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株潭城市群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探讨

长株潭城市群绿心是长株潭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07年12月国家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面临巨大的蚕食开发压力。重点分析了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背景，论述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绿心生态保护与发展和绿心生态构建思路，强调“保护与开发并重，保护优先”的规划策略。通过构筑绿心生态安全格局，对绿心用地进行适宜性评价，并进一步对限建区进行细分，从而在非建设区强化生态服务功能和绿心生产功能，达到“保护中利用，利用中保护”的长株潭城市群绿心生态保护目的。〖     

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预警研究

在构建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预警评价指标体系基础之上，通过数据的收集，利用灰色加权关联理论，计算了2006~2015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指数，并对各年份生态承载力安全警度进行了判定。计算结果显示：从总体来看，2006~2015年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承载力安全指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安全警度由“高警”下降为“轻警”；从压力、状态、响应3个子系统来看，安全指数同样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安全警度则由“高警”或“中警”下降为“轻警”。分析表明：近些年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试验区相关资源与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是明显的。但我们也发现，试验区统计年份安全指数数值都在 0.700 0 之下，与 “无警”（0.850 0）状态距之甚远，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     

长江沿江国家战略发展区功能识别与培育

分析了长江沿江六大国家战略发展区（即长三角地区、皖江城市带、武汉城市圈、鄱阳湖生态经济区、长株潭城市群、成渝经济区）的发展状况。基于极化区理论，提出了国家战略发展区识别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法，并结合经济发展水平和实力、经济的外向化程度、产业和服务业区位熵的定量分析，初步识别了各战略发展区的功能，即长三角经济区主要承担参与国际竞争、创新和门户功能，皖江城市带主要承担区域服务带动和创新功能，鄱阳湖经济区主要承担生态保育和区域带动功能，武汉城市圈主要承担中部带动和创新功能，长株潭城市群主要承担区域服务和带动功能，成渝经济区主要承担西部生态保育、西部带动功能     

1990年以来上海“大都市阴影区”的时空演替]——基于县域尺度单元的分析

概述了“大都市阴影区”的演化机制，利用断裂点公式、K means聚类和空间相关性等方法划分了上海的影响圈层与范围，界定了1990~2010年的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并对其进行了时空分析。研究表明：(1)“大都市阴影区”的构造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阴影区”和“半阴影区”；(2)“大都市阴影区”是处于动态变化中的区域，与中心城市、外围地区以及阴影区城市（县、城镇）3者密切相关；(3)上海“大都市阴影区”和“次阴影区”通过20 a的时间演变，在逐渐消减；(4)目前上海“大都市阴影区”主要存在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南北两翼     

长株潭一体化中行政区划手段和非行政区划手段研究

长株潭地区是湖南省内以长沙为核心包括株洲、湘潭的一个典型的城市群，它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绩，但矛盾和问题也有不少。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行政区经济”运行下区域发展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本文在行政区经济还将长期存在的基本事实的基础上。从发挥其正面效应．削弱其负面效应着手．针对长株潭一体化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用行政区划手段和非行政区划手段来进行协调。并提出一系列解决问题措施和设想。     

中国种植业碳排放与其产业发展关系的研究

研究首先测算了我国1992~2010年期间以及31个省（市、区）2010年的种植业碳排放量。在此基础上，运用序列平稳性检验、协整分析方法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考察了中国1992~2010年种植业碳排放与其产业发展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2010年我国种植业碳排放总量为18 36684万t，较1992年增加了3562%，呈现“上升-平稳-上升”的3个阶段变化趋势。横向来看，区域差异明显，排在前10位的地区占全国种植业碳排总量的6297%，而排在后10位的地区仅占全国718%；江西种植业碳排放强度最高，达1 19786 kg/万元种植业产值，北京最低，仅为21986 kg/万元种植业产值。（2）种植业产业发展与其碳排放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内会偏离长期均衡，种植业碳排放长期对短期偏离均衡的调整力度为4234%，而种植业产业发展偏离长期均衡时，系统因素不能使偏差回到长期均衡状态，需借助外力调整；（3）种植业产业发展与其碳排放互为因果关系；（4）产业发展带来的冲击能够解释种植业碳排放变化的3757%，而碳排放的变化对其产业发展的解释水平仅为680%     

长江经济带碳减排潜力与低碳发展策略

为长江经济带低碳发展需要，借助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5～2014年间相关数据，对长江经济带及区域间的碳排放、能源强度、碳吸收进行测算，并探讨长江经济带未来低碳发展策略，分析 “高碳情景”与“低碳情景”下2030年各区域的碳减排潜力。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碳排放聚集度较高且整体增速趋缓。东部区域碳排放均值最大，西部区域最小。中部区域碳排放增速最快，东部区域最慢。西部区域能源强度最高，东部区域最低；但中部区域能源强度降幅最大，东部区域降幅最小。西部区域碳汇能力最强，东部区域最弱。基于以上发现，从碳减排责任划分、低碳消费、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优化以及区域生态质量提升等方面提出相关策略，力图实现碳源面的直接碳减排与碳汇面的相对碳减排。最后,经预测可知：2030年，长江经济带“低碳情景”比“高碳情景”减少碳排放约12亿t，中部区域将成为碳排放主要来源地     

基于ARCGIS的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环境容量评价

区域环境容量评价与分析是区域合理开发和布局的重要依据。在ARCGIS技术的支持下，首先对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大气、水和土壤环境容量分别进行评价与分析，形成等级图，然后，进行各因素空间叠加，经综合分析与评价，将核心区划分为5个区域：优良区、合理区、饱和区、超饱和区、过度饱和区，并且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与对策。其主旨是为促进该区域空间科学开发与布局、生态环境的合理保护，对规范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理性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水足迹的区域生态补偿标准及时空格局研究

水资源是一种公共物品,其效益外部性使得水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成本应由相关的若干区域共同承担,因此,建立合理的区域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及区域内外共同补偿机制是当前生态经济领域的研究前沿。通过构建水足迹与生态补偿标准模型,对江西省及11地市水足迹与水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估算。主要结果如下:2000~2013年,江西省总生产水足迹呈现先下降后增长的趋势,粮食、水产品、猪肉生产所占比重较大,水盈余呈波动下降趋势。11地市生产水足迹与水足迹效率呈上升趋势,除南昌市出现水赤字要支付生态补偿资金外,其余各市均有水盈余,应获得生态补偿资金。2000~2013年江西省水盈余共需补偿1 805.76亿元,平均每年128.98亿元。赣南的赣州市、赣中的吉安市、赣东北的上饶市、赣东的抚州市获得补偿额较高,将优先获得区域内外生态补偿额度。该研究结果可为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与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建立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森林植被碳贮量及固碳潜力估算

基于“八五”期间长江中上游流域各省的森林资源调查资料，结合经典的材积源生物量法估算了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生物量碳密度和碳贮量，并根据不同树种生物量-生产力回归关系推算了该地区当前的固碳潜力。结果表明：长江中上游地区森林平均碳密度为2575 t/hm2；碳贮量为1 39459 Tg (1 Tg = 1012 g)，其中林分（包括经济林）碳贮量为1 20430 Tg，灌木林为13437 Tg，竹林为5592 Tg，三者分别占总碳贮量的8636%、963%和401%。整个防护林体系森林植被的固碳潜力为36856 Tg/a。位于本区西部的四川盆地嘉陵江流域和西部高山峡谷区，其森林碳密度、碳贮量和固碳潜力较高，而东部地区的川鄂山地长江干流、鄱阳湖水系以及洞庭湖水系相对较低，因此，长江中上游森林碳密度、碳贮量和固碳潜力总体上呈现自西向东逐渐降低的趋势。     

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森林植被碳贮量及固碳潜力估算

基于“八五”期间长江中上游流域各省的森林资源调查资料，结合经典的材积源生物量法估算了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生物量碳密度和碳贮量，并根据不同树种生物量-生产力回归关系推算了该地区当前的固碳潜力。结果表明：长江中上游地区森林平均碳密度为2575 t/hm2；碳贮量为1 39459 Tg (1 Tg = 1012 g)，其中林分（包括经济林）碳贮量为1 20430 Tg，灌木林为13437 Tg，竹林为5592 Tg，三者分别占总碳贮量的8636%、963%和401%。整个防护林体系森林植被的固碳潜力为36856 Tg/a。位于本区西部的四川盆地嘉陵江流域和西部高山峡谷区，其森林碳密度、碳贮量和固碳潜力较高，而东部地区的川鄂山地长江干流、鄱阳湖水系以及洞庭湖水系相对较低，因此，长江中上游森林碳密度、碳贮量和固碳潜力总体上呈现自西向东逐渐降低的趋势。     

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价值研究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指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江西东江源区是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生命之水”的发源地。应用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方法和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江西东江源区自然、经济社会实际情况,初步估算出东江源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经济总价值为810亿元,约为东江源区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411倍,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23 121元/hm2,并对估算结果进行了分析。目的是藉此揭示源区的生态功能及其在维持区域和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为东江源区生态保护及资源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也为江河源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研究提供参考。     

基于PSR的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生态环境评价研究

随着重庆市经济快速的发展，土地与生态环境的矛盾也越加尖锐。利用层次分析法，选择PSR（压力、状态、响应）指标模型对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2000和2006年的生态环境质量进行定量评价。结果发现：2000和2006年，整体上渝西地区的潼南、铜梁、大足、壁山、永川以及荣昌等区县生态环境都处于一个较差的水平，而涪陵均处于较高的水平。两年间研究区域生态质量均以优、良为主，所占面积比例分别为6096%和6256%；从2000年到2006年，研究区生态环境质量整体呈一个明显下降的趋势，显著变差的面积比例达到3171%，而显著变好的区域面积比例仅有524%；研究区生态环境下降区域面积比例达到5972%，而生态环境上升区域面积则仅有2702%，生态环境质量变化区域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显著变差区域基本分布于渝西南地区，即成渝交通干线辐射区域及主城大部分地区.     

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变化与差异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人口的不断增长，给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不可持续的居民食物碳消费是造成全球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居民食物碳消费是环境碳循环研究和可持续消费的重要内容。采用政府宏观统计数据，研究了1985~2007年安徽省城乡居民食物碳消费结构和食物碳消费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并对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表明：(1)城市居民家庭食物碳消费结构转变较农村显著，城市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的比较单一的消费模式转变为以“粮食、肉类、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而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从以“粮食碳消费为主”转变为以“粮食、食用植物油碳消费为主”的多元消费模式；(2)城市居民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量均呈下降趋势，但食物消费总量却呈上升趋势，加剧了食物碳消费的环境影响；农村人均和户均食物碳消费和碳消费总量呈下降趋势，但人均、户均食物碳消费仍高于城市，农村居民食物碳消费的生态压力依然较大。(3)Pearson乘积相关分析表明，影响城市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恩格尔系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而影响农村居民人均食物碳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人均纯收入。研究结果对进一步探索可持续的居民消费模式和减轻环境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GIS的太湖流域主要生态风险源危险度综合评价研究

以太湖流域主要生态风险源为评价对象，充分考虑多类型多等级风险源作用强度的差异性，构建了风险源危险度评价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依据风险源发生机率、强度及作用范围等建立了太湖流域洪涝、干旱、极端气象、土壤侵蚀及污染排放等主要生态风险源的危险度评价指标体系。在ArcGIS技术支持下，创建了太湖流域1 606个网格和24个县市的风险源危险度统计数据库，采用AHP权重法确定指标权重，运用叠加分析、空间分析等技术方法最终实现太湖流域单要素及综合生态风险源危险度的定量评价。结果表明流域内生态风险源的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规律。其中，高生态风险源危险区集中分布在环太湖北部一带，面积约占流域面积的1172%；较高危险区主要呈“西北 北 东北 东”半环状分布格局，所占面积约2452%，危险度较低的区域集中在流域西南部的苕溪流域一带，面积占1566%。此外，不同区域主导生态风险源组成亦不同，约599%的区域是以污染排放为主导生态风险源，主要分布在镇江 宜兴 长兴 安吉一线以东的地区；2545%的区域主导生态风险源为干旱，主要集中在镇江 宜兴 长兴 安吉一线以西；1244%的区域是以洪涝灾害为主导风险源，集中分布在湖州、宜兴等地；而以水土流失、极端气象灾害作为主导风险源地区相对较为分散，所占比例较小     

丹江口库区水土保持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估算研究

在特定尺度和区域范围内，运用环境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定量评估了规划实施的丹江口库区水土保持近期项目的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结果表明：水土保持生态建设近期项目全部发挥效用后，全年生态服务价值总量为3274亿元，其中，保持和涵养水源价值为448亿元，水污染防治价值791亿元，保持和改良土壤1027亿元，固碳供氧价值314亿元，净化空气价值352亿元，维持生物多样性价值341亿元。在各项价值中，保持与改良土壤、水污染防治价值最为突出，是水土保持生态价值的主要体现。从机会成本角度分析，水土保持生态建设项目实施的年成本为239亿元，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为成本的1369倍，建设项目预期生态经济效益非常显著。研究结果可为远期规划项目生态效益定量评价提供借鉴，为水源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区域化过程的边缘地区发展模式——以南阳市为例

边缘地区的发展问题一直是区域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研究其发展轨迹、机理对于促进经济相对滞后的边缘区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豫鄂两省交界地区的南阳地区为例，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对其处于“核心→边缘”中的区域化过程进行阐述，采用区位商和“三轴图”产业重心方〖JP2〗法对其边缘化过程进行分析，针对南阳地区实际发展状况，提出未来解决边缘化的主要发展模式：（1）“CI”区域形象设计，推行区域形象发展模式；（2）“特色农产品＋农户＋中介＋（市场）明星企业”的农业产业化模式、“特色资源+生态工业园”的工业发展模式；（3）以旅游和物流为主的交通驱动型第三产业发展模式，通过特色模式带动地区经济快速高效发展，以期为南阳地区及同类区域发展提供有益建议。     

基于河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皂市水利枢纽工程的生态补偿标准

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是生态补偿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运用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影子工程法、影子价格法、防护费用法等评估方法，以皂市水利枢纽工程为例，构建了5个生态补偿主体受益评估模型和8个生态补偿对象受损评估模型，从河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视角对皂市水利枢纽工程生态补偿标准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皂市水利枢纽工程建设的生态补偿标准为0676 0×108元/a，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水电开发业主是主要的生态补偿主体，其承担的生态补偿额分别占总生态补偿额的6805%和2658%；移民和河流生态系统本身是主要的生态补偿对象，其获得的生态补偿额分别占总生态补偿额的7574%和1695%     

环长株潭城市群空间联系演变特征与对策研究

科学揭示城市群内在空间联系特征是诊断问题与优化对策，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城市综合质量指标评价体系和可达性分析基础上，基于空间相互联系、对外服务扩散能力、对内集聚影响力等层面方法集成对2006年以来环长株潭城市群的空间联系展开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市群空间相互作用呈现出以长沙-株洲-湘潭为核心的内心圈层结构，交通科技对城市空间联系产生的时间压缩效应明显，空间联系网络格局出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对外服务扩散能力北高南低、东北高西北低，但区域差异程度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呈现出以长沙为主核心的圈层模式与常德市为副中心的极核模式并存的局面；长沙是城市群集聚的核心，益阳、娄底、常德处于城市对内集聚影响的低位区，城市群对内集聚影响能力沿高铁线路分布和拓展，长昆客运专线开通后核心地带开始呈现出向西偏移的态势；针对城市群存在极核结构依然明显、内核圈层尚处雏形、区域网络联动效应较差、基础配套有待加强的问题，提出了加强区域产业协作、优化战略政策和完善一体化交通体系的建议。     

生态经济：自然和经济双赢的新发展模式

经济社会转型期，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生态经济作为变革传统工业化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抉择而备受关注。通过梳理生态经济缘起与概念，归纳出生态经济“三低”门槛和“三高”表现；基于工业品与生态品分工的空间均衡理论分析，东部生态重要与敏感区域，适合发展生态经济，可以为大区域生态平衡做出重要贡献；生态经济的产业形态，有别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以生态品供给为主的降工业化的过程，以生态品产业链延伸和产业绿色化，提高生态经济创造财富能力，是实现自然财富和经济财富共增长的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