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过程中生态功能红线划定的生态服务效益快速评价——以成都市温江区为例

中国正经历的大规模城镇化带来耕地流失和城市土地扩张,并由此引起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国家出于维护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提出对需特殊保护的区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其中生态功能红线的划定,必然会直接制约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并有可能改变整个区域的土地利用/覆盖的变化趋势。通过对LUCC的约束,生态功能红线对环境综合效应的影响,是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门迫切需要掌握的信息。基于2013年基准年以及2020预测年两期土地利用分类数据,结合成都市温江区生态功能红线划定成果,对温江区生态功能红线划定前后的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温江区在未来5a仍处于快速城市化过程中,耕地、园地将继续被建设用地占用。另外,农村将进一步向城市集中,旧城改造仍将持续。通过生态功能红线划定,增加了2020年预测年的林地面积,抑制了城市建设和农村建设用地在红线区域的扩张。在整个温江区范围内,2013年全区生态服务价值14 212.10万元/a,2020年无红线情境(UN-R2020)为12 946.20万元,预计下降1 265.90万元/a,下降幅度占2013年温江区生态服务价值的8.91%;2020年有红线情境(R2020)温江区全区生态服务价值14 730.28万元/a,与2013年相比有所增长,扭转了UN-R2020情境下温江区生态服务价值相比2013年下降的趋势。在温江区红线范围内,R2020情景生态服务价值比UN-R2020情境增加了1 784.08万元/a,增加值占2013年生态服务价值的17.64%;2020年,红线范围内与整个温江区的生态服务价值比例,在UN-R2020情境和R2020情境下分别是78.14%、80.79%。通过红线划定,2020年生态红线区生态服务价值增加了13.78%;一级区保护效益由138.84%提高到了145.74%,增加了6.9%;二级区增加了16.01%,三级区则增加了1.83%;整个红线区域共增加了4.39%。     

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理论、机制与效益损失:基于湖北省的实证

研究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特征及内在机制,对纠正土地资源错配、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机制具有现实意义。基于资源错配理论对土地资源错配理论开展梳理,提出建设用地错配机制假说,运用边际分析法和计量方法构建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测度模型及机制检验模型,并以湖北省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1996—2017年湖北省建设用地过度错配与短缺错配并存,空间错配程度总体上有所改善,但局部地区错配程度加剧。②土地负外部性扩散、非均衡发展、非市场化供应、土地财政依赖等加剧了建设用地空间错配,优化产业结构、减少政府腐败、发展多元所有制等有利于降低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程度。③1996—2017年湖北省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效率损失由6.92%下降到3.84%,年均减少2.03%,效率损失得到缓解。④从损失值看,湖北省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效率损失严重,1996—2017年累计经济损失达3.90×10^4亿元。主要结论:建设用地空间错配测度模型兼顾了土地配置的效率与公平,可以作为建设用地空间错配程度衡量的有效方法;建设用地空间错配已经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纠正建设用地空间错配,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土地市场配置和政府主导配置均会带来建设用地空间错配,建设用地配置中一个“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结合十分必要且迫切。     

基于相对资源承载力的江苏省建设用地管制分区研究

通过构建基于相对资源承载力的建设用地总量测度模型,测算江苏省62个县(市、区)规划目标年建设用地合理规模,据此划分建设用地管制区域,并探索区域差别化的建设用地管制思路。研究结果表明:①优化开发区单位建设用地二、三产增加值373.93万元/hm2,资源禀赋较好、经济高度发达,其所能承载的建设用地规模也较高,是江苏省建设用地规模合理扩张的优先区域;适度开发区单位建设用地二、三产增加值168.89万元/hm2,建设用地仍有一定拓展空间,可以允许其适度扩张;合理缩减区单位建设用地二、三产增加值115.20万元/hm2,建设用地规模已超出其资源承载力,满足其建设用地需求应立足存量挖潜;快速缩减区单位建设用地二、三产增加值仅为74.37万元/hm2,未来建设用地增长受到农业生产布局、生态环境保护的约束较大,集约利用水平亟待提升。②应结合区域资源禀赋、社会经济发展特征,制定区域差别化的建设用地管制措施。优先开发区在不突破土地开发强度约束的条件下允许其建设用地规模适度增加,同时配置较多的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适度开发区可适当扩大建设用地规模,适度增加其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并严格设定新增建设用地集约利用门槛;合理缩减区应合理控制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适当扩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规模,探索建设用地减量配置方案;快速缩减区应立足存量挖潜,严格控制年度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合理测算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规模,探索建设用地减量配置方案和城乡建设用地置换指标的跨区域流转。     

2000~2010年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

基于2000/2005/2010年三期土地利用现状遥感监测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分析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方式、过程、区域特征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变化。研究表明：2000~2010年长江流域城乡建设用地、林地和水域面积增长显著，而耕地、草地面积持续减少；耕地减少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加相关，草地减少和林地增加相关，水域增加与三峡蓄水及退田还湖相关；四川盆地、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等人类活动热点区域的土地利用程度显著提高；受土地利用变化影响，2000~2010年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逐年提高，水源涵养、废物处理和娱乐文化服务功能增强，而土壤形成与保护、食物生产服务功能明显减弱；生态服务价值高值区主要分布在沿江湖泊和湿地，其次是林草地覆盖区，青海高原荒漠区生态服务价值最低。     

土地整理对区域蓝绿水资源配置的影响

绿水是流域内对植物和生态有积极作用的水量,是通过蒸散发流向大气圈的水汽流.绿水概念的提出有助于强化人类对自然界生态需水的重税.论文分析了大尺度水文循环中绿水流的影响因素,阐述了绿水资源对维持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积极意义.论文以土地整理过程为研究对象,按照水资源配置的公平性要求,构建符合土地整理特点的蓝绿水资源配置模型.模型综合考虑了蓝绿水生成机理、区域水权配置原则、上下游水量传输规律及区域水量配置方法等关键技术.最后以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汪集街孔埠新农村试点土地整理工程为实例,对该区域蓝绿水配置情况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土地整理中的土地利用/覆被变化影响区域耕地结构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从而改变区域蓝水和绿水配置权值,实施区域内的人胜村、姚堤村、程山村的蓝绿水配置水量分别增加74 799 m<'3>/a、779 m<'3>/a、21 539 m<'3>/a,而堤围村、吴河村则分别减少了14 372 m<'3>/a、12 745 m<'3>/a.     

主体权益下耕地非农化价值损失补偿的反思与重构

耕地及其转化的非耕地同为土地的社会化利用方式,二者的多功能价值具有同一性和差异性。所以,在人类劳动的作用下,耕地非农化价值损失的实质,是土地的多功能价值在其不同社会化利用方式及服务主体之间的相互转移或转化,并没有完全损失(甚至出现增值),也无需全部补偿。但是,由于人类对耕地多功能价值和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认识的局限性和不足,造成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评估理论和方法存在缺陷,导致耕地非农化价值损失补偿出现重复评估或低估等问题,致使耕地非农化价值损失补偿的实践严重背离其客观真实,极大损伤相关利益主体耕地保护的积极性,最终使耕地保护政策存在缺憾而执行不力。为此,论文基于主体权益保护,采用文献研究和演绎推理等研究方法,从认识耕地及其转化的非耕地的多功能价值入手,分析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的客观真实,剖析现有耕地非农化价值补偿的评估理论与方法以及实践所存在的问题与原因,提出完善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补偿评估的理论与方法;同时基于耕地天然具有服务于宏观主体的公共物品属性,提出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补偿分配所应坚持的服务主体原则、生存发展原则和监管使用原则,并构建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补偿的分配机制。其目的在于阐释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并不完全等于耕地多功能价值,阐明主体权益下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补偿重构的意义,以强化各耕地保护主体的权利和责任,保障耕地非农化主体价值损失补偿及分配的公平性,激发各主体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从而实现对耕地的有效保护。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以重庆万州为例

基于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研究成果，以及重庆市万州区生态环境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修正，形成万州区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灰色线性规划模型中决策变量的生态经济参数。计算结果表明：（1）规划期内万州区耕地面积略有减少，建设用地面积有所增加，林地面积有较大幅度增加，大规模增加湿地面积提高土地生态功能价值则难以实现；（2）地质灾害与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草地生态系统修复以及适当增加园地面积，能够提高万州区土地生态功能价值；（3）万州区土地生态经济理论价值为11888亿元/a，修正价值为10644亿元/a，均高于现状值9653亿元/a，土地生态修复与建设的生态经济效益可观；（4）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并同步实现生态经济效益的最优，为解决土地利用规划中的关键技术问题提供新的方法。     

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基于成本收益双视角

合理的补偿标准是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也是激励生态系统服务提供者积极性、体现生态系统服务改善价值、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关键内容.基于成本收益双视角,以渭河流域为例,运用全成本法和选择实验法测算了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成本收益,进一步借助鲁宾斯坦议价模型核算跨区域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1)为改善流域生态环境,上游甘肃省的直接治理成本约为35021.27万元/a,间接成本约为107112.26万元/a,全成本约为142133.53万元/a;(2)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改善能够为中下游陕西省带来的收益为252912.96万元;(3)在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成本收益明确的前提下,若上游地区在协商中具有完全耐心或中下游地区完全没有耐心,则上游获得全部净收益,补偿标准为252912.96万元/a;若上游地区完全没有耐心,且当中下游耐心程度(贴现因子)为0.5时,则双方将均分净收益,即补偿标准为197523.25万元/a.总的来看,研究对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的成本收益分析及跨区域生态补偿标准核算提供了可行思路,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具体情况合理设定议价双方贴现因子进行灵活处理.     

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农民发展意向的冲突分析——基于陕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660户农民的调研数据

自然保护区在生态保护的同时也面临着当地发展的矛盾。本文基于陕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660户农民的调研数据,发现农民对政府主导的生态保护行为存在一定程度的负面情绪,主要原因是农民在提供环境服务的过程中也面临因土地产权受限导致的利益失衡问题。根据调研结果,本文指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过程中存在收入、产权、退耕配置和生态补偿的扭曲行为。表现为农民的"失地化"、土地使用权受限、土地"闲置"、"级差配置"和"阶层配置"问题。基于以上问题,本文进一步在TRA和TPB理论的基础上,将环境行为意向作为预测行为的最重要因素,并考虑地域背景和制度背景对个体行为意向的影响,提出自然保护区地域背景和生态补偿制度缺陷下生态保护的"扭曲"行为对农民保护与发展冲突意识影响的研究假说。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发现在生态保护过程中对农民收入的长期扭曲以及"退耕配置"、"级差配置"、"阶层配置"等扭曲行为都弱化了居民的生态保护意向,而增强了其发展的意向,折射了生态保护过程中农民生态保护和求发展意向的对立冲突,这印证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说。本文的研究具有以下政策启迪:一是要尊重农民作为环境服务交易主体的平等地位,改变现行"地方势力"在补偿过程中的扭曲行为;二是建立健全土地产权制度。在排他性、转移性、执法性原则的基础上推动自然保护区的民众参与、民主决策、合作共赢;三是推进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进程,解决其长久的生计问题;三是要完善生态补偿制度,考虑农民在生态保护过程中的长久损失;四是完善野生动物侵害土地生产的补偿制度。     

省级以下建设用地空间配置效率测度及优化探讨

通过对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最优配置特征进行理论分析,构建相应模型测度贵州省2005-2013年建设用地扩张所存在的空间配置效率损失,在此基础上,以当前建设用地计划配置机制为切入点,分析省级以下层面建设用地扩张空间配置效率损失的成因,探讨可行的优化路径,以期为我国土地资源配置优化提供科学参考.理论分析结果显示判定建设用地扩张的配置是否符合空间效率的条件应是辨别区域间建设用地扩张的边际净收益是否相等,本研究以此为原则对2005-2013年间贵州省建设用地扩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该时段贵州省的建设用地扩张存在12.33％的空间配置效率损失,所辖区域均出现不同程度的空间错配,在此基础上,以建设用地计划配置体系为切入点进行深入剖析,发现当前计划配置体系缺乏指标区域间再调节机制应是造成省级以下层面建设用地扩张空间配置效率损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建议在建设用地总量控制的基本框架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构建省级以下指标交易平台)来优化区域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配置效率.本研究着力于测度分析省级以下层面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配置效率,旨在说明市场机制的构建是优化建设用地资源空间配置的一条可行路径,但在实际中建设用地扩张还涉及其他影响因素,其最优配置还需要考虑城市性质、产业结构、用地功能等诸多条件,因而对其优化的实践还需要进一步的综合考虑.     

The hypothesis of hydrochorous dissemination of populations of conifer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ield observations and experiments on the distance and rate of dispersal of self-sown Scotch pine (Pinus sylvestris L.) and Norway spruce (Picea abies (L.) Karst.) progeny has shown that the rate of their hydrochorous dissemination downstream is an order of magnitude higher than the rate of dispersal in upland areas. A hypothesis assigning priority to the role of hydrochory in the expansion of conifer populations to the tundra (periglacial) zone along with climate warming has been formulated and substantiated by comparative isozyme analysis of populations in transects lying along and across rivers.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区域格局响应研究

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必然.但由于我国的国土规模、自然环境、气候条件等方面的地区差异很大,地区之间在发展水平上一直存在着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个长期的国内政治经济现象.这种地区发展的差距表现为各类地区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程度不同,反应不同.有些地区能够借助经济的全球化而发展自身,有些地区则无法从中受益,甚至因而处于更加落后的境地.本文从三大经济地带、各经济区和各省(市)区三个屡次分析和探讨了不同区域对经济全球化响应的差异,并对全球化条件下我国内部区域一体化格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Prognosis of the State of Aquatic Animal Populations under Conditions of Disturbed Ionic Composition of Water

In the crustacean Eudiaptomus gracilisSars,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rtality (D) and the ratio of main cations (R, the ratio of the sum of potassium and sodium equivalent concentrations to the sum of calcium and magnesium equivalent concentrations) were studied. The calculated regression equation D= 315 – 355/Rwas used for predicting the state of E. gracilispopulation in Lake Poppalijarvi (Karelia) polluted with mining waste. At R< 0.47, the population will survive; at R> 1.53, its extinction should be expected. The results of hydrobi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Lake Poppalijarvi confirmed the prognosis based on the equation.     

地质旅游研究进展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地质旅游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并在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文献。本文从地质旅游的含义、地质旅游活动发展历程和国内外理论与实践建设出发对地质旅游进行归纳和总结。综述表明,地质旅游越来越受到游客、地方和政府的关注和重视,是一重要的生态和可持续旅游型式。     

退耕还林工程费用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费用有效性评价是工程评价的重要方面。从政策制定和执行角度对退耕还林的费用有效性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实地调研数据和相关统计数据．从退耕地选择和造林入手对退耕还林工程实施的费用有效性殛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并尝试对这些因素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由于缺乏长期的和有效的退耕还林规划以及相关政策措施的缺失．使得退耕还林费用有效性的损失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广泛存在。而各利益主体的利益不相害性是影响工程有效实施的基本矛盾。有必要在遇耕还林中确立明确的规划、清晰的退耕地选择标准。建立和完善管理信息系统和及时有效的反馈和控制机制。构建协调多方利益的长期稳定的生态补偿机制。从而改进退耕还林工程的费用有效性。     

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生态补偿制度研究

实施生态补偿制度是保障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该文在明晰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生态补偿原则和利益相关方各自的责任和义务的基础上,提出并设计了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生态补偿平台建设思路和生态补偿运行机制。生态补偿平台建设主要包括:建立由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交易市场平台;建立以生态补偿保险、生态补偿期货、互助基金、证券化交易为主要内容的生态补偿风险保障平台;建立以相关独立认证和监测(检测)、资产评估、审计、代理等机构组成的生态补偿交易中介服务平台;建立生态补偿监管平台。生态补偿运行机制需要将法制建设、财政扶持、税收调节和保障措施等系统化:推进《生态补偿法》、《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区补偿协定》的制定;完善并建立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转移制度纵向化、"环境财政"等制度;改革创新区域或专项税收制度;构建完备的生态补偿评估、考核、监督管理体系,等等。     

Distribution of the Forms of Heavy Metals in Natural Landscapes of Belarus

Studies o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forms of heavy metals (HMs) in the humus soil horizon were performed in the Berezinskii Reserve and Braslavskie Ozera National Park. The ratios of active to inert HM forms (with trace values of the mobile form) in these areas proved to be similar and independent of the total HM content. The calculated coefficients of technogeneity (Kt and Xt) and mobility (Km and Xm) are proposed, which reflect the natural ratio between the forms of HMs in the Northern and Central lithogeochemical provinces of Belarus.     

Ecological monitoring of urban groups of stray dogs: An example of the city of petrozavodsk

The results of the census of stray dogs and data on their territorial distribution in the city of Petrozavodsk are reported. The population density of these animals has been found to vary within the urban area, depending mainly on the availability of secluded areas to live in and on population control by municipal services.     

Prognosis of the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of ecosystems by means of universal kriging

The use of quantitative data for constructing prognostic maps of the dynamics of ecosystem degradation and restoration by nonlinear simulation methods is a topical field of landscape ecology. This method of dynamic cartography is based on fiberwise comparison of data on the state of Chernye Zemli (the Kalmyk Republic, Russia) in different years and th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period on which the prognosis was based. For this purpose, materials of repeated aerial and satellite photography obtained during a long period (1954–1993) were used. Comparison of maps characterizing the dynamics of Chernye Zemli between 1958 and 1993 allows prognostic electronic maps for the next 10–15 years (with a five-year interval) to be drawn and land prognosis for the next 20–30 years (1998–2023) to be obtained. Decea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