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视角下的旅游业驱动城镇化机制分析——以张家界为例

加快旅游业驱动城镇化建设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构建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模型,分析了张家界旅游驱动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演化规律及其影响机制。结果发现:1991—2015年张家界旅游驱动城镇化的强度总体呈上升趋势,阶段性明显,但市辖各区县城镇化对旅游业发展的响应程度不同:武陵源区永定区桑植县慈利县;在旅游业驱动城镇化的影响因素方面,产业结构优化水平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区域经济发展旅游资源禀赋人均道路里程人均固定资产投资。     

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时空演变及驱动因子——以四川省为例

运用熵权法、耦合协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分析了2008—2019年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与耦合协调度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子,总结了各市(州)的发展类型,并提出差异化发展策略。结果表明:①四川省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呈上升趋势,攀枝花乡村振兴发展缓慢,成都、阿坝州、宜宾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心。②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呈耦合协调发展趋势,具有显著的空间异质性,以濒临失调和勉强协调为主,呈东南低、北部高的空间格局。③星级农家乐和乡村酒店数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旅游总收入占GDP比重等是影响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协调发展的主要因子。     

四生空间视角下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实证检验

基于国土“三生空间”最终服务于人全面发展的目标而提出乡村四生空间,构建了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并运用熵值法、核密度估计、自然断点法方法剖析了2011—2020年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上呈“长期上升—短期下降”的变化特征,区域间、省市间发展水平差距存在扩大趋势。(2)长江经济带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表现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西陡峭,南北亦陡”的空间趋势特征,同时出现高水平区在下游集聚、低水平区在上游集聚的空间格局。(3)长江经济带11省市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水平可划分为稳步提升型、类型维持型和交替变化型三类。(4)基于因子—因素的逻辑,构建了创新水平、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文化单因素以及双因素协同作为驱动源、四生空间优化作为传导过程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驱动机制。     

基于TOPSIS模型的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水平测度研究

讨论了乡村旅游与乡村新型城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认为乡村旅游是乡村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而乡村新型城镇化是乡村旅游的有效助力。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水平是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乡村旅游作为实践乡村新型城镇化的现实路径,在其自身遵从旅游业基本发展规律的同时,有效推进乡村旅游目的地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的能力与程度。在此基础上,定义了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度的概念,构建了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度评价指标体系,基于TOPSIS法构建了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度测算模型,并以江苏省句容市的白兔、后白两镇为案例进行了实证评价和分析。     

基于生命周期评价理论的旅游产业发展研究——以张家界为例

旅游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产业。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的发展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以张家界市为例,分析了影响旅游地生命周期发展阶段的因素及张家界旅游生命周期阶段,提出了通过推动旅游地旅游产品推陈出新,加强景区利益协调和推动低碳环保的张家界旅游发展路径。     

民族村落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红旗村为例

以吉林省延边州红旗村为案例研究地,构建乡村振兴系统与乡村旅游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依据2014—2018年的指标数据计算了综合评价指数、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红旗村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存在耦合关系,处于中等强度耦合阶段;乡村振兴系统与乡村旅游系统综合评价指数呈连年上升趋势,但后者综合发展水平高于前者;红旗村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低度协调、中度协调和高度协调3个阶段,并向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演化。     

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张家界为例

基于旅游业与城镇化相互作用关系,借鉴效率概念及内涵,界定旅游业与城镇化耦合效率概念与特征。以张家界为例,采用1989—2014年统计数据,结合DEA和Tobit方法,探讨旅游业与城镇化的耦合效率、演化阶段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6年以来,耦合效率呈上升趋势,技术效率水平较高,规模效率次之,且两系统的规模报酬一直处于变化中,说明旅游与城镇之间的资源要素的利用程度不够,投入冗余严重;结合变化形态,大体上耦合效率可分为低效—成长—调整—优化四个阶段,不同阶段效率特征不同;发现旅游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技术水平是正向影响因素,资本效应和交通水平为负向影响因素,文化效应的作用不显著。     

乡村旅游发展动力机制研究——黄金山市实证分析

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不同的地区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寻找其发展的核心动力.基于此,在众多乡村旅游文献的基础上总结出乡村旅游发展的四种动力:核心景区驱动力、资源内生动力、城镇促动力、交通促动力.然后,选取黄山市乡村对这四种动力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以此验证四种动力的现实性与实用性.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旅游酒店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凤凰古城为例

利用演化经济地理思维构建旅游酒店空间演化的理论框架,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研究2001—2019年凤凰古城旅游酒店空间演化的总体特征及影响因素,揭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旅游酒店空间格局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旅游酒店空间演化具有路径依赖特征,受历史、社会和经济变化“三轮驱动”,旅游酒店空间辐射作用由一级集聚中心向邻近次级集聚中心靠近,对城市边缘区的扩散力尚弱。(2)凤凰古城旅游酒店空间格局呈现显著集聚特征,热点区域所在街道单元为沱江沿岸的历史街区,呈现由沱江中游向上下游扩散的趋势,形成“首尾疏、中间密”的格局;旅游酒店空间演化过程经历了萌芽阶段（2001—2007年）、发展阶段（2008—2012年）以及涌现阶段（2013—2019年）。(3)在历史选择基础、城镇用地限制、经济发展以及城镇化建设等因素的共同约束下,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结合旧城改造与新城建设,实现生态空间景观化、生活空间商用化和生产空间旅游化,改变旅游酒店空间格局。     

张家界大鲵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实证分析

大鲵产业是张家界市重要的新兴农业产业,而旅游产业是其支柱产业,当前张家界面临着培育发展大鲵产业等新兴产业和升级旅游产业的双重任务,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是实现产业升级的可行之路。依据大鲵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机理,选取大鲵产业综合产值、养殖规模、农村居民纯收入、旅游总收入、接待国内旅游人次等14项指标构建张家界大鲵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度的评价模型,并基于张家界市2012—2017年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张家界市大鲵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趋势愈加明显,但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偏低,2013—2015年属于旅游产业滞后型,2012年、2016—2017年属于大鲵产业滞后型。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大鲵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建议。     

基于PROMETHEE法的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测度、空间分异与收敛性研究

在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PROMETHEE评价法测度2013—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水平，并进一步采用莫兰指数、冷热点分析、趋势分析、收敛检验探究了乡村振兴水平的时空分异特征及趋势，最后借助PROMETHEE彩虹图分析其优劣势指标。结果表明：(1)中国乡村振兴整体水平有所提升，区域间差距明显缩小，并呈现“东部较高、中部居中、西部较低”的位序特征；(2)各省乡村振兴水平存在高度的空间集聚，热点、次热点区范围不断扩大，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东西陡峭、南北平缓”的空间趋势特征，同时也存在着地域差距收敛和发展速度收敛两种收敛趋向；(3)东部地区优势指标多，但存在个别短板，中部地区优劣势指标参半，西部地区大部分为劣势指标，乡村振兴驱动与障碍因素存在地区差异。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培育发展增长极与区域协同发展、宏观政策引领与因地制宜相结合的对策建议，以促进区域间发展差距缩小与农村地区发展瓶颈突破。     

乡村振兴视角下的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五链驱动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在农业农村发展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飞跃。立足于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提出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五链驱动"路径:扩展产业链、优化生态链、融合文化链、提升管理链、完善生活链,为乡村旅游转型升级搭建理论框架与发展思路。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为例

以广西富川瑶族自治县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耦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耦合协调关系评价模型,分析了乡村振兴与乡村旅游的综合发展水平、耦合度、耦合协调度。结果发现:①富川瑶族自治县乡村振兴系统与乡村旅游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②二者的耦合度呈现波动上升,总体处于中度耦合阶段,但耦合值有待提升,系统相关性良好,耦合作用初见成效。③耦合协调度在时间序列上呈梯度发展,在发展阶段实现了从"失调"向"协调"的转变,协调作用由弱到强,呈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整体协调度有待提高。     

“村+”类体育IP促进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与实践研究——以贵州“村超”为例

运用文献资料、实地调查、专家访谈等方式,以文体旅融合发展为切入点,深入探究“村+”类体育IP对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并以贵州“村超”作为个案分析,并挖掘“村+”类体育IP高质量发展对乡村振兴的价值,以期为乡村振兴提供贵州的实践经验。研究发现:“村+”类体育IP的“文体旅”融合发展模式推动了旅游产业的转型,打开了乡村旅游的新思路,实现旅游高质量发展;贵州“村超”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成功经验,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贵州实践。经验启示:并不是所有的“村+”类体育IP都能出圈,各地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地域资源禀赋、多元主体共治、搭载地方丰富多元的文化并坚持“文体旅”融合发展、重视宣传和引导、坚持人民至上,以实现其良性发展并促进乡村振兴。     

中国旅游电商政策的演进与发展趋势

以186份中国旅游电商相关政策文件为研究样本,综合使用政策计量、数据分析和人工判读等方法,全面梳理了中国旅游电商领域政策发展历程及演变特征,为今后更好地制定相关政策、促进旅游电商经济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结果发现：中国旅游电商政策演进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分别是2001—2008年萌芽期、2009—2014年起步期、2015—2019年上升期、2020年至今成长期;旅游电商政策主要内容包括在线旅游企业和平台监管、扶贫语境下乡村旅游电商发展、智慧旅游和电商促产业发展等三大类,整体呈现出发文主体多方参与但合力不足、发文主题与时俱进并不断丰富等特征。未来需要在电商行业市场秩序监管、数字文旅产业创新、业态融合力促部门深化合作、乡村振兴配套政策支持等方面增加政策关注。     

基于“人—地—业”体系的城乡融合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为从根本上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破解“三农”问题和“乡村病”难题，“城乡融合”理念被提出，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本文以县域为单元，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基于“人—地—业”体系探究2000—2018年吉林省城乡融合发展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研究期内吉林省城乡融合水平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在空间上表现为中部与西部优于东部，并形成了以市区为核心的“以一带多”发展格局。(2)研究期内人口与产业融合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且产业融合在3个维度中上升幅度最大。(3)吉林省城乡融合发展是“产业主导、多元协同发展”机制下人口、土地、产业共同促进的结果，多因子协同交互作用会进一步影响城乡融合发展。(4)实现人口双向自由流动、闲置土地盘活利用、三产融合发展是推进“人—地—业”协同发展的重要环节，是实现吉林省城乡融合发展新格局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     

集中连片特困区乡村旅游满意度影响机制实证研究——以武陵山片区张家界、凤凰为例

集中连片特困区的脱贫发展事关我国2020年全面小康战略目标的实现。近年来,乡村旅游的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深入了解近年来游客满意度的影响因素有助于乡村旅游的长足发展和片区脱贫目标的实现。基于美国顾客满意指数模型,以武陵山片区的张家界和凤凰为例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游客普遍持较高的包容参与乡村旅游,大多数游客由于前期期望不高,普遍对当前的乡村旅游较满意;乡村旅游供给方不应进行虚假宣传,以免因游客抱有过高期望而产生失望和抱怨。此外,乡村旅游供给方应加快提升乡村旅游品质,尽可能增加乡村旅游的价值含量,并建立游客投诉机制,从而实现对乡村旅游的实时监控并进行持续优化。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对策建议:对本地乡村旅游进行真实宣传推广;加快推进"全城旅游",建设精品景区,建立健全旅游配套设施等。     

东北老工业基地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绩效评价与驱动机制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在城镇化科学释义的基础上,基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四维一体的研究视角,综合构建了吉林省城镇化测度指标体系。基于时空分析方法,对2000—2014年吉林省城镇化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土地城镇化与经济城镇化发展速度迅猛,驱动着吉林省城镇化的发展,但土地城镇化强调了土地的规模扩张,缺少土地利用效率的内涵增长。同时,经济城镇化仍为工业化驱动,内生动力发展不足。(2)理想的城镇化之路应为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而吉林省城镇化之路为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吉林省推进的仍是一条粗放外延式的城镇化发展道路。(3)生态环境、产业结构、用地条件以及交通条件是吉林省城镇化发展的主要驱动机制,由此产生了城镇化非均衡发展现象,对吉林省城镇化的科学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共同体视角下旅游型传统村落乡村性重塑探究——以湘西地区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受旅游要素驱动,传统村落乡村特性出现主动或被动地解构、重构,乡村性作为表征该类村落存在的核心要义,其强化、弱化会加速村落振兴、衰亡。为此亟需对其展开综合探究,积极引导其良性延续、传承,助力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可持续。本文以湖南省西部地区典型传统村落为例,基于共同体理论,根据乡村振兴总要求从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4个层面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性共同体重塑理论框架,以此推动各乡村性要素系统重塑。结果表明：(1)共同体视角下,旅游型传统村落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乡村要素在乡土空间孕育衍生,随着村落发展不断变革衍化又反馈于乡村性建设,其中生态是基础,经济是支撑,文化是核心,社会是基底,共同推动村落开发和乡村性保护传承。(2)因自然资源、人文禀赋及旅游资本介入程度不一,该类地区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要素对乡村性重塑的作用强度和方向均不同,致使乡村性表征及演化过程差异显著。(3)以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为标杆衡量乡村性发展程度,结合区域特性这一核心竞争力,从现状问题、保护对策和建设目标等方面构建旅游型传统村落乡村性重塑实践过程,形成传统村落乡村性保护传承和旅游可持续的一般规律认识。     

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社会脆弱性评价与影响因素——以大南岳旅游圈为例

从敏感性和适应能力视角出发,构建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结果显示:(1)空间距离临近性对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敏感性产生了一定的扰动,但影响程度有限,大南岳旅游圈乡村旅游地社会脆弱性主要集中在核心景区的东部。(2)单一的季节性旅游自然景观或单一的文化景观开发是当前许多景区边缘型乡村旅游地发展存在的主要现象,这种开发模式不利于乡村旅游地的长久发展。(3)景观类型与核心区相同时无法有效吸引游客,而景观类型具有独特性时能有效吸引游客。(4)适应能力对社会脆弱性的影响程度高于敏感性对社会脆弱性的影响程度,旅游服务质量等8个指标对乡村旅游地社会脆弱性有着重要影响。