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制度化解邻避冲突的有效性——基于“制度—行为”互动关系

我国的公众参与制度在应对邻避冲突的过程中不断修补完善,而现有研究对于公众参与制度有效性的探讨,多从制度本身出发,缺乏对于行为改善的考量。本文从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出发,基于“制度—行为”互动关系,提出了制度有效性的概念模型,并将其应用于公众参与邻避冲突化解的制度有效性分析。从我国公众参与的“制度—行为”互动关系,公众参与制度程序有效与实质有效的关系,公众参与的单项制度有效、制度协同作用与制度体系有效这三个方面,对我国公众参与制度的有效性进行了阐述。     

探析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的教育功能——以广西壮族自治区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为例

正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把"闲人免进"的环保封闭场所变为向市民开放的"城市客厅",让公众参与其中,对化解"邻避效应",促进社企和谐共建发挥积极作用。环保设施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推动相关设施向公众开放,既保障公众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也是推进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促进行业企业可持续发展、化解"邻避效应"的重要措施,是新时期环境教育的重要抓手。     

完善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机制的法制探讨

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是一项重要的公众民主权利。我国已经将环境公众参与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环保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在实施公众参与环境决策机制上存在着诸多问题,本文从法制的角度探讨了公众参与环境决策的理论依据,分析和论证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制度的主要方式,并提出完善公众参与环境决策制度的建议。     

简析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文章主要从公众参与主体范围、公众参与形式、公众参与信息公开、法律保障、公众参与意见等方面指出我国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需要完善之处,并针对性地提出:明确公众参与的主体范围、完善公众参与形式、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重视公众意见的反馈等完善公众参与的措施。     

城市“邻避”风险的情境演变与治理应对

城市品质化发展与现代化治理的时代进程，迫切要求政府持续深化“邻避”风险防范化解。对城市“邻避”风险情境要素的考察发现，当前“邻避”风险的环境敏感性、经济相关性同近年来低烈度的区域扩散趋势叠加，政府“邻避”风险决策的地方性特征与治理议题的多元化趋势叠加，媒体在风险扩散中的高动员性与网络社群的分散化趋势叠加，公众“邻避”行动的抗争性与动机的多重性叠加。面对“邻避”风险情境演变所施加的治理压力，政府需从“增长逻辑”向“发展逻辑”转变，重新明确“邻避”风险治理中的政府角色。进而，本文从常态治理机制、提升决策品质、推动“去污名化”的知识生产、全面保障公众利益等方面具体探讨政府的治理应对。     

生态文明下的环境法制

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如生态环境意识、环境立法、行政执法和司法缺陷、法律政策等,同时生态文明建设中面临诸多的难题,如公众参与、生态补偿、环境责任及环境纠纷等,应通过完善立法、执法及司法建设,以及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等保障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本文首先通过比较分析生态文明与环境法制的关系,结合我国生态法制建设困境,提出了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的环境法治保障措施,即从立法、执法、司法角度,从而实现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最终实现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任务。     

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思考

针对环境纠纷增多,现行法律不能有效解决环境纠纷、环境污染与破坏带来新问题,文章在结合典型案例阐述我国现阶段环境公益诉讼进程的基础上,确定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诉讼主体范围,提出保障普通公众诉讼利益配套措施。通过阐述环保公益团体的地位与作用,说明检察机关和环境保护行政机关的职责与分工,对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出几点建议。     

环保型邻避矛盾原因及对策分析

环保型邻避矛盾是由环保问题引发的邻避矛盾。根据邻避设施对周边群众的环境影响,环保型邻避矛盾可分为环境要素敏感类、环境风险集聚类、基础设施建设类。该类矛盾具有参与人员多、诉求多样化、冲突响应度高的特点,如处置不当,易造成社会群体事件。在分析环保型邻避矛盾原因的基础上,从完善决策程序立法、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强化规划空间布局、严格环境准入等方面提出了弱化或避免的对策建议。     

民事司法改革进程中环境纠纷行政处理问题探析

民事司法手段的局限性限制了司法手段在环境纠纷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民事司法改革进程的深入发展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兴盛为环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途径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专业性、便捷性、可接近性决定了行政处理在环境纠纷解决中的独特作用和适用空间。在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立法经验和灵活多样的纠纷解决途径的基础上，从环境纠纷行政处理专门立法、纠纷解决机构设置、纠纷解决方式、行政处理的纠纷范围、行政处理救济的程序保障等方面，提出完善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思考和建议。     

成都持续开展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活动

<正>开放是最好的"化解剂"——推动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可以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是激发公众参与理解环境治理、破解"邻避效应"的有效途径。我们生活中制造的垃圾到哪去了?怎样进行垃圾分类?污水如何变成净水?为守护青山绿水,我们能做些什么?成都通过持续开展环保设施公众开放活动,带领公众找到了答案。     

论WTO处理环保议题的路径选择

WTO处理环保议题主要是通过召开会议、制定协议、创制协调机构以及解决争端等方式,上述路径从整体上构成了世界贸易组织的环境保护实践。"借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环保议题,成为有效协调环境保护与促进贸易自由的现实选择。WTO争端解决机制履行世贸组织环境保护方面的职权,解决与环境有关的贸易争端,其法律解释和裁决报告等不断塑造着世贸组织的环保体系。在缺少完善的环境领域争端解决机制的情况下,"借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环保议题的模式将会长期存在。     

基于大数据的“邻避”设施环境社会风险评估方法研究

着力防范化解环境社会风险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前提。本文基于国内全网2019—2020年关于“垃圾焚烧”的网络舆情数据,通过情感词典、TF-IDF关键词提取和人工识别方法进行“邻避”冲突的原因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本土化的“邻避”设施环境社会风险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结合环境、人口和社会等多源大数据,基于自然断点法对风险等级进行分类,以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设施的重点区域为案例开展环境社会风险的分析评估。结果表明,担忧破坏生态环境、反对选址位置、担忧排放物有毒是贯穿2019—2020年两年的主要反对原因,占据反对原因的50%以上。之后,本文对各项反对因素进行归纳汇总,构建了12项指标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其中环境因素、人口因素和社会因素为一级指标,其权重分别达到0.33、0.49和0.18,人口因素是影响程度最大的因素;对案例风险评估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和六大重点区域的大多数设施拟建设于重大风险或特大风险地区,需着重关注这些地区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规划布局和风险防控问题。     

环境质量管理新模式:启程与挑战

污染物总量控制是我国近10年环境保护中一个重要的治理模式。但在环境容量"硬约束"、公众对良好环境质量"硬需求"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环境管理应逐步从总量控制转向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改善环境质量已经成为环保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15年,随着新《环境保护法》的实施和"三大战役"的先后打响,法律保障、行动计划、政府问责、质量监测等逐步就绪,环境质量管理的基础手段不断夯实。2016年,环境质量管理新模式将全面启动,建议从强化公众环境健康、实行区域流域总量控制、改革生态环保管理体制、强化市场机制、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加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等方面着手,全面推进环境质量管理转型与创新。     

论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建构

通过实证考察可知,目前我国环境监察执法体制有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制约了生态环境执法的有效性。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是应对执法困境的良药,该体制具有特殊的内涵,其既具有理论基础也具有政策依据。在分析域外环境执法的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环境执法体制存在的问题,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建构应当遵循以下路径。首先,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建构应当遵循合法、效能与环境执法特殊性相契合的原则。其次,建议通过保障组织机构的独立,扩充环保部门的权力,加强环境执法的财政保障以及确立环境执法的独立责任等措施构建起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再次,通过规范的程序机制、确立综合协调机制、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协调激励和制约机制、优化公众参与机制、探索建立环保警察制度等措施完善环境监察执法机制。最后,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需要法律保障。     

Game theory and environmental disputes

The courts have provided the traditional battleground for conflicts between environmental interest groups and those whose actions in some way have an adverse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The judicial process is a time-consuming one in which all sides usually must concede to some points. Environmental disputes involve complex scientific issues which the court system is not set up to comprehend, so that the process gives the parties to a dispute the sense of having lost control of their own destinie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parties to environmental disputes are turning to negotiation, or mediation, as an alternative in which they can be active parties in the settlement-making process rather than the victims of a court-imposed solution When do the parties to a dispute choose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over a court battle? To what extent does each party make the concessions necessary to reach an agreement? These questions can be answered by the game theory that provides a model for analyzing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will apply game theory to two environmental conflict cases A series of questions pertinent to the analysis of all environmental disputes will be raised     

Using the Language of NIMBY: A topic for research,not an activity for researchers

During the 1990s the social scientific literature on local opposition to proposed developments has moved from a focus on individual motives to a concern with the social causes and significance of such protest. However, the language of NIMBYism is still widely used by researchers. Drawing on data from a case study of local responses to a proposed new road the central role that the language of NIMBY plays within siting disputes is illustrated, and it is concluded that academics 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 the dynamics and process of local development disputes might usefully study participants' use of NIMBY, but should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the activity of attributing NIMBYism to certain parties. In addition those concerned with managing, mediating or resolving local disputes should also steer clear of the language of NIMBY and engage with the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of local concerns and interests.     

邻避设施导致的资产损失评估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随着居民环境和公众维权意识的提高,邻避冲突会逐步从感性的情绪表达过渡到理性的利益诉求。选择房地产作为度量邻避设施导致的资产损失的媒介,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构建了邻避设施导致的资产损失评估方法。以南京市为例,选择55个有效住宅社区1980个样本作为处理组,选择25个商圈住宅社区900个样本作为对照组,研究了化工厂、污水处理厂、公墓和监狱四种典型邻避设施对周边资产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邻避设施对周边资产影响不同;化工厂、监狱、公墓和污水处理厂的影响程度依次为302、284、194和180;区域繁华因素等可以消除邻避设施的部分影响;邻避设施周边资产的市场表现仅满足"上涨时涨得少",而不满足"下跌时跌得多"的特点。     

创新型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体系构建研究

社会生活噪声具有量大、面广、分散、影响不持续、监管难度大等特点，本文以现代化环境治理视角和社会治理视角深入剖析了我国当前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存在的问题，结合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特殊属性及其防治的有效实践，分析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中防治措施的内在联系，提出构建创新型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体系。该体系要求在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领域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的力量，强化社会共治，新增公众自治，将环境治理同社会治理有机结合，既强调公众参与到政府主导的环境治理工作中，又强调社会各主体多元共治和自我管理，是社会生活噪声领域公众参与的升级版。最后，本文建议以宁静区域创建为切入点，通过有关监管部门联合发布宁静区域创建指导意见；地方政府落地实施，完善管理和技术指标体系；加大宣传教育，提高德治和自治水平，以点带面逐步拓展宁静区域范围，实现创新型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体系的实质有效性。     

电磁辐射污染投诉原因分析及解决办法探讨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高压输变电工程和移动通信基站越来越多地落户于大型居民小区,由此引发的环境投诉和纠纷呈快速上涨趋势。电磁辐射污染投诉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电磁辐射环境管理法制不健全,思想上不重视,项目环保审批环节脱节,环保与规划部门信息交流不畅,公众维权意识增强,寻求其他经济利益;针对原因提出的预防和解决办法为:加强法制建设、强化现场监管,理顺项目审批和监管程序,建立与规划部门的联动机制,加强宣传,引导司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