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生活垃圾的生命周期管理

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１９９７ 年颁布的ＩＳＯ１４０００ 环境管理体系“生命周期评价—原则与框架”,本文对可持续城市生活垃圾生命周期管理进行研究,指出城市生活垃圾应在环境可持续性、经济可负担性及社会可接受性的原则基础上,通过垃圾的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和社会化管理,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管理目标     

基于“3R”原则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探讨

目的分析"垃圾围村"的现状特征及原因,提出"3R"原则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为我国关中地区农村的生活垃圾处理提供参考。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实地访谈。结果村民环保意识欠缺,政府治理农村垃圾的缺位,缺乏垃圾治理制度体系的管理以及不完整的市场产业链均导致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存在问题。结论"3R"原则即资源化、减量化、生态化的处理方式是解决农村生活垃圾问题的有效途径,能广泛应用于关中地区。     

垃圾块体填埋法及其应用前景

分析了垃圾排弃的现状、危害、潜在价值及现有的垃圾处理方法,提出创新垃圾处理方法势在必行。与已有的垃圾处理方法比较,垃圾块体填埋法有自己的特点,以社区为单元的垃圾源头分类投放、收集和预处理,能使垃圾实现分类化处理;通过垃圾中可回收废物的回收利用,能使垃圾最大限度资源化;通过垃圾分类粉碎、脱水、压缩成块体,使垃圾有效地减量化;经过消毒、分类堆砌有助于垃圾填埋场地的分类管理和安全监控,使垃圾处理基本无害化;回收、堆肥、焚烧、填埋,使垃圾处理综合化;填埋场的复垦与开发利用,使垃圾处理环保化。该方法的推广应用,可使垃圾处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和市场化目标得以实现。     

雾霾污染、规制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演化仿真研究

研究公众参与雾霾治理和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策略选择对于"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基于一个公众以健康损失和迁徙损失为代价要求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公众不参与,政府不规制"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然后引入中央政府环保督查和公众参与第三方监管,构建中央-地方-公众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数值模拟技术对模型收敛于理想"合作"演化均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能够以环境行政管制调控地方政府不规制行为与动机,公众参与的第三方监管作用以改变地方政府理性预期为前提,系统能够实现"中央给压力,地方来推动,公众都参与"理想演化稳定均衡。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影响公众第三方监管可完全替代中央政府行政管制作用,有助于形成解决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政府"中梗阻"问题的共同制约机制。新时期,为了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中国环境管理需要形成生态文明理性预期,建立环保督查长效机制;强化地方治污监督责任,落实企业主体治污责任;保障公众参与法律途径,完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     

福州市城市生活垃圾管理体制与政策措施探讨

城市生活垃圾这个与城市“相伴生”的长期污染源,必须得到及时、科学、妥善的处理。福州市目前对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存在“重末端处理、轻源头控制”,在垃圾末端无害化上陷于被动,却缺少“清洁生产”的理念,“减量化、资源化”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针对福州市垃圾管理体制与政策上的弊端,强调垃圾的产生、收集、运输、处理等全过程实现全面的、综合的、封闭式管理,探讨法律、经济、管理三位一体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政策,保障城市可持续发展。     

中国固体废物管理政策变迁逻辑与完善路径

系统梳理固体废物管理政策的变迁逻辑,研究固体废物管理政策的聚焦内容和发展趋向,有助于明晰固体废物管理政策完善路径。研究立足于已颁布的固体废物管理政策,运用统计方法分析固体废物管理政策的文本结构和内容,找出中国固体废物管理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紧密结合当前“无废城市”建设的政策需求,提出政策优化完善路径。研究发现:固体废物管理政策文本类型多元、效力级别多样,政策框架体系逐步优化完善;固体废物管理政策热点具有鲜明的时代发展烙印和动态演变特征,政策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政策内容更具针对性和全面性,政策执行更具指向性和可操作性;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二次污染、回收利用、循环经济等是政策关注焦点;政府从宏观层面强化顶层设计,以政策引导规范为主,注重政策协同、技术支撑、治理水平提升等助推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目标实现;固体废物管理政策实施的工具手段多元化、要素支撑多样化,固体废物管理的技术支撑关注度逐步提升、管理模式与治理路径已进入适应性转型。立足现实需要,固体废物管理的市场化政策与激励机制不足,适用性技术关注度不高,综合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亟待提升。结合国外“无废城市”建设的理论研究、实践行动和政策举措,从固体废物生命周期管理政策、技术范式政策、主体协同政策、引导激励政策及法律法规政策等方面提出中国“无废城市”建设的政策完善路径方向。     

生活垃圾分类的实践困境与义务进路

《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的出台,标志着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由点及面地渐次展开。生活垃圾兼具污染性与资源性的特点,无论是在立法层面,还是在政策设计层面,亦或是在实践层面,都以生活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为主要目标。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比较分析、归纳分析对规范性文件、政策文本及其社会效果进行综合考察,梳理出当前在涉及生活垃圾分类这一议题中所存在的"四个断裂":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在法律体系中的断裂、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断裂、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循环机制的断裂、法律政策设计初衷与运行实践的断裂。"四个断裂"是对阻碍生活垃圾分类诸多因素的概括性总结,对"四个断裂"的消解与弥合,需要在技术创新、生产安排、生活方式、法律规范、行政管理模式等领域进行调整。本文立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重要主体——公民这一切入点,提出确立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对于不同程度地改善"四个断裂"具有极大的必要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包括预防义务、填补义务、改善义务、合作义务,不仅在内在结构中具有规制、指导功能,在外在体系上也具有衔接和协调功能,且该种衔接和协调功能能够在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循环机制、法律政策设计与运行实践、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之间得以延伸和嵌入。公民生活垃圾分类义务的实现,以生活垃圾分类义务框架的重构和绿色生活方式的培育为基础性要素,同时需要政府转变其单中心治理逻辑,提供良好的外部管理环境和"互联网+"技术创新的便捷性支持。     

城市生活垃圾环保再生煤的研发与应用评价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是"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终极环保处理的最重要和必要趋势。原始垃圾含水率高、发热值低、焚烧不完全,导致毒性物质产生,造成二次污染是制约焚烧处理的主要因素。通过将原始生活垃圾无须人工分选分拣,进行一系列的脱水、磁选、破碎、烘干、除臭杀菌和加入特制添加剂等高新技术处理,即可100%利用转化成污染少、热值高的环保再生燃料,解决焚烧产生的烟气、飞灰和二噁英的达标排放。该垃圾环保再生煤热值达15.42-16.29 MJ/kg,在焚烧时无需添加煤、油等燃料助燃,燃烧温度达1000℃以上,可供工业锅炉、砖厂使用,特别是与锅炉蒸汽发电工艺联合,获得更好应用效果。文中介绍了利用城市生活垃圾制造环保再生煤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技术路线、示范生产工艺流程和技术创新点,对垃圾环保再生煤的应用效果进行了总结评价。     

共同生产视角下生活垃圾分类效果评价与政策驱动路径——基于中国中东部地区19个城市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现有研究大多使用生活垃圾处理效率来衡量生活垃圾分类效果，尚缺乏公众参与视角下的生活垃圾分类效果评价。该研究基于共同生产理论对生活垃圾分类效果进行评价，将垃圾分类共同生产效果划分为高低不等的4个档次，并提出公民侧与政府侧的6个政策驱动因素，应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分析中国中东部地区19个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案例，剖析政策因素的必要性并探索高水平的垃圾分类共同生产效果的政策因素组合路径。研究表明：(1)在单因素层面，对公众进行“物质奖励”与“精神引导”，以及政府“绩效考核”与“提升公信力”，是实现高水平垃圾分类共同生产的必要政策驱动因素。(2)实现最强的垃圾分类共同生产需要综合调用政府侧和公民侧两方的政策措施，即4个必要政策驱动因素缺一不可。当缺少一个必要政策因素时，“强”共同生产就会转化为低一档的“较强”共同生产。(3)公民侧的强制与惩罚，以及政府侧的财政压力，对于实现“强”共同生产具有积极作用，且存在替代关系。该研究在理论上弥补了垃圾分类效果的评价机制，在实践层面有助于中国地方政府制定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公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实现国家倡导的“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垃圾分类情景。     

循环经济战略下的中国废旧机动车回收利用

随着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报废机动车的无害化和资源化处理作为循环经济体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日益受到政府和社会的重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对目前中国机动车报废数量、资源回收量和回收效益进行定量计算。同时。对于当前中国报废机动车无害化和资源化的制度体系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据此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研究:基于心理感知和环境干预的分析

在农村生活污染日趋严重的背景下，加快推动合作化治理，引导农村居民选择合适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是实现建设“美丽乡村”目标的有效手段。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回归探讨心理感知与环境干预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心理感知是影响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重要因素，对环境的容忍程度越低、自身环保意识越强的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的可能性越大；（2）环境处罚制度对农村居民参与生活垃圾合作治理有促进作用；（3）交互效应分析表明，环保政策宣传和环境处罚制度在农村居民自身环保意识对其生活垃圾合作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切实推动农村居民选择环保的生活垃圾处理方式，以推进农村环境污染治理，进而实现“农村美”的目标。     

城市居民循环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循环行为是城市居民注重产品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的环境意识行为的简称,它既包括购买行为,也包括购买后使用(包括处理、废弃等j行为.在相关文献回顾与实证研究设计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对城市居民循环行为的影晌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居民的循环行为主要取决于垃圾问题感知、垃圾循环知识、垃圾责任意识、个人消费观念和年龄五个变量.可见,用心理意识因素和人口统计因素(年龄)可以有效地区分循环型居民和非循环型居民.这对相关公共政策,尤其是城市生活垃圾管制政策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城市垃圾分类回收多元主体利益博弈与差别责任分析

生活垃圾分类回收过程中合理界定各主体的利益责任,对实现垃圾减量化与资源化至关重要。关于生活垃圾分类的研究多为定性的政策性建议研究,本文对回收体系中各主体的利润责任进行了定量研究。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与受益者原则,生活垃圾处理的责任方为居民,但依据我国国情现状与垃圾处理的公共物品属性,政府成为公共环境的主要维护者。依据Stackelberg博弈理论,分析不同分类比例下,居民、收运企业、处理企业效益情况,构建利益经济模型;依据权责利对等原则,确定各主体应承担责任比例。结果表明:居民垃圾分类比例的变化会影响各主体的利益责任比例。结论研究可为建立规范生活垃圾回收体系,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公众参与自然资源管理的实践模式——基于国内外典型案例的对比研究

在自然资源管理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是为了满足公众自身利益,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最终达到自然资源效率提升和可持续利用的双重目标。选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进行对比分析;侧重于主导发起主体的不同,归纳出三种参与模式,进而对模式特点、模式间比较以及模式的整体演变过程进行阐析;以发展中国家中国为例,提出在中国实施公众参与自然资源的措施建议和路径导向。结论如下:①发达国家公众参与自然资源管理模式呈现出参与行为的法律化、参与主导的非政府化、参与意识的增强化和参与主体的广泛化特点,而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模式则呈现出参与主导的政府化、参与意识的淡薄化和参与途径的单一化特点;②依据发起主体不同,公众参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发起型参与、非政府主导发起型参与和公众自觉发起型参与,并按照参与认知水平的提升而不断演进;③在中国实施公众参与自然资源过程中,要提升公众参与认知水平,强化法律保障建设,转变主导发起者角色,拓宽参与途径,从而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论中国环境多元共治体系中的制衡逻辑

中国的环境治理模式历经了"政府单一管制"与"政府监管辅以公众参与"两个阶段,目前正走向"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新阶段。在当下中国的环境治理实践中,已呈现出若干政府、企业、公众三者共治之端倪。中国学者普遍认为,构建环境多元共治体系的关键在于政府、企业、公众三类共治主体应当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即在政府、企业、公众三者之间构建一个"配合与协作"机制。但本文认为:①政府、企业、公众三类共治主体自身均存在客观不足型和主观过当型两种原生缺陷,客观不足型原生缺陷包括政府的监管能力不足、企业的履责能力不足和公众的参与能力不足,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则包括政府的监管力度失范、企业的逐利本性难遏和公众的无序参与凸显。②政府、企业、公众三者的客观不足型原生缺陷可以通过"配合与协作"机制得以解决,但对于三者的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配合与协作"机制则显得相对无力,因而需要另行构建一个可以应对三者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的新机制。故本文建议:①未来中国应当在维持"配合与协作"机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政府、企业、公众三类共治主体之间的制约关系,另而构建一个可以应对三者主观过当型原生缺陷的"限制与制衡"机制。②通过"配合与协作"机制与"限制与制衡"机制的双轨并行,规避三类共治主体的治理行为失范风险,确保中国环境多元共治体系稳定运行。     

基于CE的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效应研究

发展与保护的权衡是土地资源配置中难以回避的棘手问题。农地城市流转在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提供土地要素的同时,却也在社会、生态方面引起一系列外部性损失,已有研究认为该损失的大小与农地城市流转的用途和周围环境有关,但并未进一步定量揭示其关联程度。鉴于此,本文将农地城市流转的去向归纳为住宅及商服用地、工矿仓储及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三类,以武汉市和鄂州市作为研究区域,运用选择实验法(CE)以及多元Logit模型(MNL)识别了受访者对于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效应治理方案的偏好,从而间接测度了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效应的经济总量,以期为实施农地城市流转的用途和规模管制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产生的交通状况恶化、噪音污染、公共设施不足等七种类别负外部效应在类型和强度上有所差异;2绝大多数居民对治理农地城市流转的负外部性具有支付意愿,且在参与程度和参与强度(支付额)方面因农地城市流转的不同流向而有所区别,并且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对选择效用的影响具有显著性且呈正相关关系;3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的经济总量不容忽视,三种流向的负外部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农地流转为工矿仓储及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住宅及商服用地。因此,作为农地城市流转的管制主体,各级政府应当采用经济性管制与社会性管制并举的多样化管制手段对农地城市流转的用途和规模予以调控和管制。     

基于G1赋权模型的生态城市发展管理评价

以生态城市的发展管理评价作为研究对象,界定了发展管理评价的内涵,认为其具有相互作用和对称破缺等非线性特征,适宜于采用G1赋权模型,以崇明生态岛为例做出了应用研究,初步实现了生态城市发展管理的非线性评价。结果显示,崇明生态岛建设的管理能力指数达到67.81,管理机制指数只有52.39,公众参与指数是59.91,综合管理指数是59.65,表明可持续发展管理水平接近于良好可持续性。鉴于"投资力度超强,管理深度不够"的失衡特征,亟待管理改进。为此,给出主要建议如下:明确综合管理定位,大力推进管理机制的创新和完善,强化社会参与机制;明确行动方略,改变投资扩张型的建设体制模式和运作机制;明确政策重点,推进属地管理和流域管理、强化空间集约管理、统筹城乡数字化网络化发展。应用研究显示,G1赋权模型是生态城市发展管理工作实现非线性评价的有效途径之一,可以接近其非线性判断需求,科学揭示管理诸要素的属性特征和相互关系,有助于合理反映当地管理水平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影响农村公众环保参与程度的主要因子辨析

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通过环保公众参与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环境保护中的不足,减少农业环境管理的费用。为了探讨影响农村公众参与的主要因子,为提高农村公众参与水平提供政策依据,用问卷的形式对无锡市大浦镇550人进行调查。问卷设计8个项目,共计24个问题,收集了农村公众环境意识和公众参与情况的相关数据。对调查结果运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提取了5个影响农村公众参与最为显著的因子,根据偏回归系数的大小,依次为环保知识水平、环保关注程度、文化程度、环保法律意识、污染感受程度建立了逐步回归方程,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和大浦镇实际情况,提出把提高大浦镇居民环保知识水平、环保关注程度、环保法律意识以及加强公众对污染的感受程度作为近期提高公众参与水平的快速、有效的方法,为解决该镇农业非点源污染提供了参考。〖     

江苏省太湖流域工业水环境监管体系构建

为解决水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矛盾的问题,研究行之有效的工业水环境监管体系。对江苏省太湖流域现行工业水环境监管体系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其中存在的关键问题。从监管参与主体的委托-代理关系出发,采用信号博弈的理论方法,构建委托-代理关系的博弈模型,并得出博弈均衡,对江苏省太湖流域现行工业水环境监管体系构建进行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增加地方官员纵容污染的政治成本,提高公众参与的程度,对于实现地方政府与排污企业的博弈均衡、保障监管有效实施有着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构建江苏省太湖流域工业水环境监管体系。变革传统监管体系中地方政府作为唯一监管主体,为兼容上级政府的行政、司法监督和公众等社会性监督的中央-地方-公众合作监管体系。形成了核心层面与辅助层面组成的双层监管结构,以及自上而下监管和自下而上监督的双向监管模式。最后为江苏省太湖流域设计中央-地方-公众合作的工业水环境监管体系运行流程。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模式研究:社区磋商小组

本文介绍了我国环境保护中公众参与的现状及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借鉴澳大利亚社区参与的模式,设计出一种新的公众参与程序和方法—社区磋商小组(Community Consultation Groups,以下简称CCG)模式。以雅浦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农业面源和水产养殖污染控制为切入点,开展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雅浦村CCG试点。试点项目成果能够较为真实、广泛地反应出雅浦村在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农业面源和水产养殖方面存在的问题,让公众充分、及时地了解自身的环境行为可能带来的环境影响。通过试点活动,雅浦村CCG的环境意识和执行能力以及雅浦村村民的环境意识都得到了提高,从实践上证明了CCG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该模式对完善公众参与程序和方法,提高公众环境保护意识具有积极的意义,值得总结经验,推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