而言,不同生态补偿方式的激励效果亦有所不同。具体来讲,在考虑价值感知的调节效应后,现金补偿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年轻组农户采取绿色生产行为;而技术补偿对老龄组农户的激励作用则更加明显。因此,结合农户的认知水平和现实需求,强化价值感知的调节作用,创新并完善生态补偿制度,将有助于推动农业绿色生产。     

基于农户调查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点整理是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举措。以抽样调查获取的424份调查问卷为基础,构建了包括农户个人特征、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住房状况、其它因素在内的Logistic模型,分析了农户居民点整理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显示：(1)研究区域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不强烈,仅41.5%的农户愿意居民点整理,其主要原因是担心生活成本增加、失去生活保障以及恋土情结等;(2)农户住房套数、与邻居血缘关系、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家庭收入、农户职业类型等都是影响农村居民点整理意愿的主要因素,其中家庭住房套数越多、收入越高、与邻居血缘关系越远的农户整理意愿越强烈,而年龄越大、家庭人口越多、以农业为主的农户则越不愿意整理搬迁;(3)为有效推进居民点整理工作,应切实从农民利益角度出发,努力提高拆迁补偿标准,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同时加大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探索     

未来预期、农户分化与宅基地退出抉择

建立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是缓解城乡用地供需矛盾、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地区农户调研数据,通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考察农户未来预期对宅基地退出行为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积极的预期使农户具有更高的宅基地退出意愿,并对农户退出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农户分化在"未来预期—宅基地退出意愿—退出行为"影响路径中具有调节效应,非农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对退出行为的正向影响越强,农户将积极的预期转化为退出行为的概率越大.故此,可从稳定农户预期和创造农户宅基地退出的能力及条件人手,稳定农户预期,关注农户就业,鼓励和引导有积极预期、有条件的农户参与宅基地退出.     

不同类型农户对宅基地退出的响应

利用重庆市梁平县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下不同类型农户宅基地退出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在现有退地补偿政策下农户意愿普遍偏低,不同类型农户退地意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2)影响纯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户主年龄、家庭拥有的房屋数量、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Ⅰ兼业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家庭宅基地面积大小、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Ⅱ兼业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家庭小孩数、对政策的支持度和退地收益;影响非农户宅基地退出的因素有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宅基地面积和退地收益;其中,退地收益是影响各类农户退地决策最显著的因素,对政策的支持度是农户退地决策影响力最大的因素。研究认为,影响各类农户退地决策的因素存在差异,其核心问题还在于退地政策。政府应根据不同类型农户的特征完善目前的农村宅基地退出政策,这有助于提高农户的参与意愿,顺利推进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