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水平省际差异的成因探析

1990～200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省际差异已从原来的北高南低态势转变为目前东高西低的格局。这是由各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背景、人口分布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而形成的。对中国各省区1990年和2000年城市化水平与自然、人口、经济发展、工业化水平等四类12个指标的因子分析表明,区域城市化水平不仅与工业化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与人口密度、农业经济呈负相关,而且受工业化水平或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更为强烈。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推进,工业化因子对城市化的拉动效应在减弱,而综合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拉动效应在显著增强。     

2000年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格局及其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

基于对城市化概念的认识，通过测算中国各城市的人口、经济和空间城市化率及其增长速度，运用Arcgis93支持下的热点分析方法，考察2000~2008年中国城市单元城市化水平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揭示了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模式，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热点仍然在东部沿海，主要围绕环渤海和珠三角两大城市化热点城市群，向东北、西北、西南等冷点区中心辐射、梯度推移；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与经济增长格局有较大偏差，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城市化的拉动作用相对经济增长更为明显；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形成受自然、历史、政策、经济、人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包含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和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两种道路，未来政府作用将逐渐弱化，推力的主动力地位将进一步强化     

用科学的发展观引领中国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乡二元体制将会给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带来巨大的挑战；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圈在今后中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目前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水平。低城市化率引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深层次矛盾。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已让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加快我强的城市化进程必须抛弃传统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用科学的发展观加以引领。城市发展甍兼顾中国冒情，坚持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之路；要统筹处理经济增长、人口增长、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基于共享社会经济路径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化水平与经济预测研究

城市和经济发展对气候变化的贡献不容忽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提出的共享社会经济路径(SSPs),描述了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所面临的气候变化适应与减缓挑战。本文设计5种共享社会经济路径下城市化和经济发展情景,包括可持续路径(SSP1)、中间路径(SSP2)、区域竞争路径(SSP3)、不均衡路径(SSP4)和化石燃料为主的发展路径(SSP5),开展2020—2100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化和经济预测。研究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城市化水平和经济总量将呈增加趋势,城市人口比重由2016年的48%增长至2100年的77. 9%(55%～92%),GDP总量由57万亿美元增长至371万亿(210万亿～611万亿)美元。(2)未来城市化及经济水平在5种发展路径下将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SSP1、SSP4和SSP5路径下"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发展迅速,未来几乎所有国家都能达到极高城市化水平,SSP2和SSP3路径发展相对缓慢,绝大部分国家能够达到中度城市化水平以上。经济水平在SSP5路径下发展较快,大部分国家能达到当前水平的5倍以上,SSP3和SSP4路径下发展缓慢,多数国家增幅1～4倍。(3)在低、中度城市化水平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对未来城市化和经济影响显著,到21世纪末期各路径间城市化差距达40%以上,经济水平相差3倍左右;具有较高城市化水平的国家,未来城市和经济发展均较为稳定,各路径间城市化差异少于20%,经济发展相差约1. 5倍。     

江西省经济增长与耕地集约利用的定量分析

近20 a来，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江西省耕地资源不断减少。选取GDP、人口、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城市化水平与耕地面积作为主要分析指标，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法和土地利用弹性系数理论分析了1990~2009年江西省经济发展与耕地面积变化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江西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与耕地面积变化呈负相关关系。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特别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是耕地资源流失的主要原因；江西耕地利用弹性系数较低且呈现剧烈波动性，说明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江西耕地集约利用程度较低。
     

湖北“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及其层级结构

城市化的内在协调性是城市（区域乃至国家）综合竞争力、国民生计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体现。基于对城市化概念与内涵的认知--城市化是一个“人口 经济 空间”三维一体的过程，其中人是行为主体，经济是驱动力，空间是载体，构建了城市化综合测度指标，并运用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对2000年以来湖北省12个地级市的城市化层级结构演变过程及趋势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城市化具有如下特征：① 城市化总量时序演变上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且存在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综合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的变化趋势，但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粗放增长的内在特征；② 整个城市化过程是一个由人口城市化导向型向经济城市化导向型转变的过程；③ 城市化相关系数的时序演变与人口城市化集聚程度>空间城市化集聚程度>经济城市化集聚程度的演变趋势密切相关，表明综合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地域协调性最高，而与经济的最低；④ 城市化等级体系空间结构及其时序演变具有首位度城市层级结构、城市层级结构动态演变，以及城市化地域协调性不强等特征；最后就城市化的协调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为我国城市化可持续发展研究以及湖北省今后的城市化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     

中国人口流动迁移对城市化进程影响的实证分析

人口流动迁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变迁和城市化中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基于我国30个省域2002-2012年的空间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空间静态与动态模型实证分析了人口流动迁移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整体上有着明显的空间扩散效应;流入人口和流入人口人力资本对我国城市化的影响都很突出,流入人口带来人力资本集聚对城市化水平的影响要大于简单人口数据的集聚;净迁移人口和净迁移人口人力资本对我国城市化水平的影响不是很显著,与我国的户籍制度存在着一定关系,当前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居民的迁徙,对城市化发展起着阻碍作用;经济力量仍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提高的重要驱动力。因此,在推动城市化进程中,除继续发挥经济力量的核心驱动力作用外,更需重视流动迁移人口对城市化的作用。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有限的资源不能支撑无限增加的人口，面对高速增长的人口，人们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认识。本文分析了人口增长与食物供给，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矛盾；阐述了最大人口容量及经济最优人口计算需要考虑的因素和基本；提出我国必须坚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这是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资源禀赋对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回顾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是其基本动力,工业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等经济增长要素构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但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是"福"是"祸"尚且存在着较大争论。基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和资源型经济转型两大时代背景,本文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重点研究资源禀赋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矿产资源对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影响,但资源丰裕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资源丰裕地区而言,资源是内生的动力因素,既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同时又作为具有稀缺性的商品获得产品收入,由此对本地的产业结构产生根本影响,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而对于非资源型省份来说,资源是外生的,只是作为外购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资源在这些省份并不构成相对独立的驱动力。在此前提下,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出现了明显差异:工业化、市场化、科技力量在资源贫乏省份的作用明显大于在资源丰裕省份中的作用;而资源禀赋和固定资产投资在资源丰裕地区中的作用更大。也就是说,资源禀赋条件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动力的内在差异性,同时也使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集聚水平分析

本文就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集聚水平,从人口规模和人口素质两个维度进行研究。研究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进入高素质人口集聚相对快于总人口集聚的良性阶段,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及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比,仍然存在人口集聚水平相对较低、人口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低素质人口占比相对较高等问题。建议调整国家人口战略、提升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化水平、推进户籍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一步提升长江三角洲地区人口集聚水平。     

中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面临的城市化滞后的挑战

我国人口城镇化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隔离的户籍管理制度没有在工业化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进程中予以破除。而城镇化的滞后将给我国经济实现持续增长带来诸多挑战，包括有效需求不足、农业生产率低下、产业结构难以升级等。文章特别阐明通过包括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土地承包制度在内的制度创新，加快人口城镇化的步伐，促进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     

中国各省区单位GDP/IAV能耗强度结构模型

选取2007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单位GDP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相关的经济指标数据,从经济发展、能源工业产值占相应省区GDP的比重等方面分析了2007年中国各省市区能耗现状,结果发现:我国经济较发达的省区单位GDP能耗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较低,经济较落后的省区这两种能耗指标较高;能源工业产值占相应省区GDP的比重越大,这两种能耗指标值越大。由此建立单位GDP能耗或单位IAV能耗与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工业产值占相应省区GDP的比重三者之间的结构模型,同时基于单位GDP能耗和单位IAV能耗,分别将中国各省区分为4种类型,并构建了二维矩阵表,据此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     

人口问题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及其对策思考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是经济增长不应以损害子孙后代的环境和资源条件为代价。其核心是强调社会、经济、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再生产模式不同 ,使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可持续发展的侧重点也不同。本文强调指出 ,目前人口问题依然是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应重点从人口总量、人口构成与分布、人口质量三个方面解决人口问题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     

中国城镇化加速阶段中期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调程度

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是否协调在过去几年倍受关注。选择了我国城镇化加速阶段中期(1996~2006年)这一时间段,通过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采用离差系数模型对这10 a间我国各省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的协调性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表明:(1)我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增长速度总体失调,土地城镇化超前;(2)人口-土地城镇化协调程度区域差异明显,不同发展阶段的省份表现出来的人口城镇化、土地城镇化增长速度及其协调程度不一样;(3)各省份应根据自身不同的城镇化发展阶段,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结合当前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三峡库区城镇化与移民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以万州区五桥河流域为例

城镇化与移民对三峡库区农村社会经济环境有重要影响 ,通过运用生态学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位理论和方法对五桥河流域作实例研究发现 :区域人口增长方式转为机械增长为主 ,农村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趋势显著。农村产业多样性与农民人均总收入存在非线性关系 ,城镇化与移民使农村产业多样性演替速度加快 ,使农业、工业经济生态位持续下降 ,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经济生态位持续上升 ,尽管能促进区域绝对经济生态位提高 ,但能否使区域形成与其区位相适应的优势产业体系是相对经济生态位提升的关键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协同演化时空格局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中国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全面把握其城镇化发展规律对于统筹谋划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00~2013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建成区面积、二三产业增加值作为城镇化扩张指标,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对其上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时空演化格局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表明:在时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城镇化耦合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地区间耦合协调性差异特征依然存在,其上游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波动最剧烈。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人口-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普遍滞后于"空间-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过程,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的协调性有待优化。在空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人口-产业"城镇化、"人口-空间"城镇化和"空间-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存在空间分异现象,总体呈东高西低态势。     

城市化:浙江省推进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战略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实际上走的是一条反集聚效应的农村工业化道路,它违背了世界各国城市化要求非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的一般规律,这种脱离了城市化的工业化进程,所引发的环境污染主要是通过“市场失效”和“政府失灵”来实现的,并对浙江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因此,要尽快从以农村工业化为主转到以城市化为主推动经济增长上来,努力探索出一条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新路子。     

中国城市化发展决定因素的地区差异

城市化的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劳动力迁移密切相关，中重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区域差异非常明显，其根源是在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各地区，影响城市化发展的诸因素之发育程度及所起作用不同。本文运用平行数据《panal》模型，对影响中国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城市化发展的请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为：①各地区之间，特别是沿海与内地之间。城市化进程的差异非常显著。②在中部地区，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当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起推动作用；而在沿海地区，则由第三产业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③对外开放政策对推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起了显著作用，在沿海省份表现尤为突出。由此可以推断。中、西部开放力度的加大将推动当地城市化的发展。④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双重作用：在沿海和西部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对城市化起补充作用；而在中部地区，则起替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