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网络信息的北京市旅游资源吸引力评价及空间分析

传统的旅游吸引力研究方法在数据获取、市场化评价、游客体验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而互联网的发展为旅游资源吸引力的评价带来了新途径。论文以北京市为例,建立城市旅游资源分类体系,对统计资源进行分类,采用层次分析法,建立基于网络信息的旅游资源单体吸引力评价体系,对北京市的旅游资源吸引力进行评价。采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对旅游资源吸引力的空间格局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参与统计评价的北京市旅游资源共415个,总体平均吸引力指数为0.31,其中人文景观类吸引力最强,资源点数量最多。2）北京市旅游资源吸引力存在空间集聚,休闲活动类资源吸引力空间集聚度最大,人文景观类资源吸引力空间集聚度最小。3）自然景观类资源分布较为均匀,且旅游吸引力存在多个密度中心,吸引力热点区主要位于主城区;人文景观类资源分布集中于主城区,并形成旅游吸引力热点区和次热点区相间分布的空间特征;休闲活动类资源分布以主城区为主,形成吸引力密度中心和以热点区为核心、周边为次热点区的空间集聚形态,周边区县主要是冷点集聚区。基于网络信息的旅游吸引力评价体系为旅游吸引力的研究提供了新方法,并应用于空间分析上,对城市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国外海洋与海岸带旅游研究进展

海洋与海岸带旅游已成为国外旅游研究最重要的领域之一。论文在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海洋与海岸带旅游发展的环境问题、经济问题、社会文化问题、海洋与海岸带旅游资源评价、规划管理与可持续旅游发展、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旅游开发等方面对国外海洋与海岸带旅游主要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和评价,并为我国海洋与海岸带旅游资源开发和管理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提供参考。     

海岛旅游开发生态影响及保护对策研究

海岛是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生态系统较为脆弱,旅游开发将对海岛带来环境影响.为保护和利用海岛的旅游资源和自然环境,以蜈支洲岛旅游开发为例,采用矩阵法识别海岛开发生态影响因子,建立了水土流失、土壤、沙滩、植被、保护动植物、珊瑚、珊瑚生态、景观等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模型预测和类比分析等方法预测、分析和评价旅游开发活动的生态影响,并提出减缓对策,从而避免旅游开发造成岛屿的生态破坏,维护岛屿生态系统的完整性.     

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休闲旅游是旅游消费的发展趋势,休闲旅游资源是休闲旅游产业发展的载体与基础。以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为基础,运用最近邻层次聚类分析、Ripley's K函数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整体呈现中心集聚与外围分散的分布模式,康娱类、文化类、专项类以及自然类休闲旅游资源分别表现出以传统商圈、文化中心、绿地公园以及自然景点为依托的布局特征。（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特征空间尺度存在差异,康娱类特征空间尺度最大,专项类和文化类特征空间尺度次之,自然类特征空间尺度最小。（3）距市中心距离、游客密度、街道活力、居民密度、资源禀赋、道路密度等是影响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4）在影响因素中,距市中心距离、游客与当地居民密度是主导因素;资源禀赋、街道活力是驱动因素;道路密度、距主干道距离与区域经济是诱发因素;政府行为、重大事件是调节因素,四个维度共同作用,形成成都市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格局。     

《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家标准的更新审视与研究展望

旅游资源作为区域旅游发展独特的存在,是吸引旅游者进行旅游活动的关键要素,也是影响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总结国内旅游资源学术研究的发展趋势和研究主题,将其划分为萌芽起步期、发展成熟期和停滞衰退期三个研究阶段,研究主题则主要包括旅游资源概念界定、调查实践、评价与开发等;对2017年更新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家标准进行系统解读,重点分析其内容的全新变化并且深入剖析尚且存在的问题;对接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重点从旅游资源概念、分类、调查和评价四个方面说明二者的互动关系和延伸讨论,明晰旅游资源研究与应用的重点内容和发展方向,以有益于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影响和促进。     

中国省际旅游发展的多指标综合相似性及时空聚类特征

由于资源禀赋、经济水平、地理区位、文化背景、基础设施等条件的不同,中国省际旅游发展呈现较大的差异.目前已有大量文献基于单个经济指标对旅游发展的时空差异进行研究,但少有研究从多指标的角度探讨旅游发展的相似性问题.论文基于六大经济指标,采用灰色关联度和夹角余弦系数构造了旅游业发展的多指标组合相似度指数,并利用一种邻居搜索算法对我国31 个省市(因数据限制,未计算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进行了空间聚类,然后以2010 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与其他省份的相似性越低,一定程度上说明省际旅游发展呈现"极化现象".综合考虑六大经济指标,部分省份之间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基于相似度矩阵的空间聚类呈现沿海传统旅游强省、内陆旅游强省和西部及边缘旅游弱省的空间格局,但并未严格遵循地理区位相邻的分布规律.通过对2000 年和2010 年的聚类结果进行比较发现,随着全国旅游业的大发展,省际旅游呈现一种更为均衡的聚类结果.中、西及偏远地区省份的类内平均相似度显著降低,说明随着特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些省份旅游经济的发展模式开始呈现地区特色.     

基于GIS的重庆市旅游资源评价、分析与规划研究

运用层次分析法定量地对重庆市主要自然和人文景区(点)的旅游资源进行综合评价,然后借助GIS技术,对旅游资源的结构和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综合评价和GIS空间分析结果表明:在重庆市的旅游资源结构中,自然资源起着基础作用,人文、社会景观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在空间分布上,重庆市旅游资源呈现“带状”、“圈状”的分布特征,地域空间分布不平衡。最后,在GIS技术支持下,对重庆市旅游资源进行了概念规划,得到4个结构区,并提出每个规划区发展的整体思路和方向。     

论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的旅游开发与贫困消除

大量调查研究表明,许多地区旅游资源的分布与贫困人口的分布是高度重叠的,尤其是那些区位偏远以及交通不便的地区,自然景观受人类活动干扰较小,自然生态系统保存较为完整,适合开发、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因此,将旅游开发与扶贫有机结合应是消除贫困的最有效途径。论文针对这一问题论述了如下若干问题:其一,我国贫困县的分布与高品位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高度重叠;其二,我国贫困县的分布与这些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均在中西部地区,消除贫困与发展中西部旅游应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三,旅游在扶贫方面的优势是其他任何产业所无可比拟的;其四,应着手构建中国PPT旅游(ProPoorTourism,即有利于贫困人口发展的旅游)战略以及发展PPT旅游的战略措施,以期尽快消除我国的贫困问题。     

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多尺度时空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以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内的5A和4A级景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总体分异指数（GDI）并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等方法,从省级、城市群、城市等不同空间尺度,对2001—2019年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1）4A级景区主导了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2015年之后增长速度进入相对平缓状态;（2）时序上,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各省份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较少,但增长率较高,而西部省份则均相对较高,东部省份则是数量最多但增长率最低,到2017年西部超过东部,数量最多;城市规模与高等级旅游景区数量呈正比,与增长率呈反比;（3）空间上,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分布密集程度逐年升高,呈现出主要依托东部沿海地区与中部地区城市群集聚分布的特征,且空间热点、次热点地区占主导地位,形成了“两点集聚—多极多区—集群集聚”的空间演化格局;（4）GDI指数随着研究尺度的缩小而增大,空间尺度越小,高等级旅游景区资源的差异越大;（5）中国高等级旅游景区空间分布主要受社会、经济、资源等因素相互作用的影响,其中人口规模、旅游经济、人文资源是共同的最为关键的因子。研究结果可为优化中国景区资源空间布局以及旅游业高质量及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厦门无居民海岛鹭类繁殖期分布及种群研究

本文调查研究了厦门市的15个无居民海岛的鹭类繁殖营巢地。发现大屿、鸡屿、鳄鱼屿、大兔屿及红屿5个岛屿有鹭类繁殖栖息,共有鹭类繁殖亲鸟19910只;岛屿面积越大越适合鹭类繁殖栖息;已开发旅游的岛屿,鹭类则放弃其原来栖息的营巢;鹭类营巢的岛屿其植被、森林覆盖率都比较高。     

中国红色旅游经典景点空间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异质性

红色旅游是传承革命文化、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常态化和大众化、促进革命老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系统,综合运用多种空间分析方法与回归模型,对中国公布的300处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共763个景点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影响因素异质性进行研究,并提出发展模式及对策。研究表明：（1）经典景点空间分布受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四大子系统综合影响;（2）核心区空间分布较其他旅游景区分散,形成7个一级核心区、7个及两大连片二级核心区、低密度与较低密度区等,空间关联性差异较大,关联效应伴随空间尺度缩小而减弱;（3）空间分布影响因素异质性明显,影响程度为红色旅游资源>海拔>政策力度>坡度>交通设施>市场需求>资源联动>消费水平;（4）提出采取网络、节点、廊道、共生—联动、跨区共促等发展模式及对策。研究可为红色旅游发展与管理、跨区联合等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我国半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景区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选取1906—2019年间我国574个半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景区为研究对象,采用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对其时空分布特征、演变规律及驱动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我国半资源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景区的发展可分为探索（1906—1948年）、快速发展（1949—1959年）、慢速发展（1960—1992年）和高速发展（1993—2019年）四个阶段。（2）空间上呈凝聚型分布,地理集中程度较高,地区间不均衡程度高,形成了以北京、江浙沪交界及广州为核心的三个高密度区;整体呈现东南沿海多,中部过渡,西北内陆少的格局;随着时间的演化,凝聚形态一直延续,地理集中度逐渐下降,地区间的不均衡程度逐渐加深。（3）时空演化的影响因素包括历史背景、国家政策和地方人口数量、经济及旅游发展规模等,呈现了较强的正相关性。     

基于空间距离和时间成本的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可达性研究

在区域旅游发展中,中小文化旅游城市是其重要内容之一。除旅游景点本身的吸引力之外,旅游目的地的可达性及旅游景点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其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因此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GIS软件,论文从空间距离和时间成本角度对全国34个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性表现出非均衡的空间分布特征,其3 h可达服务范围(即游客市场)并未覆盖全国。其中,东北地区、华南地区、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等地区因中小文化旅游城市分布较少而出现可达服务范围的空白区域,而长江三角洲、成渝、鲁西南和海峡西岸等地区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可达服务范围已绵延成片,具有较大的区域旅游合作潜力。此外,通过对中小文化旅游城市的旅游收入、旅游人数与可达范围内社会经济属性进行相关性分析,发现旅游收入与1 h可达范围内的GDP相关性最高,而旅游人数与50 km范围内的GDP相关性最高。     

普适道路还是隐形门槛?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外源因素

在乡村振兴新时代,审慎选择适宜的乡村旅游发展道路成为重要的实践和学术问题。以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例,基于“起点—动力”假说,利用地理分析方法探讨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外源因素。研究发现：（1）全国乡村旅游发展东南热、西北冷,形成京津和长三角两大热点区。景区依附型、文化遗产型、新型三农型空间分布差异显著。（2）高程、地貌、水系、生态地理分区、陆地生态系统类型、中心城市和交通干道是影响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自然基础与地理区位外源因素。（3）不同类型乡村旅游发展路径的社会经济外源因素不同：景区依附型为高级景区数量和公路客运量;文化遗产型为国家传统村落数量、A级景区数量和公路客运量;新型三农型为地区第三产业产值、人均可支配收入、旅游人次、公路客运量、城镇化率和政府政策。乡村旅游并不是普适道路,资源赋存决定不同的旅游发展路径,并需要不同的隐性外源因素支持方能持续发展。     

基于GIS格网化分析支撑的旅游空间规划技术方法研究——以青岛市为例

空间规划是支撑旅游地发展规划的核心章节,目前主要依靠规划者经验判断,主观性较强,缺乏客观方面的信息数据支持。论文将GIS格网化与旅游资源评价模型相结合,提出了旅游资源单体采集、旅游资源格网化及其空间分析方法,并融合旅游资源群评价模型、旅游功能区识别模型、旅游线路和空间发展轴线识别模型予以支撑,形成了标准化的旅游资源采集、评价到空间识别的集成技术方法;并以青岛市为例,识别出了旅游资源集群及其发展潜力、旅游功能区和空间拓展轴线,确立了“一心、一带、三轴、五区”的空间发展格局。论文初步探讨了GIS格网化空间分析方法在区域旅游规划中的应用,能够补充传统定性评价方法客观性不足的缺陷,实现复杂旅游资源数据的单体评价、旅游资源集群评价、旅游功能区识别、旅游线路和空间发展轴线优选的系列化分析技术路线,可为延伸旅游规划深度、提高规划精度提供科学参考。     

湖南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例

以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为研究样本,运用最邻近指数、地理联系率、核密度分析、空间热点聚类等空间统计方法,研究了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湖南省五星级乡村旅游区总体上呈集聚分布态势。（2）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多西少”的特征,大体可分为湘中、湘北、湘西和湘南四个片区;16个一阶热点区主要沿“常德—长株潭—衡阳—郴州”分布,二阶热点区只集中在长株潭地区;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致形成了以长株潭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辐射的三个产业发展轴带。（3）五星级乡村旅游区空间分布主要受到地形水文、经济社会、交通区位、客源市场、地方政策等多重因素方面的影响;依托自然地理优势、城市经济和政策供给,五星级乡村旅游区大体呈现出“环山、滨水、围城、沿线”的空间分异格局。依据分析结果,结合当前湖南省乡村旅游发展的现状,从政策环境、产业发展、乡村治理等方面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大湘西高级别景区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

旅游景区既是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和核心载体,也是最主要和最根本的旅游供给。基于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数据,引入高级别景区发展差异指数,运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核密度估计、全局空间自相关等多种空间统计方法,对2007年、2012年和2016年大湘西高级别旅游景区时空分布特征进行测度,并运用全局回归（OLS）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分析大湘西高级别景区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总体走向为东北—西南方向,且整体呈现小幅度逆时针旋转;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由“三核心两区县”向“一极多点”再到双核带动的“遍地开花型”空间格局的演化;高级别景区数量的空间正相关性不断减弱,且其在空间上的分布呈现一定的集聚特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交通条件、旅游资源因素对大湘西高级别景区空间分布格局影响显著,且不同影响因素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可为全域旅游背景下深化旅游景区体制机制改革提供科学依据和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