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BM模型的长江经济带工业用水效率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使得工业水资源需求不断增加，工业废水排放量也越来越大，如何提高工业用水效率从而缓解水资源压力成为日益严峻的问题。本文选取工业用水量、工业就业人数、工业固定资本和工业废水治理费用作为投入指标，以工业增加值与工业废水排放量作为期望与非期望产出指标。首先利用EBM模型计算长江经济带2008—2017年工业用水效率，其次利用泰尔指数来分析工业用水效率的区域差距，最后利用面板Tobit模型来分析影响不同地区工业用水效率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用水效率呈波动下降趋势，不同地区效率差异明显；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程度、技术水平、水资源禀赋和政府环境管制力度对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用水效率都有一定影响，但存在地区差异。     

基于能力结构模型的长江经济带科技一体化研究

根据科技一体化的基本含义,构建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服务创新和环境创新五个方面的指标体系,采用能力结构模型,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对长江经济带科技一体化的现状、前景进行评估和判断,从时空维度揭示长江经济带科技一体化的匹配程度,并讨论不同省市在科技一体化中获益程度的相对变化趋势和时空关联。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科技一体化程度都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长江下游地区科技一体化程度相对较强,中上游地区科技一体化较薄弱的格局并没有改变,且上游地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之间的综合区域科技指数差距日益增大。(2)长江经济带科技一体化耦合度发展网络具有极大的空间非均衡性,形成以上海为"龙头"、湖北为"龙腰"、重庆为"龙尾"的科技一体化发展战略布局。(3)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的科技一体化获益值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但是依然呈现出上、中、下游地区之间获益值及获益比的空间分配不平衡现象。     

环境规制对城市生态技术扩散效率的影响研究

生态技术扩散是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环节，也是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有效措施。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对城市工业企业生态技术扩散效率进行测算，分别从整体和区域异质性角度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工业企业生态技术扩散效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规制与生态技术扩散效率存在倒“ U”形关系，环境规制对生态技术扩散效率还存在多重影响路径，外商直接投资和工业集聚在影响路径中分别起着中介作用，且外商直接投资和工业集聚的链式中介显著。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工业集聚和生态技术扩散效率之间的关系因区域位置不同而存在差异性。为此，依据研究结论及环境规制实施现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永续绿色发展目标。     

长江经济带“美丽中国”建设水平动态研究——基于生态位理论视角

基于生态位理论,构建了美丽中国生态位维度、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运用构建的美丽中国生态位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1—2015年的美丽中国建设水平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1)将生态位理论应用到美丽中国建设水平评价研究上具有可行性;(2)长江经济带美丽环境、美丽经济、美丽生活和综合生态位因区域不同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在空间上分为高值区、中值区、低值区三大区域;(3)长三角区域、长江中游区域和长江上游区域因美丽环境、美丽经济、美丽生活生态位匹配程度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发展路径;(4)长江经济带美丽中国生态位空间差异不断缩小,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提高。     

水资源约束下柴达木盆地循环经济发展研究

水资源作为战略性经济资源日益影响着全球的环境和发展,水资源约束下柴达木盆地循环经济发展任重道远.通过分析柴达木循环经济发展及水资源约束状况,发现盆地存在用水结构不合理、水资源管理落后、水资源利用效率低等问题.基于区域独特性,提出柴达木循环经济发展思路：调整产业结构,实施虚拟水战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构建完整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完善循环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     

四川省资源环境承载力预警模型构建

四川是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随着人口的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影响和制约四川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地区的生态平衡与稳定。对四川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状况进行监测预警,是四川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研究认为,资源环境承载力预警可分为现状预警和趋势预警两种类型。基于此假设,针对重点开发区和市辖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扶贫开发区等四类区域,基于线性变换的数学方法,构建了四川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现状预警模型。模型以生态、环境、经济多指标相结合,进行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预警;以具有强烈资源环境优劣指示性的指标,作为限制性指标,进行单指标预警。最后整合多指标综合预警结果和单指标预警结果,作为资源环境承载力现状预警最终预警结果。     

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性机理及对策分析

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建立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作用机理分析框架和概念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和关键因素进行探索。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作用机理为"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单向链式作用路径,资源消耗强度、贫困差异和生态环境质量为最关键因素。②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为"驱动力—压力—状态"和"影响—响应"跳跃式作用路径,产业结构为最关键因素。③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为"状态—影响—响应"的中断式作用路径,生态资源、科技创新和城市化为最关键因素。     

淮河生态经济带农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时空差异与影响因素

基于兼容径向与非径向特点的EBM模型、Malmquist指数法和Tobit面板回归模型,使用淮河生态经济带38个地级市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测算淮河生态经济带农业绿色水资源利用的相对效率并检验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研究期内淮河生态经济带农业绿色水资源效率整体不高,不同地区的效率指数存在显著差异;农业用水效率10年间呈下降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农业用水强度、农作物种植结构、有效灌溉指数和资产投资力度对淮河生态经济带农业绿色水资源效率均有一定影响。     

长江中游地区人口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人口分布受到自然本底要素和社会因素等方面的约束，研究人口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增强对区域人地关系的理解。本文基于第五、六、七次县级尺度的人口普查数据，结合重心分析、标准差椭圆、热点分析等方法分析长江中游地区人口分布及集聚特征，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探究不同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特征。结果表明：(1)长江中游地区人口重心向东南方向迁移，方向变化不明显，且人口分布呈现“多核心”格局，聚集趋势加强。(2)2000—2020年长江中游地区人口分布热点趋于集聚，冷点变化不明显。(3)长江中游地区人口分布格局是地形条件、水资源条件、区位条件、经济水平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离地级行政中心的距离对人口分布的影响最大，河网密度次之，然后是坡度和人均GDP，不同因素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具有时空异质性。     

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多维城镇化视角

本文引入资源和环境因素,以城镇化综合指数为期望产出,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2个地级市（州）的绿色城镇化效率,并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绿色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下游地区绿色城镇化效率高于上游和中游地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是效率损失的主要来源;绿色城镇化效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的带状分布格局,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政府财政支出对绿色城镇化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对提升绿色城镇化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三者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市场力因素有利于绿色城镇化效率的提高。邻近城市间绿色城镇化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且空间溢出效应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空间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各因素的影响具有协同增强的作用。     

基于区域梯度式学习情景的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研究

长江经济带作为国家重大战略,面临开发与保护的巨大挑战,构建科学、高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为其保驾护航成为重中之重。作为一个流域式生态共同体,区域统筹协调下的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是根本关键。本研究导入区域协同治理理念,提出构建梯度式渐进学习环境协同治理框架,并采用数据进行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治理的多情景测度与评价实证检验了梯度间以及梯度内部的环境保护与污染治理协调机制的潜在影响。最终,从中央、区域和地方三个层面提出梯度式学习视野下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策略。     

特大城市集群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关联特征

本文以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解析不同空间尺度下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时空变化特征,并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探究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的关联特征。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2000—2015年绿色发展水平逐年提升,约16.44%的城市达到较高水平,空间上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特征。人均三维生态足迹增长逐渐趋缓,成渝城市群达到峰值（5.21hm²）后逐年稳定下降。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处于良好协调状态,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耦合协调度的提高。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存在倒“ U”形EKC曲线关系,由于自然资源基础和产业结构差异,成渝城市群（拐点出现在2008年）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协调关系好转早于中下游城市群（拐点分别在2019年、2012年）。四川、安徽应作为降低资源消耗的重点对象,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拉动周围城市提高绿色发展水平。研究成果能为区域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管理提供思路与理论支持。     

厘清“三线一单”制度与技术逻辑支撑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

“三线一单”编制工作持续推进，长江经济带11省（市）和青海省等大部分省份“三线一单”编制成果已经发布，其余19省（区、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三线一单”工作也进入成果审核阶段，预期2020年底发布完成。本文在成果表达和地方实践的基础上梳理了“三线一单”的作用和功能定位，认为“三线一单”实现了生态环境空间管控落地，是适应“放管服”改革背景下发挥源头预防作用的重要举措。“三线一单”编制工作凝结了源头预防生态环境风险的空间管控思路，技术逻辑从问题和目标导向出发，形成区域开发的“框子”和“规矩”，确保生态系统结构完整性、功能健康性和过程持续性。基于技术逻辑和已发布成果的案例分析可知，“三线一单”实施能够提升国土空间规划、区域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地方立法等领域的绿色化发展水平，支撑生态环境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对进一步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实施的再思考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出台已经近两年,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核心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不仅关系到沿线省市的发展质量,更是全国范围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本文总结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进展与成效,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区域统筹、结构调整、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空间管控、绩效考评等角度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建议。     

论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防治的若干问题与防治对策

长江经济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和制造业基地,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中国三大国家发展战略之一,积极、有效地保护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本研究从识别突出的大气污染防治问题入手,深入分析大气污染的主要驱动力产业与能源结构,以问题为靶向,提出长江经济带的大气污染防治策略。研究结果发现,占国土面积21%的长江经济带排放了全国34%的二氧化硫、32%的氮氧化物、28%的烟粉尘、44%的挥发性有机物、43%的氨,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2.1倍,污染物排放远超环境容量。长江经济带126个城市中,6项主要大气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全部达标的城市比例不到1/3。颗粒物是影响城市达标的主要污染物。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偏重和能源消费以煤为主,是造成大气污染排放量的主要源头,是大气污染的主要驱动力。以解决突出的大气环境问题为核心,将环境质量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底线,持续推进空气质量改善,重点措施上,从大气污染驱动力着手,提出优化产业与能源结构、深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推进区域联防联控等大气污染防治对策建议。     

长江流域不同区域间环境公平研究

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悬殊、环境污染差异明显的长江干流穿过的1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并将其分成东部、中部和西部3组,采用统计分析方法探讨经济发展、环境污染排放的区域差异特征。构建了环境公平指数,并分别对2000、2004和2008年3组地区的环境公平程度进行测度,通过聚类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工具评价了环境公平指数的空间分布和地域差异。结果表明：长江流域东、中、西部的环境公平指数呈现明显的区域差异现象,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环境公平指数的差异增大,这可能与区域产业转移有关。环境公平指数级别为东部最高,中部和西部较低。但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西部的环境公平指数变化明显。初步认为此现象与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有关。     

司法的流域性——兼论我国长江经济带司法协同治理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法治是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2021年3月1日,我国第一部流域法律《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长江流域司法协同治理是实现《长江保护法》提出的统筹协调、系统保护机制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长江经济带司法治理呈现碎片化特征,流域生态系统在司法保护尺度内尚未统一。本文基于对司法空间属性的理论分析,结合美国流域司法治理相关案例的考察,提出从空间协同性和专业协同性两个角度构建我国长江司法协同治理机制。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评价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核心要求,城市生态协同发展是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关键。城市生态协同发展主要体现为特定地方对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度,体现了特定地方对流域性生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差异悬殊。协同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耗和污染排放较少的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污染较少的城市。而生态协同发展能力较差的城市多集中在那些能耗和污染严重的地区。这些城市形成了三大一级城市群和八大二级城市子群的空间分异格局。该格局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协同发展能力之间在现阶段并非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长江经济带生态协同发展需要切实体现一体化治理(流域性)、中央集中性治理(国家战略性)和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统筹性治理(复合地域生态系统)三大内在需求。从长江流域整个生态系统恢复与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分工协作入手,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权利关系,实现上下游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战略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