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参与青海生态文明建设机制研究

公众参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动力和根本保障。青海省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决定了其生态文明建设的特殊性。本文就青海省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机制内涵、现状进行研究分析,指出由于民族、宗教等原因,青海省需要通过建立与完善生态文明建设中公众参与的行政机制、法治机制和社会机制,拓展公众参与途径和范围,形成青海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     

论环境公共治理的民主协商与沟通功能

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实际上包含了多元主体对环境伦理的价值建构和对环境公共治理实践活动的参与。采用个案分析法论证我国社区环境公共治理范式对民主协商机制的创新。研究发现,执政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管理制度的变革为社会组织参与环境决策、环境立法和环境司法等民主协商活动提供了多元合作与协调的制度性建构渠道,而基层政府在社区开展的环境公共治理运动则有效地整合了社区环保力量,提升了公众参与公共治理协商的集体凝聚力及责任意识。     

论我国自然保护地公众参与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2019年6月《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颁布,指出自然保护地建设应“探索全民共享机制”,突出了公众参与制度的重要意义。在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过程中,公众参与制度虽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但仍面临诸多实践困境。通过分析现阶段自然保护地的立法和实践现状,探析公众参与制度在自然保护地建设中的适用路径和困境阻碍,对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表达、管理体系和保障机制等方面提出建议,从而进一步完善自然保护地中的公众参与制度,为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制度支撑。     

环境治理：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着力点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集中体现,如何构建起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是学懂弄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实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这就必然要求通过搞好顶层设计、完善制度体系、加强执法督查、坚守生态红线来有效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通过强化生态责任、注重利益导向来充分落实企业的主体地位;通过推进生态文明教育、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支持环境公益诉讼来全面促进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共同参与。     

生态文明与环境立法的完善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文明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党的十七大也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建设生态文明,最重要和最有效的途径就是加强环境法治.本文站在完善环境立法的角度,从生态文明的內涵及价值取向、我国环境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完善环境立法的建议等方面做简单论述,以期逐步落实生态文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我国生态补偿机制问题探析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行生态补偿试点,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由于国家体制机制方面的弊端,生态补偿仍存在诸多问题。如生态补偿的管理体制不合理,部门色彩较重;生态补偿的法律体系不健全,责权利划分不清;生态补偿的政策不完善,全局性规划较少;生态补偿的市场不发达,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生态补偿的意识淡薄,公众参与不足等。     

生态文明背景下的环境法治建设

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与价值取向要求法律理念的更新、法律价值的变革以及权利与义务关系的重构；构建生态文明应着力完善生态立法，健全环保法律体系，加强执法、司法环节上的生态保护，完善生态执法的监督机制。     

我国湿地生态补偿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建立湿地生态补偿制度是湿地保护的长效措施。但我国湿地生态补偿制度存在在立法上仅有原则性规定、湿地概念的缺乏、行政管理体制混乱、补偿责任主体过于单一、未考虑受偿意愿等诸多问题。完善湿地生态补偿制度有利于提高湿地资源的法律保护地位与构建和谐社会。因此,进一步提出加快推进湿地生态补偿立法进程、明确湿地法律概念、理顺湿地保护行政管理体制、改变湿地生态补偿责任主体单一的状况、遵循公众参与原则的合理建议。     

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社会共治：结构、机制与实现路径--以“绿色浙江”为例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多元主体社会共治是环境保护和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途径,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趋势。本文以＆quot;绿色浙江＆quot;为例,重点分析了其在组织结构上的独特性,处理和政府、企业之间关系的巧妙性和平衡性,还分析了＆quot;绿色浙江＆quot;在环境保护项目中经常运用的公众参与机制、圆桌协商机制、舆论倒逼机制和服务外包机制等。最后,文章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中社会共治的实现路径包括两个方面：环保组织要加强核心技术的开发和公益人才的培养,地方政府则要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关于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的具体操作程序,扩大社会组织和市民群体参与本地生态文明建设的渠道和空间。     

河北省构建低碳消费模式的法律途径研究

构建低碳消费模式,法律规制十分必要。河北省低碳消费法律规制步伐虽然已启动,但依然面临着缺乏统一法律体系,对企业相应行为规制和保障不力,对消费者低碳消费关注不够以及执法和司法体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在此背景下,为在河北省构建低碳消费模式,笔者借鉴国外先进做法,提出了在立法层面上构建统一的低碳消费法律体系,将消费者的环境权利和环境义务纳入法律框架;执法层面上完善执法机构,加强执法力度,健全执法机制,加大宣传力度;司法层面上提高认识,完善机构,健全司法程序;社会层面上在政府引导下,要求企业、非政府组织及消费者个人广泛参与的法律对策。     

论环境司法保护中的民众助法

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增强环境的法律保护成为必然选择,而环境司法保护中公益诉讼制度不完善、缺少民众对环境诉讼的监督等问题却不断彰显。亟需在对民众助法及其在环境司法保护中的表现加以探讨的基础上,完善民众对环境司法的参与,加强民众对环境司法的监督,增强环境的司法保护,以在构建现代生态文明中有效发挥最直接的民众力量,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新疆生态环境保护法律问题研究

通过对新疆地区生态环境及其法制建设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新疆地区的法制现状不容乐观,环境立法与执法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鉴于此,结合区情对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构想,以期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论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建构

通过实证考察可知,目前我国环境监察执法体制有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制约了生态环境执法的有效性。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是应对执法困境的良药,该体制具有特殊的内涵,其既具有理论基础也具有政策依据。在分析域外环境执法的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环境执法体制存在的问题,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建构应当遵循以下路径。首先,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建构应当遵循合法、效能与环境执法特殊性相契合的原则。其次,建议通过保障组织机构的独立,扩充环保部门的权力,加强环境执法的财政保障以及确立环境执法的独立责任等措施构建起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再次,通过规范的程序机制、确立综合协调机制、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协调激励和制约机制、优化公众参与机制、探索建立环保警察制度等措施完善环境监察执法机制。最后,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需要法律保障。     

水行政执法中违法建筑的探究与化解路径

强化水行政执法制度建设,推进河道违建专项整治旨在恢复水生态环境、促进水生态文明建设。河道违法建筑作为一种“顽疾”,破坏水生态环境、影响防洪排涝,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通过完善涉水法律法规,以河长办与政府部门协调联动执法为主,提升水行政执法人员执法水平与加大法治教育宣传力度为辅,确立司法强制为保障的多元方式,妥善地处理违法建筑,恢复和保护水生态环境。     

农村生态环境污染治理的法律思考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一步，但当前农村生态环境污染现状严重，亟待解决。运用案例分析和文献研究法对农村生产、生活现状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法制方面存在基本法律缺乏、执法不规范、农民环保意识淡薄的问题。而完善农村环境保护立法、强化农村环境保护执法、提高农民环境保护意识这三条路径能够有效解决农村环境法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乡村振兴。     

城镇化进程中生态环境管治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影响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方面。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优化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全球视角从总结借鉴国际上主要国家城镇化过程、模式以及在此过程中生态环境保护和改善的经验入手,从科学规划、科技发展、法律制度、公众参与等方面总结国外经验,并从构建空间治理体系、治理环境突出问题、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加大公众参与力度等方面探索构建我国新型城镇体系下生态环境管治的策略方案。     

中国当代环境法制之传统文化障碍——基于制度运行之现实反思

环境法制的发展,对中国多年来环境领域取得的成就功不可没。中国当代环境法制不仅存在体制矛盾,还受文化制约。环境法制的突出问题主要包括:立法质量不高,授权立法和部门立法色彩浓厚,监管体制发挥作用有限,环境司法救济滞后,环境外部成本难以内化以及公众参与不足。针对上述矛盾,从文化视角分析和解构,充分认知矛盾本身。     

国家环境经济政策进展评估报告：2017

环境经济政策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绿色发展的核心政策之一,创新运用环境经济政策受到高度重视。经过多年的探索发展,我国已经基本建立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为了更好地为有关决策和政策制定提供定量化信息,提高政策设计和决策的科学性,本文采取实地调研法和政策分析方法,对2017年度我国重点环境经济政策的年度进展进行了系统评估,并指出了下一步环境经济政策改革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总体上看,2017年是环境经济政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的一年,环境税费、生态补偿、绿色金融等政策取得了阶段性突破,但是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仍不够完善,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环境质量改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仍然存在结构性短缺,因此,应积极推进环保投融资、生态环境补偿等环境经济政策的创新运用,为环境质量改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长效机制保障。     

我国70年环境立法：回顾、反思与展望

70年的中国环境立法,总体上分为三个阶段,即起步阶段、发展阶段和进入生态文明新阶段。起步阶段是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发展阶段是从1979年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进入生态文明新阶段是从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历史表明,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环境立法在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提到工作日程,并取得一定成绩。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环境法制建设取得历史性进步。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基础上,通过反思,发现我国环境立法依然存在立法质量不高、立法体制机制不够合理、实施效果不理想等问题。为此,应当根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明确新时代环境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加快环境法律的立改废释工作,切实提高环境立法质量,补齐生态保护立法的短板,积极推进相关法律的生态化,加强配套环境法规和规章的制定,加快健全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实现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