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达城市人口承载力预测及其经济合理性评价——以无锡市区为例

在经济发达地区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和经济发展转型背景下，开展人口规模预测研究对协调人口、资源、经济之间的关系具有积极意义。以无锡市区为例，核算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与不同时间阶段经济合理人口规模，分析土地资源人口承载量与经济合理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解析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无锡市区人口仍将稳步增加，外来人口仍将是常住人口增量的主体，但增速趋缓；2015、2020年经济合理人口分别约为404万和434万人，逐渐超出土地资源承载力所确定的402万人的合理人口规模；经济增长引起的就业人口的需求增长是导致人口总量增长的主要因素。未来需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劳动生产率提升、公共服务设施完善等手段调控人口发展，以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和保障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中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关分析比较研究

本文利用OECD国家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数据，对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相关分析，以揭示人口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模式。判断得到我国人口城市化仍处于低增长水平的线性阶段，城市化水平，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同等经济水平时的城市化水平，经济发展与人口城市化的相互促进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为此，文章提出了要加快我国城市化发展，超前于经济的增长是一个理性选择。     

湖北省县域人口迁入与工业集聚的空间关联性研究

基于2000年和2010年湖北省102个县级行政区的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县际迁入人口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探讨工业经济和迁入人口的空间格局及变化，以及两者之间的空间关联性；采用面板数据拟合联立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人口迁入与工业集聚之间的互动机制。结果表明：湖北省迁入人口和规模以上工业的县际分布之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正向关联性，武汉市及其邻近县区一直是迁入人口和工业经济的高高集聚区，鄂西地域则是低低集聚区。人口迁入与工业集聚之间存在相互决定的互动关系，地区工业集聚度提高1%，其全部迁入人口和省内迁入人口分别增加 0.544 9% 和 0.602 3%；全部迁入人口或省内迁入人口增加1%，其工业集聚度则分别提高 0.294 0% 和 0.267 8%。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省区应通过推进人口和非农产业协同集聚，培育地区经济增长极，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和区域协调发展。 关键词： 人口迁入；工业集聚；空间关联性；互动关系；湖北省     

基于土地自然与经济双重属性的西部地区人口承载力测算

为明确我国西部土地人口承载力是否能够满足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需要，进而为土地利用规划和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在综合考虑土地的自然属性和经济属性基础上，对我国西部地区2020年、2025年、2030年的人口承载力进行测算。采用统计模型分析与灰色预测的方法测算基于土地自然属性即食物生产能力的人口承载力，同时，从土地经济属性的角度，采用基于土地功能的产业活动关联法来测算人口承载力。最后利用短板分析法综合权衡两类基于土地不同属性角度的测算结果，确定西部地区实际的土地人口承载力，并与未来人口数量进行比较。测算结果显示：(1)从总体上看，2020年、2025年、2030年西部地区人口承载力分别是6.50亿人、6.73亿人、6.94亿人，而与之对应的未来人口数量是3.81亿人、3.87亿人、3.92亿人，即西部地区土地能供养的人口数大于未来人口数量；(2)从省级区域分布来看，其中大部分地区能满足未来人口增长的需要，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宁夏、新疆等11省份的土地都能承载各省未来人口的发展，只有青海省人口承载力低于未来人口数量。这表明西部地区整体的土地承载力能满足人口发展所需，但存在区域不协调，青海省土地承载力与人口发展需求尚不匹配。     

基于SLEUTH模型的滇池流域城市扩展模拟分析

通过滇池流域1992～2010年城市扩张研究，发现城市建设用地增长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边缘增长，表现为城市建成区范围不断扩大；二是道路影响增长，表现为环滇池道路两边新城市单元的产生。基于滇池流域城市扩展变化遥感数据，对SLEUTH城市扩展模型进行校准，模拟30 a间（2010～2040年）3种预案下的昆明城市扩展变化过程，并对模拟结果进行分析。3种模拟预测结果表明：任意管理预案下城市无序扩张，大量农林用地被城市建设用地占用，人口和城市建设用地呈现爆发式增长，滇池沿岸被城市包围，会对滇池水环境产生极大的压力；土地总量控制预案下城市的发展完全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内容进行，没有考虑城市实际发展过程中的经济、人口等因素影响，没有达到滇池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生态环境保护预案下，能相对有效控制建设用地，减少对农林用地、湿地的侵占，利于滇池环境保护。预测发现，从滇池流域水资源现状来看，即使实施了环境保护模式，人均水资源量仍处于“严重短缺”状态。需要通过调整昆明城镇体系和产业布局，降低城市首位度和人口；采取更为严格的空间管制策略，有效控制城市空间扩展，以减少对滇池流域的环境压力     

人类环境影响驱动因素非线性动力学关系分析

根据非线性科学理论，建立人类环境影响与人口增长系数、富裕增长系数、其它综合因素增长系数、技术指标四者之间的二次、三次非线性动力学模式，并运用稳定性分析理论对其求解、分析。结果表明：①在技术对人类环境影响的线性作用下，当技术先进时，技术进步所起的缓解作用十分显著；但在技术落后情况下。能够降低环境影响的因素首先是人口增长，其次是富裕增长和其他综合因素增长。②在技术对人类环境影响的非线性作用下，同样的技术进步使人类的环境影响降低了接近一倍，即技术进步能够更有效地降低环境影响。③在技术对人类环境影响的线性和非线性作用下，人口增长或富裕增长、其它综合因素增长均能放大技术进步在缓解环境影响中的作用，只是非线性作用下的放大效应更显著。     

湖北“两圈”区域发展可持续性评价与预测

利用可持续发展指数（SDI）对湖北“两圈”各市州发展现状进行了评价，而后利用9年的人均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年平均增长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和足迹承载量比值年平均增长率及2006年相关数据对未来44年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截至2006年底，湖北省有一半以上国土面积的生物资源开采超过当地土地负荷，人均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持续下降，资源日益紧张，呈不可持续发展；武汉城市圈2006年生物资源生态足迹超出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的32%；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简称：鄂西生态圈）除襄樊、荆州、荆门因人口多，生物资源生态足迹较大等原因导致SDI值较高外，其他市州的SDI值均较低；神农架的SDI最小；武汉城市圈人均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呈负增长，人口控制较好，足迹承载量比值增长较快；鄂西生态圈人均生物资源生态承载量呈负增长，增长速率大于武汉城市圈和湖北省，人口控制较差，足迹承载量比值增长较慢；按照现有发展模式，无论是武汉城市圈还是鄂西生态圈，无论其当前发展是可持续性还是不可持续的，未来他们都将进入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因此，对“两圈”进行规划时要根据各自发展现状制定长期、科学的发展规划.     

扬州市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机制研究

基于扬州市1996—2004各年份土地利用数据及相关统计资料。分析了8年中土地变化的特点及主要驱动力因子，结果表明：①8年来全市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的变化表现出耕地、园地的面积大幅下降，建设用地的面积普遍增长；②选择11项指标构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模型，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及SPSS13．0统计软件。分析得出：影响该市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驱动力因子是人口和经济的增长；③运用Eviews 3．1软件对土地利用变化中经济因素的驱动作用做回归分析得出：全市GDP每增长1亿元，需要新增建设用地约15．36hm^2．减少耕地约17．53hm^2；城镇化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需要减少耕地面积389．3hm^2，同时扩展城镇用地266．17hm^2。     

昆山市人口指标的数学模型

数学模型常用于人口指标变化趋势的拟合， 以昆山市1985～2006年 7种人口指标为研究对象，采用马尔萨斯模型、Logistic模型和Keyfitz模型进行模拟，结合历史资料分析人口指标变化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拟合效果来看，Logistic模型表现良好，但这很大程度上在于其三参数优势，而不是人口增长面临最大人口上限的压力，即使某一时段反映出人口上限，该值也可能在下一时段被突破；由于人口指标增长转折点的存在，使利用数学模型进行人口预测的可信度降低，但利用转折点分段分析，了解其代表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可以为未来的规划决策提供科学参考；昆山的发展历程明显分为3个阶段，而不是以往认为的5个阶段.     

城市化:人口增长约束及其政策启示

城市化过程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显著相关。我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推进的重要时期,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既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带来了一系列需要考虑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我国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明显低于农村人口,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上升这一事实做出四个推论,对我国人口数量及城乡结构变化的可能情景进行了分析。约束我国人口增长的因素可简化为生育政策效应和城市化效应二部分,前者可视为外部约束,后者可视为内部约束(即家庭主动节育)。参照城市化过程、人口增长变化与我国具有共同趋势的17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用类比方法估算出1972-2012年期间我国约束人口增长的城市化效应和计划生育政策效应。结果表明,前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由24.57‰下降到10.0‰-12.0‰,后者则进一步使增长率下降到4.87‰,并减少出生人口3.44亿-4.14亿人。可分三个阶段来分析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效果,政策效应时期(1972-1980),政策效应为主、城市化效应为辅时期(1980-1995),政策效应与城市化效应并重时期(1995-2012)。40年来政策效应由强变弱,城市化效应由弱变强。在新的发展阶段上,为减轻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需要继续控制人口增长。另一方面,为避免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问题,需要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人口政策的重大调整非常及时和必要,但需要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同时,逐步减弱政策约束,增强内部约束,充分发挥城市化的效应。在各地区、各民族实行统一的生育政策,把约束人口增长的机制由政策强制变为家庭主动意愿,创造更加公平、合理和人性化的制度环境和平台,有序推进城市化过程。     

中国的人口与发展

人口多、耕地少、人均资源相对不足,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解决人口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我国就更为迫切。我们不能等待经济发展来引发人口出生率的自然下降,只能在大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积极推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     

太湖流域苏锡常地区地面沉降若干问题探析

地面沉降是我国和世界上许多城市出现的重要地质灾害之一,它是由多种因素引发的地表海拔缓慢降低现象。苏锡常地区位于太湖流域的核心地带,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是,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人口的急剧增加、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地下水开采日益强烈,已引发大范围严重的地面沉降,对当地生存和发展环境构成极大威胁。对苏锡常地区地面沉降现状、成因及危害的分析表明：要系统解决该地区地面沉降问题,必须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行政等手段,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坚决禁止过度开采地下水,优化地表水和地下水的使用与管理。     

东北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可持续发展研究

生态脆弱区是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较为贫困的地区．是可持续发展领域重点研究地区之一。实现生态脆弱区可持续发展管理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对其发展现状进行综合测度。以我国典型生态脆弱区-东北农牧交错区为例．运用所建立的指标体系对阜新、通辽、赤峰等典型样点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现状进行评估．对引致区域可持续发展现状的主要原因进行剖析；对1990年和2002年两个不同时段的可持续发展状态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资源与环境状况是影响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子．经济发展是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根本保证．社会、人口、科技子系统对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对上述问题的分析．提出东北农牧交错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几点对策。     

土地开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检验

已有文献对土地开发、土地收入与城市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探讨,但未能揭示土地开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尤其是没有区分土地开发对城市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主要是土地开发收入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投资效应,间接影响包括土地开发收入通过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强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本文构建了反映土地收入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传导路径的结构方程模型,利用285个城市2000—2010年以及2011—2013年的差分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土地开发收入显著促进了城市经济增长。2000—2010年间,土地出让收入每增长1个标准单位,城区GDP将增长3.09标准单位,其中土地开发收入的直接影响为0.35标准单位,间接影响为2.74标准单位。土地开发通过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增强对产业集聚和常住人口吸引力的间接效应远大于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直接效应,在间接效应中,吸引产业集聚的影响大于吸引常住人口的影响。不同类型城市土地开发收入对城市GDP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的程度不同。     

苏州市与温州市不同经济模式下流动人口的空间特征比较

我国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人口流动潮，其主要流向是中西部向东部发达地区流动，农村地区向城镇密集的大中城市地区流动。发达地区的经济模式不尽相同。不同模式下地区流动人口的流向也存在着一定差异。分析比较不同发达地区的流动人口特征，对当地经济政策、产业定位、管理制度等方面均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以发达地区流动人口的空间特征为研究目标，以最具代表性的“苏南模式”的苏州市和“温州模式”的温州市两个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比较总结两城市的流动人口空间特征与差异，可以看出：苏州市以人口流入为主，温州市流入流出人口数量持平；苏州市吸引外来人口的范围不如温州市广；苏州市城市中流动人口所占比例高过温州市。此外，还对不同经济模式下流动人口空间特征对地区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总结，并且给出结论，以期能够对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泛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分析

以泛长三角地区41个地级市以上的政区为例,运用改进熵值法计算经济发展及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得分,并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分析1999~2013年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演变,最后通过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得分排名划分4种类型,提出未来泛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分类指导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1999~2013年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C∈[0.5,0.8],整体位于磨合阶段;而系统协调度D∈[0.3,0.5],整体属于中度耦合协调;(2)1999~2013年泛长三角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上升态势,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值仍表现负相关的特征;(3)未来苏南地区、皖江地区、杭甬地区需要进一步调整产业分布结构,提升城市经济发展环境;而苏北地区、皖西地区、浙西南地区需要进一步增加城市经济发展的软、硬实力各种要素的投入,并将城市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增长优势。     

人口问题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及其对策思考

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是经济增长不应以损害子孙后代的环境和资源条件为代价。其核心是强调社会、经济、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关系。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再生产模式不同 ,使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可持续发展的侧重点也不同。本文强调指出 ,目前人口问题依然是影响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 ,应重点从人口总量、人口构成与分布、人口质量三个方面解决人口问题对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制约     

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

历史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具有与人口增长基本同步的三个发展时期。在此过程中,人口增长因素,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区域发展起着各具特色的作用。南北朝以来,人口增长过快而产生一系列人口、资源、环境失衡问题,其中某些如水域环境变化等,对当今区域经济的发展,仍然起着深刻的作用与影响。当今随着经济的纵深发展,在历史问题基础上,深化产生了许多新问题,使人口、资源、环境关系更为复杂。对此必须抓住人口增长这个主要方面,挖掘资源潜力,统一规划,加强管理,使自然-社会-经济系统的各个方面处于最佳协调状态,控制熵增,以求区域环境的久治长安、区域经济的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