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水资源的工业绿色偏向型技术进步测度与分析

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模式必然要求逐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这也是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在要求;而其中,能兼顾资源环境约束的绿色技术进步对于提升经济长期可持续性发展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基于此,本文探究了兼顾水资源投入和水污染排放后,中国工业绿色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测度和分解问题及影响因素分析。利用中国大陆除西藏外30个省1999—2015年间工业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基于方向距离函数的绿色偏向型技术进步模型,采用参数与非参数回归相结合的方法,具体判断绿色技术偏向对要素投入、产出的影响以及技术进步的动态演进和区域分布特征。结果显示:(1)区域工业TFP基本处于持续增长状态,且其增长主要由绿色技术进步因素推动。(2)大部分省市多数年份仍倾向于过度使用水资源进行生产,高耗水特征明显;前期的产出偏向型技术进步加重了水污染物排放,直到"十一五"后期才逐步有利于减排。(3)东部地区技术进步更偏向于促进工业增长而抑制排放,中西部则倾向于排放更多污染物。(4)工业研发投入、治理水污染投资、工业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用水价格及水资源储量等因素会对偏向型技术进步产生不同方向的影响。本文在兼顾水资源和水环境约束条件下,从原理上把技术进步分解为绿色投入偏向型技术进步和绿色产出偏向型技术进步两方面,甄别不同的技术偏向对投入要素和产出的影响,并实证应用于分地区工业水资源使用问题,为绿色偏向技术进步的量化测度提供了新的视角,亦为中国工业可持续性增长提供了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两难还是双赢?

有关环境规制与生产率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单向静态关系的检验上,忽视了生产率对环境规制的反向影响,即环境规制与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动态关系。基于此,本文采用SBM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2003—2015年中国36个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同时为了表现环境规制带来的环境改善和成本负担的双重效应,分别构造污染排放强度指标和污染减排成本指标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最后通过PVAR模型对"污染排放强度-污染减排成本-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双向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2003—2015年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变化,总体没有上升或下降的趋势;但在2008年前后其波动幅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2008年之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剧烈,其后逐渐向前沿面收敛。此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污染减排成本互为Granger因果,但与污染排放强度仅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GMM估计结果和脉冲响应函数表明,短期而言,政府减排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时效性,近期的环境政策确实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助于减少污染排放和补偿减排成本;但长期来看,由于政策滞后性等特点,陈旧的环境政策不仅无法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而且还诱发企业为补偿污染减排成本而加速提高污染型经济产出的行为,进而恶化了环境状况。由此,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双赢",中国政府应该在设计合理的环境政策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补贴两方面发力。     

中国技术进步实现路径及其时空分异规律

作为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重要动力来源,技术进步的速率及其要素偏向类型均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增长的潜力乃至其发展方式。本文基于生产前沿分析框架,构建技术进步的综合评估模型,对1996—2014年期间中国技术进步速率、实现路径及要素偏向类型的时空分异规律进行系统研究。结果显示:(1)在整个样本期内,中国技术进步的平均速率高达3.05%,不仅抵消了由技术效率降低所导致的TFP损失部分,还促进整体的生产率实现了年均近2%的增长。纵观其阶段性变化特征:中国技术进步速率在2003年之前逐年下降,其数值由1996年的1.080降低到2003年的1.025;随后,该指数呈现波动状态,取值范围在1.006—1.030之间。(2)近20年来中国所实现的持续技术进步主要源自于中性技术进步的贡献(约为86%);尽管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贡献份额总体上呈现持续上升态势,但作用相对较小(仅为14%)。由此可见,随着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不断提升,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我国总体技术水平的提升作用尚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3)中国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在整个样本期内总体表现为资本密集-劳动节约型、能源密集-劳动节约型特征;而对于资本、能源两种要素而言,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呈现明显的阶段性演化特征:1996—2001年期间,主要体现为资本密集-能源节约型;2002—2005年期间,能源密集-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逐渐盛行并占据主导地位;2006—2014年期间,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又重回资本密集-能源节约型。此外,受要素禀赋分布不均所影响,中国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向类型还表现出较为显著的空间分异规律。     

中国省际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测度与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在自然条件和规划管制约束性增强、土地市场化改革持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工业经济发展中土地要素的稀缺性日益显现,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激励逐渐增强,为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然而,既往关于有偏技术进步的研究通常只考虑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较少将土地要素纳入实证分析框架中。有鉴于此,本文将土地要素纳入全要素分析框架中,通过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测算和分解得到投入偏向指数,在此基础上考察了中国大陆各省级行政区2011—2016年间的工业技术进步偏向,并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样本期内绝大多数省级行政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增长。与技术效率提高相比,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更大,而所有省区的技术进步均具有偏向性。大部分省区的技术进步在土地与劳动力、土地与资本这两种要素组合中至少有一种情形是偏向节约土地的。其中,针对土地与劳动力组合,技术进步在7个省区偏向节约土地,在22个省区偏向节约劳动力;针对土地与资本组合,技术进步在18个省区偏向节约土地,在11个省区偏向节约资本。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表明,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土地资源禀赋、高技术产业占比、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产生具有显著影响。为促进工业用地集约高效利用,应继续深化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完善工业用地价格的形成机制;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向高技术产业倾斜,减少向高耗地产业供地;及时修订和严格执行工业项目土地使用标准,鼓励企业提高地均投资强度和产出水平。     

天津市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天津市作为一个典型的工业城市,工业行业能源效率水平决定了其能否完成"十二五"期间单位生产总值能耗比"十一五"末下降18%的国家节能降耗考核目标。正确把握影响工业行业能源效率变动的因素是天津市寻求节能降耗途径的关键。本文以1998-2008年天津市工业行业的能源消耗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引入非参数Malmquist生产率指数,从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指数角度分析天津市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情况,并运用Tobit模型估计工业化水平、工业内部结构、技术进步、产权结构、政府影响力、进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结构等要素对工业行业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1998-2008年期间,天津市工业行业间的能源效率差异显著,整体全要素能源效率不断提高,技术进步是其提高的主要原因,但技术效率表现为负增长;工业化水平、技术进步、进出口贸易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对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提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但重工业和国有经济比重的增加及政府对能源市场的干预对能源效率的提升起负向作用。因此,天津市工业行业能源效率的进一步提高,需要大力开发、推广和使用先进技术及设备,加强对外开放力度,降低重工业和国有经济比重,充分发挥市场调节能源配置的优势。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技术进步偏向视角的研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双碳”目标背景下,达到减排目标的同时保证经济平稳增长是中国当下谋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探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机理将有助于剖析环境政策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该研究利用SBM模型测算中国2003—2018年制造业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技术进步分解,考察偏向性技术进步的要素偏好特征,最后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①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逐年上升态势,技术进步是其增长的主要来源。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呈现倒“U”型关系,并且目前规制强度处于拐点左侧,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有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②从技术进步的内部影响机理来看,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结果显示,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要素偏好特征随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而变化,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更多偏向于CO_(2)产出,但呈逐年向好趋势。环境规制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和规模技术进步的影响均较为显著,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降低产出偏向性技术进步从而节约生产要素的投入,降低CO_(2)产出。③对外开放程度、资本密集度、政府补贴等因素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加强这些因素有助于提高制造业经济发展,但研究发现当前技术进步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一定“碳锁定”效应,环境规制未能有效降低煤炭使用依赖。该研究测算了中国制造业经济发展现状和环境规制作用效果,为推动经济绿色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中国工业行业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的实证检验

近年来,我国工业行业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快速增加,技能供需矛盾日益突出。虽然有文献认为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但是对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存在性的规范检验几乎一片空白。本文基于经典文献提供的实证方法,以工业全行业和大中型行业为实证对象,规范检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技术进步的技能偏向性。首先,对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变化进行分解的结果表明,我国工业就业结构技能升级的主导因素是细分行业内而不是细分行业之间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的变化。其次,基于我国工业经济的特性,计量检验了技术进步、对外开放和资本-技能互补性等因素对工业就业结构技能升级的影响,揭示了技术进步与技能劳动力就业份额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两方面的结果验证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工业行业的技能偏向型技术变化,并为技能劳动力短缺提供了基于需求角度的解释。     

节能减排与中国工业绿色增长的模拟预测

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2015—2050年中国工业绿色增长进行模拟预测,通过对能源消耗5种情景,以及9条二氧化碳减排路径的设计,评估45种节能减排政策组合对工业潜在产出和损失的影响,以找寻节能减排的最优路径。在此基础上,模拟预测最优路径下中国工业产出增长和绿色生产率增长的变动趋势,并以绿色生产率的变化作为判断中国工业能否实现双赢发展的依据,研究表明:(1)2015—2050年间,在45种节能减排政策组合中,节能减排行为均造成工业产出的潜在损失,但由于产出增长的幅度较大,最终的增长净值为正。经过综合评价,产出增速7%、能耗增速3.8%,工业各行业在204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是最优的节能减排路径。(2)在最优节能减排路径下,全行业绿色生产率在预测周期内平均增长0.53%,共有29个分行业的绿色生产率保持增长或不出现倒退,因而中国工业绿色增长即实现双赢发展的前景可期。从绿色生产率的驱动力来看,期初绿色生产率的提升主要依靠技术效率拉动,而中期过后,技术进步在不断累积、消化、吸收中开始持续释放增长效应,自2035年开始,绿色生产率的提升主要靠技术进步的推动。(3)高能耗、高排放行业更是节能减排行为的受益者,而其他行业也并非节能减排行为的受损者。相较中低能耗行业,高能耗行业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相较中低排放行业,高排放行业的绿色生产率增长最快。与全行业一致,各类行业绿色生产率及其分解的走势也体现出前期技术进步负效应和技术效率正效应共同作用,而中后期技术进步成为绿色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     

有偏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环境污染治理是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之一。不同要素偏向的技术进步是否有利于减少环境污染,环境规制在其中又扮演何种角色,值得进一步探究。该研究基于2005—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测度出有偏技术进步指数,并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劳动-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2005—2020年中国技术进步整体偏向于使用资本、能源、节约劳动,并向着节约能源方向转变。(2)有偏技术进步能直接减少本地环境污染,也能间接改善邻地环境质量,对环境污染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劳动-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环境污染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和邻地环境污染均具有抑制作用,能有效改善“本地-邻地”环境质量。(3)环境规制在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影响中起到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增强了资本-能源偏向型技术进步对本地和邻地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二者表现出较好适宜性,更能诱发技术进步偏向节约能源,激发出对“本地-邻地”更强环境污染治理效果。(4)有偏技术进步对沿海和内陆地区的环境污染...     

中国省际绿色技术进步偏向异质性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一种新的Malmquist-Luenberger多维分解指数

作为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组成,技术进步及其在资源环境等不同要素间的偏向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考虑区域绿色生产技术差异,论文构建了一种新的Malmquist-Luenberger多维分解指数模型,该模型不仅能够识别出绿色技术进步是否存在投入与产出的组间偏向,而且对投入要素群及产出要素群组内偏向具有较好的辨别能力。论文以2005—2017年为时间跨度,选取我国30个省份进行绿色技术进步测度,对涵盖劳动力、资本、能源的投入要素群与包括污染物排放与GDP的产出要素群的组间及组内偏向特征予以分析,并给出引致绿色技术进步及其偏向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中性绿色技术进步与投入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对区域技术水平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能够使技术水平年均上升0.57%和1.43%,但产出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区域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年均下降0.49%。②从投入要素群组内偏向来看,自西向东,资本密集使用、劳动与能源节约的要素驱动特征逐渐显著,产出要素群多表现出环境友好型技术进步特征。③对绿色偏向性技术进步异质性形成机理的研究发现,能源结构调整大幅度改善了中性绿色技术进步而对投入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存在抑制作用,但这一抑制相对有限,仅为促进作用的49.09%;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向于整体性的提高资源配置的高级化与合理化,即形成中性绿色技术进步而对投入及产出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存在负面影响;外贸依存度对产出偏向性绿色技术进步的影响为正;环境规制引导了企业绿色技术革新,可能对生产性资本临时占用而对当期中性绿色技术进步有抑制作用,但对投入偏向性技术进步及下一期的中性技术进步具有正向影响。     

能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效率分析

目前,我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阶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主要瓶颈。由此,国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在考察工业经济增长时,能源环境因素就不容忽视。为此,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引入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对能源和环境因素约束下的我国2001-2009年区域工业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考察,对区域之间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提高,其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显著高于效率提高;非期望产出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工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不考虑能源环境约束过高的估计了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长;在年份变化上,循环经济和新能源发展卓有成效,考虑能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提高;在区域比较上,东部地区工业不仅在技术和投入产出效率方面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污染治理方面也领先于中西部。     

考虑能源的中国经济要素再配置效应

通过将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分解为主要考虑产业技术进步的内部增长效应和资本、劳动、能源要素在部门间流动形成的要素再配置效应,文章以23个细分产业为研究对象,采用多部门增长核算法验证了2005—2017年间资本、劳动、能源要素的"结构红利假说",得出以下结论:(1)以各行业技术进步为代表的内部增长效应仍为整体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2)资本要素的再配置效应由"结构负利"向"结构红利"转变;(3)劳动要素的再配置效应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表现出从"结构红利"转变为"结构负利"的趋势;(4)能源要素的再配置效应逐渐显现,由"结构负利"向"结构红利"转变。基于研究结果,认为除了重视全社会各行业的技术进步,更要重视要素流动的效率;由于市场不完善和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要素配置扭曲会部分抵消技术进步的作用,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针对资本、劳动和能源的要素再配置,提出以下建议:(1)资本要素的再配置应综合考虑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按照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资本配置,在提高资本产出弹性的同时增加资本的配置效率;(2)劳动力的配置不能仅局限于三次产业层面,还应重视产业内部的边际产出差异;(3)能源要素的再配置要重视工业内部各行业间的能源产出弹性,避免能源的低效配置;加速淘汰高耗能重污染行业,推动低能耗产业的发展,以提高能源配置效应的方式助力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     

考虑碳排放的中国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轻工业16个细分行业面板数据

将轻工产业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全要素生产率模型,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模型以及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07—2016年我国轻工产业16个细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分析了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行业差异,并通过对轻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分解发现:全部行业和以农产品为原料与非农产品为原料两大类行业组技术效率指数总体上呈现出围绕着"1"上下波动的趋势,都经历了一个被拉伸的W型变动轨迹;技术进步指数走势线基本一致,均呈现出一条被拉伸的N型变动轨迹。还可以得到技术进步因素是轻工产业各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以农产品为原料轻工行业技术效率明显低于非农产品原料轻工行业,而农产品原料行业技术进步指数略高于非农产品原料行业。利用系统GMM等计量方法从轻工业细分行业角度对我国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增长以及分解项绿色技术效率、技术进步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行业规模因素与轻工产业行业层面绿色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负相关,与技术进步正相关,但是在统计学上都表现为不显著;禀赋结构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增长及其分解项的影响是负向显著的;产权结构因素与轻工业行业层面绿色生产率及分解项显著正相关;能源结构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以及分解项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研发水平因素对轻工产业绿色生产率及其分解项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外资规模因素对轻工业各行业绿色生产率以及分解项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可交易政策组合下的经济红利效应

市场机制具有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建立正确激励机制的优势,用能权交易与碳排放权交易是典型的市场化能源政策,如果将这两类能源政策进行组合使用,理论上可以更好地实现节能和CO_2减排。本文从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CO_2减排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四个维度评价不同政策组合的经济红利效应。运用非参数DEA方法模拟了命令控制型、混合型和市场交易型三种不同情形下的能源政策组合,并据此测算了"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中国30个省区(西藏和港澳台除外)的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和CO_2减排量。采用基于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表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并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节能、CO_2减排和经济增长三个驱动因素的贡献。相关实证结果表明:①在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同时可交易的市场交易型政策组合下,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CO_2减排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都会显著提高,体现出最佳的经济红利效应;②在混合型政策组合下,用能权与碳排放权一方实施可交易政策,而另一方仍受行政命令管制,政策间会发生掣肘作用,此时潜在产出增量、节能量、CO_2减排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逊于用能权与碳排放权同时可交易的市场交易型政策组合的结果;③当实施命令控制型政策组合时,能源消耗与CO_2排放均受到严格的行政命令管制,其产生的经济红利效应最小;④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数分解结果表明,节能、CO_2减排与合意产出(GDP)增加都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因素,但是与追求合意产出(GDP)增加相比,节能与CO_2减排更容易提升中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技术进步方向识别及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将劳动、资本和能源要素纳入有偏技术进步的考虑范围,采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别对2003—2019年无环境约束、弱环境约束和强环境约束情形下中国工业行业有偏技术进步方向进行测度、识别和比较,利用FGLS模型对影响有偏技术进步的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忽略环境约束会高估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与无环境约束情形相比,弱环境约束与强环境约束情形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和技术进步指数明显较低。②当不存在环境约束时,工业技术进步方向主要表现为劳动节约/资本使用、劳动节约/能源使用和资本使用/能源节约;加入环境约束之后,技术进步方向主要表现为劳动使用/资本节约、劳动节约/能源使用和资本节约/能源使用。③环境约束下工业技术进步方向主要受到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研发强度、对外贸易开放度、人均资本存量和能源生产效率的影响。环境规制对无、弱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效应呈现出倒“U”型特征,对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型FDI阻碍了无、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而资本型FDI仅对弱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研发强度的提升有利于有偏技术进步,而贸易开放和资本深化则阻碍了有偏技术进步。能源生产效率抑制了无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但促进了弱、强环境约束的有偏技术进步。为促进工业绿色技术进步,政府应提高对绿色技术创新的补贴水平,完善和丰富环境约束工具,实施阶段性环境规制政策。     

中国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发展效率予以度量,运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在通过两阶段SYS-GMM方法有效控制解释变量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实证考察了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非线性影响。结果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并表现出强稳定性,资源型产业最优集聚规模为0.891,当资源型产业集聚度小于倒"U"型曲线的拐点0.891时,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一旦资源型产业集聚度超过这一拐点时,产业的过度集聚就会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由于资源型产业以水平型集聚为主,使得资源型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当集聚类型由水平型向垂直型转化时,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有利影响将会凸显出来;资源型产业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倒"U"型曲线的拐点值对于不同传导机制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科技创新投入、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建设四个因素推延了资源型产业最佳集聚规模阈值,降低了由于集聚规模扩大而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拥塞效应"的风险;中国48.39%的省份处于资源型产业集聚"规模效应"阶段,集聚规模的扩大会继续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51.61%的省份大多属于资源富集省份,处于产业集聚"拥塞效应"凸显阶段,若继续扩大集聚规模,过度集聚将进一步阻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很多环境污染指标在世界排名也显著提高。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经济增长对环境一定是有害的吗?也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围绕着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但是很多文献都是利用人均收入和人均排放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没有认清这两者都是生产过程的产出,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导致产出的结果。忽略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组合的效率变化,只研究两个产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基础,也妨碍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识别。正是循着这个方向,很多学者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环境绩效指标。通过研究环境绩效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7-2011年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数据,利用考虑环境的数据包络模型研究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研究发现: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年均增长2.94%,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指数。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空间面板Tobit回归模型表明,人均收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正向的作用,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性越好。人均收入的平方项系数为负,表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存在。对外开放水平高导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技术进步始终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积极原因。     

长三角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实证分析

基于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采用1992-2010年长三角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数据,实证测算了长三角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并且进行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动的分解,发现能源效率的变化趋势。实证结果显示:从时间维度看,1992-2010年长三角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是上升的。从TFP指数的进一步分解可以看出,技术进步指数上升,技术效率没有变化。因此,长三角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驱动,并且表现为阶段性波动,这与国家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关。从区域看,上海全要素能源效率指数最高,浙江次之;江苏全要素能源效率表现为负增长。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包括加快能源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加快产业转移和加大清洁能源和新能源的使用;加快体制创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我国中部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基于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分解方法

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模型对我国中部地区80个地级市2003～2015年的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部分进行了核算,在此基础上计算累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运用核密度法分析了我国中部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距和动态变化。研究发现:中部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分别以年均1. 39%、1. 85%的速度增长,技术效率以年均0. 02%的速度减少,中部城市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技术效率出现退步迹象。中部地区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率城市间差距在逐渐缩小,中部城市间出现明显技术"追赶效应"。     

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利用的动态效率及绝对β收敛研究——基于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法

利用三阶段DEA-Malmquist指数法,对2009~2014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数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剔除了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因素以后,长江经济带水资源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效率发生了显著变化,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7.2%,技术进步指数年均增长4.7%,技术效率指数年均增长2.4%,技术进步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源泉。分区域来看,西部地区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年均增长率最高,东部地区技术进步年均增长率最高。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绝对β收敛,表明长江经济带内省际水资源全要素生产率差距正在缩小,最终都朝相同的稳态水平趋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