洱海流域城镇化对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影响

为揭示城镇化对流域内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影响程度,以洱海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综合指标评价法,选取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农村水冲厕普及率及建成区面积4项指标,从人口、经济、社会生活方式、空间4个维度建立洱海流域城镇化综合评价体系,综合评价了流域城镇化水平,并采用相关分析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研究洱海流域城镇化4项指标对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2006—2012年,洱海流域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大理市城镇化综合水平领先于洱源县. 大理市农村生活污水的排放量与城镇人口所占比例相关关系不明显,相关系数为0.246;与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农村水冲厕普及率和建成区面积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951、0.980、0.969;洱源县农村生活污水的排放量与这4项指标的相关性较大理市明显,相关系数分别为0.754、0.973、0.998、0.975. 4项指标对大理市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影响权重为农村水冲厕普及率>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建成区面积>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对洱源县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影响权重为农村水冲厕普及率>城镇人口所占比例>建成区面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研究显示,在现有城镇化水平下,对洱海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排放量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农村水冲厕的普及率,社会生活方式城镇化对洱海流域农村生活污水排量的影响最突出.      

绿色发展背景下的京津冀大中型城市产业转型模式研究

现阶段,产业绿色转型已成为我国绿色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但受限于资金、技术、人才和信息资源的制约,其绿色发展综合水平普遍较低。本文从经济效益、绿色生产、环境质量和行政管理四个维度出发,以京津冀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三个大中型城市——石家庄、保定和邢台为研究对象,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测度评价各城市绿色发展水平,仿真未来五年绿色发展趋势。再结合京津冀大中城市绿色发展现状与未来趋势,深入分析产业绿色转型模式。研究结果表明这三个大中城市各评价指标权重分布不均匀且差异较大,绿色发展综合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在保持原有环保政策及宏观经济环境不变的情况下,未来五年绿色发展综合水平不会出现明显改观;不论是绿色发展现状,还是未来趋势,其综合水平与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的演变密切相关,应从借力资源环境供给侧改革、加快工业绿色协调发展、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健全多层次市场投资体系、严控市场准入、加强环保信息公开入手,重构产业绿色转型新模式。     

青岛市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

运用层次分析法,基于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3R"理论原则,构建了适合青岛市的区域循环经济评价体系和权重体系,确立了区域循环经济评价分级标准和评判模型,并对2005年青岛市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价。结果表明:青岛市循环经济发展综合评价指数为0.7291,处于Ⅱ级水平,即中等循环状态;其下属的三个功能指标评价结果表现为: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人均废水排放量、农村秸秆综合利用率、危险废物处置率是影响青岛市循环经济发展的限制因素。     

杭州市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及其协调发展

土地资源承载力是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指标,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响应的研究框架构建杭州市土地资源承载力的指标体系,并运用熵权TOSPSIS方法对杭州市2009—2017年土地承载力及其各子系统水平进行评价,同时引用障碍度模型对杭州市土地承载力的障碍因素进行诊断,最后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杭州市承载力子系统内部的耦合协调性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在2009—2017年杭州市土地资源承载力的评价结果呈波动上升趋势,评价年限内土地承载力整体水平处于中级状态,但距离优质承载力仍有一定的差距;（2）从2009年到2013年,障碍度因素主要集中在驱动力系统和压力系统,2014—2017年,障碍度因素主要集中于状态系统和驱动力系统;（3）在研究区间内杭州市承载力系统整体的耦合协调度较好,但距离优质协调仍有不小的差距,其中承载力系统耦合度总体较高,除2009年处于拮抗级别外,其他年份均处于高水平耦合级别,并且在研究年份内各年的耦合度评价结果均高于耦合协调度评价结果,同时评价区间内系统耦合协调度变化大致呈“初级协调到良好协调再到初级协调”的态势。     

基于"菱形模型"的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动态评价 ——以鄂尔多斯市为例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推动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急需构建服务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绿色发展评价体系,摸清绿色发展现状及其变化,诊断绿色发展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制约因素,探索绿色发展实现路径。本文认为,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需要解决好降低传统资源产业依赖和减轻环境影响两大主要问题,而结构转型和增强内源性增长动力是绿色发展的核心。本文构建了适用于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菱形模型"框架,并结合资源型城市绿色发展的经济可持续性、环境可持续性、结构转型、内源性增长动力四大要素,构建了服务于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绿色评价指标体系。以鄂尔多斯市为例,分析了2012—2017年绿色发展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障碍因素。结果显示:2017年鄂尔多斯市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不高,各区旗以相对较高绿色发展水平为主,经济可持续性目标明显强于环境可持续性目标;2012—2017年间,鄂尔多斯市绿色发展水平略有提升,经济可持续性和内源性增长能力有所提高,环境可持续性水平和结构转型水平略有降低,经济可持续性与环境可持续性的目标协调性显著增加,已逐步形成以东胜-康巴什组成的鄂尔多斯城市核心区为中心的绿色发展空间格局;环境可持续性为该地区绿色发展的首要障碍性因素,经济可持续性的障碍度最弱,环境可持续性和结构转型的障碍度呈持续上升态势,经济可持续性和内源性增长动力的障碍度有所下降。结合各区旗绿色发展的障碍性因素,可以将鄂尔多斯市分为经济增长型、环境提升型、结构优化型和内源动力夯实型四类区域,不同类型区域有不同的绿色发展实现路径。     

安徽省淮河流域水环境承载力动态评价研究

该文以安徽省淮河流域为研究对象,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构建了该流域的水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及其评价模型。考虑到各评价指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该文引入BP神经网络模型,建立了安徽省淮河流域的水环境承载力评价模型,计算环境承载能力指数。在此基础上对流域各年份的水环境承载力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定性地描述各年份承载力的差异度,并与神经网络得到的结果相互比较验证。结果表明:影响安徽省淮河流域水环境承载力的主要指标因子优先顺序是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水资源利用率、污水厂污水集中处理率、城镇化率、人均GDP;在2001-2007年期间,水环境承载力处于一级水平;在2008-2010年期间,水环境承载力处于二级水平;在2011-2013年期间,水环境承载力处于三级水平。水环境承载力指数可用于验证过去所制定的发展和战略规划是否合理,还可对流域的未来发展方向以及发展规模提供科学的建议。     

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和经济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影响强烈。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1985-2004年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结果表明:①人口综合发展水平整体不断提高,而在后期稍有回落,1998年其指数达到该时段最大值0.8094,资源环境综合状况波动下降,其指数由1985年的0.5511降至2004年的-0.1479;②人口和资源环境的耦合关系由极度失调趋向初级协调,后又转向中度失调,1994年协调发展度达到该时段最大值0.6379;③1994年,我国人均GDP仅有3923元(当年价),与全面小康标准差距较大,资源环境容量空间有限,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④人口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不协同发展贯穿了这一时段,是两者耦合关系变化的直接原因,应选择人口与资源环境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模式。     

世界主要国家城市人均用地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城市人均用地作为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的重要依据,一直受到学者和规划师的广泛重视。1991年我国颁布了人均建设用地标准,之后,这个标准成为我国核准各级城市规划的一个主要指标。经过近20 a的快速发展,这个指标是否还能反映我国城市用地的真实需求?为此,研究选择了世界上人口规模最大的80个国家的城市人均用地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各国人均用地的差异,并用截面数据对城市用地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城市用地的需求水平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不同国家城市人均用地差别很大;一个国家城市人均用地水平的高低和该国人均土地资源的丰富程度、耕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重及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基于本文的数据,运用经验模型,研究认为2020年我国城市人均用地约为165 m2/人。     

城市用地扩展与耕地保护

中国耕地资源不足,人均耕地不足世界水平的一半。由于快速城市化,城市用地扩展(占用耕地)和耕地保护间的矛盾已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对此矛盾存在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城市用地远比农村居住用地节约,城市化有助于减少耕地的流失;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城市用地扩张和耕地资源稀缺之间矛盾尖锐,城市用地的蔓延极可能造成耕地资源的紧张。论文针对国外城市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我国城市发达地区的城市发展历程,探讨了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耕地资源总量的变化趋势。然后,利用由遥感解译的土地利用数字化图,分析了我国部分地区城镇人均用地和农村人均居住用地的差距。结果认为,中国城镇人均用地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远低于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而是较为接近;中国城市用地的扩展可能导致耕地资源的紧张。     

基于灰色关联与主成分分析的环境承载力评价

以广西为例,基于区域系统论的视角,从社会系统、资源系统和环境系统子系统选取21个指标构建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以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采用灰色关联法对2005-2014年广西环境承载力状况进行量化测度和系统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承载力结果验证分析。结果表明:(1)从时序变化上看,2005-2014年,关联度由62.43提高至92.35,广西承载力水平逐年提高,高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是环境承载力的最直接驱动力。(2)主成分分析法因剔除部分信息故导致评价结果波动大,灰色关联法评价结果稳定且差距小,但两者反映的趋势和结论是一致的,说明评价结果精度较好。(3)通过环境系统短板因子分析,水环境质量良好且逐年改善,固废指数呈"低-高-低"态势,大气污染成为阻碍广西环境治理的关键。     

发展乡村旅游对乡村生态环境影响研究

针对发展乡村旅游对乡村生态环境的影响,介绍了乡村旅游的发展现状,探讨了乡村旅游发展对乡村环境的影响,主要包括乡村旅游带来的环境问题分析和环境问题的原因分析,乡村旅游作为旅游行业一支新生力量,异军突起,在中国已形成很大的发展趋势.发展乡村旅游可以提高农民收入、合理利用乡村资源,提出对策建议,主要是充分发挥政府职能,建立健全乡村环境保护体系,制定合理的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加强乡村旅游的环境管理,为乡村旅游发展提出了对策建议.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与环境治理的相关问题探讨

目前,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如仅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略环境污染问题,必将严重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发展链,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受到不良因素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的生态环境却在迅速的恶化。如何改变农村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求高效、稳定、持续的农村发展模式成为当前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文章就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与农村环境污染的防治做相关的探讨。     

基于产业投资视角的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与形成机制

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是乡村旅游投资空间不均衡的外在表现。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投资不断增长,正加速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空间格局与区域差异。在对比认识浙晋乡村旅游发展差异基础上,深入剖析了乡村旅游投资系统作用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差异的深层机理。结果发现：（1）以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为表征的浙晋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和市场成熟度差异显著。（2）在乡村旅游投资“自然—产业—社会”环境中,产业基础环境对区域乡村旅游发展差异贡献最突出,是区域差异形成的核心要素,自然生态环境是基础,社会文化环境则发挥积极促进作用。（3）乡村旅游发展区域差异是不同乡村旅游投资环境引起区域乡村旅游投资收益预期和回报水平与乡村旅游发展路径及模式差异的结果。基于此,提出新时代乡村旅游投资IE-maps模式,以期促进区域乡村旅游协调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现状与环境治理的相关问题探讨

目前,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如仅重视经济的发展而忽略环境污染问题,必将严重导致一个恶性循环发展链,使经济发展的速度受到不良因素的制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的生态环境却在迅速的恶化.如何改变农村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寻求高效、稳定、持续的农村发展模式成为当前重要而紧迫的课题.文章就当前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与农村环境污染的防治做相关的探讨.     

城乡融合导向下乡村发展动力机制

乡村振兴关键是要运用城乡互动关系的变化,加强城乡合作实现乡村发展,亟需对城乡融合导向下的乡村发展动力机制进行研究。运用概念性框架法与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城乡融合导向下乡村发展的动力机制与路径,并以徐州市2018年120个乡镇为样本进行验证。结果表明：城乡同质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外部动力,城乡互补融合是乡村发展的内在动力;外部动力包括城乡基础设施融合与公共服务融合两方面,其间接作用于乡村发展的效应大小分别为0.1558与0.6836;内部动力包括乡村吸引力与要素集聚两方面,其直接作用于乡村发展的效应分别为0.702与0.3356;外部动力主要靠政府投资推进城乡基础设施融合与公共服务融合来实现,内部动力则要靠乡村规划来塑造。本文对地方政府在操作层面开展乡村振兴工作有重要参考价值。     

农村环境教育问题初探

现阶段,我国农村环境教育存在以下问题：教育方法、形式单一,教育内容不丰富;农村教师和环保部门等工作人员环境教育能力有待增强;农村居民环境意识淡薄,基层政府领导环境决策能力及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等。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地方各部门不够重视、环境管理及环境教育体系不完善、环境教育法缺失等是主要原因。在农村生态经济发展中进行环境教育;加强农村教师环境教育培训和乡土教材的开发;完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和教育体系;开展多种形式的环境宣传教育;对环境教育进行立法等是合理对策。     

城乡融合背景下淮海经济区乡村发展潜力——以苏北地区为例

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目标与愿景,也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构建可持续城乡融合系统的落脚点,在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剧背景下,明确乡村发展阶段与状态、测度发展潜力对有效识别乡村未来发展方向和模式、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以地处淮海经济区核心区的苏北地区为研究对象,以7980个行政村为评价单元研究村域单元的乡村发展状态,通过县域尺度上对城乡发展阶段进行约束,以“差异化+一致性”的思路进行乡村发展潜力的综合测度。研究结果如下：（1）研究区乡村可分为“城镇主导”“城乡联动”和“乡村主导”三类发展阶段,数量占比分别为15.38%、46.15%和38.46%;（2）研究区乡村发展状态指数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6.209和1.714,具有高值区、低值区集聚的特征;（3）研究区乡村发展潜力最大值和平均值分别为2.827和0.923,发展潜力为低、较低、中等、较高和高的评价单元占比分别为4.45%、15.20%、23.22%、35.39%和21.74%;（4）依据乡村发展潜力可将研究区分为“重点挖潜区”“权衡挖潜区”“适度挖潜区”及“重要维护区”四类,建议分别采用“激发隐性活力,缩小区内差距”“以优势要素带动,实现区域权衡发展”“明确发展劣势条件,适度填补潜力空间”及“保持发展模式,实现稳定发展”的发展思路。     

中国农村生态环境质量动态评价及未来发展趋势预测

客观评价和预测我国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及发展趋势,对于保障粮食安全、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基于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框架,构建了我国农村生态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分析了2000—2015年我国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的动态变化。基于GM(1,1)模型,预测了“十三五”期间我国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的发展态势。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5年我国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的综合评价得分从0.669下降到0.387,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呈现恶化趋势,农村生态环境承受的污染排放压力越来越大,环境治理投入较少,尚未形成对农村生态环境恶化情形的逆转。如果继续延续过去农业经济发展模式,2020年我国农村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将会持续恶化,与“十三五”绿色发展的良好愿景目标相差甚远。     

西北农村地区小城镇人口集聚与人居生态环境研究

运用统计方法,分析西北农村地区人口集聚与人居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现状。西北农村地区小城镇发展在总体上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今后小城镇发展的战略重点是城乡之间的互动关系,但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仍将长期居住在乡村;人口集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小城镇由外延粗放型发展向注重质量的集约型发展;目前农民住房建设发展阶段为迅速发展时期,并且具有现阶段的迫切性和时间上的长期性的综合特点。据此,提出了西北农村地区小城镇人口集聚与人居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具体对策。     

基于生态系统对宝鸡传统乡村旅游新模式探究

基于生态系统对宝鸡传统乡村旅游新模式进行了探究。首先通过分析宝鸡部分传统乡村旅游的现状,对宝鸡传统乡村旅游现状进行了介绍。提出宝鸡开展民俗旅游的一些不足之处;其次说明基于生态系统理念,对宝鸡传统乡村旅游和生态环境的促进作用;然后提出观光主题公园与乡村民俗旅游的结合,可以更好地促进乡村生态环境和乡村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更能充分开发旅游资源,丰富旅游项目,促进乡村环境和乡村经济的双重发展,使宝鸡传统乡村旅游新模式得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