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轨道交通减排治污效应评估

兴建轨道交通成为城市扩张过程中减排治污的重要举措。由于缺乏系统数据以及样本选择导致的内生性偏误,使得系统的跨城市估计轨道交通减排治污效应的文献相对匮乏。而系统评估轨道交通的外部性,对改进和优化线路规划、站点设置以及网络布局,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断点回归(RD)评估了从2015年10月到2018年9月期间,全国省会城市新增线路对空气污染的治理效应,以此检验轨道交通的减排治污效果。回归结果表明:①新增轨道交通对空气质量(AQI)的治理并不显著,但却能使PM2. 5降低20. 03%,PM10降低20. 46%。②人口规模会对轨道交通的减排效果产生异质性影响,常驻人口不足600万时,新增轨道交通能减少17%～29%的机动车尾气污染;人口规模在1 200～1 500万时,对机动车尾气的减排治污效果在24%～77%之间不等,减排效果最明显。③随着线路数量的增加,轨道交通减排的规模效应递减。城市新增至第三条轨道交通线路时,减排治污效应最为明显;超过第7条之后,新增线路不再存在减排治污的规模效应,治理作用难以奏效。④减排治污的规模效应集中在累积里程数达到50～100 km以及每百万常住人口累积通车里程达到3～5 km,其余累积里程难以实现减排治污的项目初衷。⑤进一步分析表明,交通创造效应和交通分流效应是新增轨道交通减排效应呈现异质性的原因,也是导致减排治污规模效应递减的原因。本文的政策启示是,利用兴建轨道交通来实现减排治污效果须因地制宜,并非规划和开通越多线路,就越有利于改善城市空气质量,要以提升交通的分流效应为前提。     

江苏省13城市1996～2008年碳排放时空变异分析

运用秩相关系数、变差系数、曲线拟合等方法，以市域为基本单元，以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脱钩指数等为指标，对江苏省1996～2008年的碳排放时空变异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得出：(1)近13 a来，江苏省碳排放量不断增加，年均增长率高达13%，2008年已达20 000万t；经济较发达城市人均碳排放量较大，但碳排放强度相对不大；经济落后城市人均碳排放量小，但碳排放强度增加较快。(2)江苏省13城市人均碳排放、碳排放强度差异在不断缩小。(3)从人均碳排放看，江苏省及各市人均碳排放都随人均GDP呈线性增加关系，而南京、苏州、扬州、徐州作为各个区域发展较好的中心城市，人均碳排放随人均GDP增加最快。(4)从碳排放强度看，江苏省碳排放强度与人均GDP呈倒U型曲线关系，其拐点在人均GDP 25万元左右；但是各个城市碳排放强度与人均GDP呈波浪型曲线关系。(5)从脱钩指数看，脱钩水平受经济政策、产业结构、清洁技术水平的影响较大     

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

本文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两批低碳试点城市(共36个)为研究对象,基于其2005-2011年间的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数据总结其碳排放水平,从区域分布、经济水平和人口规模三个方面分析了全国范围内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通过"十一五"期间碳减排成效和"十二五"期间碳减排目标两个方面分析了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并推测了低碳试点城市2015年的碳排放水平。研究显示,"十一五"期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各城市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平均水平从东部到西部逐渐升高。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低碳试点城市中92%的城市的人均CO2排放高于全国水平。而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逐渐降低,人均CO2排放却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呈U型分布,其中大型城市的人均CO2排放水平最低。同时通过与同类地区对比分析,研究表明试点城市的低碳工作成效和减碳目标普遍优于同类地区。除直辖市外,32个低碳试点城市中28个城市2010-2011年单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和2015年单位GDP的CO2排放节能目标高于所在省份。在城镇化速度继续增加和经济总量保持上升的趋势下,到2015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虽然下降,但人均CO2水平仍呈上升趋势。我国的低碳试点城市建设任重道远。     

城市规模、集聚与空气质量

在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加入能源消费需求、工业化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变量,建立了拓展的STIRPAT模型,并使用动态面板GMM方法,分析了我国30个省会城市和直辖市2003-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指出不同的城市规模与集聚程度会对空气质量有不同的影响。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城市人口规模、富裕程度和技术水平是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因素,其中人口规模和技术水平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均为正效应,而富裕程度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呈现出倒N型EKC曲线形状;较高的能源消费需求和工业化水平会恶化空气质量,而较高的技术水平和产业集聚度会改善空气质量,这表明相关部门可以从不断提高科技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入手,通过各种方法减少能源消费需求、降低工业化水平。来达到改善空气质量的目的。其次,在总体回归的基础上,本文重点按照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经济集聚度、人口集中度分析了城市规模与集聚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情况。结果表明:欠发达城市和大中城市的回归结果与总体回归结果一致,而经济发达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回归结果与总体回归结果有一定差异,本文认为导致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科学事业费支出方向、社会消费品结构以及工业清洁能源利用及其利用效率等因素;低产业集聚度和低人口集中度城市的情形与总体较为相近,而高产业集聚度和高人口集中度城市的EKC曲线形状与工业化水平系数与总体结果相反,这两种差异分别与城市的发展阶段和城市的人口素质有关。因此,城市的相关部门在追求规模经济的同时应该注重科技投入结构的改善,注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的使用率,并且在不断提高产业集聚度与人口集中度的同时追求绿色GDP的实现,注重人口的文化教育以提高人口素质,从而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以抵消随人口集中度提高带来的环境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省（区）及城市GDP增长和城市化差异研究

从西部省(区)及城市的GDP和城市人口两个方面入手,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西部省(区)城市发展状况研究过程中,选取GDP增量贡献度、人均CDP增量贡献度和城市化水平、城市首位比、城市首位度等指标,分别表征经济和人口两方面的情况.计算结果表明:①西部省(区)经济增长状况较差.且多数增长稳定性较差.②西部各省(区)城市化相似度较低,在截集水平大于0.678 3的情况下,西部12省区各为一类.③在对城市化与人均GDP进行相关分析的结果中,内蒙古和新疆的b值均高于h值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城市化对人均GDP增长的反应较灵敏;而广西和西藏的b值均低于b值平均值减一个标准差.反应较迟钝.④西部多数省(区)城市人口较为集中,多数省(区)的城市首位比和首位度均较大.在对中国西部城市研究过程中,选取市级建制较早的城市作为样本城市.且主要从GDP和城市非农业人口两方面分析,得出如下结论:①西部城市GDP和人均CDP贡献度波动均较大,如样本城市1990-2003年的GDP贡献度的标准差的平均值为0.001 657,而对其平均值求取各城市的平均值为0.20%,两者接近.②在对城市化和人均CDP进行相关分析时,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b值较大,而特大城市和小城市的较小,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与特大城市和小城市相比,对人均GDP增长的反应较为灵敏.③在对城市化水平增量进行分析时,西南城市中属于一类至六类的城市个数分别为6、4、5、12、1和0,西北城市中属于一类至六类的城市个数分别为0、3、2、7、3和3,西南城市城市化水平增长总体上快干西北城市.且其总体上差距仍在继续扩大.     

基于铁路客运的中国城市可达性及类型研究

为探究铁路网络时空压缩效应对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基于2009年和2014年铁路列车时刻表数据,结合传统数理统计方法及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可达性及其格局演变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1)铁路客运的数量和类型上均有较大变化,特别是始发列车及动车组的大幅增加及高铁的开通运行,中国城市可达性得到一定程度提升,但城市可达性改善地域差异性显著。(2)北上广三大核心城市在城市可达性等级体系中第一层级地位稳固,交通区位条件的差异使得城市可达性等级体系产生一定变化。(3)中国城市可达性绝对及相对差距均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列车停靠数量的极化效应显著、新增加的高速客运更多地向高等级中心城市集聚,铁路基础设施的建设正在重塑中国生产力格局。(4)从城市功能属性及规模属性视角,以始发列车和停靠列车中位数为临界值,将中国城市划分为高规模高功能、高规模低功能、低规模高功能、低规模低功能等4种类型,并依次分析城市分布特征及成因,为铁路客运的合理配置及交通网络优化布局提供参考。     

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良好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生活垃圾成为影响居民健康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生活垃圾是否会随着经济发展一直持续增长下去?还是会存在着拐点?文章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选取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检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整体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S”型,两个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36 890元和107 450元。(2)北京、上海等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大都已越过或接近第二个拐点,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将随着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3)内陆地区除甘肃外,其余地区均已越过第一个拐点,但尚未越过第二个拐点,未来城市生活垃圾将随着经济增长呈上升趋势。(4)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75 720元,中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34 500元;西部地区城市生活垃圾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拐点大约在人均GDP为181 795元。总体来看,东部经济发达的地区企业和居民环保意识较强,政府对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效果较好;中部和西部地区企业和居民环保意识还有待提高,政府应加强对城市生活垃圾的治理以及提高企业和居民的环保意识,特别是西部地区环保意识还很薄弱。由此,为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1)改变垃圾计费方式,有助于加速WKC曲线“拐点”的来临。(2)对不同地区应实行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3)应加大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投入。     

城市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开始日益凸显,如何从生态视角找到适度的城市规模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中国2003-2013年28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空间计量和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城市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整体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且区域差异较大,溢出效应较为明显;城市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呈现N型曲线的特征,且呈现显著的区间效应,根据门槛内生性分类结果发现,当城市规模低于54.48万人时,生态效率随城市规模的扩张不断增加;当城市规模大于54.48万低于337.22万人时,城市规模扩张对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较大,当城市规模超过337.22万人这一门槛值之后,促进作用开始显著减小,说明基于生态效率的最优城市规模为337.22万人左右;而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都对城市生态效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结论,各城市应加强环境合作,减少环境污染溢出;对于规模较小的城市,应该依托周边大中城市,争取产业合作,通过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户籍、土地等制度改革,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对于规模居中的城市,应该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前提,推进适度规模的城镇化,真正实现城市从"量"到"质"的转变;对于规模较大的城市,可以建立新城区或城市群,完善城市近郊及周边交通、教育等公共资源配置,充分发挥聚集和发散效应,有效缓解人口过于集中和环境恶化带来的压力。综上,不同规模的城市应采取不同措施提高生态效率,推进城市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特征研究

自下而上基于点排放源建立长江三角洲地区1 km CO2排放空间网格数据,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法确定城市边界,研究长江三角洲地区真正城市的CO2排放特征。结果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CO2排放的空间特征受典型城市驱动和影响。上海是整个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排放中心,上海的城市边界和城市排放结构与上海区域基本一致;江苏和浙江的城市直接排放分别占各省直接排放的47.05%和36.96%。两省的城市人均CO2排放水平都低于农村和整个区域人均CO2排放水平。这种现象和发达国家城市与郊区、农村的排放比较特征一致,说明在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随着城市化和城市产业结构的合理与成熟,城市排放效率会优于非城市地区的排放效率。长江三角洲地区部分地级市(如苏州市和宁波市等)出现了两个核心排放城市,且彼此排放结构差异很大,而一些城市(如上海和昆山、无锡和张家港等)的城市边界和CO2排放在空间上已经联接成片,构成新的城市排放中心。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整体CO2排放增长速度要快于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城市人口增加1%,则城市总CO2排放约增加1.35%,说明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加,城市CO2排放效率呈下降趋势。这种整体态势主要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城市人口规模差异较大,众多城市发育不成熟造成的。低于100万人口的城市,其人均排放水平波动很大,当人口规模超过了100万,城市人均排放水平基本都稳定在10.00 t/人以下,而且城市之间差异较小。     

生态补偿能改善城市空气质量吗?

生态补偿作为中国的一项重要环境保护政策,在多个自然资源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的有效性缺乏相关技术检验。鉴于此,该研究基于2014年1月至2019年12月全国286个地级市月度面板数据,以地方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DID)、倾向性得分匹配(PSM)和三重差分法(DDD)等方法考察了生态补偿政策对辖区内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地方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城市大气污染物浓度,促使PM_(2.5)、PM_(10)、SO_2、NO_2的月均浓度分别下降6.881μg/m~3、10.190μg/m~3、5.755μg/m~3及1.647μg/m~3。这表明生态补偿政策有助于促进大气污染外部效应内在化,增加地方政府大气治理积极性。(2)进一步分析可知,生态补偿政策对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存在着加速效应,促使PM_(2.5)、PM_(10)、SO_2、NO_2的月均浓度同比改善率分别提升7.17%、10.90%、6.86%、11.30%。(3)异质性分析显示,适当缩短生态补偿政策的考核周期,有助于加强其对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4)基于三重差分法的机制检验显示,生态补偿政策有助于从整体层面上提高地方能源使用效率,推进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有效地改善了城市空气质量。(5)稳健性检验发现,省级层面整体空气质量亦能够得到改善。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相应建议:首先,不断完善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从考核周期的合理化及融资渠道的多元化等方面助力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的形成。其次,合理引导地方产业转型升级,持续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充分发挥生态补偿对空气质量的改善作用。最后,着力构建国家层面大气污染生态补偿政策,加快形成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     

我国城市间客运交通能源消耗趋势的分解

随着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作为重要的交通网络节点,其衔接交通运输线路、产生和承担客货流转换的功能日益显著。定量地探讨城市间客运交通能源消费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于我国未来城市间客运交通能源需求的研究及温室气体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终端能源需求MAED模型,对我国城市间客运交通能耗的历史基期数据进行处理,同时对未来能耗进行预测,在形成ASIF结构的数据基础上,利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Logarithmic Mean Index,LMDI)对城市间客运交通能耗的活动效应、结构效应和强度效应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从历史数据来看,我国"十五"期间城市间客运交通能耗的快速增加同时取决于客运周转量的增加、客运交通模式和能耗强度的转变,若延续这一发展趋势,我国中长期城市间客运交通模式将快速增长。未来城市间轨道交通网络的发展和高效利用及交通节能减排政策的落实将是促进能源消耗增速降低的可能选择。     

川西山区交通与GDP的海拔梯度性及其相关关系

以西部山区的缩影川西为研究对象,利用交通矢量化数据和自然社会经济数据,在GIS软件支持下,探讨"十五"计划以来不同时期川西山区交通通达性与GDP的海拔空间分异性及其相关关系。结果表明:(1)2000~2013年间川西山区交通通达性有了显著提高,各县通达水平两级分化有所减弱,高值区集中于攀西城市群,低值区主要位于甘孜州;(2)川西山区GDP与交通水平均具有较为明显的海拔梯度分异,表现为中低海拔区中海拔区高海拔区高原区,呈现出"反自然梯度特征";(3)从整体上看,川西山区通达性指数与GDP存在显著正向关联且关联程度不断加强,交通主干线显现出更为明显的经济促进作用,而边缘化的地理区位不利于地区对外开放,阻滞了经济发展;(4)不同时期各海拔区交通通达性及其构成要素与GDP的关联方向和程度差异较大。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如何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效率?

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基于“保护者受益、污染者付费”思想和奖惩补偿机制,引导城市排放主体改善空气质量。当前关于该补偿政策影响绿色创新的机理研究刚刚起步。考虑到这一影响机制的复杂性和差异化,选择2006～2020年中国2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借助分位数回归、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绿色创新效率对生态补偿政策的弹性显著为正,且这一积极效应随绿色创新效率的上升而变大。除了产业结构和教育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政府支出、经济增长和适度的环境规制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绿色创新。(2)地区竞争在生态补偿政策促进绿色创新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但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其城市规模增长反而抑制了生态补偿对绿色创新的驱动效应。(3)技术进步在补偿驱动创新机制中存在“U”型调节作用,当前样本城市的技术进步调节效应位于“U”型左半部(负向调节),即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态补偿政策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正效应是递减的。研究结论为提升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政策调控效果、控制地区竞争和城市规模、优化绿色创新资源配置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生态福利绩效视角下的上海市可持续发展评价研究

资源与环境约束加剧的大背景下,在"生态门槛"内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必然选择。从生态福利绩效视角出发,选取人均生态足迹和人类发展指数构建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采用DEA方法计算二者的投入产出效率,对上海市1999~2012年可持续发展水平进行多维度、动态化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上海市人类发展指数、人均生态足迹与经济发展同步增长,但人均生态足迹水平大于生态承载能力,处于严重"生态赤字"状态,并不断恶化;2上海市多数年份的生态福利绩效处于DEA无效状态,且2005年以来进入规模收益递减通道。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基础设施系统与自然生态互动增长策略研究

基础设施系统能力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国家新型城镇化加速推进提供支撑的同时,造成的资源过度消耗、自然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严重。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方法,研究基础设施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交互作用机制,提出基础设施系统与自然生态互动增长策略。研究得出,基础设施系统内部通过环境污染程度和人口规模动态关联且存在着负反馈,交通、供电和供水等基础设施规模的增长相互制约,都不可无限增大。在既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条件下,交通基础设施与自然生态存在着负反馈关系,原因在于公路里程增长刺激机动车保有量增加,致使空气污染程度加重,年人口增加量减少,从而限制了交通基础设施规模的增长;供电基础设施对自然生态的恶性累积效应显著,原因在于供电基础设施规模增长所导致的资源可获得性和环境污染程度负效应叠加,并通过人口增量联系起来,使得供电基础设施规模持续扩大;供水基础设施与自然生态存在着负反馈关系,原因在于年污水排放量与水源影响因子的作用相抵,使供水基础设施规模趋于稳定。通过系统动力学基模分析可得,一类基础设施规模增大,必须综合考虑自然生态承载和它类基础设施规模增长的关联效应。交通基础设施能力提高的关键不在于增加公路里程,而是实施以空气质量控制为导向的公共交通完善策略;供电基础设施规模的增长须与交通基础设施增长的空气污染累积解耦,降低火力发电的能耗或比例;供水基础设施能力提升的根本不在于污水处理设施的增加,而是降低水源污染程度。     

拉萨市旅游生态足迹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旅游生态足迹是生态经济学测度旅游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新方法.从高原旅游消费结构特征出发,将高原城市旅游生态足迹构建为6个活动组别计算模型.运用模型对拉萨市旅游业生态足迹进行测评,并对高原城市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估.结果表明:①2007年拉萨市旅游者人均生态足迹为0.051 34 hm2,其中交通、餐饮组分别占85%和12.5%,随着与客源地空间距离增加,生态足迹趋向于交通组别;②高原旅游生态足迹空间分割中拉萨市内为0.051 343 hm2,区域外为0.012 28 hm2,旅游活动对高原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影响较大;③拉萨市旅游收入足迹为0.716 548 hm2/万元,占万元GDP生态足迹的24%,旅游业发展潜力大;④高原城市旅游业中低生态效率的餐饮和交通组别比重过高. 面游、娱等高生态效率部门发展滞后;⑤拉萨市人均旅游生态足迹仅占城市生态承载力的13%,旅游业仍处在稳步发展阶段.     

城市空间结构紧凑与土地利用效率耦合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城市可持续发展一直是城市地理学和城市规划关注的热点。以南京市为例,测度了城市空间结构紧凑度和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并探讨二者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南京市2002、2007和2012年的城市空间结构均属于较不紧凑状态,且呈下降趋势;"中心区"紧凑度高,且呈上升趋势,城市内部填充与城市外围蔓延扩张现象并存。(2)2002~2012年南京市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属于中等水平,且呈下降趋势,南京市各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差异明显。(3)城市空间结构紧凑通过距离和交通可达性来影响城市内部要素在空间的分布,最终影响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基于此,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应加强城市内部空间合理组织,尤其是加强对交通设施的投入,促进城市要素在空间上的合理分布与流通,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     

基于BRT模型的南昌市城市扩展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分析城市扩展的时空特征以及其驱动因素,有助了解城镇化规律,为制定具有区域化特色的城市空间规划提供方案。研究以南昌市为例,基于多期Landsat遥感影像(2000、2008、2017年)获取南昌市城镇用地变化的时空信息,采用扩展强度指数、景观扩展指数、重心指数等方法分析了该地区城市扩展的时空特征,进而应用增强回归树模型(Boosted Regression Tree,BRT)探究影响城市扩展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7年,南昌市城镇用地面积增加了252.81 km~2,第一阶段(2000～2008年)增长的强度和速度大于第二阶段(2008～2017年);(2)两阶段南昌市城镇用地扩展模式均以边缘式扩展为主,以填充式及飞地式为辅,扩展方式缺乏集约性,存在"摊大饼"式问题;(3)从整个研究期来看,南昌城市发展重心总体上往西南方迁移了2.19 km,第一阶段南昌市城市扩展重心向西迁移了1.50 km,第二阶段又继续向西南方迁移了1.35 km;(4)南昌市城市扩展的16个方向中,以SW及SWW方向上较大,而在NW、N、NNE、SE、SSE方向上因受到梅岭山脉以及军山湖泊的阻隔导致扩展强度较小;(5)利用BRT分析邻域因素(距2000年城区距离,距河流距离,距路网距离),社会因素(土地利用类型,GDP,城镇人口),自然因素(高程,坡度,海拔)可知,南昌市城市扩展主要受邻域因素的影响,社会因素中仅土地利用类型对城市扩展影响较大,而自然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     

“2+26”城市雾霾治理政策效果评估北大核心CSCDCSSCI

文章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和其后续“攻坚行动方案”的发布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评估大气污染治理的政策效果。回归结果发现:(1)“方案”的发布对于“2+26”城市的空气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构成雾霾的主要污染物PM_(2.5)、PM_(10)和AQI的改善程度最明显,SO_(2)、CO和NO_(2)的改善幅度次之,但O_(3)浓度在政策处理期内不降反升,说明近年来O_(3)污染程度加剧,亟须引起关注。(2)长期视角下SO_(2)和NO_(2)的治理效果较短期情况下相比有所提升,说明有些大气污染物仍然具有进一步改善的潜力,印证了大气污染治理是一项长久的“攻坚战”。(3)引入空间DID分析,通过空间杜宾和双重差分的嵌套模型,放松个体相互独立的假设,从空间维度探讨“方案”的政策效果,对比空间视角下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得出,区域联防联控大气治理手段相比单一地区空气质量改善政策而言能够使得治理效果事半功倍。(4)使用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了“方案”通过减少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和减少能源消费总量达到空气质量改善的两种作用机制。最后,文章为接下来进一步有效治理大气污染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长三角高铁网络时空演化格局及区域经济影响测度研究

高速铁路快速发展大大改善了交通通达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空间资源再配置过程,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以长三角被纳入铁路网的40个设区城市为研究对象,在对比分析高铁开通前后(2009和2018年)铁路网络客流点强度和城际联系强度变化基础上,尝试构造改进生产函数模型,刻画了近10年间长三角地区高铁网络的时空演化格局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1)高铁快速发展使得长三角各城市平均最短时间可达性年均提高0.257 h,10年来网络连通性提高近一倍,区域间城际联系更为密切;(2)近10年间高铁发展对长三角各城市点强度提升及城际联系强度的影响有明显区域差异,且城市可达性和连通性的变化模式截然不同,位于长三角边缘地区的城市可达性提升最大,而发展水平高的城市连通性改善最大,中心城市的枢纽地位持续强化,呈现明显的"马太效应";(3)2018年基于铁路客流的城市点强度分布格局比2009年更加不均衡,这主要是由于强度大的极端节点(中心城市)较多造成的;(4)高铁网络演化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且对第三产业的影响更为显著,使区域经济和第三产业发展分布更为极化。本研究可为区域发展与一体化政策制定、高铁建设与客运服务管理规划编制等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