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不同尺度的湘鄂赣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分析区域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可为传统村落的整体保护与分区保护提供理论支撑,也可为制定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以湘鄂赣地区550个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和数理统计方法,从市域、县域两个尺度探讨传统村落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湘鄂赣地区传统村落具有分布广泛、局部集中的特征,分布形态呈集聚型,且县域尺度的集聚特征比市域尺度更明显;江汉-洞庭湖平原为低低集聚区域,传统村落分布稀疏。在两个尺度上,传统村落数量均与平均海拔、年均降雨量呈正相关,与河流密度、年均气温、公路密度、城镇化率、人均GDP、人口密度呈负相关。平均海拔、公路密度在市域尺度对传统村落的分布影响显著,年均气温、年均降雨量、人均GDP在县域尺度对传统村落的分布影响显著。自然地理因素是湘鄂赣地区传统村落形成的环境基础,并通过影响社会经济活动进而影响传统村落的保存。     

湘潭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耗碳排放分析

从国家和省域层面研究碳排放问题,相关分析较宏观,难以发现具体市域经济实体内部存在的问题.从市域层面研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耗碳排放特征和趋势,对干寻找市域降低碳排放强度的技术路线和对策,进而实现全省和全国的碳排放强度控制目标具有重要意义.依托相关项目,文章从总体上、分行业和重点企业三个层面测算了湘潭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能源消耗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分析了湘潭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碳排放变化趋势,总结出共碳排放强度变化驱动力主要来源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节能工程建设、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发展循环经济和企业重组,最后在总结湘潭市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指导区域降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碳排放强度的相关建议.     

绿色GDP理论基础与核算思路探讨

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冲击下，绿色GDP核算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讨论了绿色GDP植算的概念、意义及相关理论基础，并且进一步提出，绿色GDP核算在方法上存在直接测算与间接测算两种思路。理论上进两种思路各有利弊，但从实践上看，这两种核算方法都迁存在不少的难点。     

基于县域尺度的土地利用协调度评价

为了测算县域土地利用系统现状与最佳状态的偏离程度,挖掘土地利用潜力,以阳城县为例,从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三个维度建立土地利用协调度的评价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协调度模型,对区域自2006年以来的土地利用协调度进行了动态评价。结果表明:阳城县土地利用系统正向着有序的方向发展,但尚有潜力可挖,协调度模型具有准确度高、实用性强的特点,对进一步改善研究区土地利用状况,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县域资源组合结构的分类研究

按区域经济的发展，遵循资源分布的地域分异规律，论述了中国县域资源的地域组合结构的分类问题。首先对采用多因素综合作用、自然资源与经济资源兼容组合、资源优势、资源系统良性循环等原则进行了必要性的论证；在此基础上重点对其分类方法进行了具体说明，其主要步骤是在确定10种主要的县域资源，建立相关在指标体系的前提下，鉴于威弗组合指数对于划分县域资源组合结构类型的可行性，运用改造过的,角立县域资源地域组合结构类型的划分程序与计算方法。最后，按此分类法，把我国县域资源地域组合结构类型划分为自然资源型、自然资源主导型、自然资源与经济资源混合型、经济资源主导型、经济资源密集类等5个一级类型及其下属的8个二级类型。     

基于生态足迹的区域绿色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衡量经济产出的本质尺度是向消费者提供最终服务的质量和价值,而不简单局限于生产出的物质数量。为此,把环境、资源因素纳入传统技术效率测算框架:通过引入生态足迹变量,来表征自然资源投入;借鉴绿色GDP核算的思想,利用绿化指数对传统产出进行调整,以表征绿色产出;结合资本存量及有效劳动力指标,基于SFA模型测算出我国2001-2010年省级单位的绿色技术效率,进而从技术、制度、产业层面进行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绿色技术效率呈缓慢上升的趋势;与传统技术效率比较,不仅数值更低,而且区域间差异程度更小;技术引进必须与消化、吸收和改造相结合,才能真正起到提升区域绿色技术效率水平的作用,否则会起到负面的影响;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使得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效率提升产生积极影响;出口虽然加大了生态输出,但能促进环境资源利用效率的改善;我国工业发展过程中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待提高;城市化进程中过度的环境资源负荷与较高的生态资源占用有碍区域绿色技术效率的发展。     

区域主体功能实现与自然资源利用的定量关系研究

主体功能区划通过主体功能划分的方式将开发和保护结合,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复杂化过程中资源利用与目标实现之间亟需实现基本的定量核算关系。本文从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角度,试图探讨建立初步的主体功能核算关系,通过核算框架进行生产、生活、生态主体功能概算与比较。以京津冀主体功能区与水资源为例,对所设立的核算关系进行了验证与应用,并构造绝对与相对量指标量化京津冀主体功能量、功能水资源投入量与效率,进行了异空间尺度与异质性功能的比较,为以主体功能实现最大化为目标的资源优化配置提供量化工具。结果显示:①利用生态服务价值测算的当量因子法与水足迹测算的投入产出法,刻画了水资源对于地区主体功能的支撑作用。②利用功能总量与单位功能水资源投入量指标完成了异质性功能在异质性空间上规模、结构、相应水资源效率的比较。基于算例结果得到以下结论:①本文构建的自然资源-主体功能核算关系框架能够有效衔接主体功能规划,定量核算能有效反映与评价资源对区域功能目标、经济开发活动的支撑作用。②区域资源配置存在相对功能实现的效率差异,可根据资源投入与功能产出之间的关系引导实现功能最大化目标的资源配置。合理、有效的量化手段能够推进主体功能制度的落实,也有助于当前中国空间规划体系编制与落实的实际指导效果。     

安徽省无为、和县区域主体功能的分区

主体功能区域划分是有别于过去任何区划的创新性的工作，目前作为全国及各省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已经全面展开，但涉及具体县域单元的典型实证研究较为薄弱。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和实施，中部安徽沿江地区正掀起开发沿江的高潮，迎来快速发展期。以安徽沿江地区无为、和县为实证区域，以乡镇为基本空间单元，以GIS为技术支撑，运用“生态 经济社会支撑力”互斥性矩阵分区方法，将县域开发的功能区划分为优先开发区域、鼓励开发区域、适度开发区域、引导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5种类型。并根据功能分区的分类结论，确定出县域开发轴线、产业空间布局、生态保护轴线与保护框架。最后，在实证研究基础上，对确定县域开发轴线和生态保护轴线的思路以及县域功能分区的方法论基础进行了探讨。     

基于协调发展视角的区域发展差异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差异研究成为学术界和政府管理者关注的热点领域.长期以来学者们主要以单一经济指标或复合经济指标作为衡量因子,分析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演变及差异背后的自然、社会、经济驱动机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区域发展不单是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应是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三方面的协调.基于这一理解,从可持续协调发展人手,建立了区域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了表征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支持3个方面的27个因素作为评价指标,分析了区域综合发展的测算方法,提出了综合发展指数和发展协调指数.在案例分析中运用所设计的测度方法对江苏省内县级行政单位的综合发展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江津市城镇体系结构研究

首先在城镇体系等级规模分布研究基础上,提出江津市仍处于城镇体系发育的极化阶段,确定中心城市仍是市域内未来的发展极;其次借助于地理信息系统软件测算镇镇间直线距离,在对城镇的空间分布研究的基础上,得出江津市城镇集中在两条地理线上,从而确定市域内未来发展轴,并用现状资料对此结果进行了验证,接着对市域内城镇体系的职能结构做出了定性的分析;最后依据江津市城镇体系存在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提出了优化江津市城镇体系等级规模结构、空间结构、职能结构的途径及其发展思路。     

基于协调发展视角的区域发展差异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区域差异研究成为学术界和政府管理者关注的热点领域。长期以来学者们主要以单一经济指标或复合经济指标作为衡量因子，分析区域经济差异时空演变及差异背后的自然、社会、经济驱动机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区域发展不单是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应是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三方面的协调。基于这一理解，从可持续协调发展入手，建立了区域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了表征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支持3个方面的27个因素作为评价指标，分析了区域综合发展的测算方法，提出了综合发展指数和发展协调指数。在案例分析中运用所设计的测度方法对江苏省内县级行政单位的综合发展进行了评价和分析。     

皖江城市带温泉旅游地定量评价及开发策略

运用专家咨询法，从温泉资源质量、市场区位条件、区域支持条件3个方面构建了涵盖13个评价因子的温泉型旅游地开发评价指标体系。为最大限度降低评价的主观性，将评价因子分为数值型和模糊型两种，综合运用菲什拜因 罗森伯格模型和模糊数学模型，在深入调研皖江城市带各温泉旅游地并掌握相关数据的基础上，从市域层面对皖江城市带6个地区的温泉旅游开发条件进行了量化评价。结果显示: 合肥、马鞍山开发条件最优，其温泉旅游资源与市场区位及区域支持条件匹配良好；安庆、六安次之，宣城、池州较差。最后结合评价结论，先从文化和竞合2个方面提出皖江城市带温泉旅游地整体开发和提升的策略，再针对得分不同地区的开发现状和所处阶段，分别提出“共生模式”和“提升模式”两大对策     

区域农地利用变化强度及其驱动机制研究--以原锡山市为例

在提出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强度、农地利用变化强度及其测算方法的基础上，以无锡原锡山市为例。进行了农地利用变化强度的实际测算。并在对原锡山市农地利用变化驱动机制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该区域农地利用变化强度驱动因素的指标体系，在指标体系中特别引入了邻近城市(上海)辐射、耕地保护政策变化两项指标。运用主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各指标进行定量分析，在理论分析与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区域农地利用变化强度变化的驱动机制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区域农业土地利用变化是区域经济发展、城市(上海)辐射、人口、耕地保护政策变化、农业集约化，以及城市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尤其以前3项因素的作用为重。研究还表明，农地利用变化强度标准的引入是可行和有实际意义的。最后总结了区域农地利用变化的特点，并从土地资源保护、产业发展、土地利用决策等方面，就区域农业土地可持续利用管理提出了若干政策建议。     

基于环境效率评价的成渝经济区产业结构与布局优化

优化、高效的产业结构及布局是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发展的必备条件。借用区位商的指标设计理念，尝试性地提出了产业环境商和区域环境商的概念和计算公式，并以此为基础对成渝经济区的产业结构及空间布局进行了优化，为基于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基础、产业竞争力等经济社会指标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布局的传统范式加入了新视角和新方法，也为环保部门参与综合决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从缓解酸雨问题入手，基于各行业SO2排放的区域环境商和产业环境商测算结果，对成渝经济区产业结构进行了优化。在此基础上，以造纸业为例，基于各地市SO2排放的区域环境商的测算结果，结合各地市SO2的可增排量和造纸业的产业发展现状，对成渝经济区造纸业的空间布局进行了优化     

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测算方法及应用

生态效率的概念及其评价方法已经成为一种将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要求具体化的有效工具,其中,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测算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借鉴生命周期分析的相关研究成果,构建了区域工业生态效率的指标体系、计算步骤及方法,并以北京市工业为案例进行了应用研究,结果表明:①多年来,北京市环境类工业生态效率呈指数上升趋势,从1986年到2004年上升了6倍;资源类工业生态效率呈线性上升趋势,从1986年到2004年上升了近200倍;②影响北京市环境类生态效率变化的主要因素有新能源战略的实施、污染企业的搬迁、环境管理力度的加强和大量环保资金的投入;⑧工业生态效率指标及其测算方法具有过程性、整合性、可操作性、可扩展性等特点,可以比较全面和真实地反映某个区域在经济、环境、社会等方面各种政策的实施效果.     

盐城市沿海的适宜开发空间选择研究

开发空间选择通过辨识适宜开发空间,使得工业发展、城市建设活动尽可能地配置在弱自然生态阻力、强经济引力的空间,实现区域生态、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借鉴以往研究,结合案例区特点,建立指标体系,基于乡镇单元,运用GIS工具综合分析盐城市域自然生态阻力和经济引力的空间分异特征,运用矩阵列联分类方法划分空间开发适宜类型,并根据适宜开发空间的地域特点将其分为城市区域和临港区域。研究认为,盐城沿海的适宜开发空间主要分布于204国道沿线的县市城区、部分临近乡镇及沿海陈家港、滨海港、海通镇等地区;临海部分乡镇凭借其资源潜力宜作为临港区域,是未来的主要产业空间载体;其它地区应定位于城市化空间,未来建设用地指标应优先向这些区域投放,引导人口、产业向这些地区的集聚。     

旅游交通碳排放研究进展与启示

采用克氏文献综述五步法,从碳排放概念、测算方法以及研究内容三个方面对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研究发现:①碳排放概念内涵可指CO_2-e的排放,也可特指CO_2;②旅游交通碳排放的测算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思路,具体的测算方法一般采用碳排放指数法;③旅游交通碳排放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认识研究、测算及特征研究、碳减排研究三个方面。文章认为,旅游交通碳排放具有四个方面的特殊性:比重大、测算难度高、跨区域性明显以及涉及部门多。然而,以往研究中仍存在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是各类交通方式的碳排放系数的使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二是我国交通统计数据不能直接用于区域旅游交通碳排放的研究。鉴于此,结合旅游交通与交通碳排放的宏观研究视角与内容。认为未来旅游交通碳排放研究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得到加强:研究方法上,应加强对各国家、区域的标准化数据的研究,如碳排放系数;研究尺度上,应凸显不同空间尺度对象研究中的尺度效应,包括国家尺度、市级尺度、景区尺度等;研究内容上,应完善旅游交通碳排放的系统研究,丰富相关研究内容,在碳源选择、测算的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区域碳减排责任分配、碳减排措施、游客交通体验与行为、减排政策等方面需进一步加强。     

基于生态足迹的武汉城市圈生态承载力评价和生态补偿研究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生态建设的背景下,客观定量评价区域生态环境状态,是当前我国生态建设重要而紧迫的任务之一。高密度的人类活动会对自然生态系统产生超负荷的压力,通过生态承载力的分析能够定量测度这种状况,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意义。基于生态足迹模型,计算了2008年和2013年武汉城市圈各县域单元的生态足迹/承载力,并进行了时空变化分析。研究发现武汉城市圈各县域单元的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差异性,生态足迹逐年增加,生态承载力的变化相对较小,出现两级分化的现象。根据生态足迹/承载力进行跨区县生态补偿测算,得到2008年和2013年武汉城市圈48个县域的转移支付情况,表明如果运用财政转移支付的手段,整个区域能够达到生态系统供给和需求动态平衡的目标,缓解武汉城市圈的生态压力,实现武汉城市圈的可持续发展。     

山西吕梁山连片特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运用AHP和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相结合的方法建立评价模型,综合评价山西省吕梁山连片特困区现代农业发展水平。结果表明:(1)连片特困区整体而言,农业现代化程度低,处于发展起步阶段,农业生产条件、农业生产结果与农民生活水平的现代化程度依次降低;市域层面,3市农业现代化程度均不高,为忻州市临汾市吕梁市;县域层面,农业现代化程度差异较大,忻州市各县位于起步阶段高级亚阶段,吕梁市各县位于起步阶段低级亚阶段。县域农业现代化程度整体呈现中间低、南北部较高的空间格局;(2)农业生产条件、生产结果与农民生活水平对现代农业的贡献分别为16.4%、29.7%和53.9%。农业电气化与机械化水平低、生产条件落后是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落后的农业生产条件导致生产结果效率低下,农民可支配收入低,农民生活水平低是该区现代农业发展迟缓的根源。     

国际碳核算体系发展及其评价

碳核算是寻找节能减排潜力、制定减排措施的前提.本文通过对国际上主要碳核算指南和标准的梳理,分析了基于区域、产品和服务、企业、项目等不同层面的碳核算体系的特点,并将其分成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类型的碳核算.前者有助于行政措施的推进以及宏观层面的政策布局,后者则更能调动市场和社会力量.虽然现有的自下而上的碳核算体系还处于尝试阶段,其在核算范围、生命周期核算环节、处理碳抵消活动、信息报告要求等方面还存在大量分歧,尚不能涵盖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但正是这种自下而上的碳核算体系的发展,促进了发达国家企业和民间社会的大量自愿性减排活动和一系列创新的低碳经济实践.从我国当前自上而下的节能减排工作推进来看,行政力量已经得到很大的发挥,但是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参与严重滞后.促进自下丽上的碳核算体系的发展有助于推动我国尚未启动的节能减排的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从而促进全社会的节能减排行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