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三省能源消费碳排放测度及影响因素

将扩展的Kaya恒等式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解法相结合,以2005~2016年东北三省主要能源消费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优化的碳排放分解模型,测度并分解其碳排放与碳排放强度.通过与中国同期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定量对比分析,考察各产业（部门）能源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经济产出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对东北三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2005~2016年,东北三省碳排放总量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8.84%,碳排放强度普遍高于中国碳排放强度.经济产出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对东北三省碳排放增长起拉动作用,其中经济产出效应贡献最大为188%,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不利于碳排放的降低.产业能源强度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及产业结构效应对东北三省碳排放增长起抑制作用,能源强度效应的抑制作用最大为59%,产业能源强度的调整空间较大.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调整产业内部结构,完善经济政策体制是今后促进东北三省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基于LMDI方法的广东省生活能源消费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法(LMDI)构建广东省生活能源消费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2000~2014年间能源结构、人口规模、居住面积和设备消费等因素的变化对生活能源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4种因素的累计效应均为正,而采用逐年效应角度观察,设备消费是生活能源消费增加的最大拉动因素,其次为居住面积。基于研究结果,提出降低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的相关政策建议。     

贵州省直接生活能源碳排放及影响因素分析

依据贵州省2000-2014年居民直接生活能源消费数据,运用碳排放系数测算贵州省居民直接生活用能碳排放量,并进行统计分析。继而采用LMDI分解法定量分析能源消费结构、能源消费强度、居民消费水平、人口规模4个因素对贵州省居民直接生活用能碳排放增量的影响,并对比分析城镇和农村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居民消费水平是拉动贵州居民生活用能碳排放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生活能源强度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能源消费结构和人口规模的变动也对碳排放增长具有负向影响,但作用强度相对较小。从城乡来看,居民消费水平效应显著增加了城镇居民直接碳排放,能源消费强度效应对农村居民直接碳排放抑制作用最明显。     

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研究

将DEA中基于能源投入的Shephard距离函数引入到LMDI分解模型中,建立了1995~2010年中国6大产业能源消费碳排放7因素分解模型.研究结果显示, 产业结构效应、经济产出效应、人口规模效应、能源绩效效应对碳排放的增加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其中经济产出效应的累积贡献率最大为135%,产业结构效应、人口规模效应、能源绩效效应对碳排放累积贡献率分别为10.74%、9.39%、0.65%;潜在能源强度效应对碳排放下降的累积贡献率最大为54.6%,说明产业能源强度的调整空间较大,且抑制效应逐年增强;能源结构效应、能源技术进步效应对我国碳减排的累积贡献率分别为0.2%和1.04%,贡献微弱,亟待提高;从产业层面研究发现,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业和其他行业的低碳发展较好,工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低碳发展不佳,工业始终是我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     

城镇化、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与生活碳排放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1995年－2012年居民生活能源消费数据,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对城镇化、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与碳排放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城镇化、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镇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CO2排放;生活能源消费的增加是CO2排放提高的重要原因。居民生活能源消费与CO2排放之间存在着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提出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合理进行生活能源消费、调控城乡居民生活能源消费等建议。     

中国居民天然气消费重心迁移路径及增长动因分解

在研究2000-2014年中国居民天然气消费重心迁移路径及其变化特征的基础上,首先运用夏普利值分解八大经济区域对重心迁移的贡献率,然后采用LMDI分解方法,将天然气消费增量分解为基础设施效应、服务效率效应、需求效应,探讨各区域对重心迁移贡献大小的原因与规律。结果显示：2000-2014年居民天然气消费重心经历了向西北、东南、东北方向迁移的三个阶段;2000-2003年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2003-2008年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地区,2008-2014年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是居民消费重心迁移的主要推力;2000-2014年,基础设施效应一直是促进中国及各区域居民天然气增长的主要动因,而未来效率效应和需求效应将会逐步成为大部分区域的主要驱动因素。     

中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动态关系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如何实现区域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CO₂排放的动态协调发展,是中国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选取2000—2017年我国各省份能源消费、经济增长、CO₂排放量和固定资产投资指标（不包含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数据）,按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经济区域,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并利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法对模型系数进行估计,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得到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和CO₂排放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①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在东部、西部均呈双向因果关系,在中部、东北部均呈单向因果关系;除东部外,CO₂排放与经济增长均呈双向因果关系.②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在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中均呈双向正向脉冲响应,经济增长对CO₂排放均产生正向冲击;除东部地区外,CO₂排放对经济增长均产生正向冲击.③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互为重要影响因素;除东北部地区外,经济增长均为CO₂排放的重要影响因素.④固定资产投资能有效降低中部和东北部CO₂排放.最后根据模型分析结果,分别从技术研发、政府投资、政策引导等方面提出以下建议: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基础设施投资,积极运用PPP等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加强区域之间的交流合作,实现四大经济区域之间资本和先进技术的深入融合.      

基于GMM模型的山东省能源消费主要驱动因素分析研究

山东省是中国的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更是能源消费最大的省份.本文运用广义矩阵模型(GMM)对2000-2014年间山东省能源消费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能源消费总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各驱动因素中人口规模影响最大,其次为城市化水平和第二产业比重,对外贸易与GDP增长影响较小且都为负效应.因此,依靠相关法律法规合理控制人口增长和城市化进程有利于减少能源消费水平.本文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深入研究山东省能源消费的主要驱动.     

中国工业能源消费强度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省域工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分解方法,把中国各省域1985-2008年间不同时期的工业能源消费强度变化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结果表明:规模效应、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在不同省域及不同的时段内,强度和方向都有所不同。规模效应在1985-1995、1995-2004年间两个时期都是工业能源消费增长的主导因素,且随着时间推进,作用强度也在显著增加;同时规模效应强度的区域差异并不显著;而在2004-2008年间,规模效应则出现明显分异,增长能源与节约能源两种效应同时并存。技术效应在1995-2004、2004-2008年两个时期都是朝着节约工业能源的方向发展,表明随着时间的推进,技术效应在各个省域的作用在逐步显现,但其大小对不同区域来说有所不同;在1985-1995年时期内,技术效应的大小和方向都不一。总体来看,技术进步的节能效应在一些省域有待提高,这样才有助于"积极主动"地促进工业能源消费降低。结构效应在三个时期方向不一,仅在少数地区表现为节能作用;且较之以上两种效应,结构效应的作用强度较小;结构效应与各地区工业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其节能潜力仍需充分挖掘。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区域差异-基于STIRPAT模型

基于2006~2017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本文以STIRPAT理论模型为基础,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分别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深入探究人口、富裕程度和技术对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近年来,生活垃圾产生量快速增长,同时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2）从人口因素看,在全国层面上城镇化水平、人口规模、家庭规模和人口老龄化的弹性系数分别是1.152、0.585、-0.478、-0.230,对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影响程度依次减小.在东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人口规模增多和家庭规模小型化促进生活垃圾的产生,人口老龄化增加减少生活垃圾的产生.在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的正效应和人口老龄化的负效应明显强于东部地区,人口规模的正效应和家庭规模的正效应明显弱于东部地区;（3）从经济发展看,在全国层面上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生活垃圾产生量呈现倒N型关系.在东部地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GDP的提升促进生活垃圾的产生;（4）从技术水平看,生活能源消耗强度和市容环境卫生费用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120、-0.0168,区域差异不明显.     

人口迁移视角下城镇化对典型领域碳排放驱动效应研究——以辽宁省为例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为我国带来了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城镇化进程中伴随着能源消费快速增长,使我国面临能源供应、节能减排等方面更加严峻的挑战.现有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城镇化对能源消费及碳排放的影响,较少探究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迁移过程中对典型领域产生的驱动效应.基于此,本研究以辽宁省为例,应用弹性系数模型,选取居民消费、住宅建筑、道路交通3个典型领域探讨城镇化对碳排放的驱动效应,并提出针对性的碳减排政策.结果表明,2006—2015年,城镇化对居民生活直接消费碳排放的驱动效应最为显著,弹性系数为9.91;对居民生活间接消费碳排放和道路交通领域的驱动效应次之,弹性系数分别为6.94和5.38;对住宅建筑等驱动效应最弱,弹性系数为2.71.研究表明,城乡生活方式差异导致居民直接生活消费碳排放显著增加,相较而言,城乡产品市场差异较小;辽宁省现阶段城镇住宅建筑存量与城镇新增人口的需求基本匹配,但人口城镇化带来的城市边界外扩、人口密度提高,导致道路交通碳排放增长.     

上海能源消费碳排放分解研究

能源利用不仅为经济活动提供动力还大量排放二氧化碳.为分解上海市能源消费CO2排放的影响因素,明晰上海市能源消费CO2排放变化特征,采用指数分解分析方法建立了上海市能源消费碳排放的LMDI分解模型,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源强度和产业碳排放系数4个影响因素着手,实证研究了1995-2005年上海分三次产业的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机理.结果表明:经济快速增长是上海碳排放增加的主导因素,能源强度下降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优化有利于控制碳排放,而重工业化、能源结构高碳化会增加碳排放.基于实证分析结果和上海市情,提出了上海市未来控制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北方居民能源消费分析

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能源问题备受关注的今天,电力消费作为能源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通过分析北方各省的电力消费数据,发现居民的电力消费与人口数量、收入水平、城镇化、消费观念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中国居民能源消费的间接回弹效应分析及双碳目标下的政策启示

鉴于居民能源消费的间接回弹效应影响广泛但现有研究不充分,使用碳排放量结合再分配模型和20部门环境投入产出表,测算了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中国居民能源消费的间接回弹效应。实证结果显示:间接回弹效应在3.90%～12.88%之间;间接回弹效应在时间上呈倒“U”型,在空间上城镇大于农村。针对双碳目标可能导致三种重要因素的变化进行模拟,分析得出间接回弹效应受居民单位碳排放的能源支出提升而增大的幅度最大,随后向关联系数降低而减小的幅度次之,受城镇化影响的变动最小;在一般政策情景和长期低碳转型情景中,2030年的间接回弹效应均>13%,2060年的间接回弹效应在一般政策情景高达46.55%,在长期低碳转型情景为11.77%。持续推进能源结构和整个经济系统的低碳化转型以及促进居民消费低碳化,应是在双碳目标下降低间接回弹效应的关键对策。     

城市能源消费CO2排放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都呈增长趋势。文章梳理了近年来国内外城市及其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城市居民生活能源消费CO_2排放的研究进展;通过对比分析城市能源消费CO_2排放影响因素及其城市间的差异,得到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是城市能源消费CO_2排放的主要促进因素,能源强度下降对CO_2排放的降低起主导作用。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中高碳能源所占比例的变化、能源技术水平的发展和相关政策的完善、城市形态等因素,对城市能源消费CO_2排放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影响因素在同一个城市区域的不同时段内对CO_2排放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来自城市的发展以及影响因素自身的变化。     

2000-2009年安徽省能源消费与碳排放分析

根据联合国政府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6年版碳排放指南中的计算公式和碳排放系数缺省值,计算了安徽省2000年-2009年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情况。结果表明:安徽省能源消费由2000年的4878.82万t标准煤增长到2009年的8895.90万t标准煤,平均年增长率为6.9%,其中第二产业部门能源消费量均占能源消费总量的79%以上;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由2000年的4107.48万t增长到2009年的8536.12万t,其中在各种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中原煤的碳排放量最大,占总碳排放量的77%82%;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低于全国平均碳排放强度,但高于全球和美国;碳排放的因素分析得出碳排放量与人口、人均GDP、能源强度呈现高度相关性。     

福建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和低碳能源发展研究

能源消费导致的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严峻挑战.区域经济迅速发展,不但对区域能源安全提出挑战,也对碳减排提出新的课题.文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能源消费的特点和趋势,计算由能源消费引起的碳排放量.研究表明,虽然碳强度有显著下降,但是碳排放总量增长比较明显,特别是从2000年开始,增长幅度加大.利用Kaya恒等式对碳排...     

能源消费、能源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研究

利用协整理论和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了中国能源消费、能源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协整检验表明这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GDP和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GDP和能源效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进一步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表明,能源消费和GDP在长期内存在较强的双向正向效应;中国GDP在长期内对能源效率将会产生较强的正向效应,而能源效率则对GDP存在微弱的负向效应。     

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改进的主成分回归分析技术考察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和经济因素对化石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以人口总量、人口城市化和居民收入水平为代表的人口因素和以经济规模、产业结构、能耗结构及碳排放强度为代表的经济因素对碳排放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经济规模和人口总量是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关键决定因子。研究结果为国家制订合理的节能减排政策、协调人地关系提供了参考依据。     

广东省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趋势研究

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是重要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来源,识别其历史排放趋势是科学制定管控策略的基础.然而目前我国尚缺乏省级尺度居民生活能源消费排放趋势的研究.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广泛收集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数据和排放因子,建立了2006—2017年广东省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并采用情景分析法量化了能源结构变化对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①2006—2017年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均呈下降趋势,CO、PM_2.5、BC、OC、CH₄、CO₂和N₂O排放量分别下降70%、59%、59%、66%、77%、30%和73%;②城乡贡献上,乡村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是大气 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排放分担率分别在70%和60%以上;③空间分布上,2017年广东省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主要集中在粤东、粤西传统燃料消费量较高的地区,以及广州、东莞和深圳等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地区;④能源结构清洁化所致的2006—2017年广东省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减排比例为38%~88%;⑤以2025年为目标年,居民生活能源结构持续清洁化发展能够进一步降低居民生活直接能源消费大气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尤其对CO、PM_2.5、BC、CH₄和N₂O的减排比例均在8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