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将采取四大措施促进绿色GDP研究

目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属于粗放型 ,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高消耗、低效率的问题。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引入绿色GDP概念 ,研究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综合经济与资源环境核算体系 ,提供资源环境核算数据 ,为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使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已成为国民经济核算领域一项十分紧迫和重要的任务。上世纪70年代以来 ,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在资源环境核算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在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调整的基础上 ,尝试提出了绿色GDP核算方法。近两年来 ,中国国家统计局也十分重视绿色GDP核算工作 ,就建立以绿色GDP为核心指…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是目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之一。在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体系下，分别采用治理成本法和污染损失法对中国2004年经环境污染调整的绿色GDP进行了核算，并分别给出全国各地区和行业的核算结果。核算结果表明，2004年中国环境污染损失占当年的3.05％，GDP的环境污染扣减指数为1.8％。文章首先介绍了核算的方法和内容，然后分别绘出了污染物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的结果，最后给出了2004年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结果。     

绿色GDP核算——低碳发展背景下的再研究与再讨论

绿色GDP已是公众熟知的词汇,但由于其核算结果对国民经济生产总值扣减比例大并引发相关争议,我国在2006年首次发布核算报告后就暂停了试点推进工作。然而绿色GDP核算可使资源、环境成本凸显出来,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当前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主要初衷的低碳经济被大力提倡,它在国家发展规划层面属循环经济范畴。在这一背景下,重提绿色GDP核算,旨在推动如何正确评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究与实践。本文阐述了绿色GDP的概念,分析了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及绿色GDP核算存在的困难。通过自然资源耗减核算、环境质量降级核算和再生产品核算构建了经环境调整的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方程。在此基础上,以发展低碳经济的具体载体生态产业园为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源耗减对系统总产值的消减额度最大,环境质量降级次之,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则有正面作用,绿色GDP核算使系统的发展成果被重新认识。由此可印证,绿色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有益补充,应引起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系的继续关注;其核算方法应继续完善。     

中国即将启动全面开展森林资源生态价值的核算

2004年4月，国家林业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启动了“中国森林资源核算及纳入绿色GDP研究”，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已完成森林资源核算框架研究和12个试点省区的试算工作。     

区域碳排放峰值测算若干问题思考:以北京市为例

形成经济发展和政策目标相协调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推动一部分城市率先达峰,是实现中国2030年左右达到排放峰值的关键。而对于城市来说,测算和研究温室气体排放峰值,其主要意义在于通过测算,设定一个科学合理的排放目标,帮助地方政府结合当地的发展现状和趋势,理清思路,以出台对应的配套政策,形成倒逼机制,促使其更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低碳发展。目前,在城市层面,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排放峰值测算方面尚没有统一的方法,在计算方法、计算范畴、选取数据来源和数据处理上也存在不同做法。文章分析了城市层面能源活动相关的CO2排放峰值的测算方法,基于KAYA分解方法,在温室气体排放测算的人口、人均GDP、GDP能耗强度、能源碳强度等参数的内涵和取值进行了探讨,并对排放峰值测算的几个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测算CO2排放峰值应考察一次能耗而不是终端能耗,使用常住人口数据而不是户籍人口,根据不变价GDP进行测算。在考虑电力、热力等二次能源的调入调出问题时,应本着"以在当地发生的物理排放源为基准,且应核算与当地GDP相对应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原则,区别测算。以北京市为例,以2011年为基年测算排放峰值,讨论了基本参数的发展趋势,并讨论了排放峰值的不确定性。经测算,北京的CO2排放总量峰值可于2019年出现,达到1.65亿t CO2。最后,讨论了实现排放峰值的主要措施。     

区域资源产出率核算方法及实证研究

资源产出率是科学评价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国家及部分省域层面已开展了相关研究。然而在市域及县域层面,资源产出率核算还缺乏统一的方法,制约了其推广应用。区域资源产出率核算一般主要采用统计和测算两种方法,本研究根据对两种方法特点对比结果,选用测算方法对市域及县域层面资源产出率进行核算。基于物质流分析方法原理,初步构建了市县域资源产出率测算方法体系,并选择鹤壁作为典型区域进行了资源产出率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测算方法利用常规公开统计数据,对市县域层面资源产出率进行核算基本可行,可为市县域资源产出率核算提供参考;鹤壁作为资源型城市,2010-2014年全市资源产出率总体呈较快上升趋势,资源消费类型与当地资源条件、产业特点密切相关。     

江苏省自然资源核算及对GDP的修正—以水、大气资源为例

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对资源环境的忽视是造成当今资源环境问题的主要经济学原因,对江苏省自然资源（以水、大气资源为例）核算的结果表明,以GDP为主要衡量指标的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过高地估计了江苏经济增长水平,江苏经济增长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环境负债,以经资源环境调整的绿色GDP（或称EDP）取代传统GDP,构建可持续发展衡量指标与核算体系,应是目前可持续发展工作的关键。     

金融危机背景下投资效应的社会核算矩阵分析

四万亿财政刺激性投资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定量测算财政投资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对于投入产出分析,社会核算矩阵乘数分析可以更全面深入地分析收入的再分配效应.本文扩展建立了2005年中国能源社会核算矩阵,使用社会核算矩阵乘数分析定量测算了2008年第四季度1 000亿元财政投资对各部门总产出、GDP、就业增长、能源需求量和单位GDP能耗的影响效应.测算结果说明这一投资将促进各部门总产出增长3 798.83亿元,GDP增长1 444.34亿元,能源需求量增加1 369.46万t标准煤和就业增长88.58万人,也将促进单位GDP能耗降低和产业结构优化.最后,本文提出今后投资应进一步注重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以减少刺激经济的紧迫性和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的政策建议.     

基于跨区域水质水量指标的流域生态补偿量测算方法研究

生态补偿量测算方法研究是国内外流域生态补偿领域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本研究提出的基于河流水质水量的跨行政区界的生态补偿量计算办法，将实行统一的流域和区域综合环境管理纳入到流域地区政府的责任范围内，即将流域水体行政区界河流水质和水量指标设定为生态补偿测算的综合指标值中。本研究首次尝试应用“综合污染指数法”进行流域生态补偿的水质评价，并提出依据水权和对全流域GDP的贡献度或比率的方法进行流域水流量的测算。同时，提出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量测算的原则、模式、流程及计算模型，并结合实例进行了理论上的测算，解决了流域生态补偿中利益主体责任不清的弊端和补偿执行不力的缺陷，并为流域生态补偿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执行的方法和依据。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15卷)总目次

特稿科技奥运正在变为美好现实………………………………………………………………………………………徐冠华(1,1)将科技奥运理念转变为行动………………………………………………………………………………………杜占元(1,2)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韩寓群(2,1)邓楠理事长在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2005年学术年会上的致辞………………………………………………………(6,1)可持续发展理论绿色GDP理论基础与核算思路探讨…………………………………………………………………     

中国省际间绿色发展福利测量与评价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对绿色发展福利进行测量和评价比传统的GDP评价更能体现发展的质量。本文基于生态绩效理论,将绿色发展福利增长速度推导为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的乘积。首先以人类发展指数作为绿色发展福利的判别标准,根据脱钩指数理论,以数值0和0.1为界线,将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划分为"负福利增长"、"绝对低福利增长"、"相对低福利增长"三类。其次,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及Malmquist指数测度兼顾期望产出(GDP)与非期望产出(生态足迹)的绿色经济增长,并对中国省际绿色经济增长效率进行分解,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为技术效率变动、技术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以探讨影响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的关键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均小于0.6(两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小于0),处于低福利增长状态,但是整体上省际间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呈现正相关关系,省际间人类发展指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公平的教育机会与收入分配差距两个方面。对中国大陆31个省份绿色经济增长速度的分解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规模效率变动指数的提高,且每个时期三者的贡献率均在1左右波动。检验期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四个省份作为"创新者"共同推动产出朝着最优生产前沿面外移。最后,为了构筑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认为应该以绿色发展福利水平的提升为导向,在依据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应注重教育公平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同时,应积极发挥创新者省份绿色发展的示范效应,带动非创新者省份共同发展。     

基于能值的中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与空间收敛

构造合理的评价指标,对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现状及其演变进行客观评估与分析,是实现传统农业向绿色农业转变,促进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本文基于能值理论,对2003—2014年中国及各省域单元农业绿色GDP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与收敛特征。结果表明:1相较于传统农业GDP,中国人均农业绿色GDP增长相对缓慢,农业绿色GDP占农业传统GDP的比重在80%—85%之间,并呈下降趋势。2我国农业绿色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且集聚效应逐渐增强。3人均农业绿色GDP并未打破传统经济增长东部高、西部低的整体格局。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更高的农业生产效率和西部相对粗放的生产方式是形成这种空间格局的主要原因。4农业人均绿色GDP的收敛分析适用于空间误差自回归模型,考虑了空间自相关因素后得出的收敛速度快于普通收敛分析的收敛速度。因此,准确评价农业经济增长水平需要充分考虑农业增长中的资源环境代价。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应实施差别化的农业绿色发展政策,经济发达地区需要进一步减少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成本,在继续扩大高增长优势下,促进农业发展的绿色转型。而欠发达地区则应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整体跨越式发展。各地区还应加快现代农业技术的转移与扩散,通过增强技术知识的空间溢出效应来提高农业绿色经济增长的收敛速度,尤其是农业发展落后地区应加强与先进地区的交流合作,大力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与管理经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逐步缩小差距,促进农业绿色经济的协调发展。     

十一五省际节能绩效及绿色距离变化

从十一五节能目标出发，利用2006~2010年全国30个省区的统计数据，分析了各省区节能效率及绿色距离的变化。结论如下：（1）依据各省区单位GDP能耗、单位IAV能耗和单位GDP电耗数据计算它们的节能量与节能效率，结果发现各省区节能量与节能效率差异较大；（2）利用单位GDP能耗与单位IAV能耗、单位GDP电耗的面板数据，确定了生态省建设的单位IAV能耗、单位GDP电耗标准分别为1.513 7tce和95547度；（3）依据能耗绿色距离和生态化实现度公式，分析了各省区能耗绿色距离和生态化实现度的变化。既是对过去5 a各省区节能效率的回顾性评价，同时也为未来5 a各省区节能降耗提供了参考依据     

关于地区绿色距离和绿色贡献的变迁分析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摒弃“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模式,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走绿色发展道路。该文以万元GDP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COD排放、SO2排放4个指标为基础,建立体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绿色距离和绿色贡献2个综合性指标,以生态省和生态市捐应指标为标准,分析了我国大陆地区各省份对应4个指标的绿色距离和绿色贡献现状。比较分析表明：经济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省份开始向“绿色经济”变迁;经济中游地区如辽宁、河北、湖北、安徽、吉林、黑龙江等省份则处于走出“黑色经济”发展的边缘并向“绿色经济”转化的阶段;其他地区则基本上处于“黑色经济”发展阶段,不仅绿色距离大,而且绿色贡献均小于1。     

A test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for carbon emission and potential of renewable energy to reduce green house gases (GHG) in Malaysi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resence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for green house gases (GHG) measured by CO₂ emission in Malaysia for the period 1970 to 2011. The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potential of the renewable source of energy to contain GHG. The long-run significant positive coefficient of GDP indicates that the GHG are increasing with economic growth while the insignificant coefficient on GDP square rejects the EKC transition. These results indicate a high GDP level for the EKC turning point for Malaysia. Therefore, it can be stated that only economic growth cannot reverse th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Malaysia. The government should have to come up with some policy measures to achieve CO₂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s that Malaysia has pledged to achieve in Paris Submit (2015). The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ion is found to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CO₂ emission. So government should focus on the renewable source of energy production and should frame a special policy for renewable energy production.     

生态效率是循环经济的合适测度

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我国未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但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度量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首先论述循环率并非循环经济的科学测度，然后在阐明循环经济的本质是提高稀缺性自然资本的生产率的基础上．指出循环经济的发展可以用生态效率指标来度量。最后评述了Seiji Hashimoto和Yuichi Moriguchi建议的描述社会物质代谢的六个指标。并根据这些指标在确定政策目标时应该具备的标准和计算这些指标存在的问题，提出基于DMI、DPO和GDP的生态效率指标可以作为循环经济发展的科学度量指标。     

生态文明阈值和绿值二步测度: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

拟破解生态文明测度和评价的现存难题:在指标选取方面,评价目标模糊,指标筛选的主观性强,缺乏结构化方法,导致指标泛化,与一般环境经济评价混淆;在测度标尺方面,无法确定生态文明阈值,对不同文明阶段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导致一些非生态文明区域的排名反而靠前;在应用价值方面,综合指标值失去生态经济意义,只是一个抽象的排名数字,导致测度结果不便于理解和运用。为此,依据文明演化的共生理论创立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用以导出生态文明测度的阈值和绿值二步指数。依次运用扎根理论法、PSIR及SEM结构模型、足迹家族法、Lotka-Volterra模型等工具,构建从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到二步指数的结构化耦合链。全过程始终聚焦生态文明的本质属性——产业与生态的互利共生性:以定性科学属性为出发点,以人与自然复合系统的结构模型为纽带,以生态文明阈值和绿值二步指数定量模型为归宿点。其中,阈值用产业受力指数、生态受力指数和共生度指数3项指数进行衡量,合称为阈值指数;而绿值用1项综合反映区域产业与生态的总量、共生程度和均衡程度的绿值指数进行衡量。据此进行区域生态文明的二步测度。第一步,基于阈值指数的阶段或资格判定:通过产业与生态的共生性,考量被测区域是否进入生态文明门槛,"未入门"区域处于哪一个文明阶段。第二步,基于绿值指数的水平判定:通过产业与生态的互利共生程度,考量"入门"区域的生态文明水平。研究表明,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不仅可以有效克服单纯指标体系综合法或指数函数法的缺陷和难点,而且能够将两者的长处结合起来。如此,不仅能够避免生态文明测度结果与物质文明"成正比"的弊端,而且能够通过从生态文明二步指数回溯至指标体系的逆向解耦,分析出导致生态文明问题的根本原因,便于提出切中肯綮的对策。     

Sustainability analysis of SEEA indicators for non-renewable resources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non-renewable resources industry contributes greatly to regional and national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it casts massive negative impacts on the environment,which fails to be deducted from economic growth.Hence,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on-renewable resources(extraction and processing)is playing an essential role in boosting economic growth continuously.The 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SEEA)propos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UNSD)provides a brand-new perspective for sustainability study.This paper designs a fundamental approach of green accounting for non-renewable resources based on SEEA.Three main aspects of the accounting are extracted to explore the way of analysis for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which are not touched upon by SEEA.Main analyses are as follows:(1)the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 of the discount rate in user cost(UC);(2)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pollutants emission intensity;(3)analysis of the accounting results of green GDP and green GCF(gross capital formation).Then taking petroleum resources in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this paper will calculate and analyze green data based on the accounting and analytical approaches discussed above.However,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studied in the paper are just associated with past economic activities,whil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factors of the change of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 is the one most critical point in relevant policymaking.     

基于边际机会成本理论的农地价格矫正研究——以江都市为例

当前我国农地非农化进程的加快使农地资源价值显化问题凸现出来，但在现行的政策与制度框架内，农地价格严重扭曲，不能完全表达农地的真正价值。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要求农地资源能合理配置并达到可持续利用，因此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一套完整的农地价值核算体系与农地价格体系，并对现行扭曲的农地价格进行矫正。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利用边际成本定价的方法探讨体现农地真正价值的农地完全价格，并通过这一价格将农地的资源价值纳入整个绿色GDP核算体系中，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政策性建议之一。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和机制政策创新研究

通过绿色转型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对于摆脱经济危机、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占据全球制高点和领先地位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将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和必然需要,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将对人类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正逐步走向绿色发展之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但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各种规模庞大、情况复杂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变与环境保护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在宏观层面,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尚不健全,制约了中国绿色转型的成效。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转型成本效率的提高和体制机制与政策法规质量的改善,加快并深化中国的绿色转型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系统归纳总结了国际上发展绿色经济的普遍经验以及中国发展绿色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挑战,认为发展绿色经济目前并没有一种通用的模式,解决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必须调整现行以GDP为导向的政府和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平衡目前财政分权体系中财权和事权不对应问题,进一步明确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及各自起作用的领域,同时,综合应用法律、财政、税收和价格等工具,重视不同手段的综合和协同运用,在不同的发展领域,提出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发展策略,具体来说:①实施"差异化"区域绿色发展战略,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基础,提出不同的发展重点,同时,建立分区域的绿色发展监测和评估体系;②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发展绿色农业,以保障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为重点,推动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的转型;③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本原则,实施绿色创新战略,引导和推动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④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⑤推行绿色消费模式,以绿色消费倒逼绿色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