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下的就业转移

在人均GDP可比水平下,我国农业就业份额远高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日本、韩国、台湾省,年均农业就业份额下降速度及人均GDP每增长1 000 GK$农业就业份额下降速度均落后于日本、韩国和台湾省。这表明我国农业就业非农化转移相当缓慢,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延续发展经济学假设,结合新古典理论分析,表明影响农业就业转移的因素包括:资本增长率、创新强度、技术进步的劳动节约偏向和边际劳动产出递减的倾向。利用我国非农产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表明技术进步的劳动节约偏向是就业转移滞后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偏向是否节约能源

偏向型技术进步对中国工业节能减排具有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将能源视为一种生产投入要素,并测算技术进步在不同要素之间的偏向。采用数据包络法从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中进一步分解出投入要素偏向技术变化(IBTECH)指数,该指数可以度量生产前沿面的旋转效应。在此基础上,判别了1999-2012年中国工业36个行业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论文的主要结论有:第一,偏向型技术进步总体而言有助于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几乎所有工业行业在1999-2012年期间、"十五"和"十一五"分阶段的IBTECH指数均大于1,并且偏向型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程度在2007年以后也有大幅提升。第二,中国工业技术进步的偏向在能源和资本之间、能源和中间品之间均节约能源,在能源和劳动力之间节约劳动力,但总体而言呈现出节约能源的特征。第三,从变化趋势和行业分布来看,中国工业节约能源型技术进步在近年来得到了增强,节约能源的行业数在"十一五"期间明显多于"十五";在7个年排放1亿t以上的高排放行业中,节约能源技术进步的特征甚至更为明显。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表明,过去十到二十年之间我国能源价格去管制化和其他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对引导节约能源型技术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广东省农业技术偏向与劳动力调整的定向分析

经济发展离不开技术层面上革新的支持.正如农业技术进步是农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内在客观规律一样,它的演进必将对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调整产生显著影晌.本文借助手对"拉尼斯-费景汉模型"的扩展,分析了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偏向与劳动力调整这一关键性问题.并且从两者的关系入手,设计衡量农业技术偏向的一系列关键性指标,运用经济计量方法对广东省农业进行实证测算.研究表明,广东作为主要的农业技术改良大省,其劳动力的调整与技术进步中劳动节约型指标呈正相关,与土地节约型指标呈负相关.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中,在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和资本使用型技术偏向始终互为格兰杰原因.农业技术进步不但直接与劳动壁技术和资本型技术都有关系,而且劳动使用型技术偏向是劳动力的格兰杰原因.最后,本文就如何解决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就业两者之闻的困局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     

基于水资源的工业绿色偏向型技术进步测度与分析

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模式必然要求逐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这也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在要求;而其中,能兼顾资源环境约束的绿色技术进步对于提升经济长期可持续性发展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探究了兼顾水资源投入和水污染排放后,中国工业绿色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测度和分解问题及影响因素分析。利用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1999—2015年间工业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基于方向距离函数的绿色偏向型技术进步模型,采用参数与非参数回归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判断绿色技术偏向对要素投入、产出的影响以及技术进步的动态演进和区域分布特征。结果显示:(1)区域工业TFP基本处于持续增长状态,且其增长主要由绿色技术进步因素推动。(2)大部分省市多数年份仍倾向于过度使用水资源进行生产,高耗水特征明显;前期的产出偏向型技术进步加重了水污染物排放,直到"十一五"后期才逐步有利于减排。(3)东部地区技术进步更偏向于促进工业增长而抑制排放,中西部则倾向于排放更多污染物。(4)工业研发投入、治理水污染投资、工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用水价格及水资源储量等因素会对偏向型技术进步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本文在兼顾水资源和水环境约束条件下,从原理上把技术进步分解为绿色投入偏向型技术进步和绿色产出偏向型技术进步两方面,甄别不同的技术偏向对投入要素和产出的影响,并实证应用于分地区工业水资源使用问题,为绿色偏向技术进步的量化测度提供了新的视角,亦为中国工业可持续性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省际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在自然条件和规划管制约束性增强、土地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中土地要素的稀缺性日益显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激励逐渐增强,为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然而,既往关于有偏技术进步的研究通常只考虑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较少将土地要素纳入实证分析框架中。有鉴于此,本文将土地要素纳入全要素分析框架中,通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测算和分解得到投入偏向指数,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大陆各省级行政区2011—2016年间的工业技术进步偏向,并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样本期内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增长。与技术效率提高相比,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更大,而所有省区的技术进步均具有偏向性。大部分省区的技术进步在土地与劳动力、土地与资本这两种要素组合中至少有一种情形是偏向节约土地的。其中,针对土地与劳动力组合,技术进步在7个省区偏向节约土地,在22个省区偏向节约劳动力;针对土地与资本组合,技术进步在18个省区偏向节约土地,在11个省区偏向节约资本。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土地资源禀赋、高技术产业占比、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产生具有显著影响。为促进工业用地集约高效利用,应继续深化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完善工业用地价格的形成机制;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向高技术产业倾斜,减少向高耗地产业供地;及时修订和严格执行工业项目土地使用标准,鼓励企业提高地均投资强度和产出水平。     

产业转型升级、贸易开放与中国劳动市场波动

在产业转型和贸易开放深入开展的同时,我国的劳动力市场波动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通过推导基于垄断竞争的劳动需求模型、利用我国1998-2007年工业企业数据库检验产业转型升级中劳动市场波动是否加剧,并进一步考察贸易开放对两个产业部门的劳动市场波动差异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当外生冲击致使工资价格上升(或降低)1%时,高技术部门劳动需求将减少(或增加)0.265%-0.272%,而低技术部门企业的劳动需求将减少(或增加)0.258%-0.260%,高技术产业部门的劳动需求比低技术部门更富有弹性,意味着产业升级过程中劳动者将面临增大的就业风险和收入波动;进一步地,产业转型中的劳动市场波动加剧将在贸易开放背景下进一步扩大,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该实证发现为我国产业调整下完善劳动力市场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启示,如组织开展劳动权益监督、鼓励劳动者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劳动者的谈判地位,针对高技术企业劳动群体建立就业预警、救助和帮扶机制,熨平就业过程中面临的经济、精神和生活上的波动。     

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能化解产能过剩吗?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投资失调所导致的就业-产业结构失衡是工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本文基于中国2002—2016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检验了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影响工业产能过剩的直接效应及产业结构、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的调节效应,并分析了直接效应和调节效应的门槛效应。研究发现:①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对工业产能过剩具有显著的化解效应,但呈现"倒U型"的影响路径。②调节效应的结果显示,非效率的产业结构升级与有偏的技术进步升级抑制了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化解效应,而人力资本升级不仅促进了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化解效应,还能有效改善了就业-产业结构对化解工业产能过剩的不利影响。③门槛效应的结果表明,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迁,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对工业产能过剩的化解呈现"先促后抑"的影响路径,而技术进步升级在跨过经济发展门槛值前后,则呈现出"先抑后促"的影响路径。以上研究结论意味着,现阶段促进就业-产业结构协调发展与加快人力资本升级,可以成为化解工业产能过剩的新思路。     

中国技术进步实现路径及其时空分异规律

作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重要动力来源,技术进步的速率及其要素偏向类型均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增长的潜力乃至其发展方式。本文基于生产前沿分析框架,构建技术进步的综合评估模型,对1996—2014年期间中国技术进步速率、实现路径及要素偏向类型的时空分异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结果显示:(1)在整个样本期内,中国技术进步的平均速率高达3.05%,不仅抵消了由技术效率降低所导致的TFP损失部分,还促进整体的生产率实现了年均近2%的增长。纵观其阶段性变化特征:中国技术进步速率在2003年之前逐年下降,其数值由1996年的1.080降低到2003年的1.025;随后,该指数呈现波动状态,取值范围在1.006—1.030之间。(2)近20年来中国所实现的持续技术进步主要源自于中性技术进步的贡献(约为86%);尽管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总体上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但作用相对较小(仅为14%)。由此可见,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升,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我国总体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尚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3)中国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在整个样本期内总体表现为资本密集-劳动节约型、能源密集-劳动节约型特征;而对于资本、能源两种要素而言,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呈现明显的阶段性演化特征:1996—2001年期间,主要体现为资本密集-能源节约型;2002—2005年期间,能源密集-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逐渐盛行并占据主导地位;2006—2014年期间,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又重回资本密集-能源节约型。此外,受要素禀赋分布不均所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类型还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分异规律。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达到减排目标的同时保证经济平稳增长是中国当下谋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探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将有助于剖析环境政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该研究利用SBM模型测算中国2003—2018年制造业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技术进步分解,考察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好特征,最后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目前规制强度处于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②从技术进步的内部影响机理来看,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结果显示,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特征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更多偏向于CO_(2)产出,但呈逐年向好趋势。环境规制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和规模技术进步的影响均较为显著,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降低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节约生产要素的投入,降低CO_(2)产出。③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密集度、政府补贴等因素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加强这些因素有助于提高制造业经济发展,但研究发现当前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一定“碳锁定”效应,环境规制未能有效降低煤炭使用依赖。该研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经济发展现状和环境规制作用效果,为推动经济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考虑碳排放的中国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轻工业16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

将轻工产业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以及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07—2016年我国轻工产业16个细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分析了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行业差异,并通过对轻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分解发现:全部行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与非农产品为原料两大类行业组技术效率指数总体上呈现出围绕着"1"上下波动的趋势,都经历了一个被拉伸的W型变动轨迹;技术进步指数走势线基本一致,均呈现出一条被拉伸的N型变动轨迹。还可以得到技术进步因素是轻工产业各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以农产品为原料轻工行业技术效率明显低于非农产品原料轻工行业,而农产品原料行业技术进步指数略高于非农产品原料行业。利用系统GMM等计量方法从轻工业细分行业角度对我国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增长以及分解项绿色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行业规模因素与轻工产业行业层面绿色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负相关,与技术进步正相关,但是在统计学上都表现为不显著;禀赋结构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是负向显著的;产权结构因素与轻工业行业层面绿色生产率及分解项显著正相关;能源结构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以及分解项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研发水平因素对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及其分解项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外资规模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以及分解项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有偏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环境污染治理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之一。不同要素偏向的技术进步是否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在其中又扮演何种角色,值得进一步探究。该研究基于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测度出有偏技术进步指数,并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劳动-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2005—2020年中国技术进步整体偏向于使用资本、能源、节约劳动,并向着节约能源方向转变。(2)有偏技术进步能直接减少本地环境污染,也能间接改善邻地环境质量,对环境污染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劳动-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环境污染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和邻地环境污染均具有抑制作用,能有效改善“本地-邻地”环境质量。(3)环境规制在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影响中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增强了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和邻地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二者表现出较好适宜性,更能诱发技术进步偏向节约能源,激发出对“本地-邻地”更强环境污染治理效果。(4)有偏技术进步对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环境污染...     

中国省际绿色技术进步偏向异质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一种新的Malmquist-Luenberger多维分解指数

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技术进步及其在资源环境等不同要素间的偏向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考虑区域绿色生产技术差异,论文构建了一种新的Malmquist-Luenberger多维分解指数模型,该模型不仅能够识别出绿色技术进步是否存在投入与产出的组间偏向,而且对投入要素群及产出要素群组内偏向具有较好的辨别能力。论文以2005—2017年为时间跨度,选取我国30个省份进行绿色技术进步测度,对涵盖劳动力、资本、能源的投入要素群与包括污染物排放与GDP的产出要素群的组间及组内偏向特征予以分析,并给出引致绿色技术进步及其偏向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中性绿色技术进步与投入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对区域技术水平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能够使技术水平年均上升0.57%和1.43%,但产出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区域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年均下降0.49%。②从投入要素群组内偏向来看,自西向东,资本密集使用、劳动与能源节约的要素驱动特征逐渐显著,产出要素群多表现出环境友好型技术进步特征。③对绿色偏向性技术进步异质性形成机理的研究发现,能源结构调整大幅度改善了中性绿色技术进步而对投入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存在抑制作用,但这一抑制相对有限,仅为促进作用的49.09%;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向于整体性的提高资源配置的高级化与合理化,即形成中性绿色技术进步而对投入及产出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存在负面影响;外贸依存度对产出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为正;环境规制引导了企业绿色技术革新,可能对生产性资本临时占用而对当期中性绿色技术进步有抑制作用,但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及下一期的中性技术进步具有正向影响。     

要素禀赋变化与中国农业增长路径选择

生产要素的相对禀赋和积累状态将决定农业技术变革模式和增长路径选择。然而,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我国农业发展所面临的要素禀赋结构正在发生着根本性变化,已逐步进入到一个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发展区间。那么,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会对农业生产带来什么实质性影响呢?论文利用1978-2012年农业内部行业层面成本收益数据,运用单要素生产率指标和二维空间相图增长分析法来考察农业的增长路径、技术进步偏向及其变化。研究结果表明:1我国农业技术变革存在明显的诱致性偏向,即随着要素禀赋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农业生产呈现出明显的节约劳动倾向和"资本深化"迹象;2我国农业增长路径可能正在经历着历史性的转型,正在突破传统的高度人口-土地压力下"内卷化陷阱",从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转变;3由于农业内部不同行业之间存在地劳配比的结构特性,农业技术变革模式与增长路径也存在一定的行业差异。由于要素禀赋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一进程是大势所趋,具有不可逆性,因此,相应的制度设计与政策安排也必须就劳动生产率导向下农业如何进一步发展问题未雨绸缪,做出前瞻性规划,这可能包括"要素替代"、"诱致性技术进步"、"机械化"等,以把握农业发展的历史性契机。     

选择性转移、转移成本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

本文通过构建由城镇正规、非正规与农村农业部门组成的农村劳动力择优向城镇转移情形下的三部门经济生产和分配模型,对我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存在极强选择性和具有高昂转移成本下的城乡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根据模型对影响进行了数值模拟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择优转移和转移成本会内生性地引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中相对优质的劳动力进入到城镇就业,在给城镇居民带来更多回报率较高投资机会的同时,而农业则由于优质人力资本的流出而大大延滞了其发展速度,这种"一促一抑"、"一荣一损"的内在机制势必引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转移成本的存在会放大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进一步地,通过把劳动力选择性转移与随机转移和劣者淘汰不同情形下我国可能出现的城乡收入差距进行对比的反事实分析表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在我国农村大量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就业的过程中,劳动力很强择优转移的特性在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中贡献了约1/3的份额,而往返流动的转移成本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中产生了大约1.2倍的乘数效应,这是本研究得到的两个重要量化结果。为了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文章建议要为农民工市民化创造便利条件,为城乡间资本要素自由流动提供便利渠道,需要将城镇化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很好地结合,特别是要最大限度地释放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自身活力以让农村能人能够在当地更好地施展才干。     

环境规制对异质性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环境规制力度的不断强化,如何兼顾环境规制与就业稳步增长已成为理论研究者与决策者共同关注的问题。本文借鉴了AK模型中引入环境污染强度的方法,将环境污染强度作为环境要素引入C-D函数,通过生产者均衡条件推导出就业的影响因素模型,并运用我国1995-2012年省级动态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加强环境规制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最后基于劳动力收入、受教育程度异质性视角考察了环境规制影响劳动力就业的差异性。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与我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并不冲突。总体来看,环境规制与我国就业之间存在U型曲线的动态关系,即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从不同劳动力收入水平地区来看,高收入地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中等收入地区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不显著,低收入地区环境规制会明显促进就业增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不同收入水平地区的产业结构差异有关;从不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地区来看,高教育和中等教育程度地区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呈现先抑制后增长的作用,低教育程度地区环境规制对就业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造成这一差异的原因与受规制企业和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匹配程度有关。本文认为,我国政府应切实提高环境规制力度,避免出现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竞争导致的环境规制软化现象,同时,地方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应体现差异性:高收入水平地区和高教育程度地区可实施较高水平的环境规制力度,充分发挥环境规制高成本对该地区就业增长的积极效应;中低收入水平地区关键应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适度提高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中低教育程度地区应扩大环境领域教育投入,并通过构建产学研用平台以避免环境技术成果与市场需求的脱节,有效促进环境技术成果的市场转化率。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变动及其因素分解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大国,并且制造业的碳排放量已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80%以上,要寻找制造业的有效减排途径,就需要准确分析和计量促使制造业碳排放增加的影响因素.为此,本文在对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因素分解法将碳排放强度变化分解为结构份额与效率份额,并基于1996-2007年的统计数据对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变化中的结构份额和效率份额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在1996-2007年间整体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我国制造业碳排放强度的下降均是由效率引起的,而结构则引起了碳排放强度的提升.因此,应大力推进低碳技术的开发,以进一步发挥效率份额在制造韭碳排放强度下降的积极作用,同时,进一步优化制造韭产业结构,逐步淘汰一些高碳排放行业,使制造业产业结构向规模化、低碳化和高端化升级.     

农村劳动力资源变迁对粮食生产效率影响研究

本文采用2001-2010年全国30个省份有关粮食生产的面板数据,基于粮食生产区域分异视角,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粮食主产区、主销区、平衡区种粮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然后将反映农村劳动力资源变迁的变量纳入技术非效率模型,比较分析了不同区域农村劳动力数量及质量变化对种粮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提高有显著正向积极作用,就区域影响程度来看,平衡区主产区主销区,说明在粮食平衡区劳动力转移对粮食生产效率有较大的提升作用,意味着在该区域存在较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2农村人力资本水平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也具高度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影响力度不大,表明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存在着质量意义的过剩现象,同时也揭示了我国农业生产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非技能偏态技术进步;3在技术效率水平上,全国及三大区域都呈现出浮动上涨趋势,效率水平不断提高,其中以主销区平均技术效率最高,主产区次之,平衡区最低。     

人口红利演变如何影响中国工业化

本文重点讨论了人口红利的历史演变将如何影响工业化。改革开放前较为宽松的生育政策与改革开放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共同作用,形成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人口红利。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人口红利有利于推进中国工业化。进一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人口红利对中国工业化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人口红利通过三条路径显著地影响中国工业化:1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前两次生育高峰的人口全部进入劳动力市场,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直接推进了工业化进程。2大量劳动者涌入市场,压低了劳动报酬,形成"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有效推进了工业化。这一机制是人口红利影响工业化的主要路径。3人口红利的提高有效促进了资本形成,但是其影响力度较小。从区域的角度本文还发现了更细致的结论。西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明显大于其他地区,而且通过劳动供给与压低劳动报酬的渠道对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对工业化的影响虽然较小,但通过资本形成推动工业化的影响力度大于其他地区。未来人口结构面临改革开放前后人口政策的历史影响,以及全面放开二孩政策的冲击,人口红利预期将持续下降。依据实证研究,本文认为人口红利将带来旧有的工业化模式难以维系。未来应当通过发展智能装备制造、挖掘大国人才优势、促进技术进步,推动工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对于基本完成工业化的东部地区,更应发挥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的作用,率先推动依赖高投入的工业发展方式转变。西部地区应当创造良好的软环境,吸引劳动力流入,减缓人口红利下降对工业化的冲击;另一方面还应当充分利用成本优势,吸引资本流入,应对人口红利下降对资本形成的冲击。     

技术进步对中国电解铝能源消费回弹效应的影响——基于二级镶嵌式CES函数的实证研究

电解铝是典型的能源密集型产业,能源效率也是影响我国电解铝企业经济效率的关键因素。能源使用强度大和能源使用成本高都会直接影响到电解铝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近十年来,我国铝工业技术进步大大提高了电解铝能源的使用效率,但能源成本的增加,又大大的降低了电解铝能源的经济效率,与此同时,在这双重因素作用下,我国电解铝产能及能源消费总量都在急剧上升。那么技术进步是否带来了电解铝能源的回弹效应呢?本文基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以二级镶嵌式CES函数为基础,按照索罗模型估算了我国电解铝企业1996-2011年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并利用这一结果估算了我国电解铝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技术进步是我国电解铝能源消费效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但同时也引起了我国电解铝企业能源消费的回弹效应;其次,近几年电解铝用电价格的不断攀升,没有对我国电解铝无序状态起到很好的调控政策,需要采取更为有效的其他政策来规范电解铝行业的发展,以优化我国电解铝资源配置,促进电解铝健康发展和减少能源浪费。     

就业创造还是就业替代——OFDI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迅猛增长,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的因素,是吸纳劳动力就业和提高劳动力素质的一条新途径。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就业效应随着时间和地区的不同主要表现为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3-2010年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各个地区之间的差异。结果表明,从全国范围来看,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创造效应要大于替代效应。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存在着区域非均衡性,使得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影响存在着差异,东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大于替代效应。中部地区两种效应大体相当,二者相抵后表现出不确定效应。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由于起步较晚,目前对就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替代作用。因此,政府在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政策时,应该更为注重区域的分类和细化,引导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均衡发展,以改善区域就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