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边际效应理论的中部板块协调发展分析

边际效应理论及其增值效应是现代生态科学很重要的一个原理.我国是典型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长期的区域非均衡战略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四大区域板块.面对着东部的开放崛起,西部大开发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改造,"谨防中部凹陷,促进中部崛起"作为一个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命题,被提到了国家层面上.中部板块由于地理区位与经济发展水平均居于我国的中间位置,因此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作者试图通过运用生态学上的边际效应理论,分析中部区域板块内部以及板块之间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机制,来促进中部区域板块经济的协调发展.     

以地市为单位的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分析

收集2005—2016年中国339个地市的旅游总收入,利用基尼系数、水平梯度、首位度等指标分析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及其变化。结果表明:(1)由于各地区旅游资源丰度、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交通区位等因素的不同,我国旅游经济发展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随着各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我国旅游经济发展区域差异呈缩小趋势,但依然较大。(2)东、中、西3大区域内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呈减小趋势,东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最小,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区域差异相对较大,东部和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结构明显改善,中部地区改善幅度较小,有较大的提升空间。(3)除个别省区外,各省区旅游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在减小,许多省区的区域旅游差异进入合理范围内。首位城市基本是省会城市,且大部分省区首位城市没有发生变化,二城市首位度和四城市首位度呈下降趋势。     

我国R&D资源配置效率的时空差异分析

RD作为创新资源的核心,已成为提高国家创新能力的关键要素,RD资源配置效率直接关系到区域创新能力和区域竞争力的提升。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2000—2013年我国30个省区RD资源配置效率,然后运用Mapinfo12.0软件对我国RD资源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进行空间分析。结果表明:2000—2013年我国30个省区RD资源配置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技术进步率是影响RD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因素。从区域总体水平看,RD资源配置效率区域差异显著,呈现出"东部最高、西部次之、中部最低"的空间特征,但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RD资源配置效率的区域差异在逐步缩小。     

西部大开发:自然增长还是政策效应——基于合成控制法的研究

西部大开发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区域发展战略,客观准确地评估其实施效果,对制定实施后续政策和其他区域发展政策具有借鉴意义。利用1980—2016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了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①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没有明显的改善作用;②显著促进了内蒙古、重庆、陕西和宁夏地区经济发展,抑制了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和新疆地区经济发展,而对四川和青海无显著作用;③对第一、三产业具有促进作用,而对第二产业具有抑制作用。建议继续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首位,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使西部大开发真正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中国区域普惠金融测度及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根据2006—2015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变异系数法测度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发现我国整体普惠金融水平呈上升趋势,但区域差异比较明显,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社会经济、银行业结构、基础设施与服务层面,构造普惠金融的决定模型。实证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城镇化、农村金融机构、公路建设、手机互联网新渠道提升普惠金融指数,大型商业银行和外资银行抑制普惠金融发展。从分区域来看,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差异很大。就银行业结构而言,我国东部地区大型商业银行与普惠金融指数显著为正,中部地区农村金融机构与普惠金融指数显著为正,西部地区农村金融机构结果不显著。     

中国冰雪旅游网络关注度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北京冬奥会助推了中国冰雪旅游高质量发展,冰雪旅游日益成为中国冬季旅游的主导业态,其可持续发展对健康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等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百度指数,利用区域经济差异测算指标与地理探测器模型,详细梳理了北京冬奥会前后中国冰雪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分布特征,并进一步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总结。结果表明：(1)时序演化方面,冰雪旅游网络关注度总体时序呈“倒V型”分布特征,具有4个峰值;网络关注度周时段呈现由“尖峰尖谷”向“尖峰平谷”的特征演变。(2)空间演化方面,省域尺度上,冰雪旅游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呈现不均衡分布态势,表现为自东向西逐渐衰减的空间特征;区域尺度上,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间的空间差异于第2周最为显著;区域内差异表现为中部地区集聚程度最高,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集聚程度最低。(3)影响因素方面,经济发展状况、人口数量、教育发展水平、网络发展水平等社会经济因素是冰雪旅游网络关注度时空演化格局的核心影响因素,自然因素、体育因素和地理空间距离是次级影响因素。     

中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金融支持水平和效率的区域差异

资源循环利用产业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该产业的金融支持水平和效率的区域差异,能为推进该产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文以该产业的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熵权法和GS-SBM模型测算了2016—2020年东、中、西部企业的金融支持水平和效率,利用Malmquist指数和Dagum基尼系数揭示了金融支持水平和效率的演变情况和区域差异。结果表明：①我国资源循环利用产业金融支持水平很低,观测期内均值仅为0.067,中部略高于东部,明显高于西部;金融支持效率较高,观测期内均值为0.86,西部＞中部＞东部;该产业内各子产业的金融支持水平和效率也存在区域差异。②该产业在各区域的金融支持水平与效率均呈现水平上升、效率下降的趋势。不同区域的金融支持水平增长速度与来源存在差异,而效率的下降均来源于技术效率水平的恶化。③不同区域该产业的金融支持水平差异较大,但水平差异波动下降;金融支持效率差异相对较小,但效率差异波动上升。区域内差异是金融支持水平和效率差异的主要来源。     

长江经济带自然保护区分布特征研究

利用地理集中指数、均衡度指数、均衡比指数等定量方法,从东、中、西部和11省市尺度对长江经济带1066个自然保护区分布特征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保护区数量和面积分布均衡性存在空间差异;(2)保护区在东部主要受经济状况影响,中部受人口数量影响,西部受省市面积影响;(3)森林生态类在中部和西部分布均衡,野生动物类在东部和中部分布较均衡,野生植物、古生物和地质遗迹在西部分布较均衡,内陆湿地在中部分布较均衡;(4)市级和国家级保护区分布较集中,县级和省级保护区分布相对均衡;草原草甸和海洋海岸类分布较集中,内陆湿地、野生植物和森林生态等分布相对均衡。研究成果可为优化研究区自然保护区空间格局,拟定自然保护区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黄土高原地区生态旅游开发的优势及前景分析

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非常脆弱,该区进行旅游开发必须以生态旅游为指导。该区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丰富而独特,开发生态旅游具有类型多样、功能齐全、有利于组合开发的资源优势;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为其提供了政策优势,同时该区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开发生态旅游优势明显。分析了黄土高原地区生态旅游开发的国际、国内及区域市场前景,提出了在该区进行生态旅游开发应注意的问题。     

山西省城乡统筹发展效率的DEA分析

基于2009年山西省11个地级市城乡统筹发展的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评价了各区域的城乡统筹发展效率,对其空间差异变化特征与规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山西省城乡统筹发展效率总体上呈＂中部较高,普遍分化＂的分布特征,并存在两大＂DEA有效＂集群。自改革开放以来,山西省逐渐形成了中、东、西三大经济地带,即中部盆地区、东部山地区和西部高原丘陵区。规模效率是当前制约山西省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效率的主要方面。全省普遍存在投入冗余现象,可通过优化环境、产业结构高级化、突出特色产业、提升产业技术、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城市化水平等途径来提高区域的城乡统筹发展效率。各区域之间城乡统筹发展效率的空间差异显著;对2009年山西省11个地级市进行相对效率分析,得出相对有效值为1的城市居多,北部朔州市和南端运城市相对效率差异明显,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城市空气污染对人口流动的推拉效应研究

传统城市发展理论认为,空气污染会导致人口流出。然而,本文以城市雾霾数据为例,分类别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后发现,空气污染会促进百强城市的人口净流入(形成拉力效应),非百强城市的人口净流出(形成推力效应)。拉力效应与传统的城市发展理论不符。本文认为,当城市间收入差距过大时,流入居民会形成高水平的收入预期,促使其愿意承受更严重的空气污染,该预期可量化为空气污染的拉力效应。据此进一步研究收入水平对推拉效应的调节作用发现,随着收入水平上升,其能放大百强城市的拉力效应和非百强城市的推力效应,即进一步促进百强城市的人口净流入和非百强城市的人口净流出。在此基础上,本文对百强城市和非百强城市分别提出政策建议,以期能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城镇化科学转型提供理论支持。     

基于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长三角环境经济政策优化研究

基于长三角区域社会、经济、环保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要求,全面调研"三省一市"(上海、江苏、浙江、安徽)2011—2017年环境经济政策出台情况,并开展评估分析。结果显示:长三角区域环境经济政策整体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尤其在财政奖补方面占绝对优势,但各省市差异较为明显,且区域层面联动政策相对欠缺。在此基础上,结合长三角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目标及污染防治协作深化需求,建议在环保基金、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环境信用体系等领域率先开展区域联动试点,并从机制、法律、技术等层面给予保障,探索形成区域环境经济政策共商、共享、共赢模式。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评价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核心要求,城市生态协同发展是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关键。城市生态协同发展主要体现为特定地方对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度,体现了特定地方对流域性生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差异悬殊。协同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耗和污染排放较少的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污染较少的城市。而生态协同发展能力较差的城市多集中在那些能耗和污染严重的地区。这些城市形成了三大一级城市群和八大二级城市子群的空间分异格局。该格局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协同发展能力之间在现阶段并非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长江经济带生态协同发展需要切实体现一体化治理(流域性)、中央集中性治理(国家战略性)和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统筹性治理(复合地域生态系统)三大内在需求。从长江流域整个生态系统恢复与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分工协作入手,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权利关系,实现上下游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战略协同。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环境治理效应评估——基于DID模型的实证研究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范围不断扩大,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城市不断增加,对区域城市环境协同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采用2003—2019年中国225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能显著促进整体城市和原位城市的污染排放强度下降,但对新进城市的环境治理影响并不显著。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不同规模城市的环境治理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对非资源型城市和高行政等级城市的环境改善作用则优于资源型城市和低行政等级城市。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带来污染排放强度整体下降,这一结果主要来自经济集聚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来自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同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反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在降低本地污染排放强度的同时,加大了周边城市污染排放强度。     

基于区域梯度式学习情景的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研究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重大战略,面临开发与保护的巨大挑战,构建科学、高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为其保驾护航成为重中之重。作为一个流域式生态共同体,区域统筹协调下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根本关键。本研究导入区域协同治理理念,提出构建梯度式渐进学习环境协同治理框架,并采用数据进行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治理的多情景测度与评价实证检验了梯度间以及梯度内部的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协调机制的潜在影响。最终,从中央、区域和地方三个层面提出梯度式学习视野下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策略。     

基于SML指数的环境回弹效应分析：模型与测算

本文通过搭建环境回弹效应理论框架,采用熵权法构造各地区综合环境污染指数,利用Sequenti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全要素生产率模型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定量评估了1999—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环境回弹效应,识别了环境回弹效应时序演变和区域差异,并进一步利用空间分析技术探究环境回弹效应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样本期内各省份环境回弹效应均值集中在-13.23%~29.63%,全国平均环境回弹效应为10.42%,实际减污率仅为65.74%;时序特征上,环境回弹效应与技术进步有部分相关性,但存在滞后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溢出效应是主要的异质性来源;空间特征上,环境回弹效应的区域差异显著,但具有空间相关性,地理因素在解释环境回弹效应的影响因素中不容忽视;全局自相关检验表明2006—2011年各省份环境回弹效应呈显著的正自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建议进一步挖掘环境降污空间,加快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关注区域协同减排,是改善污染治理的有效措施。     

对进一步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实施的再思考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出台已经近两年,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核心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不仅关系到沿线省市的发展质量,更是全国范围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本文总结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进展与成效,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区域统筹、结构调整、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空间管控、绩效考评等角度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建议。     

特大城市集群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关联特征

本文以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解析不同空间尺度下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时空变化特征,并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探究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的关联特征。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2000—2015年绿色发展水平逐年提升,约16.44%的城市达到较高水平,空间上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特征。人均三维生态足迹增长逐渐趋缓,成渝城市群达到峰值（5.21hm²）后逐年稳定下降。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处于良好协调状态,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耦合协调度的提高。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存在倒“ U”形EKC曲线关系,由于自然资源基础和产业结构差异,成渝城市群（拐点出现在2008年）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协调关系好转早于中下游城市群（拐点分别在2019年、2012年）。四川、安徽应作为降低资源消耗的重点对象,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拉动周围城市提高绿色发展水平。研究成果能为区域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管理提供思路与理论支持。     

长三角经济能源约束下的大气污染问题及对区域协作的启示

长三角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取得一定成效,然而空气质量改善逐渐进入瓶颈期和攻坚期,大气污染治理战略需要从宏观层面系统谋划。本文系统分析了近10年来长三角区域经济、能源、产业、交通的发展状况和趋势,结合区域大气污染物浓度水平的演变,分析了大气污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耦合关系。结合当前区域空气污染的空间分布差异以及经济能源交通结构的内在差别,识别了大气污染的区内差异特征及关键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从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交通结构优化、分区施策、深化治理等角度,为深化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持续改善大气污染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Integrated Measures of Anthropogenic Stress in the U.S. Great Lakes Basin

Integrated, quantitative expressions of anthropogenic stress over large geographic regions can be valuable tools in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Despite the fundamental appeal of a regional approach,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stress measures remain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urrent challenge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 Using publicly available, pre-existing spatial datasets, we developed 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database of 86 variables related to five classes of anthropogenic stress in the U.S. Great Lakes basin: agriculture, atmospheric deposition, human population, land cover, and point source pollution. The original variables were quantified by a variety of data types over a broad range of spatial and classification resolutions. We summarized the original data for 762 watershed-based units that comprise the U.S. portion of the basin and then used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to develop overall stress measures within each stress category. We developed a cumulative stress index by combining the first principal component from each of the five stress categories. Maps of the stress measures illustrate strong spatial patterns across the basin, with the greatest amount of stress occurring on the western shore of Lake Michigan, southwest Lake Erie, and southeastern Lake Ontario. We found stro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tress measur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ird communities, fish communities, and water chemistry measurements from the coastal region. The stress measures are taken to represent the major threats to coastal ecosystems in the U.S. Great Lakes. Such regional-scale efforts are critical for understand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human disturbance and ecosystem response, and can be used to guide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at both regional and local sca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