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淮宿区域一体化发展综合测度研究

通过分析国内外区域一体化相关研究,对目前已有的区域一体化测度进行了有机拓展,构建了基于"总指数—分指数"的区域一体化综合测度模型;以线性加权求和(WLC)测度技术和基于AHP的权重决策分析技术为基础,分别给出了区域一体化总指数和区域一体化分指数测度的技术方法,由此实现了对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综合测度。实证研究表明:徐淮、淮宿、徐宿区域一体化总指数分别为0.6652、0.7210和0.6468,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淮宿、徐淮和徐宿,平均值为0.6777,可知发展水平处于较高状态;同时,徐淮、淮宿、徐宿区域一体化分指数分别为0.5420、0.4600和0.4720,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徐淮、徐宿和淮宿,平均值为0.4773,可知发展水平处于一般状态。由此本文研究可为类似地区区域一体化发展评价提供一定的方法参考和实践借鉴,也为区域一体化发展制定科学政策提供依据。     

长江中游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测度与比较

实现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区域一体化,既能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也能够向西部传递发展势能,缩小西部与中东部的差距。参照了世界银行从密度、距离与分割3个维度对区域一体化的界定,构建了区域一体化评价体系;采用2000～2010年数据,并结合层次分析法对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内部区域一体化进行测度与比较分析。研究显示：（1）长株潭城市圈区域一体化水平最高,武汉城市圈次之,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最低,但三大城市群一体化水平都呈现逐渐增长趋势;（2）三大城市群在市场一体化、行政一体化及社会一体化变化水平差异明显但总体差距逐渐缩小;（3）武汉城市圈在“两型”社会建设推动下一体化水平稳步提升,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水平进程最快,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后发优势明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经济发展联动机制的政策建议     

投资激励视角下农产品供应链治理结构优化

本研究针对"公司+农户"型供应链面临的双边投资意愿不足的现实困境,论文尝试在不对称纳什谈判博弈和Stacklberg博弈的框架下,分析"公司+合作社+农户"型农产品供应链提升双边投资意愿的理论依据,从而为农产品供应链的治理结构优化提出政策建议。数理模型分析显示:1与"公司+农户"型供应链相比,"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中的农户种植投资和公司销售投资的意愿均能得到提升。2"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的农户利润水平与合作社谈判力正相关;当合作社具有相对较强的谈判力时,即使合作社规定的资本留存率较高,农户利润水平依然能够高于"公司+农户"型供应链。3当合作社谈判力在某一特定范围内时,公司与农户利润水平均能实现Pareto改进。4当考虑到公司和农户进行长期合作时,"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中确保农户履约的保证金阈值显著低于"公司+农户"型供应链。最后,利用数值仿真分析了合作社谈判能力、资本留存率等因素对公司与农户利润水平的影响以及农户保证金阈值的变化。论文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农户和公司在"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中的地位更为平等,合作社能够形成对于公司的制衡力量,这大大降低了农户进行种植投资后可能面临的"敲竹杠"风险,农户的种植投资意愿得到提升。当农户加大种植投资后,合格农产品产量将会提高,这反过来又会激励公司提升销售投资意愿来获得更多的利润。因此,我国未来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的制度创新必须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壮大为基础,大力发展"公司+合作社+农户"型供应链,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也有助于让农户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三类农业产业化模式经营主体间博弈分析及最优选择

农业产业化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有效手段,农业产业化模式的优化选择是实现农业经营方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企业和农户间利益联结紧密程度看,中国农业产业化发展过程中依次出现了"龙头企业+农户"、"龙头企业+农户合作社+农户"、"企业+股份合作社+农户"三类主要模式。本文以图示模型为工具,将三类模式进行了分类归纳描述,并论述了"农户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的区别与联系。基于农业规模经营的视角,通过对三类农业产业化模式经营主体间在交易环节和加工环节进行博弈分析,最终得出农户通过股份合作经营可以获得农产品经营的规模效益,实现交易和加工的剩余价值最大化。剩余规模越大,合作主体间的利益越大,双方的合作也越稳定。"龙头企业+农户"是市场机制下靠购销关系将企业和农户联结的农业产业化运作模式,具有灵活多变的特点,但主体间权责关系不明,难以稳定运行;"龙头企业+农户合作社+农户"模式下引入中介合作组织后,经营主体间合作边界条件并没有降低,扩大了经营的规模效应,经营主体间合作可能性增加;"企业+股份合作社+农户"模式采用了现代企业制度的组织方式,经营主体间合作边界条件显著降低,使农户收益由农产品收购深入到农产品深加工领域,扩大了农户利益空间,实现了经营模式的现代化,此模式成为最为稳定的农业产业化模式。三类农业产业化模式的稳定性依次增加,经营主体的收益依次更高,股份合作社模式是农业产业化最优模式。最后,从上述结论出发,提出了我国推进农业产业化的相关建议。     

效益认知对农户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基于不同生产环节的异质性分析

基于数理推导建立了农户绿色生产技术效益认知与采纳行为之间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2017年8月在长江中游粮食主产区获取的946份实地调研数据,通过构建的Heckman样本选择模型和二元Probit模型分析了效益认知对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不同效益认知对其采纳行为和采纳程度存在不同影响效应.农户对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受社会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采纳程度受经济效益认知和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2)农户对不同生产环节绿色生产的技术采纳行为受到不同效益认知的影响.产前绿色生产技术采纳行为受经济效益认知和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产中绿色生产技术的采纳行为受社会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而产后环节的绿色生产技术采用则受到社会效益认知和生态效益认知的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研究认为政府农技推广部门在进行绿色生产技术宣传及培训时,应有针对性地选择培训对象和培训内容.     

城乡土地精明利用测度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精明土地利用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之一。借鉴城市精明增长理论,将其拓展至城乡地域系统中,提出了城乡土地精明利用的核心思想,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包括土地数量控制、土地形态紧凑、土地利用效益3方面在内的城乡土地精明利用测度指标体系。以位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长三角南京浦口区为例,从土地数量控制、土地形态紧凑、土地利用效益3方面,测度了浦口区土地精明利用水平,研究结果表明:1999、2002和2008年的土地利用精明度分别为38.04、49.48和62.48,浦口区土地精明程度呈逐年上升趋势,但仍有待进一步提高;城乡土地精明利用测度指标体系能够有效测度区域土地精明利用水平与状况。     

城乡交错区被征地农户的福利变迁研究

基于森(A.Sen)的可行能力福利思想和塞斯(S.Seth)的广义均值双参数构造理论,在以农户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居住状况和社会心理四个子维度作为综合评价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测度农户福利的新模型,该模型既具有全维度的分布敏感性,同时还具有维度交联敏感性。根据对武汉三里镇的实地调查,运用新模型对城乡交错区域农户失地前后的福利水平和分布进行了实测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①构造具有交联敏感性的多维福利测度模型的必要条件是必须按照先进行维间集合后进行维内集合的次序构造,任何满足路径独立的多维福利测度模型均不具有交联敏感性;②失地冲击对农户福利的影响具有多重性,福利分布的不均衡对农户福利测度影响显著;③失地变迁后农户整体的综合福利水平下降,从子维度的角度,失地后短期的经济收入福利和居住福利没有降低,下降主要是因社会保障、社会心理等保障长久生计生活的子维度福利降低所致;④失地冲击促进和强化了福利分布的马太效应,农户群体失地后的福利分布更加不均衡。     

农地整理项目治理绩效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48个国投项目为例

从农村土地整理的内涵及现实情境出发构建投入产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DEA方法对浙江省已竣工验收的48个国家投资土地整理项目效率水平进行测度,借此深入分析农村土地整理项目的治理绩效以及影响因素,旨在为改善我国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治理绩效研究提供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结果显示:(1)浙江省48个国家投资项目的综合效率均值为0.851、技术效率均值为0.903、规模效率均值为0.936,说明项目总体治理绩效较好,但项目之间的差异比较明显;(2)超效率分析发现,杭州北部、宁波南部和温州东南部等自然和社会条件较好地区的项目绩效水平较高,衢州西部和奉化西南等丘陵地区绩效水平较低;(3)影响因素分析发现,生态防护林种植数量、灌溉渠系长度、土地平整土方量、田间道路长度等工程投入过量,作物总产值增加量、单位面积涉及人口数、植被覆盖率等产出不足是导致绩效不高的主要原因;(4)DEA分析法是一种有效的治理绩效分析法,有助于从技术改进和规模调整角度来理解农村土地整理项目治理绩效内涵。根据结论,提出应该从生产技术上增强项目投入产出的转化能力,以改善绩效水平。     

农业清洁生产模型与实证研究

农业清洁生产是解决农业面源污染的有效途径,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基于农业清洁生产的目标,从农业输入、生产系统、农业输出三方面、分层次构建农业清洁生产的模型。该模型可以提供对于农业清洁生产现状及其结构、功能的认识;还可对农业清洁生产的预期行为进行预测,以便采取措施,即改变输入变量的数值和条件,对其进行控制;且通过一些变量的阈值和评价指标作为限制条件,使农业清洁生产系统能符合规定的标准。论文通过对新疆绿洲天山北坡经济带农业清洁生产的案例研究,结合实施农业清洁生产的条件分析和农业资源利用及农业面源污染研究,分析设计了农业清洁生产相应的技术措施,以利将污染控制纳入农业生产的全过程中,从产前、产中以及产后减少污染物的产生。通过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定性和定量研究相结合,佐证了所构农业清洁生产模型的正确性、可行性和实用性。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指标体系设计及区域差异——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例

探寻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ULUE)的基本内涵及整体分布格局是加快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关键环节,也是新型城镇化路径创新的基础平台和重要参照。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2003—2015年数据为研究样本,首先在理论层面揭示区域一体化与ULUE变化的互动机理,并据此构建了区域一体化背景下ULUE测度的"规模+结构+集聚"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小波神经网络模型和核密度估计对长江中游城市群ULUE的基本格局及区域差异演变特征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区域一体化与ULUE彼此影响、相互促进,区域一体化改变区域要素的交流规模与频率,是ULUE变化的重要驱动力,而ULUE则是评判区域一体化程度及整体水平的关键指标之一,会对区域一体化进程产生反作用。(2)在明晰区域一体化对ULUE变化作用机理的基础上,从规模效率、结构效率和集聚效率三个维度选取规模效应、乘数效应、产业合理化、产业高级化、人口集聚和产业集聚6个指标构建了区域一体化背景下ULUE的测度指标体系。(3)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及其内部各子城市群的ULUE均呈波动上升态势,但表现出明显的空间差异,且根据核密度估计结果,考察期间长江中游城市群ULUE的地区差距总体上遵循"先扩大,后减小,再扩大"的变化路径,武汉城市群ULUE的多极分化特征明显,环鄱阳湖城市群ULUE的地区差距逐步减小但幅度较小,环长株潭城市群ULUE的区域差异则经历了先增大后减小的过程,江淮城市群ULUE始终呈两极分化趋势。(4)为实现区域一体化与ULUE的协调发展,并形成相互支撑,内在互动的开放格局,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包括制定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政策、建立区域合作与交流机制、借鉴邻近ULUE高阶区的城市土地利用和管理经验等。     

中国低碳经济政策链范式研究

低碳经济是人类应对气候、能源和环境危机的经济发展新模式。如何塑造低碳经济发展雏形,建立发展低碳经济的长效机制,成为当前我国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化转型需要构建适度适宜的政策体系,政策链理论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思路。政策链的纵向与横向结构形成各项政策在时序上相互衔接、层次上相互配套、内容上相互补充的政策链系统,有效克服了单个政策的孤立性与局限性,有利于政策整体功能的发挥。基于政策链范式,本文首先阐述政策链的理论基础,设计低碳经济政策的链状结构,继而分析了我国低碳经济政策实践中暴露出的系统性、协调性及配套性的缺失问题和原因,最后提出低碳经济政策链的构建措施,强化政策链各环节的相互配套性,为现阶段制定我国低碳经济政策提供参考。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快速城市化地区空间冲突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

空间冲突是快速城市化过程各种生态环境问题形成与演化的直接动因,科学测度空间冲突水平,对优化区域发展模式、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从城市化过程空间开发利用的生态系统服务权衡视角,将社会经济驱动因素、城市化扩张路径、生态系统服务响应纳入空间冲突分析与评价过程中,通过分析空间冲突形成机理,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量化空间冲突形成的生态风险压力(社会经济因素)、暴露程度(城市化扩张特征)、生态风险响应(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三类因子,构建冲突测度模型,以江浙沪快速城市化地区为具体研究对象,开展空间冲突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 2000—2018年区域空间冲突水平呈上升趋势,冲突指数均值由0.514上升到0.548。(2)冲突模式主要沿"点圈式"-"轴向扩散"-"网络化扩散"的路径演变:"点圈式"阶段调节服务和供给服务受影响较大,"轴向扩散"阶段受影响程度由高到低为支持服务供给服务文化服务调节服务,"网络化扩散"阶段支持服务和文化服务受影响较大。(3)从城市尺度来看,浙江省城市空间冲突强度较低,江苏省城市和上海市较高,并呈现出了距离上海市越近,空间冲突指数越高的空间梯度特征。建议通过强化基于城市群地区空间冲突的分区规划管控,加快建立完善的空间冲突预警调控机制,以加强城市化过程的区域空间冲突治理,保障区域生态安全。     

基于“耦合距离”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空间范围定量测度

国内外研究者贡献了大量城市群边界识别研究的成果,但少见从城市群一体化角度定量界定城市群空间范围的研究,不足以给盲目"组群"、不合时宜"入群"的"城市群病"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该文借用金属价键理论,定位城市群为内部个体共享共建资源、以整体形态与外部合作竞争、边界范围具有时空可变性的"利益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群一体化动态耦合关系模型,以"耦合距离"为媒介测度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区域规模与空间范围。研究结果表明:(1)泛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分别具备发展边界半径100、150 km城市群一体化区域的潜力,长江中游城市群较长时期内不具备发展边界半径超过200 km的条件;(2)城市群等级层次分明,泛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长沙区域中心性强,但均不具备绝对中心辐射能力;(3)二级城市群中,环长株潭城市群发育程度最高,泛武汉城市圈中存在"洼地",环鄱阳湖城市群出现"脱群"现象;(4)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实际空间范围包括"武汉—黄冈—孝感"及"长株潭—益阳",不到原规划规模的1/4,具备形成"武汉长沙"双中心一体化的城市群模式的潜力。研究结论为决策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参考。     

农户水稻“双改单”与收入增长:来自农村社会化服务的视角

农户水稻种植"双改单"正以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发展。由于农民种稻收入在家庭收入增长中份额日趋减少,使得农户倾向于将更多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源转移到兼业或非农生产活动上,出于粮食安全和提高耕地利用率的考虑,国家鼓励农户选择双季稻,而农村社会化服务的推进和发展,能够促进生产者劳动时间和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来兼顾到粮食安全和农民增收的目标。本文在我国长江流域的农户追踪数据基础上,分析农户水稻"双改单"和收入增长的演变趋势,以农村社会化服务为视角,尝试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并实证分析以回答,在农村社会化服务发展的支持下,能否使得农户兼顾到双季稻种植和收入增长的双重目标?研究结果表明:2004-2010年,农户水稻"双改单"趋势明显,双季稻比例年均降幅达1.82个百分点,2010年双季稻种植比例已降至三成左右。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类型正由传统的种养结合经营逐渐向农业以外产业拓展,到2010年生产者的职业所属行业排名前三位分别为工业、建筑业和水面养殖业。以农机装备为代表的农村社会化服务的发展,尚不能使农户兼顾到收入增长与双季稻种植的双重目标,农村社会化服务的主要贡献在水稻生产者的非农兼业行为上,对其选择单双季水稻的影响较小。由于可在务农与非农劳动时间上进行错峰配置,生产者的非农兼业行为与其单双季水稻种植之间具有互补性,然而也有微弱迹象显示,随着生产者非农兼业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将可能对单双季水稻种植产生负面影响。文章建议,要切实保障粮食安全目标,应当重视长江流域水稻主产区的农户"双改单"演变趋势,继续拓展水稻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上的农村社会化服务内容,适当培育现代职业农民。引导农民扩大双季稻的种植规模。     

焦化循环经济工业园生态产业链运行研究——以山西省为例

生态产业链是焦化循环经济工业园区持续增长的重要保证,它包括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产业生态系统与生态产业链运行机制,而当务之急是生态产业链运行机制的建设。本文以此为背景,阐述了山西省循环经济工业园区生态产业链运行中存在的问题,构建了焦化循环经济工业园区产业生态系统(IES),并建议从纵向一体化、兼并重组、网络组织等六个方面构建和完善生态产业链运行机制,以此促进焦化循环经济工业园区向生态工业园区演变的进程。     

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创意产业发展趋势及效应分析

创意经济是全球进入新经济时代发展起来的一种推崇个人创造力与智慧、推崇创新，强调基于个人创造力的文化艺术与科技创新对经济的支持与推动作用的新经济。创意产业发展的质与量已经成为21世纪衡量一国或城市综合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之一。然而较高新技术、交通网络、信息网络等对城市群影响，创意产业作用于城市群的哪些方面、影响程度如何尚未引起学界足够重视，而这恰是创意时代城市群竞争优势持续提升的重要理论和城市产业政策实践难点。以中国长江三角洲城市群(16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综合测度视角研判长三角城市群创意产业发展趋势：（1）梳理国内外研究阐明了创意产业的空间性，由此糅合城市体系理论与创意阶层理论构建创意城市体系，并从其核心组分“创意环境、创意能力、创意活力”构建测度城市群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指标体系；（2）采用长三角16城市2005、2009年度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法，判识出影响城市群创意产业发展主要因素：城市便利性、创意阶层的规模与质量、创意产业的经济基础与经济投入强度、城市休闲设施，且前3者影响程度较大；（3）采用层次聚类法综合测度创意产业影响因素，发现长三角各城市创意产业发展水平迅速上升、城际差距缩小，且创意产业影响长三角城市群演进趋势虽弱但已初现，即以创意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综合指数观察长三角城市位序 规模，上海仍位于首位，但第2层级中却多了苏州，第3层级却呈现无锡、镇江、泰州、常州优于宁波、扬州的格局     

自组织生态产业链社会网络分析及治理策略——基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

突破传统的企业共生关系视角,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审视自组织生态产业链网络结构和治理问题。根据企业共生关系性质,自组织生态产业链分为多元化共生模式和一体化共生模式两种不同类型,并进行比较分析。其中,多元共生模式下的企业间共生关系以契约关系为主,而一体共生模式的企业间的共生链接关系主要为产权关系。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了生态产业链利益相关者共同体关系和共同治理思想,构建了自组织生态产业链社会网络模型,包括核心网络层、支持网络层和环境网络层三个层次。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卡伦堡生态产业链和贵糖集团生态产业链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表明,与贵糖生态产业链相比,卡伦堡生态产业链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合作较多,联系紧密,存在较多的资源传递渠道,且利益相关者之间具有较高异质性。基于典型案例分析,认为在生态产业链利益相关者治理方面,应采取增强网络密度,降低网络中心势和核心成员集中度,增加重要利益相关者的中心度,占据网络结构洞位置,组织合作联盟等治理策略。     

资源环境脱钩测度方法:“速度脱钩”还是“数量脱钩”?

促进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正确认识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前提和关键,脱钩作为描述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理论及方法,仍然存在脱钩概念模糊、脱钩测度方法不统一的问题,影响了其应用效果。对此,本文首先在总结现有脱钩测度方法的基础上,将其分为"速度脱钩"和"数量脱钩"两类,其中"速度脱钩"是指同一时期内资源环境消耗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数量脱钩"是指资源环境消耗数量(或水平)随经济增长出现平稳或下降;然后,借助"环境高山"分析了脱钩测度的管控意义,指出脱钩测度不仅仅是为了回答"脱钩与否",更重要的是告诉我们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是否已经实现从"两难"到"双赢"的转变,我们是否该变资源环境的"适度管控"为"严格管控";并以脱钩测度的管控意义为标尺,从理论上分析了"速度脱钩"和"数量脱钩"的优劣;最后,以我国的城市土地扩张与经济增长为例,选择Tapio弹性系数法和Kuznets曲线模型分别代表"速度脱钩"和"数量脱钩",对理论分析结果进行了验证,结果表明"速度脱钩"可能会提前误判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双赢区间",误导我们提前实施"严格管控",从而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不良影响,而"数量脱钩"能够更准确的反映资源环境与经济增长从"两难"到"双赢"的转化,有效指导资源环境管控策略的选择。因此,为了更好地将脱钩理论及方法应用于资源环境管控实践,以"数量脱钩"作为脱钩测度方法是更合理的选择。     

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时空格局及其驱动力研究

研究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对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测度了1994~2014年长江经济带121个地级市土地城镇化水平,并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SDA)探究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最后运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模型(PLS)探讨了土地城镇化空间格局差异形成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时序演变上,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并表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空间演化上,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明显,主要表现为:空间自关联性显著,且土地城镇化热点区域作为极化的核心,集聚趋势由东北向西南方向逐渐递减;长江经济带土地城镇化水平时空差异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人口规模、固定资产投资和区位条件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影响。     

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企业区位分布特征及其演化

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决定城市物流空间格局、影响城市资源和生产空间的合理配置。以上海大都市区1995年以来物流企业属性数据为基础，综合应用区位商、平均最近邻、核密度及协同区位商等测度方法，探究各类物流企业的区位及其演化特征。研究发现：（1）受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及发展定位不同的影响，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时空异质性，区域各类物流企业的时空发展水平差异显著；（2）上海大都市区物流企业正由“中心布局”转变为多“核心-边缘”模式，在中心区集聚极化的同时，郊区外围也集聚分布了大量物流企业，城市物流空间不断向外围扩张；（3）货代类和综合物流类企业通过信息共享、服务零库存等因素，促进企业间的共位选择；其他类型物流企业由于地域分工、企业选址分散，则出现了区位互斥现象。研究揭示了上海大都市区物流空间区位特征，既补充了城市物流的理论研究，也为今后城市物流业和物流设施发展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