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演化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测算2005、2010、2016年泛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的耦合协调度及两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时空格局演化特征。结果表明:(1)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耦合度的时空格局差异明显,空间上呈"东北高、西南低"的格局特征,时间上呈接近于"S"型的演变态势;(2)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的耦合协调度与其耦合度的空间格局具有一定关联性,整体上呈较为显著的"中东高、南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时间上其演变态势接近于倒"U"型的成长曲线;(3)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环境演变两两系统间耦合协调状况差异明显,"经济发展-空间开发"的耦合协调情况相对较差,是未来亟待加强和优化的重点方向;而"经济发展-环境演变"整体上处于较高的耦合协调状态;"空间开发-环境演变"耦合协调的上升幅度较快。     

环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定量比较及演化分析

根据旅游、城镇化、生态环境3个子系统交互耦合的作用机理,构建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引入协调发展度模型,定量测算了1999~2013年鄱阳湖地区的协调发展度,根据测算结果对鄱阳湖地区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整体评价及6个城市(南昌、景德镇、九江、鹰潭、抚州、上饶)的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整体上鄱阳湖地区协调发展度呈上升趋势,但旅游和城镇化相对滞后导致其平均水平仍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协调水平有待提升,6市之间的协调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且特征各异,城镇化和旅游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是制约鄱阳湖地区协调发展的主要因素,未来鄱阳湖地区应在坚持修复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加快旅游业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从而实现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的全面协调和快速提升。     

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时空耦合及趋势预测

在梳理耦合跃迁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了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三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凭借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重心模型与GM(1,1)灰色预测模型，科学测算与分析了2006～2019年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三系统之间的时空耦合特征及其未来演变趋势。研究表明：(1)科技创新、经济增长和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综合水平发展情况总体向好；(2)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呈平稳上升态势，整体实现了由失调衰退状态向协调发展状态的转变，但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不平衡，呈“中心-边缘”与“Z字型”分布特征；(3)长三角城市群高科技创新水平、高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生态环境水平城市的空间错位分布特征显著，其中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空间匹配程度最优，但在经历前期快速融合后，现面临难以继续深化的难题；(4)预测期内长三角城市群整体三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持续改善，但个别西部城市仍无法跳出失调衰退的发展状态。最后，为推动长三角城市群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本文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研究：基于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观思想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的主要指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计算2010~2015年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在大地伦理观指导下基于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两者协同发展机制。研究发现：①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耦合度在0.466到0.667之间，均值为0.515，整体处于拮抗阶段与磨合阶段的过渡期。②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协调度差异较大，协调度值在0.048到0.338分布不等，均值为0.155，总体处于低度协调阶段。③长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耦合协调空间类型可以分为3类，分别是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磨合区（绍兴、镇江、常州、杭州、台州）、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拮抗区（上海、嘉兴、南通、泰州、扬州、宁波、舟山）和新型城镇化-生态承载能力中度协调区（南京、苏州、无锡、湖州）。在利奥波德大地伦理指导下，提出促进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协同发展机制，为建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承载能力的协同机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皖江区域城市能级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的测度和发展趋势研究

随着城市能级的不断提高,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二者间协调发展成为城市发展一致的追求。以皖江区域10个城市作为研究地域单元,构建了城市能级与生态环境的指标体系,并建立了城市能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模型。在此基础上,对皖江区域2002~2011年的城市能级与生态环境协调度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过去10a皖江区域城市能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处于较低水平。根据测定的协调度数据,建立了协调度自回归预测模型,并运用该模型探究了未来10a皖江区域城市能级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皖江区域城市能级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度发展水平经过拮抗期和基本协调期后不断提高,将于2019年前后趋近高质协调发展阶段,即城市能级与生态环境两个系统有序互动发展的态势。     

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耦合协同关系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重大国家战略,流域内的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问题正逐渐成为研究热点。文章分析了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同机理。在此基础上构建耦合协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灰色关联模型分析了2012—2018年黄河流域62个地级市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的综合水平及三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差异及其驱动因素。运用GM(1,1)灰色预测模型预测了短期内三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趋势。研究表明:①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各系统综合水平总体上呈现平稳态势,三者发展速度差异不明显,但耦合协同严重失调,黄河流域整体尚未达到三者协同发展状态。②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调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全局空间自相关为正,局部空间自相关呈现出聚集趋同特征。③预测结果表明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三者的耦合协同发展在短期内保持平稳。在预测期内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仍未达到协同发展状态,部分地区的耦合协调度有所提高,但总体提升与演进的速度较缓慢。最后,基于黄河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分析,为黄河流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同构建了包含组织保障、空间治理、政策保障以及体制机制等支撑体系,以期为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奠定科学决策基础。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2008～2015年26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及演变过程。结果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且上海、杭州、南京等城市化水平高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也相对较高;(2)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但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5年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处于轻度失调状态;(3)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明显,协调度高值地区由2008年的"三点式"(杭州、南京和上海)分布转变为2015年的"Z字型"(南京—上海—杭州—舟山)分布;26市可划分为高高型、高低型、低高型、低低型4种类型,应分别采取不同的对策措施。     

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动态耦合关系

通过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利用中部地区37个资源型城市2005—2014年城市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30个指标数据,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动态变化进行测度,并比较分析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生态环境水平及其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结果表明:(1)2005以来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型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力减弱,社会城市化的影响力逐渐加大并趋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尽管资源条件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影响最大,但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对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影响力正变得日益重要。(2)各城市间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较大,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较小。自2005年以来城市化发展综合水平的城际差异无较大改变,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城际差异正变得日趋缩小。位于山西省的资源型城市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变动较之其他省份更为显著。(3)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协调类型处于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并以初级协调型为主。2005以来中部地区多数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保持不变,关系恶化的资源型城市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西和湖南,关系更为协调的资源型城市主要位于山西。(4)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显著,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并不明显。再生型和衰退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成熟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较低。(5)城市化滞后仍是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不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时空耦合特征

城市群作为多要素集聚空间,以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关系为代表的"人-地"耦合特征与规律有待深入探讨。立足于"人-地耦合"视角并构建指标体系,综合测度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并进行协调类型划分与主控因素的分析。研究发现:(1)城市群整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达到0.38,空间依赖性较强,且高低聚类程度较高;(2)三大城市群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存在阶段性差异,空间不均衡性较为显著;(3)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的"协调型"特征具有多种类型,城镇化滞后型协调现象较为普遍,同时存在"弱势型"协调问题;(4)城市群整体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主控因素在十年间由经济城镇化转为人口城镇化;长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三大城市群分别受到人口集聚、建设投资与工业污染的主导影响。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及其空间关联

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首要要求,而创新是驱动区域绿色发展的核心要素。通过构建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Topsis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马尔科夫链方法,分析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布格局以及空间关联性演变。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内:(1)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指数总体上虽然均有一定的上升,但整体水平较低,2013年开始呈现同步增长的趋势;(2)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耦合度及协调度指数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带内空间分异明显,长三角地区协调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3)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协调性呈现集群化现象,且具有"下游中游上游"的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低水平协调的城市单元可以划分为科技创新领先区、绿色发展领先区和平衡区3种类型;(4)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协调性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长江经济带内相邻城市协调度的变换具有趋同特征。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修正场模型的区域空间结构演变及空间整合〖HT2”SS〗——以泛长江三角洲为例

随着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及其面临问题,长三角泛化已成为必然,研究泛长三角空间结构演变有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其空间发展态势,从而为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提供问题依据。以场强模型为基石,根据扩散理论,构建了场对数扩散效应模型,从城市场这一新视角分析了泛长三角区域空间演进过程。泛长三角城市影响区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疏点-“之”-“几”-“皮皮虾”-“鳊鱼”5种空间形态;根据这一空间形态极其演变规律提炼出疏点类型、散块类型、条带类型、团块类型、板块类型五种空间结构类型;在此基础上,由“以点建轴,以轴布面”思想,以产业结构整体升级为引导,对泛长三角区域进行空间整合,形成由三级中心城市、三级发展轴线以及内核城市群、邻接城市群和外缘城市群组成的核心-边缘结构三级产业城市群。     

环境约束下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时空分异研究——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和ML指数法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和ML指数法,考察长江经济带1999~2013年全要素能源效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研究期内,环境约束下的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效率年均下降2.9%,而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年均下降幅度仅为0.4%,污染是导致能源效率损失的重要因素;长江经济带整体层面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发展演变基本呈"双峰一谷"的"M"形分布,表现为两个"上升—下降"周期,而省际和上中下游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演变特征迥异;从空间差异看,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差异远远大于上中下游差异,但近年来这种差异均有不同程度的缩小。未来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践行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加强能源、环保等领域的合作,促进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效率发展的协同进步。     

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及区域互动的三大关键问题

在我国加入WTO、进入国际经济大循环的背景下，长江三角洲不仅要加强自身的发展，通过体制创新、技术创新建成为我国区域功能完善、产业布局合理、城乡关系协调、生态与环境优良的现代化示范区，更重要的是在长江流域和全国发挥经济带动作用，提高服务功能，成为我国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竞争的基地、我国高新技术产业与现代农业基地和支援西部大开发并提供知识经济服务的基地。但是长期的计划体制造成的地区分割与部门分割不利于产业的合理布局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统一协调，也不利于共同进行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从区域互动的角度就经济增长方式与产业布局、以港口为主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与协调、水土资源的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问题及潜力研究——基于5大城市群的比较

理清城市群的生态文明建设现状与问题，对于认清城市群下一步生态文明建设方向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和“PSR”模型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法、协调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生态文明建设潜力模型对5大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现状进行评价，并总结归纳各城市群面临的问题。研究显示：（1）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是当前长三角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矛盾，整体上城市群的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2）部分地级市的生态文明建设存在盲目性或建设意识不强的情况，缺乏科学引导；（3）经济发达的地区具有更强的能动性，而协调发展的地区拥有更大的生态文明发展潜力。建议长三角城市群以科技创新为抓手，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道路，率先支持上海、杭州等有条件的大城市成为示范城市，进而发挥带动作用。 关键词： 城市群；生态文明；潜力；PSR；复合生态系统     

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为了实现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展目标，系统分析该地带土地生态安全问题是关键。通过构建土地生态安全DPSIR模型，对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的土地生态安全水平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与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土地生态安全的时空演化特征及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得出：(1)时间上，2006~2016年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水平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土地生态安全状况逐渐改善；空间上，土地生态安全水平从东向西逐渐递减，但其空间差异正逐步缩小；区域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土地生态安全水平的增长热点区，并向城市群外围逐步扩散。(2)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存在着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呈现集聚分布特征：土地生态安全高值（H-H）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长三角地区，低值（L-L）集聚区主要分布于湖南、贵州二省的部分地区。(3)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环境保护力度、土地利用效率、城市化水平为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安全的主导影响因素，但不同区域的主导驱动因素存在显著差异，这为改善土地生态安全，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提供了理论依据。     

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以我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是土地管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实现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的高度协调,对促进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运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的综合确权法以提高指标权重精度,基于耦合度、协调度、相对发展度模型测算、分析与比较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借助空间自相关模型分析沿海三大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特征与规律。研究表明:京津冀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最高,其次为珠三角与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优化程度表现为"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度的空间相关性强弱表现为"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协调发展水平整体逐步趋向于中高度协调,长三角、珠三角趋于中低度协调;研究前期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是影响京津冀与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水平的主要原因,研究中后期京津冀新型城镇化超前发展,长三角则逐步趋于土地集约与新型城镇化同步发展,珠三角城市群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进步显著,但仍滞后于土地集约利用。     

资源短缺背景下长江三角洲城市发展研究

资源短缺是中国城市发展中的根本性制约因素,城市发展的速度及方式应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实现对短缺资源的集约使用,文章分析了城市短缺资源的若干属性及其相应的制约化要求,并以长江三解洲为具体分析案例,探讨了资源短缺条件下城市发展的各方面抉择,对中国城市、区域发展,城乡协调具有普遍性意义。城市发展的短缺资源具有不可替代性、广需性、地区性、派生性、组合作用的复杂性等特征。在资源短缺的现实背景中,长江三解洲的城市发展速度、发展方向都应考虑与短缺资源的永续使用相匹配;城市化应在考虑地方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组合特征中,寻求切合实际的道路;在城市与区域空间发展形态上必须针对环境超负荷的现实,选择城镇群体空间开敞而个体空间相对紧凑的发展模式,实现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     

苏南人口密集地区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特征分析

江苏省南部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镇密集区,该地区在工业化带动下的乡村城镇化迅速发展,非农业人口比重大,隐性城市化人口多。城镇化过程中存在以下环境问题：耕地资源减少,环境承载力降低;水污染严重,环境容量减少;工业污染物集中,小城镇排放的污染物浓度大;城镇化后生态风险增大。近期苏南乡村城镇化正处于高峰期,针对城镇化过程中的环境变化特点,应制定符合生态经济规律的小城镇规划,加强土地管理和环境管理,加快乡村城镇化进程,加快乡镇合并,实施乡镇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长江经济带城镇化协同演化时空格局研究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中国一项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全面把握其城镇化发展规律对于统筹谋划整个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选取2000~2013年长江经济带城镇常住人口、城镇建成区面积、二三产业增加值作为城镇化扩张指标,通过构建耦合协调模型,对其上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时空演化格局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表明:在时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城镇化耦合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地区间耦合协调性差异特征依然存在,其上游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波动最剧烈。长江经济带各地区"人口-空间"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普遍滞后于"空间-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空间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过程,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的协调性有待优化。在空间维度上,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的"人口-产业"城镇化、"人口-空间"城镇化和"空间-产业"城镇化耦合协调性存在空间分异现象,总体呈东高西低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