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劳动力转移和就业

长久以来主流国际贸易模型中充分就业的假设使经济学界忽略了对贸易开放如何影响就业的分析,而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则为此提供了一个可供扩展的框架.将哈里斯-托达罗模型扩展到存在贸易开放的情况后,本文发现如果一国的比较优势为制造品,贸易开放将会减少就业,这是因为制造品价格的提高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从农业向制造业转移,而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市场刚性的存在则阻碍了劳动需求的增加.为了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贸易开放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并且考虑到就业的持续性,本文利用我国省际面板动态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并使用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劳动力占比度量我国劳动力市场刚性程度.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当不考虑劳动市场刚性时,由于我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开放能增加就业;而当劳动力市场刚性较大时,劳动力转移过程反而促使贸易开放减少我国的就业,恰好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结果.该文的政策含义则意味着政府应努力降低劳动力市场刚性以促使贸易开放增加就业.     

高技术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系研究

选取我国1995-2010年关于高技术产业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相关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且进行了误差修正,采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存在的长期以及短期的动态影响关系。研究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且彼此的作用影响将长期持续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发展,消费需求扩大可促进高技术产品升级和产业增值,推动我国新型工业化转型;高技术产业作为先导产业长期来看会促进需求结构的调整,将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向"内需主导"、"消费驱动"转变。     

产业部门碳排放波及效应分析

以中国产业部门为研究对象,基于投入产出技术分别构建需求拉动下和供给驱动下的碳排放模型,采用碳平均传播长度(APL)指标测算产业部门之间的碳距离,衡量产业部门的碳波及效应,并区分后向碳APL和前向碳APL识别产业部门的碳波及链。实证分析表明,第二产业是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大户,碳排放量高达165 136.884万t,所占比例达到整个产业部门碳排放的98.23%,尤其是炼焦化工金属产品制造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所占比例高达87.52%,其中,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的碳排放强度最大,为2.123t/万元。计算并对比各部门后向碳APL和前向碳APL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结果显示前向碳APL数值较大且分散,说明在"需求拉动经济"的政策背景下,需求拉动作用下的产业部门碳波及效应较供给驱动作用下的碳波及效应更为显著。进一步对各部门碳供给产业和碳需求产业进行识别,发现产业系统的碳波及链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网状结构而非单一的线性链条,机械设备制造业和炼焦化工金属产品制造业位于碳波及链的上游,采掘业和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两大部门位于碳波及链的末端,农林牧渔业、纺织皮革木材造纸制造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部门之间相互关联和波及,互相转移和吸收碳排放。因此,产业部门节能减排工作的顺利实施,必须从产业系统总体的角度进行科学规划,清楚地认识到各个产业部门在产业碳波及链中的功能和作用,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沟通与竞合,推动部门自身和其他部门之间的协同减排。     

京津冀协同发展下北京市人口调控: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北京市提出了新的人口调控目标,到2020年要将人口总量控制在2300万人。实现北京市新的人口调控目标,必须站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高度,加快疏解非首都功能,以产业疏解带动人口疏解,最终实现三地产业、人口的合理布局。本文依据统计局最新的2012年北京市投入产出价值表,编制了19部门完全劳动消耗表,提出了劳动影响力、活劳动转化系数的概念,并具体给出了某一产业是如何影响其他产业就业量的计算公式。利用完全劳动消耗表所反映的各产业间的劳动消耗关系,结合各产业的具体特点,提出了直接转移、转移上游、限制需求、转移环节四条疏解办法。并进一步定量测算了产业疏解后对本部门和关联部门就业人口的影响程度,模型结果显示,批发零售业和制造业是直接转移的最重要抓手,转移北京市批发零售业10%总产值,直接就业和关联就业将分别下降19.8、4.1万人就业,最终减少23.9万就业人口;转移制造业10%总产值,直接就业和关联就业将分别下降14万、8.2万人,最终减少22.2万就业人口。     

中国工业行业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的实证检验

近年来,我国工业行业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快速增加,技能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虽然有文献认为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是对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存在性的规范检验几乎一片空白。本文基于经典文献提供的实证方法,以工业全行业和大中型行业为实证对象,规范检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性。首先,对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变化进行分解的结果表明,我国工业就业结构技能升级的主导因素是细分行业内而不是细分行业之间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的变化。其次,基于我国工业经济的特性,计量检验了技术进步、对外开放和资本-技能互补性等因素对工业就业结构技能升级的影响,揭示了技术进步与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两方面的结果验证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行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并为技能劳动力短缺提供了基于需求角度的解释。     

入世前后中国农业贸易引致的就业“创造与替代”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除了粮食安全、比较优势、竞争力等方面的影响研究外,农产品贸易开放对我国农业生产部门就业的影响一直令人关注,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带来更多就业创造,还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引致更多就业替代?本文运用1994-2009年数据,对入世前后农产品贸易开放引致的农业就业效应进行全面系统的实证分析,并对在不同情形下我国未来贸易引致的农业就业替代效应的程度和方式进行了模拟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入世后我国农产品贸易引致的农业就业效应呈现出更明显的就业净替代变化;同时,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我国未来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实际出口增速与平抑就业替代压力的"理想增速"相距甚远,未来土地密集型净进口所产生的农业就业替代量将在较大程度上超过劳动密集型净出口创造的就业机会,我国农业就业整体"净替代"的趋势可能将长期持续。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随着环境可承载能力和要素红利的逐渐消退,传统产业必须通过结构转型或技术升级来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变革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而经济高质量发展又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途径。现阶段有关新动能培育长期性和污染防治工作时效性之间的矛盾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使政府陷入"经济发展与环境规制"的两难困境。为此,结合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特征,在新古典理论的鞍点路径上构建了包括清洁产业部门劳动力技能培训机制的理论框架,采用Shooting方法计算鞍点路径上的均衡解,优化设计环境规制政策以减少污染物排放强度和加大新动能培育力度,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并采用面板门限模型,从实证角度检验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影响。主要结论为:随着环境污染问题的凸显,渐进递增的环保税和渐进递减的政府补贴率的政策组合,在环境污染得以控制的前提下,促使清洁产业劳动技能水平不断提高,使得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由初期的抑制影响逐渐变为促进高质量增长;通过经验数据也进一步佐证了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其中污染治理效果存在显著的门限效应。通过构建符合中国经济转型特征的理论研究框架,明确指出动态环境规制政策组合对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破解新动能培育的长期性和污染防治工作的时效性之间的矛盾,为实现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支撑。     

劳动力老龄化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土地情结与劳动能力限制准占主导?

已有研究在老龄化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上存在争论,主要原因是其受到老龄化所带来的土地情结与劳动能力限制两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亟需厘清两者关系以深化老龄化对农村土地流转影响的认识。利用CLDS(2016)的全国基线调查数据,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对土地情结与劳动能力限制在老龄化影响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中介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并对两者强弱关系展开对比与讨论。结果表明:土地情结与劳动能力限制均表现出较强的中介效应。平均而言,老年人口的土地情结可以解释农户土地供给概率的16.37%、供给面积的12.34%,以及农户土地需求概率的6.72%、需求面积的6.43%;老年人口的劳动能力限制可以解释农户土地供给概率的40.10%、供给面积的36.50%,以及农户土地需求概率的12.34%、需求面积的14.49%。相比土地情结,劳动能力限制的中介效应更强,其综合效应表现为劳动力老龄化显著增加了农户的土地供给,同时亦显著抑制了农户的土地需求。因此,随着老龄化加剧,农村土地流转市场面临的问题并非供给不足,而是需求不足。需加大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力度,提高农业自动化水平和完善农地经营补偿机制以激活土地流转市场的有效需求。     

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与绿色发展:对立还是共赢

后疫情时期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引发了人们对绿色发展可能让位于经济复苏的担忧。尽管“绿色复苏”得到国内外广泛的呼吁和支持,但绿色是否意味着经济的妥协?绿色复苏可能面临怎样的挑战?这些问题的考量,对我国科学部署经济发展战略、完善顶层政策设计至关重要。基于疫情暴发以来的出行大数据、防疫管控措施等最新信息,构建细化经济复苏过程的全球疫情自适应模型,量化模拟不同复苏方案对经济、就业的拉动效应和碳排放影响。研究发现:以发展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为主的绿色复苏方案对经济体量的拉动效应等同,甚至超过以化石能源和重工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刺激方案;但前者面临的劳动力转型挑战可能拖慢经济复苏的进程。“绿色复苏”方案对我国经济体量的拉动效应比传统刺激方案高0.3%~14.8%,创造就业岗位数量变化-4%~3%,但同时需要近1亿人(约为初始就业人口总量的13%)跨行业就业,其中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低技能劳动者占96%以上。跨行业就业门槛和劳动者技能瓶颈可能增加劳动力流转匹配的时间成本,甚至带来“结构性失业”问题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的次生伤害。认为:经济复苏与绿色发展本质上不是对立的单选题,而是存在共赢的可能性。对“绿色复苏”在经济、就业和环境三方面正向协同效益的边界条件应有清醒认识和把握,仅仅关注经济拉动效应和创造就业岗位总量的潜在效益而忽视实现该理论效益的现实条件,可能会造成对经济刺激方案选择的误判。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推动社会公正转型是提升经济系统韧性、实现复苏与绿色共赢的前瞻性举措。     

基于二分图理论的产业环境资源竞争网络模型研究——以广州开发区为例

采用二分图理论来研究区域内不同产业部门或排污企业之间对于环境容量的竞争关系,建立产业环境资源竞争网络模型,并从点权分布和加权集聚系数等方面加以分析,依据强关联矩阵来确定排污企业对于区域环境容量需求强度的聚类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依据2010年广州开发区的排污企业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分析了开发区产业现状,并对未来生态工业园区建设中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指导性建议.采用复杂网络模型来分析企业环境外部性的方法,不仅较传统的经济度量方式有理论上创新,而且根据区域不同情况来构建模型,从复杂系统视角对环境管理体系进行分析,有利于改进环境管理方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

由于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长期滞后,加之国有经济占比高,资源型产业普遍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导致供给与需求错配严重,难以适应工业4.0下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变革的需要。目前,受经济周期和矿业周期叠加的共同影响,20世纪头十年全球矿业发展黄金期告一段落,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低位波动,总体需求持续低迷。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内资源性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迫切需要加快资源型产业转型升级,从而更好地满足加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要求。本文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分析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的动因及其面临的障碍,指出经济下行导致资源领域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进一步凸显,在国家继续严格实行强制性节能减排的情况下,主要能源和矿产品消费规模有可能提前达峰,这有助于实现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到2030年碳排放总量达标的承诺。同时,由于在资源型产业"去产能"过程中,僵尸企业处置、人员安置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方面的障碍和制约因素,资源领域淘汰落后产能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会出现多轮反弹,进一步增加了行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阻力和风险。在以上结论基础上,本文设计资源型产业转型发展的路径,提出加快绿色化、智能化转型,推动资源型产业与非资源型产业融合发展的转型路径。本着"有进有退、以退促进"的原则,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加兼容,建立完善进入衰退阶段的资源型产业有序退出的机制,切实降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社会成本。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光伏产品出口策略

能源贸易与合作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数是我国潜在的光伏产品市场。我国光伏产业加工贸易比重高,基于产品内分工的中间品贸易失衡引发欧美等国反倾销起诉,导致出口市场结构不稳定,可通过一带一路跨国经贸合作,促进产业整合升级与贸易转型,实现海外市场多元化,筹建自由贸易区改善光伏贸易条件,发展国际物流网络提高运输效率。     

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减污降碳”何以“协同增效”

在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多目标环境规制政策的协同性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工作。面对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双碳”目标两大战略任务,环境政策协同是否可以更加有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现有研究尚无确定答案。因此,该研究利用“两控区”和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环境政策协同的准自然实验,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利用2003—2020年中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约束对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1)与单一环境规制相比,减污降碳协同推进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效果更佳,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2)机制分析发现,在双重环境目标约束下,有为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调节效应推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市场激励微观企业产生易地搬迁效应和创新补偿效应,从而实现地区产业转型升级。(3)进一步研究发现,减污降碳双重环境目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双重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非老工业基地、高环保意识地区、环境基础设施水平高的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作用更加显著。基于此提出：(1)地方政府应统筹全局,避免走...     

东北地区低城市化城市劳动就业的优化研究

东北地区就业问题的出路主要在城市(产业),而东北地区的城市同样面临着各种问题。本文深入分析了东北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的劳动就业特点及其形成机制,目前东北地区低城市化城市就业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城镇劳动力供需矛盾突出,失业率较高;②农业劳动力转移压力大;③国民经济劳动就业效应小;④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在上述分析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就如何提升东北地区低城市化城市的就业能力给出了相应的区域调控政策与措施:①以经济发展为主线,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②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扩大农业内部就业;③有重点地建设县(区)城区和中心镇,推进城市化进程;④努力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环境外部性对出口结构和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基于中国高耗能产业的证据

出口贸易在促进技术和资金快速积累的同时引入了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出口优势和贸易政策设计需要新的定义和依据。为此,首先结合理论机制,利用市场供需和中央-地方政府博弈等框架从环境排放输入国的角度分析环境成本对一国出口结构和政策倾斜的影响,并探讨具有显著环境外部性的高耗能产业在我国迅速发展的原因和现实特征。其次,使用1997—201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从增加值和环境污染两方面测算高耗能产业出口的隐含社会福利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对环境外部性的忽视会刺激高耗能产业的生产和出口,阻碍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全球金融危机后高耗能产业出口对企业经营、财政收入及劳动岗位创造的带动作用持续减弱,而隐含成本却不断增加,造成了约3%的福利损失。若将这部分成本内部化于比较优势衡量体系中,高耗能产业出口的净经济效益将明显下降,市场竞争力减弱。同时,对环境外部性的忽视也会影响环境规制的力度,导致政策设计中"明降暗补"现象的出现。相比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较低的环境标准会导致对环境损失的低估,从而影响贸易政策的精准制定。基于主要结论,在优化出口结构和设计贸易政策时,通过调整环境税和碳市场的方式提高环境成本可以减少企业决策与社会效率的偏离;加强对高耗能产业的调控并针对不同产业特点实施过渡性政策有助于向高附加值、低污染的结构转型;重建贸易优势判断标准能够引导"污染天堂"的关闭。将环境成本内部化于经济决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选择之一。     

土地细碎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告罄,迫切需要转变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方式来释放更多农村劳动力。作为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特征之一,土地细碎化是否阻碍了劳动力转移呢?为回答这个研究疑问,本文从理论层面系统地分析了土地细碎化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可能路径及其依据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进行实证测度。数据描述表明,纵向来看中国耕地细碎化和种植多样化的程度一直在降低,与此同时非农就业持续增加,意味着两者的负相关关系。然而,横向分组对比来看,参与非农就业的农户或劳动力其土地细碎化程度更高。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进行了计量模型估计。农户非农劳动供给的double-hurdle模型结果表明,土地细碎化不仅降低了农户参与非农劳动供给的概率,还降低了劳动供给时间。劳动力就业选择的Mprobit模型结果表明,土地细碎化既降低劳动力兼职型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也降低了全职型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且对后者的作用更大。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土地细碎化的不利一面正越来越突出;现在土地细碎化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因素。近年来可以观察到一些涌现出来的削减土地细碎化的措施,例如,集体土地重新分配中新规则、通过土地租赁市场的置换合并或整片流转等。政府可以为上述转变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也可以补贴或直接投资农村的土地整理项目。目前正在推广的承包地确权制度倾向于固化土地细碎化产权,后确权时代如何削减细碎化有待进行政策讨论。     

实施边界碳调节对中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欧、美等经济体意图通过实施单边边界碳调节贸易措施,向发展中国家施加减排压力。这一措施一旦实施,将对我国对外贸易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利用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定量分析了三种税率情景下对我国出口贸易整体和分部门的影响。结果显示,若按照出口产品内涵排放量征收,将导致我国出口产品的关税水平提高3%-6.3%,若按产品直接排放计算,则提高0.8%-1.7%。2007年,前者征收的碳税总额约为426亿-730亿美元,是后者总税额的4倍。若按照产品内涵排放量征收,受影响较大的部门为纺织业等非传统高耗能行业,应鼓励其进行产业升级,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通过降低能源强度,减少其内涵排放总量。考虑数据收集的复杂性,基于产品直接排放征税则更具操作性,结果表明,受影响最大的五个部门为其他化学原料、石油及核燃料加工、炼焦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和纺织业,大多为高耗能行业,因此调整出口产品结构,抑制高耗能产业的过快发展,也是我国的重要对策。     

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与农地流转及合约选择

通过构建“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农地流转及合约选择”分析框架,分析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背后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不同性别的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流转供给决策与合约选择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理论研究表明,女性在家庭中起粘结家庭成员的作用,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更能体现家庭的“离农”,因而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对农户农地流转供给决策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男性是农户家庭在村庄中排他能力的标志,具有不可忽视的农地流转风险规避功能,因而男性劳动力的外出就业距离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合约选择起决定性作用。利用全国9省(区)4772个农户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计量结果表明:①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每增加10%,农户转出农地面积占承包地面积比例增加1.06%;②男性劳动力县外就业比例每增加10%,农户转出农地时签订关系型合约的可能性增加1.11%;③男性劳动力县外就业比例每增加10%,意愿合约形式为无合同的可能性增加0.63%,意愿合约形式为口头合同的可能性增加0.29%,意愿合约形式为书面合同的可能性减少0.91%。这意味着,为了劳动力流转市场与农地流转市场更流畅地互动,应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营造一个更加合适、有利和公平的非农就业环境,这可成为未来农村劳动力就业扶持政策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促进正式契约与关系型合约的有机衔接,有利于农地流转合约的正式化与规范化,从而为农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育提供有力保障。     

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就业计量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上亿农村劳动力实现了向城镇非农产业大规模转移,而我国沿袭至今的劳动就业统计制度突出的缺陷是将三部分人--在农村从事纯农的农民,在城镇从事非农工作但户口在农村的农民工,游移于乡城间"亦工亦农"的农村劳动力--排除于劳动统计计量之外.不解决这部分劳动力就业的统计计量的问题,则很难准确回答"中国的失业率究竟有多高?".为此,确定严格的、便于与国际接轨的劳动就业标准,从而构建我国统一的、规范的劳动就业市场至关重要.本文着重探讨了游移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就业岗位、就业时间不固定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失业不充分的计量问题.作者在对国内外就业和失业定义和计量标准进行比较和评价基础上,结合我国实情提出了以法定劳动力年工时为核心的劳动力流动性就业的调查和计量方法,并通过调查案例证实了它的有效性与可行性.     

农地确权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经验分析与实证检验

中国农村转移人口规模巨大，但转移速度逐渐放缓，从农地确权的角度探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潜力是否消耗殆尽很有必要。基于农地确权的制度实践，该论文旨在解构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特殊性，将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视为包括四类主体（农民、农民工、新市民、市民）的三阶段（农村割舍、城市进入、城市融入）进程，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效应和滞后效应，进一步讨论其对劳动力家庭化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地确权影响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存在阶段异质性，促进劳动力第二阶段身份转变而阻碍第一阶段产业转移和第三阶段社保转型。然而，农地确权在促进劳动力乡城转移上也有滞后性，确权时间满2年的劳动力家庭参与非农就业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概率分别提高16.9%和1.9%。(2)农地确权在影响劳动力家庭化迁移上具有分位异质性，能够显著提高低分位劳动力家庭的举家迁移比率而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比率。基于此，政策设计重点在于：(1)分阶段、分类型推进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一方面增强农地确权的农村推力，在转移第一、第二阶段不断完善土地流转、托管、退出机制以供给农民、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