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交易市场中的碳税策略研究

为实现节能减排和产业结构平稳调整,我国需要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低碳之路",这就需要选择并设计市场化减排政策工具。本文通过探讨碳交易市场中的碳税策略,提出复合碳交易体系更加符合我国国情。在此背景下,通过构建复合碳排放交易体系下的双寡头企业的合作和竞争三阶段博弈模型,对如何制定碳税税率促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不同碳减排研发策略下,企业如何确定碳计划减排量以及制定产品价格,以满足自身利益最大化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同时,对政府征收碳税税率的影响进行敏感性分析,比较企业采取合作和竞争两种不同碳减排研发策略时,碳税税率的变化对产品价格、碳计划减排量、企业利润、社会福利方面的影响。本文认为,在碳交易市场中征收碳税对于降低碳排放量,增加企业收益具有促进作用,这说明在科学合理的政府政策配置下,采用合理的市场机制,可以实现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其实现过程,需要建立碳交易市场,依靠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促使企业主动选择"提高计划碳减排量"的方式逐年降低碳排放量,同时,在加强社会监督和严格执行碳超量排放处罚机制的条件下,采用碳税方式提高计划碳减排量,而要达到最优减排量,政府还需积极引导和促使企业不断提高碳减排研发效率,并积极开展合作研发减排;而在推行过程中,应选择碳税税率征收空间较大的高产能行业,特别是产品成本和低碳度较低的行业作为试点,优先开征碳税;在垄断行业中,政府必须采取必要的规制政策,以确保市场机制的有效性和递延性,维护公共利益。同时,推广过程中必须重视对消费者低碳偏好的培养,这将有利于企业提高产品价格,应对碳减排带来的生产成本压力,减少碳税征收的阻力,为政府开征碳税赢得空间和时间,促进能源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平稳调整,实现低碳环保与经济发展的和谐统一。     

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

近年来,中国CO2排放置显著增加,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碳税作为最有效的经济手段之一,适时开征,不仅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的要求,也是中国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的要求.本文根据中国各省(市、自治区)能源消费量及相关系数对相关能源产品使用产生的CO2排放量进行了核算,并依据国际实践经验拟定了三种不同情景的碳税税率.利用1999 - 2007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定量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对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影响.研究表明:①征收碳税会降低社会总产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消极影响,从长期看,随着碳税体制完善,税率逐步提高,这种消极影响将逐渐减弱;②征收碳税可以提高能源的产出效率,降低能源要素的使用,减少CO2的排放;③碳税税率提高会减小劳动和资本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因此,碳税开征具有明显的节能减排效果,且能有效地调整要素间收入分配.但是受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碳税对中国经济冲击较大,短期内暂不适合开征.     

征收差异化行业碳税对中国经济与环境的影响

碳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环境经济手段。该研究从征收差异化行业碳税的角度出发,探讨对四类行业分别征收120元/t、100元/t、80元/t和60元/t碳税税率的经济与环境影响,并将碳税返还企业和返还居民等两类情景考虑其中,结果显示:(1)征收行业差异化碳税会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向冲击。在无税收返还情景下,2030年我国的GDP相比基准情景下降1.1%,固定资本投资下降1.36%,居民消费下降0.90%,而贸易状况得到一定改善,征收差异化行业碳税短期内能增加我国的贸易顺差,但长期则会引起出口下降、进口减少。(2)碳税返还能减少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返还企业情景下2030年的固定资本投资增加1.89%,家庭消费增加0.62%,进口增加2.53%。(3)行业差异化的碳税税率对产业部门的影响差异明显。2030年,被征收100元/t的煤炭开采、水泥行业的产出分别下降7.72%和1.72%,被征收120元/t的火电行业产出下降3.72%,但如果碳税收入返还企业时,2030年的火电行业可减少无返还情景下0.28%的经济损失。(4)差异化行业碳税有利于推动CO_2减排。在无返还情景下,我国2030年的CO_2排放总量下降5.68%,煤炭采选、钢压延、火电、炼焦部门的减排效果最明显,同期分别下降14.7%、9.01%、9.12%和7.17%。因此,应在"十四五"期间研究开征碳税,将碳税纳入环境保护税的征税范围,在碳税征收体系逐渐健全的基础上,制定分行业的差异化碳税税率方案,高税率应用于能耗大、排放大行业,中低税率应用于能耗与排放相对较小的行业,并综合运用降低企业所得税和居民所得税、增加补贴等政策手段,减少征收碳税带来的经济损失,形成与征收碳税相配套的长效机制。     

碳税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研究

碳税是学术界和国际组织极力推荐的一种温室气体减排措施。但征收碳税可能会对征收国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一直以来这个问题都是各国普遍担心的,也是各国能否顺利实施碳税政策的重要政治考量。文章对碳税对OECD国家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以借鉴OECD国家碳税政策实施经验,为中国碳税政策制定提供借鉴。文章在对基本引力模型进行改进的基础上,引入一组碳税政策变量构建了碳税对能源密集型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计量模型,以21个OECD国家为研究对象,对征收碳税对这些国家的能源密集型产业(选取9个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碳税对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对区位敏感型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更明显。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对我国碳税政策制订的启示:适当使用缓解和补偿措施;合理使用碳税收入;遵循循序渐进原则,逐步形成完善的碳税税制。     

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及减排效果——基于动态CGE的模拟分析

本文构建了多部门递归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考虑中国经济发展和碳减排的现实情况,以征收40元/吨碳税且无税收返还为基准情景,分析了碳税对中国经济和碳强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六种税收返还情景(返还清洁能源部门部分碳税、返还服务业部分碳税、返还农村和城镇居民全部碳税、减免企业所得税、减免居民所得税、减免生产税)对碳税负效应的缓解作用,同时探讨税收返还政策下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社会福利、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消费、各部门产出的影响差异,并从实现2020年和2030年减排目标的角度,比较不同返还情景下碳税对碳排放量、碳强度,以及对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结构变化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准情景下,碳税对经济确实存在负效应;六种返还政策均不同程度地降低碳税负效应,同时也能够保证实现2020年的减排目标且有利于实现2030年的目标;对单一部门(清洁能源部门或服务业)部分返还碳税能够促进相应部门的产出,但力度较小,与其他政策相比影响微弱,但都能够有效地促进这两大部门的发展,因此在制定补贴政策时应当考虑行业差异性,重点扶持符合绿色发展要求的行业;对农村和城镇居民的直接返还均能增加农村和城镇居民收入,刺激了消费进而带动社会经济发展,相比部门返还政策,这一政策更为有效的提高了社会福利,但也会进一步拉大农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差距;减免企业所得税促进企业投资和产业结构调整;减免居民所得税极大的刺激居民消费;减免生产税促进进口、拉动就业率,降低化石能源部门产出,综合来看,相对于其他返还政策,减免生产税更有效可行。     

关于碳税设计中的次优选择研究

在众多气候保护政策中,碳税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减排措施。在现有的经济分析中,碳税更多地是从效率最大化的目标进行设计,建立碳税制度控制CO2的排放量,引导资源配置优化,实现环境外部成本完全内部化,甚至实现"双重红利"效应。但是,作为税制优化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信息、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困难,以及财政收入目标的限制,碳税制度的设计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扭曲性,从而难以实现其效率最大化的最优税收目标。尤其在我国现行的税制环境下,必须在税制改革整体框架内考虑碳税制度的设计,正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税收收入、征管成本等多元化政策目标的内在矛盾。本文认为应该通过协调碳税制度效率激励与收入融资之间的冲突、引导碳税制度规避累退性、降低碳税制度征收成本与遵从成本等措施,实现碳税改革的次优选择。     

碳税对区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影响实证研究

碳税对区域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尚属空白,分别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的方法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结合对应分析的方法,对这些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后者能够明显的揭示出我国碳税政策效应的差异性。研究表明：除大西北地区外,碳税对区域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且效应由西至东逐渐增强;碳税在各区域都导致资本要素在总收入中的分配比例增加,劳动要素的分配份额降低,但该效应在大西北地区较弱。因此,制定我国碳税政策除了借鉴以碳税效应产业差异为导向的“欧洲经验”以外,还应该注意区域差异,对中西部地区相对倾斜的区域差异性碳税政策可以在控制碳排放的同时促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征收环境税对河北省的宏观经济影响

河北省的环境状况在整个京津冀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环境税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为了研究征收环境税对河北省的宏观经济影响,本文构建了河北省动态CGE模型,利用其2010年投入产出表编制了相应的社会核算矩阵,根据现有最新政策文件设置基准情景,重点模拟了征收单一碳税和碳税、硫税组合对经济发展以及污染气体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征收碳税的同时有必要辅之以硫税,碳税、硫税的实施可以大幅降低污染气体的排放,抑制能源消费,有利于能源产业结构转变,总体上对经济增长的长期负面影响不大。     

“双碳”目标、碳税政策与中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北大核心CSCDCSSCI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在未来中长期范围内实现减碳乃至净零碳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点内容。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发展对能源具有强依赖性。研究“双碳”目标下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作用传导机制,探索如何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做好统筹推进碳减排和产业链发展韧性,对于统筹中国经济安全与发展、推进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确保“双碳”工作平稳、有序、可持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根据2017年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表,通过基于产业链总值核算法和产业链增加值核算法两类情形下的碳税政策进行反事实分析,研究发现:中国31个省份制造业的产业链呈现显著的本地关联,表明产业链关联对于贸易成本是敏感的。而基于总值核算的碳税政策和基于增加值核算的碳税政策均会导致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波动,但基于总值核算的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波动的影响更大。反事实模拟分析的结果表明,基于总值核算的碳税政策无法避免政策成本沿着产业链积累和跨区域产业链的不对称减排问题,从而导致跨区域的碳转移现象,而基于增加值核算的碳税政策能够较为有效地克服跨区域跨行业的政策外部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产业链的“碳泄漏”,有利于政策上实现“碳公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基于产业链增加值的碳税政策框架下,存在最优碳税税率使得碳税政策对中国制造业产业链的冲击最小。据此,研究提出完善“双碳”目标下碳排放核算方案、探索“双碳”政策背景下的全产业链系统治理方案、探索“双碳”目标下跨区域协同治理方案等政策建议。     

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综述

对近10 a来国内外有关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成果作了综述。气候变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干预气候变化过程中涉及经济过程的学科。当前的研究热点包括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适应措施的成本和收益、国际合作机制和涉及代际公平的折现率选取。 在研究方法上,对得到广泛运用的成本收益分析法和碳税机制作了详细的评述。在应用层面上,欧美发达国家在城市气候变化经济评估系统建立和碳税征收方面都有成功的应用,但我国在这方面的实践还处于起步阶段。对于我国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来说,比较适合在发达省份以市域或省域为单位开展成本收益评估,发展中省份则应将更多关注放在评估气候变化可能造成的经济损害及相应的防范措施。此外,我国也应关注在欧盟地区实施较为成功的碳税政策,虽然目前在中国开征碳税的可能性较低,但是对碳税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税率选取及立法保障机制等方面的探讨和研究仍是必要的     

碳税最优税率确定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分析

针对我国碳税最优税率确定问题,本文构建了涉及碳排放企业、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政府规制部门三方的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影响参与方行为策略均衡的关键变量,并讨论了碳税最优税率确定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认为,碳排放企业和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所在市场的结构决定了碳税最优税率的大小:当两个市场都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的时候,碳税最优税率等于每单位二氧化碳排放所造成的边际社会损失;当碳排放企业所在市场接近完全竞争市场,而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所在市场由几家企业垄断时,政府规制部门应该设定高于碳排放边际社会损失的碳税税率;当减排产品生产企业所在市场接近完全竞争市场,而碳排放企业所在市场由几家企业垄断时,政府规制部门设定的碳税税率应该低于碳排放边际社会损失;当两个市场都具有一定的垄断力量,则此时碳税最优税率是不确定的,关键要看哪个市场垄断力量相对较大。另外,碳税税率水平还受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企业减排技术水平的提高会影响政府规制的效果。     

能源结构调整与雾霾治理的最优政策选择

本文通过建立中国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所设立的空气质量控制目标为基础设置情景,对中国能源结构调整、技术进步(能效提高与清洁技术进步)与雾霾治理的政策组合进行模拟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推进能源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才是治理雾霾的根本手段。具体而言,在加快能源清洁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基础上并以硫税或碳税为工具降低能源强度,从而降低以PM2.5(可入肺颗粒物)和PM10(可吸入颗粒物)为主要构成的雾霾污染。在治理雾霾的同时,该政策组合还可带来一些协同效益。首先,该政策组合能有效地改善我国长期以来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大幅降低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其次,在该政策组合下,各行业实施相同的硫税和碳税税率,各行业因能耗量不同而承担不同的税负。结果是重工业被遏制,第三产业得到鼓励,从而优化我国以高耗能、高污染的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并且硫税在调节能源结构方面比碳税效果明显,但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比碳税大。加快能源清洁技术发展、征收污染税是雾霾治理的有效手段。虽然实施上述税收会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增长,但加快能源清洁技术进步不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如果没有其他政策配合,单独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会由于降低能源使用成本而增加能源消费,进而加剧大气污染。因此,必须应用多种政策组合才能实现雾霾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我们给出了实现上述双重目标的最优政策选择。     

不同碳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比较

一方面,由于我国内外资企业的生产效率和碳排放效率差距较大,不同的碳减排政策势必会对内外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带来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已有文献大多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对不同减排政策的实施效应进行分析,而事实上我国碳减排政策所覆盖的产业大多是不完全竞争甚至是寡头垄断。由此,我们基于内外资企业存在低碳技术差距这一新的研究视角,通过构建两阶段博弈模型来比较分析相同碳强度减排目标下强制减排、碳税与碳交易等三种减排政策对内外资企业产量、市场份额及其社会总产量的影响,从而有利于我国从妥善处理内外资关系的角度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减排政策。结果表明:(1)三种减排政策都降低了内资企业的产量和市场份额,且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越大时内资企业的市场份额下降越多。(2)强制减排降低了社会总产量,碳税和碳交易同等幅度地减少了社会总产量。(3)最优税率仅仅是减排目标的增函数。(4)市场出清的碳交易价格和碳税税率相等,且其数值仅与减排目标正相关,而与碳排放权的分配无关。(5)碳交易比碳税更有利于"保护"内资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相关政策启示如下:(1)尽快确定普适的碳排放核算标准,核算出各行业内外资企业的低碳技术差距;(2)尽快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碳交易机制,建立促进缩小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的机制;(3)在碳交易市场条件不成熟的行业可以率先推出碳税政策;(4)政府应该根据内外资企业低碳技术差距来对不同行业采取最适宜的减排政策,而非"一刀切"。     

基于CGE模型的能源税政策影响分析

在能源-环境-经济(3E)研究领域中,CGE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通过一个10部门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定量分析中国实施能源税对经济、能源、环境以及各生产部门的影响.模型以2002年为基准年,研究设定5个情景,包括一个基准情景和四个能源税征收情景.模型模拟分析表明,征收能源税对国民经济总量增长有轻微影响;与此同时,能源税政策有利于减少能源需求量,降低能源强度,减少煤炭在能源合成品中的份额,对能源结构的改善有一定作用,并可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改善环境质量.在实施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渐进提高税率,并在征收能源税的同时,降低所得税(用能源税收入替代其它税种的收入)以及减免行政性收费等方式,实现税制的绿化,且可避免对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明显冲击.     

国外低碳经济研究综述

低碳经济是发达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而提出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它正成为一种新的国际潮流,影响着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本文从低碳经济与经济增长、低碳经济实现的制度安排和不同国家的低碳经济进程三个方面,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认为:影响一国碳排放量的因素有人口、GDP、能源强度、碳强度及国际贸易等,且从长期来看,碳减排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征收碳税和碳交易制度是目前实现低碳经济的主要制度安排;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努力行动,实现经济发展模式向低碳经济转型。     

中国高质量发展阶段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研究

中国开始实施环境保护税法的时间位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过渡的时期。环境保护税法规定了大气和水污染物的税率区间,因此实际执行的税率存在优化的空间。虽然征收环境保护税是为了达成环境目标,但是该项税收同样可以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目标。本文拟对环境保护税这一市场化的环境政策价格工具进行优化,从这一崭新研究视角切入,探讨协调经济与环境关系的原则,以期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方法基于一个包括企业、政府和消费者的世代交替模型,各经济主体进行分散化决策。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污染,政府向企业征收环境保护税并且治理污染,消费者的内生寿命受到污染存量和人均产出的共同影响。根据市场均衡条件,本文得到描述物质资本和污染存量动态变化的非线性差分方程,在此基础上进行解析证明和数据模拟。研究得到以下三点结论:第一,同一个环境保护税率无法同时实现经济产出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意味着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需要抛弃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政策思路,转而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确定最优的环境保护税率。政府提高环境保护税率,可以实现由经济产出最大化向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转变。第二,相较于最大化经济产出的税率,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环境保护税率在转移路径上会造成各主要变量较小的波动,并用一定的经济产出换取更多的物质资本、更优的环境质量、更长的人均寿命、以及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因此支持了前述政府需要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确定最优环境保护税率的结论。第三,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环境保护税率在基准模型中的数值为1.96,但污染物的异质性会影响最优税率的数值。污染物较低的自然扩散速度、较严重的健康损害程度、较高的治理技术水平都会提高最优的环境保护税率。本文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通过征收环境保护税最大化社会福利水平。第二,通过提高环境保护税率体现发展理念的转变。第三,促进医疗卫生和污染治理技术进步。     

征收环境税对经济和污染排放的影响

资源短缺、环境容量有限已经成为我国国情新的基本特征,而我国经济总量将继续扩大,资源环境压力将持续加大。开征环境税被认为是减少污染排放和促进发展方式转型的有效经济政策之一。本文利用GREAT-E模型分析环境税改革后不同税率水平对宏观经济、污染减排、收入水平、产业结构、贸易结构和要素需求的影响,为制定相关的环境税制度和政策提供决策支持依据。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GDP的下降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相对而言,征收环境税对污染物的减排作用远大于对经济发展的抑制作用,较高税率的环境税能够较大幅度的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模拟结果表明,征收环境税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调整,重污染行业受到抑制,而清洁产业反而加快发展。征收环境税会抑制重污染产品出口,提升清洁行业的出口竞争力,降低贸易顺差对我国环境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重污染行业因为成本的增加,减少了生产规模,释放出的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资源被转移到了清洁产业,从而促进了这些产业的发展。征收环境税在增加政府收入的同时会对居民福利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考虑到污染减排能够带来环境质量的改善,进而产生正面的居民福利效应和社会效应,环境税征收产生的社会负面影响实际上要小于模拟结果。为了促进环境成本内部化,建议提高污染税/费标准。由于现有排污收费标准偏低,远低于污染治理成本,很多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意治理污染。因此未来开征环境税应将税率应至少与治理成本相当,通过将环境成本完全内部化,达到促进污染者减少污染排放的目标。另一方面,建议政府通过减免所得税或者向弱势群体提供补贴等方式减少环境税征收的负面影响。     

低碳形势下我国开展碳税政策的可行性及策略分析

文章基于国际低碳形势这一大环境,首先对西方国家的碳税制度进行了分析,在综合了解已开展碳税制度的国家其经验之后,结合我国国情,从经济和社会两个方面,对碳税制度在我国开展的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我国开展碳税制度所应采取的策略。     

碳税政策的双重政策属性及其影响:以北欧国家为例

碳税既是一种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也是一种财税政策,其设计需同时满足国家财政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两方面的政策要求。因此在碳税政策设计过程中,需同时考虑并协调碳税政策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作用,具体的协调方式将对碳税政策的框架设计和政策效果产生显著影响。本文重点梳理了北欧各国碳税的演变历程,分析了北欧碳税政策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并总结分析了在政策实践中碳税的不同表现形式。北欧国家的碳税政策是世界上最早的碳税实践,在其政策实践过程中表现出了相似的阶段性特征,各国碳税政策设计的主要目的均由早期的国家财政需要逐步转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及与其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相衔接。而在每一个阶段中,受相似的政治需求影响,北欧各国的碳税政策设计均表现出一些明显的共性特点,形成了特定的表现形式。北欧国家碳税政策的演变说明,在碳税政策设计中往往难以充分兼顾财税目的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的,从而更多地受到某一类需求的影响,并在不同政策目标驱动下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在碳税政策设计时,应首先明确碳税政策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并统一政府各部门对碳税作用的认识,以保证碳税政策可以更有针对性,避免其它政治需求对碳税解决主要矛盾的政策效果产生干扰。北欧国家碳税政策的演变对于我国以及考虑采用碳税政策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混合碳减排制度设计研究

碳减排是减缓气候变暖的必由之路,国际社会正在积极推动全球碳减排。我国已向国际社会承诺了碳减排目标,并正在大力开展相关政策的研究和制定。碳税和碳交易是多年来各国激励碳减排最主要的两大机制。这两种机制各有优缺点,它们适当的混合机制可扬长避短,创造出更优越的机制。我们认为,碳税和碳交易机制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碳税机制有较低的制度成本(包括建立者一机制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的投入,以及监管成本等),在操作性上更简便;而在对市场条件和信息的变化上没有碳交易机制的灵活性强,但从另一方面,这种灵活性也恰恰是风险产生的根源之一,它增加了企业在碳排放决策方面的风险和难度;此外,碳税相对于碳交易是间接的碳减排激励机制,碳交易机制的减排效果更直接。基于这些观察,我们设计出一种混合碳减排机制,它是碳税和碳交易机制的有机结合。该混合机制包含两个部分:首先是累进制碳税制度,小企业只缴纳碳税;其次,碳交易制度,建立碳交易市场并对于大企业确定初始碳排放权,对于大企业的超排,将按照高起点的碳税税率加以惩罚。这一混合机制,既考虑了不同企业之间在碳排放权上的公平性,又考虑了机制的效率,并在保障机制效率的条件下尽可能降低企业在碳排放决策上的风险。这些正是这一混合机制的优越性所在。我们还探讨了这一混合机制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并提出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所应注意的若干重要事项,并给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本文的探讨可以为政府碳排放政策制定部门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