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退出意愿对化肥、农药使用强度的影响——基于鲁、苏、皖三省农户的实证分析

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不仅会影响农产品品质,还会给农村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压力。在化肥、农药过量使用比较普遍的情况下,如何减小化肥、农药的使用强度是当前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点难点,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文章从城乡转型发展需要农地与农业劳动力"再配置"出发,理论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农户的农地退出意愿对化肥、农药使用强度的影响,然后利用2019年7—8月调查获得的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种植小麦、玉米和稻谷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的853户农户调查数据,将农地退出分为部分退出、全部退出两种类型,以单位耕地上的化肥、农药投入金额反映农户的化肥、农药使用强度,采用可解决内生性问题的处理效应模型(TEM)估计了农地退出意愿对化肥、农药使用强度的影响,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在给定的退出补偿标准下,分别有多达50.40%和34.50%的农户愿意退出部分农地或者全部农地;与不愿意退出农地的农户相比,愿意退出部分农地和全部农地的农户,其化肥、农药使用强度分别高93.24元/亩和97.44元/亩,农地退出意愿越强,农户生产三种主要粮食作物的化肥、农药使用强度越大。基于是否愿意或乐意接受国家征地、是否想扩大农地经营规模的稳健性检验发现,农地退出意愿对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有稳定可靠的正向作用。因此,为了进一步减少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农业绿色发展,需要加快完善进城农户自愿有偿退出农地的制度安排,积极培育规模农业经营主体,进一步推动农地资源优化配置。     

农业分工有利于化肥减量施用吗?——基于江汉平原水稻种植户的实证

促进农户的化肥减量施用是改善农业面源污染、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已有研究重点关注农地流转及由此实现的农地规模经营对化肥减量化的影响,普遍忽视农业分工的减量贡献。本文通过构建“农业分工-内生技术进步-化肥减量施用”理论分析框架,阐明了农业横向分工与纵向分工促进化肥减量施用的作用机理,然后结合2017年对江汉平原983个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运用线性回归模型与分位数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业横向分工和纵向分工均能够显著降低水稻种植户的化肥施用量;对于化肥施用量处于低位分布的农户,纵向分工的减施效应相对较强;对于化肥施用量处于高位分布的农户,横向分工的减施效应更为明显。考虑宏观农业化肥减量化政策冲击和模型潜在的内生性等问题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进一步的影响机理挖掘发现,横向分工与纵向分工分别通过人力资本积累、迂回技术引进效应促进实现农户化肥减量施用。在农业家庭经营参与分工经济的过程中,横向分工及其区域专业连片化所表达的市场容量是纵向分工深化、知识外溢与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条件。由此,当微观农户开展横向专业化分工并演进为区域专业连片化生产时,横向分工的人力资本积累效应和纵向分工的迂回技术引进效应将得到强化,进而显著促进农户化肥减量施用。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优化作物生产布局,强化农业横向分工,特别是区域专业连片化、组织化生产,形成小农户与大农业生产格局;培育多样化农业生产委托代理市场,鼓励农业家庭经营卷入分工经济。     

基于调节聚焦理论的生物农药推广有效性研究

化学农药在提高单位耕地面积农产品产量和效益的同时,由于过量施用、利用效率低下等污染了生态环境、危害农产品安全和损害消费者健康等问题,而具有低残留、低污染和环境友好性优势的生物农药逐渐得到公共部门和业界的重视。但生物农药能否得到大范围推广和施用,关键在于能否改变农户的农药施用行为和农药生产企业的积极参与。由于生物农药施用涉及农户的当前利益和长期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等相关因素,使农户的农药施用决策具有突出的心理距离属性。本文引入调节聚焦理论,建立了心理距离与农户农药施用决策和心理动机的关系,实证研究生物农药推广对农户农药施用决策、支付愿意(WTP)、农药生产企业态度和再次施用意愿的影响。结论如下:1施用生物农药给农户带来的收益是长期的、全社会的和不确定的,而多数农户农药施用决策所考虑的利益是当前的、私人的。因此,二者在心理距离、调节聚焦以及利益追求方面是不匹配的,这揭示了当前生物农药推广过程中出现的"叫好不叫座"的原因;2农药生产企业能够从生物农药推广中获利。如果生物农药推广得当,将会提高农户对生物农药以及农药生产企业的积极评价,其对生物农药的愿意支付价格和再次施用意愿也会提升;3调节聚集信息诉求和心理距离的匹配,对农户生物农药施用决策存在显著影响。当预防(或促进)聚焦信息诉求与近(或远)心理距离匹配时,农户对生物农药信息诉求的认同度较高,施用意愿也更高。因此,要提高生物农药的推广效果,针对农户农药施用决策具有近心理距离的特点,公共部门及农药生产企业在推广生物农药时应该强化预防聚焦信息,而弱化促进聚焦信息;此外,生物农药推广过程中,公共部门及农药生产企业也可以通过宣传策略,延长农户农药施用决策时的心理距离与改善生态环境的促进聚焦目标相匹配,从而提高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积极性。     

挣扎与妥协:农村家庭缘何陷入能源贫困“陷阱”

生活能源改进是实现农村低收入家庭福利提升的关键环节之一,而资产的贫困为能源的消费造成了约束,使低收入农户难以实现能源的改进以脱离贫困现状。该文借助"贫困陷阱"的定义,将这种受制于资产贫困的能源使用困境称为能源贫困"陷阱",并从农户心理视角考察了低收入家庭更容易陷入能源贫困的原因。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能源贫困线进行了重新计算,认为我国现阶段农村能源贫困线应为户均600 kgce/a,并发现不论在任何能源贫困线下,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贫困发生率、能源贫困深度和强度均远高于中高收入农户。基于此,该文同时从消费量和消费倾向两个方面估计了家庭经济状况对能源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中高收入农户,收入偏低农户的能源消费呈现出"既未省钱又未增效"的非经济理性特征,其能源消费负担实际更重,而消费结构却更为低效。进一步地,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对这一非经济理性决策进行了解释,考察了心理因素在能源贫困"陷阱"形成中的作用,结果发现:收入偏低农户更容易表现出消极心理状态,负面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使其在能源决策中更倾向于选择传统能源,而不愿做出能源改进的尝试。这种消极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收入偏低农户在能源改进中主观能动性的缺乏。正如"扶贫先扶志",政府在推行因地制宜的能源政策、开展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贫困农户的情感帮扶,以使其产生尝试改进能源的内生动力。     

蔬菜出口产地农户对食品安全规制的认知及其农药决策行为研究

食品安全与农药残留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基于此,本文应用山东省蔬菜出口产地安丘市392个农户的调查数据,对农户食品安全规制的认知及其农药使用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的学历层次、农产品国内销售和出口日本的比例、农户对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评价及是否接受农药残留检测显著影响其对食品安全规制的认知;而农户的平均生产支出、是否接受农药残留检测、检测标准的严格程度及是否作生产记录影响其农药使用行为。此外,本文发现该制度的实施导致一些农户产生逆向选择,且农户的农药使用因种植结构而不同。针对当前农业生产的特点和食品安全现状,为了促进当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保护生态环境,政府应加强对农业主体的培训和技术指导,引导当地农户加强与产业组织的联系,有效开展农药残留检测、优化种植结构,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国际竞争力。     

土地托管与兼业农户粗放种粮的缓解机制及效果检验

兼业化种植仍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形式,化解兼业农户粗放种粮难题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文章构建了"非农就业挤出效应与收入效应-兼业农户粗放种粮与托管需求-托管组织提供多环节绿色服务-化肥农药减量施用及粮食增产"的理论框架,阐明土地托管缓解兼业农户粗放种粮的作用机理。基于对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5省1 370个兼业小麦种植户问卷调查的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小麦产量、化肥施用量、农药使用量三方面实证检验了土地托管缓解托管兼业农户粗放种粮的效果。研究发现,土地托管不仅有利于减少托管兼业农户化肥、农药施用量,还有助于提高小麦产量,其效果均在10%以上。同时,不同环节土地托管服务缓解托管兼业农户粗放种粮的效果存在差异;土地托管对不同禀赋类型的托管兼业农户缓解效果也有所不同,对兼业化程度较高的小农户粗放种粮的缓解效果更好。因此,政府要大力支持土地托管发展,在机械购置、土地整治、技术培训等方面给予鼓励、补贴或项目倾斜;重点支持整体缓解效果较好的田间管理与农资供应服务,尤其是统防统治、测土配方施肥服务;增强小农户对土地托管的认知,成方连片向小农户开展服务,更好发挥土地托管对托管兼业农户尤其是兼业小农户粗放种粮的缓解作用。     

农产品安全生产:农户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

农产品安全生产作为食品安全的源头和保障,事关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大局。为深入了解农户的生产行为,有效破解农产品安全风险防范这一关键问题,文章以改进农户的农药施用行为为切入点,基于河南、山东、江苏、浙江、黑龙江等五个典型农业生产省份100个行政村的986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倾向评分匹配法(PSM),根据具有相似培训参与倾向的未参与农户行为来估计已参与农户的反事实行为,以衡量和测度农户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对其农产品安全生产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农技人员、农业合作组织、农药经销商、亲友邻居、大众传媒等多种类型的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对于减少农户的农药施用量均具有正向影响;且不同类型的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对农户农药选择、农药施用频率以及农药施用量的影响不同,其中,由政府主办的培训与接受亲友邻居、农技人员、农药经销商和农业合作组织的技术指导对于减少农药施用量的效果最为显著。基于此,文章提出的具体对策建议是:一是政府应重视农户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在防控农产品安全生产中的作用,加强培训的宣传推广力度;二是提高农技人员的知识素养,完善农业合作组织;三是加大对农药经销商的管理力度,增强农药经销商的信誉度;四是结合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农户文化程度等因素考虑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的实施规模;五是构建和完善多层次、多元化的培训方式,促进安全生产信息的传播,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农药施用知识与技能培训对农户的正面影响作用。     

信息传播主体对农户施肥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长江中下游平原690户种粮大户的空间计量分析

中国化肥用量水平不断提高,并引发诸多环境问题,如何促进化肥减量化一直是政府与学者关注的焦点。首先,本文构建了信息传播主体影响农户施肥行为的传导机制的理论框架,提出三个验证假说。其次,基于长江中下游江苏、江西两省690个种粮大户的调查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不同性质的信息传播主体对种粮大户施肥行为的影响,并检验种粮大户之间施肥行为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不同性质的信息传播主体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使用不同的传播方式,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以及路径也存在显著差异。政府公共机构组织主要通过价值引导机制指导种粮大户减少化肥施用量,而市场化组织则侧重于通过利益引导机制激励种粮大户增加化肥施用量。从对农户化肥施用量的引导效果看,政府公共机构组织的效果大于市场化组织,政府公共机构组织可以引导农户减少氮肥用量31. 21 kg/hm~2,而市场化组织则会引导农户增加氮肥用量20. 18 kg/hm~2,后者仅占前者的64. 67%。②以亲戚朋友、种粮大户等社会网络为基础的非正式传播主体对农户的施肥行为产生明显作用,在空间上表现为种粮大户之间的氮肥用量存在显著的正空间相关性。③种粮大户的个人、家庭和土地等特征也是影响化肥施用的重要因素。最后本研究从发挥政府在化肥信息传播中的主导作用、规范市场化组织传播主体的行为、注重提升农户在信息传播中的主体地位以及有针对性地筛选化肥信息传播的重点对象等四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发展现状及启示

日本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曾因过分强调提高土地生产力,过度依赖化肥、农药,带来了环境污染和农产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面对来自资源、环境的压力,日本于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发展"环境保全型农业",开始了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的探索,并至今仍在继续.日本推进环境保全型农业发展的主要法规有:"持续农业法"、"家畜排泄物法"、"肥料管理法(修订)"、"有机农业法"、"有机JAS标准"、"特别栽培农产品的表示"、"生态农户的表示"等.推进环境保全型农业发展的主要技术措施有:土壤复壮技术、化肥减量技术、化学农药减量技术等.2008年全日本经资格认定的"生态农户"达17.9万户,遍布全国.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的发展经验启示我们:中国在探索具有可持续性的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中,应坚持立法先行、依法推行,上下结合、共同推进,权威认证、制度保障,关键因素、土地为主的原则.     

不同政策对农户农药施用行为的影响

农户不规范的施药行为是引发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最直接的原因,为规范农户的施药行为,政府颁布并实施了多种政策,但大多收效甚微。农户不规范的施药行为主要表现在过量使用高毒农药、施用过程中不按规定操作以及农药残留物的处理问题上,如何针对农户不同的施药行为制定相应的政策,以达到有效规范农户施药行为的效果,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文章基于全国98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分别回归了不同政策对农户过量施用农药的行为、不遵守施药间隔期的行为以及在施药过程中不阅读标签说明的行为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强令禁止高毒农药、对违反农产品安全生产进行处罚以及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检测等命令控制政策对农户是否过量施用农药的行为具有较强的规范效应,但对农户在施药过程中是否阅读标签说明的规范效果不佳;农药施用技术培训、农产品安全生产宣传教育等宣传培训的政策能有效规范农户在施药前阅读标签说明,但对农户是否过量施用农药的影响不大;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政策对农户过量施用农药、阅读标签说明以及遵守间隔期均有显著的规范效果。由此提出,政府在实施命令控制政策的同时,应加强农产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力度,定期为农户提供农药施用技术培训;由于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政策能有效弥补命令控制政策的监管漏洞,从而更有效的规范农户的施药行为,因此要建立激励惩罚机制,对使用生物农药、施用有机肥等具有正外部性的投入行为进行补贴,对使用高污染、高毒农药的行为进行征税,充分发挥市场为基础的监管政策的有效性。     

风险偏好、外部信息失效与农药暴露行为

农民长期暴露在农药环境中,他们或者在使用农药时直接接触农药,或者在没有过安全期就直接进入农地而接触到农药残留,由此也引发了健康风险问题。对此,一部分学者认为农民的农药暴露可能是受农民风险偏好所驱动的行为;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农民关于自身农药暴露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这也正是农民长期暴露于农药环境中的根本原因。而本文则是从农户行为角度着手,运用广东省274个菜农的实地调研数据,通过个人保护装备使用情况来判断农民的农药暴露程度,在此基础上构建有序回归模型,计量分析了风险偏好、外部信息失效和个人特征对农药暴露行为的影响作用,并对农民农药信息失效的原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目前广东农民整体存有较高程度的农药暴露现象;在控制农民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性别后,影响农民农药暴露行为的显著因素是"外部信息失效",而不是"风险偏好",即相较于农药信息来自自身经验的农民,最有用的农药信息是来自外部信息的农民在施用农药时穿戴全套保护装备的概率更低;农药零售商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向农民提供不完全或者不对称的农药信息,这也正是现阶段农民外部农药信息失效以及高程度农药暴露行为的主要原因。结论表明,为推进农药信息普及工作,降低农民的农药暴露程度,应做到:第一,加强对农药零售商的培训、管理和监督,优化市场环境,引导农药零售商向农民提供完全、对称、准确的农药信息;第二,进一步强化农技站、植保站和农业学校等相关部门的农药信息服务功能。     

农户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研究

农业面源污染作为一种主要的环境污染形式,历来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立足于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的现实,在充分考虑农户"二元身份"性质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农户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湘赣苏三省水稻种植的经验证据予以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兼业的挤出效应以及收入效应会导致兼业农户的农地利用方式和短期投资发生改变,在考虑兼业综合影响效果的情形下,兼业农户的农业面源污染水平显著高于非兼业农户。(2)剥离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不同影响路径可以发现,兼业对家庭劳动力的挤出会造成留存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足,为避免产量损失,兼业农户普遍存在增加短期资本投入以弥补劳动力投入的不足,从而造成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加重。但是由于"一家两制"的存在,兼业挤出效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用于出售的粮食上,而对于自留粮食,兼业所带来的收入提升会增强农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从而减少其在自留粮食耕地中的农资要素投入,有利于减轻农业面源污染。(3)作为弥补农业劳动力投入不足的有效手段,社会化服务的嵌入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兼业挤出效应的负向作用,但无法完全抵消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不利影响,且组织性社会化服务的作用效果要优于个人社会化服务。未来在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背景下,为进一步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业生产以及农村生活环境,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完善农产品流通市场的检测监督机制,并积极引导社会化服务在扩大作业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可追溯农产品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研究

农户是农产品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农户生产可追溯农产品必然增加额外生产成本。农户对可追溯农产品额外成本承担意愿非常关键。本文实证研究了446位蔬菜种植农户对"基本可追溯蔬菜"、"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和"经政府专业机构认证的可追溯蔬菜"三种不同类型的可追溯蔬菜的额外成本承担意愿,并运用Multivariate Probit Model(MVP)计量模型,研究了影响农户对三种类型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显示,农户对三种类型可追溯蔬菜愿意承担的额外成本分别为不高于总成本的2.41%、2.18%和3.34%,对"基本可追溯蔬菜"的认可度和额外成本承担水平高于更加高级的"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并对"经政府专业机构检验认证的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具有最高的承担愿意。学历、蔬菜种植规模与垂直一体化程度是影响农户对可追溯蔬菜额外成本承担意愿的共同因素,而农户的年龄、家庭农业收入,对蔬菜可追溯体系的认知,是否实施无公害、绿色或有机蔬菜等质量认证工作等变量,不同程度地显著影响其额外成本的承担意愿。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应当首先推动初级蔬菜可追溯体系(如本文中的"基本可追溯蔬菜")的普及,随后逐步选择年龄较轻、学历较高、蔬菜种植规模较大、参与农业企业或专业合作组织的农户实施更高级的蔬菜可追溯体系(如本文中的"增加父母信息的可追溯蔬菜")。农户记录的可追溯信息是否需要经过政府专业机构的检验认证,由农户根据成本与收益的考虑自行选择,可以增加蔬菜可追溯体系的普及率。     

区域空间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分析——基于山西的实证

优化区域空间结构是提高经济转型发展质量与效益的重要措施,开展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的"资源诅咒"效应研究是解释资源型地区空间结构特殊性的重要视角。文章采用山西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从空间分异与空间联系两个角度分析区域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表现特征。进一步,构建"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解释空间结构"资源诅咒"效应的形成机理。空间分异分析表明:山西省空间结构中核心区、外围区、边缘区均表现出显著的资源依赖型特征,核心区带动能力弱,外围区经济脆弱性明显,边缘区为集中连片贫困状态,这种空间结构不利于经济要素在各等级城市之间的流动,会进一步加剧区域"核心-外围-边缘"结构刚性特征,阻碍区域功能的转型升级;空间联系分析表明,山西省各行业空间网络联系差异显著,其中,采矿业已形成明显的多层级辐射状圈层结构;农业网络联系次之,形成极化显著的辐射状圈层结构;服务业中各行业联系普遍较弱,初步形成以核心区与次级核心区紧密联系为特点的点轴结构,但各种服务功能的互补性差,服务业功能联系弱;而制造业的区域联系最弱,资源型产业发展制约了制造业的发展,工业化发展质量低,"反工业化"倾向比较严重。通过"三部门三区域"分析框架认为,由于资源型经济具有自强机制,区域产业结构呈现刚性,核心区创新动力不足,外围区城镇化水平虚高,边缘区缺乏产业支撑。核心区、外围区、边缘区之间要素联系松散,空间结构演进的"推-拉"力不足,致使区域发展陷入"资源优势"陷阱。     

“两型社会”视角下的“以农带旅”型新农村规划研究——以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赵村村庄规划为例

本文与时俱进地确立"两型社会"视角下新农村规划内容框架,指出应从建设"两型社会"的角度,合理确定村庄性质与发展主题,并以北京市大兴区庞各庄镇赵村为例进行研究。本文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规划策略,包括应基于农业生产结构优化,进行村庄经济发展规划;尊重环境的工程管线规划;公建设施的按需配套;提供多样化的户型,满足村庄经济发展对公建设施的弹性需求等。本文还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规划策略,包括基于调整用地的空间发展策略;严格控制村庄建设用地的面积,建设节约型新农村;因地制宜地共享基础设施,避免重复建设等。     

“产权公共域”与失地农民利益失衡的理论机理剖析:基于租金视角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民失地问题日益突出。集中体现是农民土地权益损失背后的利益失衡问题。失地利益失衡问题折射了现行农地制度的缺陷─土地产权管制造成土地价格扭曲,进而带来社会福利损失。基于此,本文引入"产权公共域"思想,对失地农民利益失衡矛盾进行了理论机理剖析。在分析中指出,政府在产权分配中居于主导地位,但政府由于"私利"或认知的缺陷往往会使得法律产权偏离现实的经济产权结构。而现行农地产权制度有着较强的政府干预性,农民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在法律上受到一系列约束。典型的事实是农民建设用地增值收益权、土地生态产权的界定缺失。在土地产权管制下,农民不能根据土地用途进行机会成本定价,获得土地最优价格,产生土地"级差租金"利益的损失,这形成了租金供给不能满足租金需求的现实矛盾。着眼于此,基于租金供求视角对失地农民利益失衡的理论机理进行剖析。在模型分析中,结合中国现实失地的特点,将"租金"的意义一般化,除土地因素外,将人口因素也纳入租金供求均衡系统,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农地"产权公共域"下失地利益失衡的作用路径。通过理论演绎,本文指出租金供求失衡的三个主要原因:农民获得土地租金低,租金供给不能满足当代人及人口增长带来的基本需求、失地形成的劳动力"过剩"、租金供给不足对经济增长的约束的"反馈效应"。本文进一步提出失地补偿应以最优租金价格为准绳、多种渠道吸纳劳动力,促进劳动力有效配置和辩证看待政府在土地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的政策建议。     

“双碳”目标下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双阶体系构造

中国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了CO2排放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峰值,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双碳"目标的确立提出了艰巨而紧迫的立法任务。由于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的特点,因此,中国未来气候变化立法的监管领域在关注国内监管空间和已有立法的同时,还应注意其国际面向的监管空间和衔接。气候变化法律具有复杂性、综合性、系统性和动态性的特点,国际上还没有通过一部气候变化法即可解决全部碳排放问题的成功先例。气候变化法律监管空间宏大,涉及领域和问题复杂多样。所涉及的领域和问题都与应对气候变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这决定了气候变化立法包含以实现气候政策目标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立法和对气候目标实现具有支持、阻碍影响的间接立法两种类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应采用双阶体系构造模式,即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模式。直接立法包括气候变化的框架法和专项立法,间接立法包括所有间接影响气候政策目标实现的相关法律。直接立法解决应对气候应对的目标、碳预算、管理体制、实施机制等较为集中的问题。间接立法则因为气候变化监管措施跨领域、跨部门和行业,应拓展至能源法、经济法、农业法、环境法、民商法等领域。直接立法和间接立法的有关法律制度应密切配合,彼此呼应,构成一个完整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制度体系。以直接立法加间接立法的双阶模式构建中国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模式的理性选择,并以此从不同的路径实现中国温室气体减排的目标。     

投资激励视角下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结构优化

本研究针对"公司+农户"型供应链面临的双边投资意愿不足的现实困境,论文尝试在不对称纳什谈判博弈和Stacklberg博弈的框架下,分析"公司+合作社+农户"型农产品供应链提升双边投资意愿的理论依据,从而为农产品供应链的治理结构优化提出政策建议。数理模型分析显示:1与"公司+农户"型供应链相比,"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中的农户种植投资和公司销售投资的意愿均能得到提升。2"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的农户利润水平与合作社谈判力正相关;当合作社具有相对较强的谈判力时,即使合作社规定的资本留存率较高,农户利润水平依然能够高于"公司+农户"型供应链。3当合作社谈判力在某一特定范围内时,公司与农户利润水平均能实现Pareto改进。4当考虑到公司和农户进行长期合作时,"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中确保农户履约的保证金阈值显著低于"公司+农户"型供应链。最后,利用数值仿真分析了合作社谈判能力、资本留存率等因素对公司与农户利润水平的影响以及农户保证金阈值的变化。论文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农户和公司在"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中的地位更为平等,合作社能够形成对于公司的制衡力量,这大大降低了农户进行种植投资后可能面临的"敲竹杠"风险,农户的种植投资意愿得到提升。当农户加大种植投资后,合格农产品产量将会提高,这反过来又会激励公司提升销售投资意愿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我国未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制度创新必须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壮大为基础,大力发展"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也有助于让农户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农民专业合作社纵向一体化水平测度:模型与实证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纵向一体化发展,对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文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理论、交易成本理论、需求层次理论以及社会分工理论等视角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纵向一体化进行了理论说明。其次,在对现有纵向一体化测度方法总结的基础上,基于调研数据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陕西省50家果蔬类农民合作社纵向一体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结果表明:①陕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纵向一体化总体水平不高,样本合作社纵向一体化水平均值为0.244 8;②分环节看,产中环节一体化水平(均值0.353 0)高于产前(0.201 3)和产后环节(0.255 5)。表明合作社按照传统习惯注重产中环节服务,但对产前环节和产后环节业务纵向拓展不够;③分产业看,蔬菜类合作社(均值0.252 1)纵向一体化水平总体高于水果类合作社(均值0.237),水果类合作社需要加强产中和产后环节纵向一体化水平。最后,从深化合作社纵向一体化水平的角度提出了相关建议:一是完善多方利益联结机制,使社员、合作社、农资供应企业、农产品销售企业等不同主体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稳定产业链条;二是尽快制定并落实合作社税费减免办法,鼓励合作社业务向产业链下游加工、配送、直销等环节延伸;三是加强农产品质量认证体系建设,积极开拓农产品高端市场,用经济利益引导合作社深化产前、产中环节的纵向一体化水平。四是加大对合作社资金扶持和信贷支持,缓解合作社在农资采购、冷库建设、配送体系车辆配置等方面的资金困难,促使其业务范围前向、后向不断延伸。五是相关研究机构帮助合作社制定发展规划,根据合作社自身情况,找出其纵向拓展的重点领域,提高其纵向一体化水平。     

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研究

蔬菜消费在中国居民的食物消费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化学农药的施用严重影响了蔬菜质量安全,推广和施用生物农药成为当前提高包括蔬菜在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最现实的路径。然而,本文对中国江苏省丰县294户蔬菜种植农户的调查显示,分别有66.00%、71.43%和69.05%的受访农户对生物农药没有认知、没有施用过生物农药和对生物农药的施用效果持怀疑态度。为进一步考察农户施用生物农药的意愿,本文以理性人为假设条件,以农户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对农药的残留认知、家庭蔬菜种植面积、蔬菜价格水平认知作为自变量,并基于二元logistic模型存在偏误与分离问题,引入带罚函数的二元Logistic模型,计量结果显示,具有女性、年龄在40岁以下、感知化学农药残留危害、受教育年限在9年及以上等个体特征和家庭蔬菜种植面积在5亩以下、非农业性收入在3万及以上、参加农业合作组织等家庭特征的蔬菜种植农户更愿意施用生物农药,而政府补贴与政府农药施用的技能培训对蔬菜种植农户施用生物农药意愿的驱动不足。据此,本文提出了,政府应该借助于农业合作组织推广生物农药;加大对施用生物农药的支持力度;指导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应重点建设优质农产品的销售网络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