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周边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研究——以重庆市南岸区为例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是夯实农业基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抓手。以重庆市南岸区为研究对象,从基础地力、利用条件、区位条件3方面筛选出12个指标,构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综合评价体系,引入熵权法、障碍度模型等测算各评价单元的建设潜力和建设难度系数,最后以行政村为评价单元耦合两者评价结果,提出了南岸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时序。结果表明:南岸区已基本具备高标准基本农田条件的耕地面积约76.6 hm~2,占永久基本农田总量的11%,其余624.19 hm~2耕地可通过土地整治逐步建成高标准基本农田。在空间上,建设潜力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北部广阳镇,建设难度等级呈现出"南高北低"的分布规律,按照先易后难的建设原则,建设时序也需遵循从北向南的规律依次开展整治工程。研究结果可为南岸区高标准基本农田规划实施提供参考。     

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思考与建议

近年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日益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大规模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和总体安排。"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在已有基础上再建成4亿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此举对于增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以及深化和扩展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全面管护内涵等具有重要意义。在"十二五"时期要实现既定目标,既面临着建设任务艰巨、资金存在缺口、监管难度较大等困难和挑战,但也具备较为扎实的工作基础,如初步建立了较为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部署开展了各级土地整治规划、颁布出台了相关规章制度等。为确保"十二五"期间完成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任务,文章建议通过积极主动的统筹谋划、大胆务实的改革创新,加快推进这项工作,主要包括:加快编制实施地方各级土地整治规划、健全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工作机制、创新土地整治资金的使用和管理机制,以及加大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监管力度等。     

基于差距度与投资度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研究与应用

进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需确定建设区域的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标准值,厘定基本农田现状与建设标准之间的差距,并使资金投资与现状相匹配。该研究根据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标准、实践经验和专家意见选取指标建立评价体系,构建差距度模型(GD)与投资度(II)模型,计量反映基本农田现状与标准之间的差距以及基本农田现状与投资额度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四川省什邡市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标准值为0.930,已经是高标准基本农田的村7个,面积为1 931.03 hm2,占评价区面积的9.70%,政府暂不投资;在什邡市基本农田中,差距度为1级、2级的分别占19.49%,24.07%,投资额度分别为:1.2×104元/hm2,(1.2-1.8)×104元/hm2,而3级差距度的基本农田占19.74%,投资额为(1.8-2.4)×104元/hm2;4级、5级差距度分别为2 203.79和3 172.51 hm2,投资额度分别为(2.4-3.0)×104元/hm2,3.0×104元/hm2。研究结果表明:差距度能较准确反映各村耕地现状与高标准基本农田的差距,投资度能有效指导建设资金的配置,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资金、时序和空间的安排提供参考。     

辽北旱作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选址与建设模式研究

以辽宁省北部的昌图县为例,从耕地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选取了2个方面7个指标,运用特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昌图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区域进行评价,并归纳出建设模式。评价结果表明,昌图县高标准基本农田可以划定为最佳、适宜、有条件和无条件建设4种类型区,各区的面积分别占总耕地面积的8.98%、17.43%、6.33%和67.26%;该区域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可划分平原和丘陵区2种工程建设模式,以及肥力保育与肥力提升2种培育模式。     

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规划布局优化调整方法——以博鳌亚洲论坛特别规划区规划环评为例

针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即规划布局的优化调整问题,以海南博鳌亚洲论坛特别规划区为研究对象,综合考虑该地区的功能定位及其生态环境特征,筛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生态适宜性评价因子和生态敏感性评价因子,利用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工具对该地区生态适宜性和敏感性进行评价。根据生态适宜性与敏感性评价结果,进行案例区主体功能区划分。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主体功能区划与案例规划布局,从建设用地地块层面提出具体的规划布局优化调整建议。研究结果表明:规划的141个建设用地地块中,约四成位于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建议控制项目规模或者取消项目。通过基于主体功能区划的规划布局优化调整方法及其案例研究,从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角度指导该地区规划布局,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方法。     

基于国民经济和人口发展目标的建设用地需求规模预测研究--以武汉市黄陂区为例

常用的建设用地需求量预测方法有回归分析法、灰色系统法。但这两种方法的共同点是根据历史统计数据预测未来建设用地需求规模。对国民经济和人口发展目标考虑较少。但建设用地规模与国民经济、人口之间的相关关系十分密切。必须针对国民经济和人口发展目标，分析建设用地效益和人均建设用地指标，确定国民经济和人口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规模，结合基本农田保护、生态安全对建设用地规模和布局的制约。最终确定建设用地发展的合理规模。以武汉市黄陂区为例。在完全考虑国民经济和人口发展目标条件下。结合该区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和生态安全等制约因素的影响。确定该区建设用地合理规模。     

基于产能核算和空间聚类的县级基本农田划定研究

为了实现基本农田划定过程中的质优、集中并重的目标，以鹤峰县为例，结合产能核算、空间聚类、景观破碎度指数等方法探讨构建了一种基本农田划定的新方法。首先基于耕地地形条件、水利设施、产能状况、建设占用可能性和规划约束构建了5个因素12个因子的指标体系和域值型、空间扩散型的指标属性标准化方法以表征研究区耕地质量的空间差异；然后结合空间距离邻近度和景观破碎度指数修正K均值空间聚类法的空间距离和分类数两个参数，通过分析各分类数和耕地破碎度指数的变化趋势、耕地破碎度指数变化率与图斑最小面积的关系确定最佳分类数和最小剔除图斑面积；经K均值空间聚类再结合上级下达鹤峰县基本农田指标确定入选基本农田的耕地面积为16 17235 hm2，质量指数均大于73分，景观破碎度指数为126，实现基本农田划定的质优、集中。其结果为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实际工作的深入开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非市场价值认知、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

全面改善耕地质量,充分释放耕地社会生态效益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生态宜居"的内在要求。小农经营下,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是实现耕地质量全面改善的可行路径,但往往因缺乏动力和"搭便车"行为而陷入集体行动困境。本文从集体行动视角出发,结合嵌入性社会结构理论,分别以非市场价值认知和社会资本表征自主因素和嵌入因素,理论上分析了两类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影响;进一步,运用张掖市718户农户微观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①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自主因素,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农户的耕地生态服务价值认知、耕地对当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和对后代人的社会保障价值认知水平越高,其耕地保护合作意愿越强。②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的嵌入因素,通过信息传递、信任机制和规范约束等改变农户选择决策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人际信任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但制度信任对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影响不显著;社会规范和社会网络均有利于提高农户耕地保护合作意愿,且强连接网络的边际效用大于弱连接网络。③性别和受教育水平也会显著影响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意愿,相对于女性和受教育程度低的农民而言,男性、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更愿意参与耕地保护合作。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开展社会化的耕地非市场价值教育以提高农民耕地非市场价值认知,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以营造良好的集体行动环境,通过农村基层组织分批有序引导农户参与耕地保护合作等政策建议。     

城乡交错区耕地非农转换影响因素及空间分布识别——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精准识别城乡交错区耕地非农转换影响因素及空间分布特征,有助于保护城市周边优质耕地及永久基本农田.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作为城乡交错区典型例证,从微观地块非农转换概率和转换比率两个维度构建跨栏模型识别耕地非农转换的关键影响因素,综合运用耕地非农转换风险评估模型与热点分析等方法,分析研究区内未来耕地非农转换的潜在分布空间.结果表明:(1)浦东新区耕地的非农转换存在部分转换或渐进转换现象,平均转换比率仅有19％,多以"带状"和"片状"的形式出现;(2)耕地非农转换过程较为复杂,耕作地块与水源、农路及城镇的距离以及地块是否处在基本农田保护规划管控范围或位于城市发展边界内等是影响其非农转换的关键因素;(3)依据耕地非农转换风险将浦东新区耕地划为非农转换风险区、脆弱区、敏感区及安全区四类,其中2426.86 hm2耕地面临大规模非农转换胁迫的高风险,5449.7和3793 hm2耕地处在非农转换脆弱和敏感区,15253.5 hm2耕地处在非农转换概率低的农业生产安全区,是城市永久基本农田重点建设的耕地.该研究尝试识别出浦东新区耕地非农转换的潜在胁迫地块及空间分布,为地方政府加强耕地保护及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提供参考.     

江苏省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研究

近年来，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已经成为优化农村居民点布局和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有效途径，与此同时，其在城乡统筹发展和资源集约利用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开展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已成为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以江苏省为例，从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迫切度、可行度两个方面共选取10个指标因子，构建了农村居民点用地整理时序研究的指标评价体系，并进行两维图论聚类的空间分析，以便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作出安排，可为制定农村居民点整理规划以及确定、实施居民点整理项目提供决策依据。结果显示：江苏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得分区域分异明显，即从总体上看苏南优于苏中，苏中又优于苏北，从各县市分布来看，南京、常州、无锡等县市的整理时序优势较高，而泗洪、响水、灌云等县市的优势较低。同时，根据地域上的相似性，也形成了一些适宜进行规模整理开发的单元组合，如由高淳、溧水、溧阳等组成的地域单元。研究结论：结合指标评价和两维图论聚类分析进行的农村居民点整理时序安排和整理分区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基本农田规划管制下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受限分析——以江夏区五里界镇为实证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使管制区域内土地发展权受到限制及影响,给农民等相关群体带来机会及利益损失。本文以武汉市城乡交错区五里界镇基本农田保护区为例证,实地调研分析农民对于基本农田规划管制下土地发展权受限的认知、态度及差异,运用期望值函数测算出禁止农田建房、建坟、发展林果业、挖塘养鱼及闲置等土地用途管制对农民土地发展权所带来的受限损失。研究表明:①尽管基本农田保护政策在我国已施行近二十年,但仍多停留在制度层面,农民的规划知情权及参与程度不够,存在农户不知情被动参与、缺乏经济激励机制的现实状况。②规划管制对于农民土地发展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土地用途的管制和生产自主性的限制上,从禁止占用基本农田建房、建坟、改园、取土、挖塘、闲置等土地用途管制出发,测算出规划管制给农民土地发展权带来的平均机会损失为20 680元/hm2;以农户认识相对淡薄、日常管制工作中发生频率较高的禁止农田发展林果业、挖塘养鱼及闲置荒芜活动的限制性损失为依据,农民土地发展权的年均机会损失在3 763.35-5 426.47元/hm2,为确定基本农田保护的经济补偿标准提供直接的参考依据。     

乡镇居民点规模—功能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重庆市潼南区为例

借鉴耦合理论,建立了乡镇居民点规模-功能耦合系统,以潼南区为案例,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评价和空间集聚分析等方法,对2014年潼南区22个乡镇居民点规模-功能的耦合协调发展状态进行评价。研究发现,经济规模是乡镇居民点规模的主要决定因素。第三产业是影响居民点生产功能的主要因素,教育医疗则是影响生活功能的主要因素,建成区绿化面积是影响居民点生态功能的主要因素。潼南区乡镇居民点规模-功能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单核结构特征,区域发展具有较大的不平衡性。大部分乡镇规模-功能耦合处于拮抗状态,规模滞后状态,规模、功能建设发展都处于低水平状态。应当积极培育县城以外的区域次级增长中心,以缩小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村镇居民点的规划中,应重视居民点经济规模的地位与作用,以求更为合理的预测居民点规模,并规划建设居民点功能。     

武汉市耕地非农化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张使包括耕地在内的大量开放空间被不断侵蚀,随着人们对耕地非市场价值和生态功能认识的不断加深,如何合理高效可持续地利用耕地被广泛关注。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从乡镇尺度定量研究了武汉市耕地非农化的空间关系,以探讨快速发展时期平原城市耕地非农化空间关系的变化及其原因。研究表明:(1)全局Morans I显示武汉市耕地非农化在1990~2011年的4个时期均呈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其聚集强度以2005年为分界点,前3个时期不断加强后有所下降;(2)通过EB修正的武汉市耕地非农化的LISA图显示武汉市耕地非农化的聚集区域由开始处于区域外围的LL型聚集为主导逐步转变为处于城乡交错区域的LH+HH型聚集为主导;(3)通过绘制不同时期不同聚集类型的重心移动路径可以发现LH+HH型聚集均出现先向东南再向东北移动的趋势,这种耕地非农化趋势与区域的产业布局有密切关系。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掌握武汉市耕地非农化的空间特征是开展耕地保护和实现耕地合理利用的基石,根据研究结果可以确定重点和优先管制区域以提升土地利用管制效果,协调好城市建设和耕地资源保护间的关系。     

基于耕地综合价值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研究

由于现行耕地征收补偿仅对耕地的农业经济价值以及部分就业保障价值进行补偿,忽视了耕地的其他价值,导致了耕地征收中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产生.因此,合理制定耕地征收补偿标准对于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保护耕地资源具有十分熏要的意义.论文从耕地资源综合价值角度出发,将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构成分解为农业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三部分,并分别采用收益还原法、成本替代法和支付意愿法对他们进行量化测算,并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按照耕地资源综合价值建立征地补偿标准,农民将比现行征地补偿多获得6.6倍的补偿金,而且由于新的征地补偿能有效将耕地的外部性价值如社会稳定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等内部化,清除了耕地征收中的市场失灵,更有利于耕地资源非农化配置效率提高.此外,由于新的征收补偿标准远低于现行的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因此,该标准在经济上是可行的,社会可接受的.     

县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江苏启东市的实证分析

启东市土地资源具有后备资源丰富,开发复垦潜力大,土地利用率较高、土地利用经济效果区域差异较大,农村居民点布局分散、土地整理潜力较大的特点,但随着进一步的开发利用,启东市土地资源将发现出以下若干非持续性的特征：人口不断增加,人均耕地逐年减少,土地污染严重,耕地质量进一步下降;土地利用区域差异较大,发展不平衡;土地养用矛盾突出,滩涂围垦难度加大等。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启东市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目标,然后提出了启东市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与措施,包括科学编制规划,建立土地利用规划实施体系;加强非农用地管理,建立严格的农地保护制度;充分利用丰富的水面资源,加强滩涂开发;优化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用地布局;激励农民对耕地的投入,制定多种“用”“养”结合的措施。     

县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研究——江苏启东市的实证分析

启东市土地资源具有后备资源丰富 ,开发复垦潜力大 ,土地利用率较高、土地利用经济效果区域差异较大 ,农村居民点布局分散、土地整理潜力较大的特点。但随着进一步的开发利用 ,启东市土地资源将表现出以下若干非持续性的特征 :人口不断增加 ,人均耕地逐年减少 ;土地污染严重 ,耕地质量进一步下降 ;土地利用区域差异较大 ,发展不平衡 ;土地养用矛盾突出 ,滩涂围垦难度加大等。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之上 ,提出了启东市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目标。然后提出了启东市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与措施 ,包括科学编制规划 ,建立土地利用规划实施体系 ;加强非农用地管理 ,建立严格的农地保护制度 ;充分利用丰富的水面资源 ,加强滩涂开发 ;优化土地利用结构 ,调整用地布局 ;激励农民对耕地的投入 ,制定多种“用”“养”结合的措施。     

水环境承载力在规划环评中的应用

水环境承载力是规划环评的重要评价方法之一。对于福建地区而言,大部分区域的地表水资源不够丰富,径流量较小,且水利开发较多,在被各电站/水库层层截留后,径流量更小,水环境承载力较小,因此水环境承载力通常成为福建地区工业园区开发的主要制约因素。然而,目前大部分的福建地区工业园区规划环评报告,采用水环境承载力分析仅实现对规划区排污规模、排污位置和排污标准的优化,未能实现对规划区功能定位、规模、布局、产业结构等核心内容的优化。笔者认为,除了可实现对规划区排污规模、排污位置和排污标准的优化,水环境承载力分析还应实现对规划区功能定位、规模、布局、产业结构等核心内容的优化,以最终形成一个具有环境合理性的推荐规划方案。     

基于目标责任区际优化的耕地保护补偿

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与区域补偿标准的合理确定是保证耕地保护区域补偿实施效果的关键。针对以往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忽视耕地资源禀赋与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不足,本文构建分区异步元胞自动机模型开展了耕地区际布局优化,并据此优化区域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研究中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与耕地非农化收益及耕地赤字/盈余水平脱节、难以真正起到耕地保护杠杆作用的不足,本文提出了以耕地资源价值为基础,引入耕地非农化收益确定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并根据耕地保护目标责任优化结果测算区域耕地赤字/盈余水平对耕地保护区域补偿价值标准进行修正,以实现"以布局引导补偿,以补偿实现保护"。以全国首批"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武汉城市圈为案例区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根据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区域差异确定区域耕地保护目标责任可以在实现全区域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使区域耕地非农化压力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有利于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2以耕地非农化收益和耕地资源价值为基础,采用区域耕地赤字/盈余进行修正得到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可以起到激励耕地保护的杠杆作用;3基于目标责任区际优化的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是协调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城镇用地扩张与耕地保护矛盾的重要途径,能起到激励耕地保护、抑制耕地非农化的作用。     

基于极限供需的建设用地区域差别化管控研究——以扬州市为例

根据区域建设用地的极限供需状况制定区域差别化的建设用地管控政策，有利于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目标实现和建设用地的精细化管理。以扬州市为实证区域，构建基于资源环境容量约束的建设用地极限供给与经济发展驱动的建设用地极限需求的测度模型，以期为区域差别化的建设用地管控提供参考。研究表明：（1）扬州市建设用地极限供给总规模为 162 686.44 hm，未来建设用地可拓展空间总体上呈现南多北少的特征；（2）扬州市建设用地极限需求规模为 158 164.63 hm，南部地区高于北方；（3）扬州市建设用地极限需求不会突破资源环境容量约束的极限供给上限，其中仪征市和高邮市的极限需求规模超出极限供给规模，市区、江都区和宝应县极限需求规模小于极限供给规模；（4）仪征市与高邮市应根据极限供给规模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降低经济发展对土地要素的过度依赖；市区和江都区可构建区域的协同一体化发展战略，适当扩张建设用地规模，优化区域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宝应县应注重耕地保护，予以适度的建设用地指标倾斜，促进经济增长与耕地保护协调发展。 关键词： 建设用地；供需分析；区域分异；扬州市     

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研究进展

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问题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现实中的生态治理研究的重要领域,但既有的研究尚缺乏系统性和理论基础。本文综合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比分析法,较为系统的梳理了国内外关于耕地价值核算、耕地保护外部性及其经济补偿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当前的研究不足与未来的研究取向。研究发现:①国内对耕地价值核算的研究多沿袭国外的理论框架,且对于耕地非市场价值的划分缺少一个明晰的分类体系;②耕地资源外部效益的估算方法应区别对待,且缺少不同方法与途径的比较研究;③耕地外部性的经济补偿标准在时空分配方面的研究有待强化;④缺乏对耕地保护的补偿模式与执行效率的研究。进而提出:应充分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实现耕地价值核算理论框架的整合,并基于利益相关者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外部性经济补偿体系、补偿标准及其运行机制方面的研究,推进CVM等价值评价方法等在资源开采矿区生态补偿及资源综合成本核算方面的应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