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益评价

从土地利用的综合效益出发。采用因子分析方法从经济、社会、环境等多角度对现阶段我国各省（区、市）城市建设用地的综合利用效益进行了定量化评价。研究结果显示，土地利用效益偏低的省份为18个，占60％，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利用效益较高的省份为7个。主要位于东部沿海等地。本研究方法克服了以往单因素评价方法的不足，即片面追求经济总量不一定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高效利用。同时，为从空间角度调控土地利用效益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建议。     

中国省际间绿色发展福利测量与评价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对绿色发展福利进行测量和评价比传统的GDP评价更能体现发展的质量。本文基于生态绩效理论,将绿色发展福利增长速度推导为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的乘积。首先以人类发展指数作为绿色发展福利的判别标准,根据脱钩指数理论,以数值0和0.1为界线,将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划分为"负福利增长"、"绝对低福利增长"、"相对低福利增长"三类。其次,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及Malmquist指数测度兼顾期望产出(GDP)与非期望产出(生态足迹)的绿色经济增长,并对中国省际绿色经济增长效率进行分解,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为技术效率变动、技术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以探讨影响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的关键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均小于0.6(两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小于0),处于低福利增长状态,但是整体上省际间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呈现正相关关系,省际间人类发展指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公平的教育机会与收入分配差距两个方面。对中国大陆31个省份绿色经济增长速度的分解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规模效率变动指数的提高,且每个时期三者的贡献率均在1左右波动。检验期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四个省份作为"创新者"共同推动产出朝着最优生产前沿面外移。最后,为了构筑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认为应该以绿色发展福利水平的提升为导向,在依据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应注重教育公平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同时,应积极发挥创新者省份绿色发展的示范效应,带动非创新者省份共同发展。     

中国省域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

基于四部委发布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对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2013—2016年的绿色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评价,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考察了中国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点。研究发现:(1)中国省域绿色发展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域性差异,绿色发展指数较高的地区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省份和生态禀赋较好的西南省份。(2)在变动趋势上,中国绿色发展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且东部和中部省份的绿色发展提升趋势要相对快于西部省份。从省际绿色发展水平变动来看,存在多数省份绿色发展水平提升和个别省份绿色发展水平下降并存的趋势特征。(3)从全局空间自相关来看,中国绿色发展存在较明显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但2013—2016年省域绿色发展的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减弱。从局域空间自相关来看,绿色发展水平高的省份和绿色发展水平低的省份在地理空间分布上均相对集中,且2013年到2016年发生跃迁的省份仅有7个,反映出绿色发展空间分布格局的相对稳定。(4)从空间自相关的驱动因素来看,资源利用指数的空间集聚特征不明显,生态保护、增长质量和绿色生活指数的空间集聚性增强,而环境治理和环境质量指数的空间集聚性减弱,即环境领域的竞相向上趋势是驱动绿色发展从集聚走向平衡的主要因素。(5)从收敛性趋势来看,省际绿色发展存在落后地区追赶领先地区的趋势,其中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方面的追赶趋势最为明显。此外,在空间分布层面,绿色发展呈现"俱乐部"收敛特征,主要是源于增长质量的空间集聚以及生态保护的地域性差别。     

中国大城市郊区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分析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促进下飞速发展，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随着城市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一些大城市一部分工业尤其是污染扰民工业开始从中心区向郊区搬迁，大城市工业进入郊区化发展阶段。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大城市中许多工薪阶层开始住进郊区的单位分房或自购房。人口郊区化及随之而来的商业郊区化也开始显现。我国大城市郊区化是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城市郊区化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北京、上海、广州、杭州、苏州、沈阳、大连等大城市为例，概括了当前我国大城市郊区化的现状特点，指出了郊区化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为城市管理部门提供参考。     

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

本文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两批低碳试点城市(共36个)为研究对象,基于其2005-2011年间的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数据总结其碳排放水平,从区域分布、经济水平和人口规模三个方面分析了全国范围内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通过"十一五"期间碳减排成效和"十二五"期间碳减排目标两个方面分析了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并推测了低碳试点城市2015年的碳排放水平。研究显示,"十一五"期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各城市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平均水平从东部到西部逐渐升高。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低碳试点城市中92%的城市的人均CO2排放高于全国水平。而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逐渐降低,人均CO2排放却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呈U型分布,其中大型城市的人均CO2排放水平最低。同时通过与同类地区对比分析,研究表明试点城市的低碳工作成效和减碳目标普遍优于同类地区。除直辖市外,32个低碳试点城市中28个城市2010-2011年单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和2015年单位GDP的CO2排放节能目标高于所在省份。在城镇化速度继续增加和经济总量保持上升的趋势下,到2015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虽然下降,但人均CO2水平仍呈上升趋势。我国的低碳试点城市建设任重道远。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省（区）及城市GDP增长和城市化差异研究

从西部省(区)及城市的GDP和城市人口两个方面入手,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西部省(区)城市发展状况研究过程中,选取GDP增量贡献度、人均CDP增量贡献度和城市化水平、城市首位比、城市首位度等指标,分别表征经济和人口两方面的情况.计算结果表明:①西部省(区)经济增长状况较差.且多数增长稳定性较差.②西部各省(区)城市化相似度较低,在截集水平大于0.678 3的情况下,西部12省区各为一类.③在对城市化与人均GDP进行相关分析的结果中,内蒙古和新疆的b值均高于h值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城市化对人均GDP增长的反应较灵敏;而广西和西藏的b值均低于b值平均值减一个标准差.反应较迟钝.④西部多数省(区)城市人口较为集中,多数省(区)的城市首位比和首位度均较大.在对中国西部城市研究过程中,选取市级建制较早的城市作为样本城市.且主要从GDP和城市非农业人口两方面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西部城市GDP和人均CDP贡献度波动均较大,如样本城市1990-2003年的GDP贡献度的标准差的平均值为0.001 657,而对其平均值求取各城市的平均值为0.20%,两者接近.②在对城市化和人均CDP进行相关分析时,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b值较大,而特大城市和小城市的较小,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与特大城市和小城市相比,对人均GDP增长的反应较为灵敏.③在对城市化水平增量进行分析时,西南城市中属于一类至六类的城市个数分别为6、4、5、12、1和0,西北城市中属于一类至六类的城市个数分别为0、3、2、7、3和3,西南城市城市化水平增长总体上快干西北城市.且其总体上差距仍在继续扩大.     

中国水土流失经济损失的货币化评价

绿色国民核算体系弥补了现有核算体系不足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而如何对生态环境进行经济核算是实现绿色国民核算体系的难点.本文通过对我国31个省(市、区)水±流失损失进行经济计量核算,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水土流失空间差异显著,呈西强东弱,南强北弱的空间分布格局.(2)水土流失损失最多的五个省份是贵州、四川、云南、陕西、湖北.损失最少的五个省份是新疆、北京、海南、西藏、江苏.(3)我国水土流失损失约占全国GDP的1.45%,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为0.35%、1.5%、4.6%,西部地区水土流失损失大于东部地区.(4)贵州的真实储蓄为负值,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西藏、云南、青海、甘肃、宁夏等省份真实储蓄虽大于0,但真实储蓄率较低,可持续发展能力低.(5)我国东部和西部的人均真实储蓄比值大于人均GDP,比值,东、西部间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差距比现实的经济发展差距更大.     

武汉市工业“三废”污染状况计量模型研究

根据武汉市1987~2003年经济状况（以人均GDP表示）与工业“三废”污染物排放量的统计数据，借助SPSS和EXCEL软件系统，分析了人均GDP与工业“三废”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并建立了两者之间的计量模型。通过研究发现：武汉市工业“三废”污染物（如工业废水、工业废水中的Cr+6、工业废气中SO2、工业粉尘和工业固废等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除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与排放量在EKC曲线的左边、还处于两难区间外，其余的曲线已过或正处于EKC转折点，说明武汉市工业“三废”污染状况开始向良性化方向发展。在武汉市环境没有遭到完全破坏、资源没有完全耗竭时，根据研究结果， 进行了“烫平”武汉市工业“三废” 排放量EKC曲线走势的可行性分析。     

中国东部沿海四大城市群绿色效率的综合测度与比较

东部沿海城市群作为国家经济增长的战略核心区,其均衡与绿色发展已成为中国理论界和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绿色效率是衡量区域绿色发展程度的关键指标,可以综合反映城市经济-社会-生态的协调发展水平。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以京津冀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以及珠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基于2006—2015年的相关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方法,综合测度四大沿海城市群绿色效率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在剥离外部环境及随机因素的影响后,各地区的绿色效率发生较大变化,36个城市中除10个城市的绿色效率达到效率前沿面,其他城市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且导致效率不足的因素是纯技术效率较低,而规模效率的影响不明显。②外部环境变量中,人均GDP、政府规划与城市绿色效率负相关;产业结构、城市化水平和市场开放程度与城市绿色效率正相关。③不同城市群的绿色效率等级存在异质性,四大城市群发展并不均衡,山东半岛城市群的绿色效率一直领先于其他三个城市群,城市群内部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失衡。④未来要继续加强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劳动力就业水平,减少劳动力集聚造成的人员闲置;在加速城市化进程的同时,要注意发现城市化所造成的资源能源的过度消耗,把握城市化的速度,坚持以质量为导向,因地制宜制定地方政策,加强城市群之间以及城市群内部的合作与交流,实现要素资源的自由化流动,以推进沿海四大城市群的绿色均衡发展。     

基于GIS的中国沿海省份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本文利用2000年全国1:400万的地形矢量数据,2000年中国沿海11个省(区)、直辖市的分县统计数据,中国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网的资源、人口数据等,以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福利、人口压力、资源储备、环境保护为主要依据,选取其中代表性参数为主要指标,建立中国沿海省份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以1km×1km的栅格(GRID)为基础,采用GIS分析手段获得沿海省份的可持续发展指数,结合本课题组所做的中国海岸带生态环境综合评价研究,探讨中国沿海省份可持续发展能力。     

The hypothesis of hydrochorous dissemination of populations of conifer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ield observations and experiments on the distance and rate of dispersal of self-sown Scotch pine (Pinus sylvestris L.) and Norway spruce (Picea abies (L.) Karst.) progeny has shown that the rate of their hydrochorous dissemination downstream is an order of magnitude higher than the rate of dispersal in upland areas. A hypothesis assigning priority to the role of hydrochory in the expansion of conifer populations to the tundra (periglacial) zone along with climate warming has been formulated and substantiated by comparative isozyme analysis of populations in transects lying along and across rivers.     

退耕还林工程费用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费用有效性评价是工程评价的重要方面。从政策制定和执行角度对退耕还林的费用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实地调研数据和相关统计数据．从退耕地选择和造林入手对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的费用有效性殛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并尝试对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由于缺乏长期的和有效的退耕还林规划以及相关政策措施的缺失．使得退耕还林费用有效性的损失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广泛存在。而各利益主体的利益不相害性是影响工程有效实施的基本矛盾。有必要在遇耕还林中确立明确的规划、清晰的退耕地选择标准。建立和完善管理信息系统和及时有效的反馈和控制机制。构建协调多方利益的长期稳定的生态补偿机制。从而改进退耕还林工程的费用有效性。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区域格局响应研究

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必然.但由于我国的国土规模、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方面的地区差异很大,地区之间在发展水平上一直存在着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个长期的国内政治经济现象.这种地区发展的差距表现为各类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同,反应不同.有些地区能够借助经济的全球化而发展自身,有些地区则无法从中受益,甚至因而处于更加落后的境地.本文从三大经济地带、各经济区和各省(市)区三个屡次分析和探讨了不同区域对经济全球化响应的差异,并对全球化条件下我国内部区域一体化格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生态补偿制度研究

实施生态补偿制度是保障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该文在明晰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生态补偿原则和利益相关方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的基础上,提出并设计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生态补偿平台建设思路和生态补偿运行机制。生态补偿平台建设主要包括:建立由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交易市场平台;建立以生态补偿保险、生态补偿期货、互助基金、证券化交易为主要内容的生态补偿风险保障平台;建立以相关独立认证和监测(检测)、资产评估、审计、代理等机构组成的生态补偿交易中介服务平台;建立生态补偿监管平台。生态补偿运行机制需要将法制建设、财政扶持、税收调节和保障措施等系统化:推进《生态补偿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补偿协定》的制定;完善并建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转移制度纵向化、"环境财政"等制度;改革创新区域或专项税收制度;构建完备的生态补偿评估、考核、监督管理体系,等等。     

Prognosis of the State of Aquatic Animal Populations under Conditions of Disturbed Ionic Composition of Water

In the crustacean Eudiaptomus gracilisSars,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rtality (D) and the ratio of main cations (R, the ratio of the sum of potassium and sodium equivalent concentrations to the sum of calcium and magnesium equivalent concentrations) were studied. The calculated regression equation D= 315 – 355/Rwas used for predicting the state of E. gracilispopulation in Lake Poppalijarvi (Karelia) polluted with mining waste. At R< 0.47, the population will survive; at R> 1.53, its extinction should be expected. The results of hydrobi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Lake Poppalijarvi confirmed the prognosis based on the equation.     

中国发展低碳建筑的困境与对策

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和数据分析法,以及系统科学的思想,分析了我国20年来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发展过程中,留下的高碳排遗憾,对房地产业、建筑业发展过程中的能源利用到碳排放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认为:我国发展低碳建筑,目前面临着认识问题,激励机制问题和投入不足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建立建筑物碳排量评价标准,规范房地产开发行为;制定低碳建筑标准,促进建筑业结构调整;以节能减排为导向,理顺能源价格;以及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等建议。得出了发展低碳建筑应该通过文化理念的回归与进步,依靠技术跨越式发展和制度约束才能实现的结论。然而技术的跨越式发展需要大量的投入,制度的约束难免会影响原有的发展方式。可见低碳建筑的发展的确是任重道远。     

地质旅游研究进展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质旅游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并在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文献。本文从地质旅游的含义、地质旅游活动发展历程和国内外理论与实践建设出发对地质旅游进行归纳和总结。综述表明,地质旅游越来越受到游客、地方和政府的关注和重视,是一重要的生态和可持续旅游型式。     

Adaptation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o management of Northern Rangelands of Kenya

Northern Rangelands of Kenya have continued to grapple with management challenges largely due to a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s thereof. Eroding customary institutions and new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characterize the system suggesting that adaptation is taking place to cope with the change. It is imperative that these socio-ecosystems adjust to the disturbance without disintegrating into a different state that is controlled by a different set of processes to ensure sustainable rangeland management.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change, the study sought to evaluat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engaged in tackling growing socio-economic and ecological factors challenging development within the last decade. Three study sites namely Kinna, Makurian and Westgate, representing three types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elders only, group ranch committee and community conservancy board), were investigated. Key informants, focused group discussions and household survey methods were used to gather data. Data were managed and analysed using Ms Access, Ms Excel,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SPS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more actors (internal and external) are engaging in management of soci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factors challenging development within the last decade. The co-management approach allows increased capacity to tackle these challenges and further presents more opportunities for a diversified livelihood, two key features of ecosystem resilience. Findings are useful as the Kenya government implements the National Land Policy that recognizes the need to restructure community land and its management.     

Regulation of numbers of insects on islands of the Kuibyshev Reservoir

The main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populations is revealed for some insect groups (Carabidae, Curculionidae, Chrysomelidae, and Hemiptera) on islands of the Kuibyshev Reservoir. This mechanism is the dynamics of the ratio of species with imaginal and preimaginal winter diapause. The extent of these dynamics depends on the stability of habitats, which in turn depends on water-level conditions in the reservoir. The period of adaptation of the community of carabids of the most flooded biotope to the extreme impact of water conditions is determ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